一骑当千雄辩之拳:再忆甲申之警钟

金铿然
前不久，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又有几名省部级贪腐高官曝光，他们是：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厚宏、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席、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跃。另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一份白皮书中谈到，从2003年12月至200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各级纪检机关给予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处分的党员达十六万四千八百多人，其中处级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又据最新报道，2005年因贪污腐败受到处分的省部级高官达13人。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审议批准了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到这些报道，我不禁想起了“甲申”——甲申之警钟！
公元2004年是我国农历的甲申年，干支一转为60年，上一个甲申为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后期，距离胜利之日不远。当时，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一篇长文《甲申三百年祭》，讲的是三百年前的甲申，即1644年的事，其中谈到明末朱氏王朝统治的极度腐败，同时也讲到甲申年农民领袖李自成攻入明朝京城之后，“开国”功臣们就以为大功告成而骄傲自满，大兴土木，建造王府宫殿，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至“大顺朝”很快就被由东北进关的满蒙八旗部队打败，不得不离开占领不日的北京向内地溃逃，导致最后灭亡，等等。
郭沫若文章发表后，当时身在延安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十分重视，号召仍在“整风”中的中共党员及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郭文所提出的三百年前李自成失败而灭亡的历史教训。其时，我们一些在大后方重庆地区的革命知识青年，也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号召，认真阅读了该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郭沫若文章（很快就印成小册子）内的历史情节和故事文字细节，现在已记忆不清，但毛泽东指出的文章的主题用意，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壮大。在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内战较量中，得到全国包括蒋管区民主力量、革命学生运动及工人、农民斗争的支援配合，仅仅以三年多的时间，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以摧枯拉朽的破竹之势，取得了除台湾之外的全中国的胜利。
历史果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上演相似的活剧。在中国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更迭中，统治阶层掌权以后或迟或早必然会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天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事件曾向全国敲响警钟，震慑一时。当时最高领导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决。但是，严惩刘、张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腐化堕落问题，只是在舆论垄断的情况下，一些上层人员的腐化事实，一般干部和民众并不知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事件不时暴露出来，到了今天，贪官污吏自上到下层出不穷，从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部长、省长、市长、厅长、局长、县长直到基层的镇长、乡长、村长，各行各业贪污腐化似乎无所不在，以至老百姓中有这样戏谑性的顺口溜：“一个某某某（大贪官的姓名）倒下去，千万个某某某站出来。”
中国的经济仍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而当代中国的贪污腐化现象却也“与时俱进”，具有了“现代化”的表现。不少贪官污吏损公肥私，非法攫取国家财产，把国家的，也就是老百姓的钱财搜刮到私囊之中，然后千方百计把掠夺的财富转移到国外银行，并购买高级公寓和别墅豪宅，为他们外逃后以及他们的老婆、子女后代享受。据媒体公布的数字，至少有四千多名贪官污吏外逃，携走（主要是事先转移）非法掠夺的赃款估计至少50亿美元！另据国外报刊透露，中国有的外逃贪官和官商勾结而发家的“大款”在美国加州等地购买豪华别墅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现款当场一次付清，令一些美国房产商瞠目。因为在西方购置房产，一般都是先付一笔现金，其余款项以后分期支付。
如此猖狂的贪官污吏，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不但在政治、经济领域，并且出现了更广更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医务、教育、学术腐败等）现象。这是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引来的，或者某领导人号召或提倡的结果呢？当然不是的。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都是开放的，它们也有腐败现象，但似不如我们中国这么“名震全球”。而在中国，自毛泽东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或文章中，从来也都是反对腐败的，有的领导人还把腐败问题同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命运联系在一起。当今在职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下级和群众讲话，从来也都是反腐倡廉的。但是，有的领导人公开讲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出现一些昨天反贪污报告时冠冕堂皇，今日却因自己的贪污受贿被曝光而锒铛入狱的事实。这里有一个言行不一的问题。一个领导人口头讲的头头是道，实际他做的完全是为了一己（一家、一姓、一伙、一帮）的私利，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在这样口是心非的人领导下，反腐肃贪的实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另外一个问题可以说是关键，就是如有的明眼人所提出的，一个再高明不过的外科医生是很难为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的。他或者可以为自己腿上、脚上的一个小疣动手术，但对长在自己肺、胃、肝、肾等部位的肿瘤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说，只有实现人民群众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只有实现社会监督（包括各种媒体等舆论的监督），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的体制，使权力受到多方面的、严格的制约，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改变中国官员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这些并非我的创见。
让我们再三再四地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在延安与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
上一个甲申的第二年，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自重庆到延安访问，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一次，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话，问黄老来延安后的感想怎样。黄老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老人做了一些说明之后接着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讲这番话是1945年7月，在延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也一直主张并要求在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且对“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制度表示首肯。这是当年在大后方读过《新华日报》的一些人记忆犹新，难以忘却的。
但是，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我以为毛泽东主席大概淡忘了他自己关于跳出“周期率”要走民主“新路”的谈话，尤其是1957年大规模“反右”，整垮至少50多万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之后，思想上却以“马克思+秦始皇”自诩，“心血来潮”，一言九鼎，以致“三面红旗”、“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更不用提“文革”十年了。而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昔日文豪郭沫若，在建国后，一切以“上”意是从，已毫无谏言可进了。
1883年辞世的马克思，若地下有知，发现有后人将他同中国的秦始皇并列在一起，不知有何感想。根据马克思一生实践和他的著作，他是绝对不齿于同公元前三世纪古代东方皇帝“为伍”的。上点年纪的人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他们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的社会，作为他们理想的新社会的。热爱自由和人权的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同意对人民群众施行专政的。
至于秦始皇，我这里想起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唐末一位诗人章碣写的一首七绝，诗曰：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诗概述了史实：秦始皇（祖龙）焚书坑儒为时不远（坑灰未冷），就有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刘邦、项羽在东边起来造反了。
中外历史证明，秦始皇之类的极权专制，绝不可取。但当时的当局者不以为然，以至由“反右”而发展到“文革”，除极少数人外，全民族遭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甲申之警钟不可忘却。时至今日，自由、民主、法治的世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我们已经耽误了时日，非急超直追不可。中国一定要走上“新路”——民主之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