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大连哪有赶海的地方:美国文化唯物主义技术观研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02:44:46
View on Technology of Culture Materialism in America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年10期
孙孝富 美国人类学家马尔文·哈里斯以"文化唯物主义"观点著称.他把技术的内容放在其社会文化体系的基础结构部分之内,并赋予技术以客位性行为的特征.哈里斯是一位基于基础结构决定论原则的弱技术决定论者.研究其技术现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是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其一生中,威廉斯广泛研究了文学艺术、政治、大众传媒、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独具匠心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新左派评论》主编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曾指出:"威廉斯是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性、一贯性和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意义
亭子间文人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放在一起谈论，是由于二者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论争之后的一种思想在英美两国的翻版，这种思想就是新历史观，它不同于旧的历史观，它是与批评本文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与历史的关系，被理解为本文与语境的关系。
人们曾经认为本文是自足的，文学批评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纯粹形式的研究：新批评派拒绝考察本文外的东西，结构主义陶醉于寻找本文的深层结构，后结构主义消解本文深层与表层结构的对立或差异。然而，不该被排斥的东西必然存在，本文作为一种话语，包括在话语实践内，涉及说话人、受话人、本文、语境。语境是说话人说出本文的动因和背景，是受话人理解本文、与说话人交流的关键因素。本文依赖于语境而产生，产生之后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与产生它的语境的关系的“瘤节”仍留在它的机体内，考察这个“瘤节”，可以使我们通过语境认识本文，或通过本文了解语境。
语境乃是产生话语的环境和背景。两个人遇到一起，一个人当时的环境与另一个人的乐意倾听使他的话很容易出口谈开，这就是语境。当然，文艺批评研究的语境是大的人类社会，对于具体的文艺作品本文来说，语境就是产生它的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状况。
对过去的社会的历史状况的研究依赖于一种历史观。一般的历史观有两点是明确不移的。第一，历史是事实性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认识发现它的“本相”；第二，文化受制于历史的政治经济结构。前者把历史看成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和工具的实际存在物，如果历史学家能熟练地运用其工具，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就能发现“过去的”史实，由此获得主观认识之符合客观规律的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后者强调文化是对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反映，这种反映是被动的、忠实的。
考察本文和语境的关系，就要考察语境和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当本文的语境是文化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是语言符号的载物；当本文的语境是历史时，我们就需要一种历史观来认识历史。新历史观与“旧”历史观的不同处，大致地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反对历史是认识的客体的观点。“什么是历史客体？尽管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作出那么多的详细阐述，含糊其辞和限制条件，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按其定义，所有逝去的就不复存在。准确地说，历史客体就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物所作的‘表述’。表述的客体是保留下来的纪录文件。历史客体，即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中，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客体。……什么可以算作过去要取决于历史知识范畴中运作的意识形态的模式的内容。过去的内容——它的性质、时期和问题——取决于具体意识形态的特征。书写历史的具体模式以纪录的形式作各种表述。人工品、洗衣单、法庭花名册，厨房的垃圾堆，回忆，被转变成本文——通过表述，我们可以了解真实。本文，由于被阅读而成为本文。因此本文的定义取决于阅读。本文是历史知识的产物。历史的书写是分析这些本文的本文生产。”[1] 作为新历史观的经典描述，这段话主要包含下面一些思想：一，反对历史的实在的客体，只承认表述的客体，如被保留下来的记录和文件等，它们对历史真实的表述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二，我们认识历史，实际上是对表述历史客体的本文的阅读和诠释，是分析这些本文的本文生产。关于第二点，我们还可以引用欢呼新历史主义到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美国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的一句话来表达：“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2] 因此，本文的历史语境不再是历史，而是历史本文，或者文化。
新历史观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观的第二点，是本文和历史的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反映关系，中间有了历史本文和社会文化层。本文与历史本文或文化本文是互为本文的关系，它们与具体的历史政治经济，通过意识形态互动。所谓互为本文或互本文性，是新历史观从后结构主义者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那里借来的词，借用巴尔特的话说：“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任何本文都是过去引文的一个新织体”。[3] 新历史观之不同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消解中心，反对形而上学，更在于它强调本文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一词的原意是思想体系，马克思用来指观念上层建筑，伊格尔顿用以指“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4] 新历史观用来强调本文与政治或权力之间的关系。道利摩尔认为，文化或历史本文中，“非支配性因素同种种支配性形式形成相互作用，时而相互共存，时而又被吸收或者甚至被毁灭。但是，非支配性因素也向种种支配性形式发出挑战，使之被修正，甚至被移位。文化并不是按照任何想象力乃至文学想象力的放纵所期望的那种统一体。”[5] 在新历史观这里，本文成为了政治和权力势力所表征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
那么，作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紧抓住新历史观不放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它们的批评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它们声称，它们希望“通过加强对作为文学本文源起的历史语境的注意，从而对盛行的形式主义者的研究实践进行补充。”[6] 反对形式主义者，他们必须吸收先行者的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本文与社会历史的关系，重视意识形态对本文的影响和渗透；诠释学重视本文的开放性，理解过程包括了前理解、语境、主体性，本文与主体的交流等，这些自然被后来者吸收。更重要的原因也是深层的原因还要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关系来考察。
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繁荣，进入了鼎盛时期，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封建社会向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通过介入社会的积极斗争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并建立了新的意识形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可以说是代表，意识形态被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批评也高度繁荣。进入帝国主义后，资本主义已经将意识形态牢牢占为己有，它乐于守成，缺少进取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平息了，意识形态批评也进入了衰落期。这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对日趋僵化的意识形态统治不满，又碍于帝国主义的强盛，无力作意识形态的正面反抗，便逃避到语言的本文游戏中，陶醉于消解一切语言中的结构、中心、二元对立、逻各斯的战斗，并在语言的废墟上幻想自己的胜利的狂欢。新历史观可以说是反映了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知识分子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中获得了力量，他们不满足语言狂欢的虚假胜利，开始力求介入社会历史的进程，揭示意识形态内部斗争的真相。于是，历史的反思，意识形态批评对政治和权力的重视，又重新张扬。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作为新历史观的美英两国的翻版，除在主要内容上相近外，也有着不同的特征。
相同的特征除了上面阐述的新历史观——历史作为本文，本文与历史本文或文化本文的互本文性，重视意识形态分析外，还有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从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兴起强大起来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及演出典型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新历史观研究的理想的历史本文。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批评家都是莎学专家，他们的批评代表作都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从前面提到的他们的作品的题目上可以看出。
那么，它们之间的不同特征呢？首先，蒙塔鲁斯有这样一段话认为：“相对于英国学者的侧重政治、阶级问题，强调现代文明如何拨用过去的文化，美国学者似乎致力于重新勾勒出作品当初产生时的社会文化处境”。[7] 这句话的意思不很明晰，作这样的理解可能更近于理论本身的真实：新历史主义重视历史，历史与本文的关系；文化唯物主义重视政治，本文的意识形态性质。其次，蒙塔鲁斯认为：“英国的‘文化唯物论’（一个具有公开争议的术语）始终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学术话语，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一个取悦于美国人对新事物的商品崇拜的术语）正在成为最新的学术正统——与其说它是一种批评不如说它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主体”。[8] 这里有作者作为美国人的偏见，倒也道出了真相：两者与统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同，地位不同。新历史主义在对历史的意识形态分析中为统治意识形态作一定的辩护，与统治意识形态有一定的亲合关系，因而广受欢迎，渗透到所有文学研究的领域。文化唯物主义一定程度上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部分，由于其比新历史主义更激进的与统治意识形态疏离的性质，在对历史意识形态分析中揭示一切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利本质而对统治意识形态有所触犯，始终未成为英国批评的主流，它的学者主要分散在一些大学机构里。再次，它们的理论构架也有所不同。新历史主义重视“历史本文”概念，强调历史与历史本文，文艺本文与历史本文的互本文关系；文化唯物主义更重视“文化”概念，强调本文是“工程”，作为综合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工程，是对现实政治的移置，即现实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如何在本文的世界中被置换。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作为后现代主义论争之后出现的新事物，有其积极意义。
首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论争作为后现代来临时的喧哗与骚动，反映了人们对后工业社会这一新的社会结构的渐显的辩护、欢迎、恐惧、怀疑、反对的不同态度的话，那么，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则反映了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子更积极的历史姿态：承受并批判。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说：“我们必须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既是全球的但又是美国式的后现代文化，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和经济统治新趋向在其内部和上层建筑里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和在整个阶级历史上一样，文化的下面是流血和受难，死亡和恐惧”。[10] 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全球化趋势使霸权主义如虎添翼：由军事、经济、政治到文化、信息上的侵略；使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崩溃和所谓的后殖民化；使人与社会的意义表征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11] 使社会越来越被少数政客和专家操纵，广大人民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永远是本质上有缺陷的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承受理想家和先觉者的一切痛苦，督促社会警醒自己的缺点，向更好的更适合人的诗意地栖居的社会进步。后现代主义的论争的阶段已经被跨越，真实地存在其中和面对后工业社会环境已经开始，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突出历史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批评，对后现代社会的弊端试图做到“只有政治上的行动才能对此提出挑战”。[12]
其次，20世纪是“语言论转向”的时代，20世纪西方美学和文论经由语言本文的完美自足的乌托邦的陶醉到这一乌托邦大厦的崩溃，体现了一个特征：对语言本文的重视，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又由于对历史社会、主体的排斥，有着致命伤。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正是扬长避短，吸收了语言本文研究的丰硕成果，又关注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向社会打开书斋之窗，在20世纪末奏响了迈向21世纪的进行曲。
[1][2][6][7][8]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41-42；19；95；267； 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巴尔特《本文理论》，见《松开本文——后结构主义读本》，第39页，伦敦1981年版。
[4]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第1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道利摩尔《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见《政治性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新论》，第6页，曼切斯特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12] 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78；1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 参看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
文化、自然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自然的理由》是美国当代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力作。奥康纳认为，“对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理论空潮，因此，他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奥康纳的结论是：马克思是在一种“前人类学”的阶段进行话语言说的，而没有领悟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他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笔者认为，詹姆斯·奥康纳在对“方法的探求”的过程完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文化；自然；社会劳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引者注）的最后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2）目前的生态危机（ecologicalcrisis）也呈现出全球扩散态势，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一切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自然的理由》（下文简称《理由》）是美国当代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er）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力作。在该书《前言》中，奥康纳展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首先，三种“古典管理模式”的瓦解，即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削弱；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巨大推动下）的变化；南部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第三世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瓦解和消亡。其次，资本的地区化和全球化，以及作为资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孪生兄弟的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成倍增加。（3）在这些背景之下，形成了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例如：女权、种族、生态等]和工人运动向生活领域的扩展，作为这种新的社会变化的理论之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ecologicalsocialism）应时而生。
一、理论生长点：马克思的“理论空潮
在《理由》的《导言》中，奥康纳借用黑格尔（Hegel）的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在天亮的时候却折起了它的翅膀”暗喻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4），因此，在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可信的，从而也就指认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奥康纳在对有学者攻击马克思在生态学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观点时的辩解中，则直接指认了马克思的“在关于社会的观点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幢(5)思想。
在《理由》的第一章的《导言》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思想源头凸显出来。“卢卡奇作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所获得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正处在物化之中，这一观点相继被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以及其他一些批判理论家所采纳。他们这些人对具体的社会和国家的批判是马克思当年对商品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的一种逻辑上的自然延续。”（6）奥康纳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实践则是持否定态度的。“类似于前苏联的那种并非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那样的东西”（7）（着重号为引者加），“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其实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深层的规范性要素并没有关系……。”（8）
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试图尝试的是环境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一种对话，但作为一种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呢？他的回答是，马克思的“理论空潮的存在。“对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关心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难道不是被遗忘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绝对是。其实，正像我们将看到的一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尽管的确存在着上述所论及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空抄…”（9）（着重号为引者加）“理论空潮的存在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使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成为可能。
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一种历史解释观
《自然的理由》全书共有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史与自然”，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做出阐释。用奥康纳的话说，这一部分是“对方法的探求”，而这种“探求”尤其集中在第一章《文化、自然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这也是本文重点解读的文本部分。
与我们对马恩经典文本的看法不同，奥康纳在第一章《导言》中指出，“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说明。”（10）（着重号为引者加）他还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十一条提纲提出类比看法认为，不能将它看成基督教“十戒”那种东西，并且认为《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始源性著作中，马恩依然没有梳理出方法论的清晰轮廓，并将之归因于在他们有生之年没有证明之或否定之的历史资料。因此，奥康纳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观念”（historicalmaterialistconception）认为是一种“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这一点事实上也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
物主义的“重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奥康纳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对象是“历史的延续、变迁和转型的过程，即世俗性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以及令人可敬有可畏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革命以及反革命的过程。”（11）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指认为“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和转型的一种方法”（12），并将这种唯物主义方法的辩证法特征概括为：“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被放置在历史之断裂性的维度上加以解读。”（13）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蔓延，生态科学的出现和生态斗争的事实，奥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拓展已成为必然趋势，这也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客观实践支撑。他也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双向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内拓展：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和已经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再生产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不仅如此，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的自然界，不管是“第一自然”，“第二自然”，（奥氏所言“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笔者认为可理解成“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也应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这便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向外拓展。
三、三大主题：文化、自然和社会劳动
马克思的“理论空潮的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超越的是“存在于历史理论和地理－生物学理论或假设之间的二元论现象”（14）客观上要使文化（culture）和自然（nature）这两大主题和传统马克思主义（traditionalMarxism）的社会劳动主题走向融合，而这种融合的方法论模式的探求，即就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展开。
奥康纳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的分析中，认为其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还必须研究社会劳动作用于自然和文化的方式问题。”（15）
针对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和资本的拜物教的理论之外，并不存在一种关于文化、语言、主体间性和伦理的理论，奥氏指出，“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practice）”(16),进而他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维度：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即由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所组成；生产力的主观性维度，因为生产力不仅包括总体上的活劳动，而且还包括劳动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并且这些方式不仅受技术水平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生产关系的客观维度，因为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具有客观性，奥氏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举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全球跨国资本重组的趋势；生产关系的主观维度，因为财产范畴具有文化意蕴并且建构特定的剥削方式的方法是受致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他以日本企业文化重责任感和美国企业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来说明这一点。至此，文化主题(culturalsubjects)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被凸显出来，文化主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地位的提升，实际上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阐释“科学性”努力方向的一种“重构”。
至于自然主题，奥康纳直接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体）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17）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突出的是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成功论证论证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却“边缘化”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突出了“人化自然”，却未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正因为这一点，奥氏将马克思定位于“前人类学”的话语言说，并未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奥氏对马克思的定位和自然主题的彰显，对于我们反思传统解释框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着“主客二分”倾向，有可借鉴之处。）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是以协作为介入点的。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之所以被忽视或弱化，是因为源自协作未被全面理解（例如：协作所应具有的文化形式或自然系统中的“协作”内涵）而被单方面处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理论倾向，在这种观点看来，决定一个具体的协作模式之性质的是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即“技术决定论”；而受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从现有“权力关系”的起源角度推导出协作模式的性质，即“权力关系决定论”（这种观点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奥氏则认为协作应或多或少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样式的基础上，即由技术、权力关系、文化和自然“四因素”决定，进而将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生产关系内的变化引起协作关系进而影响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并指出协作本身既有量的维度又有质的维度：协作量的维度即协作的规模，这一维度在现时代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全球协作分工模式的形成；协作质的维度是指用历史的、具体的方式把劳动活动和生产过程中的的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力量形式，以及反抗这种力量的形式，《理由》中是以罗马银矿协作、封建庄园协作和资本主义早期工场协作来说明三者不仅有协作量的维度区别，更有协作质的维度不同，并推动生产力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劳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题。《自然的理由》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交互作用，社会劳动则在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奥康纳认为社会劳动是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一个物质性的临界面”，并指明了社会劳动的客观和主观的两种功能：社会劳动的客观功能是指创造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客观世界；社会劳动的主观功能则是建构自己的主观意识世界，以及对新的人类物质活动可能性的二重影响。至此，社会劳动与文化、自然一起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三大主题。
四、核心理论：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核心是从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展开的。他认为马克思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把它视为与社会基础相交织在一起的，无疑还处于“前人类学”的阶段，因此，“由于没能领悟到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18）（着重号为引者加）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视域中作为建构者的地位的“丧失”。奥氏将文化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表述为：“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力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19）
奥氏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在不具备充分文化性的同时，认为它在唯物主义的维度上也不彻底。由于马克思对自然的自主性的忽视和马克思的“理论空潮的存在，奥康纳直接阐述了自己的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自然具有一些自主性的生产力，这种自主性源于“森林的持续性、土壤形成的周期、特定种类人口的增长模式以及气候的变化”（20）等自然界的“弱规律性”；自然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的一定形式，与其他因素相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可能性，《理由》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举了中小财产所有制在哥斯达尼加比中美洲其他诸国更为适宜，是源于该国的地形的特征。因此，他更进一步修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观点，自然界不仅如马克思所说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是自主合作者。
奥康纳的文化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是站在现代人类学的立场上，凸现了文化实践的作用；他的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针对马克思的“理论空潮，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笔者认为，文化维度在传统解释框架中被忽视了，对“重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自然维度。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重构”并不是指认奥氏本人力图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可能用后现代话语“消解”更符合作者真实本意，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长于后现代语境中。）但这种“重构”，在奥氏的思想架构中又是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学决定主义”作了严格区别，从而为在实践中走向生态学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并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同时，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劳动也被“重构”：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人类的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21）（着重号为引者加），同时社会劳动又被赋予了自然特征——“人类的劳动不仅建立在阶级权力、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以及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自然系统之上。”（22）（着重号为引者加）。在被“重构”的社会劳动中，自然和文化的因素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使得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学成为客观事实，但文化和自然二因素的结合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奥康纳的政治理想认为，单一生态学文化所导致的单纯绿色政治和单一文化生态学导致的单纯红色政治，应该在物质性和政治性的维度上被扬弃，作为“红”“绿”结合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应走向前台。
在《理由》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和自然”中，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学社会主义作了如下描述：“生态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使用价值的。”（23）
参考文献
(1).米路斯·尼可利奇编：《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58。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152。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Ⅳ、2、3～4、50、1、49、5～6、50、51、51、51～52、11、61、61、62～63、72、72、9、77、77、439～440。
转贴一篇赖教授文章
第六章
美国公共图书馆为何兴起? 不同的典范及其不同的解释
第一节 前言
美国公共图书馆为何兴起? 这样的问题对某些图书馆员来说, 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认为有什么好研究的? 但在美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历史中, 它却偏偏是成果最为丰硕, 争论最多的论题。这里面牵涉到公共图书馆为什么成立的各种原因, 而最重要的, 它更牵涉到动机的问题。更由于史观的不同, 乃产生不同的解释。美国图书馆史研究的这一段争论, 对有志于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史研究者,实在有必要加以了解; 一方面可以对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有探源的作用, 一方面也可以从此得知美国图书馆史学者如何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等因素探讨公共图书馆的起源, 而这也将是尔后有志于图书馆史的研究者所应努力的目标!
第二节 图书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历史研究曾是美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我们只要看看表6.1, 即可以发现, 直至1972年以前, 历史研究的数量曾在1925-29与1950-59之间独占鳌头, 而其它年份也至少占第二位。可见早期的图书馆史研究, 曾是图书馆学博士论文的显学!
表6.1 图书馆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表(N=660)
年 代
研究方法
1925-9
1930-9
1940-9
1950-9
1960-9
1970-9
引用分析
0.00
2.00
19.39
10.64
9.65
9.90
作业研究
0.00
3.33
0.00
2.50
6.65
16.75
调查研究
33.33
50.66
57.29
33.71
46.23
53.00
历史研究
66.67
2660
23.32
48.15
33.70
14.26
其他
0.00
18.41
0.00
5.00
3.77
6.09
资料来源: Gail Schlachter and Dennis Thomison, "The Library Science Doctorat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issertations and Recipi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or Librarianship 5 (Fall 1974): 99.
虽然历史研究曾是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的显学, 杜孟(Rosemary Ruhig Du Mont) 却不客气地指出, 大部份的图书馆史都是机构的兴衰史, 以编年的方式叙述在某一主管下图书馆的兴衰, 只强调馆藏纪录、流通资料、影响图书馆的法律、行政与财政的诸种问题、馆舍的扩充、训练计划等(注1)。 这种图书馆的兴衰史缺乏原因的探讨, 这种图书馆史其实并无法告诉我们多少东西。
第三节 公共图书馆成立的大环境因素
一九三０年代始, 不同的图书馆史开始出现。事实上, 巴特勒(Pierce Butler)在其1933年的经典作品「图书馆学概论」中, 即已提出美国图书馆的发展与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注2)。而因为他的提倡, 更影响当时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图书馆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 使当时的图书馆史的研究开始从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来分析公共图书馆成立的原因。例如席拉(Jesse H. Shera)的博士论文即是其中一例(注3)。依照席拉的研究, 美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之诞生,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因素(注4):
(1) 历史研究的需要
受到欧洲民族主义兴起后史学发展的影响, 美国的历史学家也很希望有自己的历史, 希望能将过去的史迹留存。这种研究的动机影响到他们对史料与文献的需求, 也因此觉得需要有个图书馆能为他们搜集必需的书籍。
(2) 文化保存的需求
历史感的出现的另一个表征, 即是为下一代保存国家发展中的各种文件,让后代有史料可用, 而能不忘记先人奋斗的过程。席拉认为保存的欲望加上历史研究的需求, 乃是二个对图书馆产生的重要刺激。
(3) 国家与地方的自尊
受到西部地区开拓所产生的经济威胁, 新英格兰为了竞争, 乃更要强调其文化的遗产、作家的成就、教育的发展与图书馆的数目等。这时候的美国城市不仅在比较经济能力, 而且更强调每个城市文化的优越面, 这是地方的自尊心的表现。在国家的自尊方面, 美国虽然在经济能力上蒸蒸日上, 但在文化上却无法与欧洲的古老文化相较。针对这一点, 美国人觉得有必要保存国家的遗产; 美国人不仅希望有一天成为世界经济与工业的巨人, 而且也希望能有各种图书馆来整合全世界的文化资产。这种说法对于经济正在接受挑战, 日趋衰落的新英格兰地区而言, 尤其更具吸引力。
(4) 全民教育的信仰
不管多重要, 文化保存的动机其实只是学者与精英的想法而已, 它并没有引发大多数民众的热情支持。为了引发这些纳税人的大力支持, 就必须有能吸引他们的动机, 这也是全民教育的理想被提出来的原因。当时人对全民知识的提升有着广泛的信仰, 对于教育非常热衷, 他们相信自我教育的可能, 也接受职业与技术训练的实用价值。而且, 他们认为阅读可提升道德情操。这些对人类趋向完美可能性的信仰, 乃是公共图书馆被需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们相信, 如果任何人能从自己发展出一种社会安定所需求的智能, 则任何能提供这种智能发展的机构都值得大家的支持。这种想法预设着图书馆的使用代表有教养与有知识。换句话说, 图书馆与教育机构是可以互相取代的。但学校是基础, 是强迫的; 图书馆则是补充, 是自愿的。学校是为了小孩及年青人, 图书馆则是为了成年人。也因此, 从公共图书馆成立以来, 它即被定位为自我教育的机构。
(5) 职业训练的需求
教育的需要, 在职业训练的不断需求下更形重要。工业化的兴起, 都市人口的日渐集中, 移民所产生的工人阶级的增加, 与早期学徒制度的日渐式微,这些因素乃促成新的社会机构, 以满足急迫的个人经济地位提升的需求。也是这些实用的动机, 乃使工人阶级投入于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一如他们投入于公立学校的建立一样。这些动机的产生, 乃是因为当时的薪水阶级日多, 缺乏教育的工人阶级根本很难与这些训练比他们好的人竞争。这也难怪要求建立任何一种能帮助他们摆脱每天的劳力工作, 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机构的压力不断产生的原因。
(6) 宗教的贡献
宗教虽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也不能加以忽视。依照席拉的看法, 新英格兰的宗教是书卷气息很浓的。他们相信阅读是「好事」, 而阅读的行动更能提升读者。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对印刷品的信仰及可作为教化工具的认识。他们相信图书馆透过书籍可以让罪恶悔改, 使道德提升。
(7) 经济能力
席拉认为在各种公共图书馆建立的社会条件中, 经济能力是基本的要素。而经济能力影响图书馆的建立主要是在二方面: 慈善家私人财产的累积与社区财富的增加。美国早期图书馆的建立, 慈善家的贡献甚多。而后者主要表现在以税收来支持图书馆上, 如果社区的财富不到一定基础, 如何有足够的税收来维持公共图书馆?
(8) 欧洲的影响。
依照席拉的看法, 公共图书馆的由来其实应推就至欧洲。例如图书俱乐部(Book club)这个观念即从欧洲引进, 而变成美国早期的社会图书馆(Social library)、流通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学园(Lyceum) 与博物馆等。虽然外在形式有所改变, 内在而言却都是欧洲的产物。欧洲的影响可分为二点: 直接而言, 它透过组织形态的移转而促使这些机构在美国产生。图书俱乐部、社会图书馆、流通图书馆等都是由欧洲的模式移转而来, 目的在引发美国公民的阅读兴趣, 一如他们当年在祖国时被书所「俘」(Capitalized)一样。间接而言, 透过其庞大的馆藏及组织, 欧洲也让美国人了解到图书馆作为一个世界文化融炉的重要意义。也因此, 不论在波士顿或其它地方, 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虽然在行动上具有美国的特色, 但其起源却是主要来自欧洲的影响。
史宾赛(Gwladys Spencer) 对芝加哥公共图书馆(Chicago Public Library)的历史研究则是另一个有名的例子。史宾赛认为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兴起, 共有84个因素(注5)。史宾赛随后将之归纳为八个内在的(Intrinsic)主要因素(注6):
(1) 经济的因素: 财富的大量累积, 可以让芝加哥市可以不虞匮乏地支持。
(2) 教育的因素: 高比例的识字人口, 公立学校的普遍设立, 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及增加等。
(3) 社会图书馆运动的影响: 由东部地区所模仿设立的社会图书馆, 已普及于人心, 并让他们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
(4) 新英格兰的影响: 所有教育、文化与道德的标准都是由英格兰地区来的人所设定, 因此在思想上、在精神上, 东部的影响极明显。
(5) 合适的领袖的出现: 很多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在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上,给与不少方向的指导, 及提供推力。
(6) 组织化宗教的影响: 教堂培养了不少来自东部的宗教领袖, 这些领袖的道德原则, 使他们认为教育活动的推展是一种宗教责任。对他们来说, 对图书馆的支持, 基本上也是传道活动的一种。也因此, 宗教组织透过这些领袖影响图书馆的发展极大, 尤其在免费的公共图书馆的设立方面。
(7) 报纸的影响: 当时的几个主要报纸都免费刊登图书馆的广告, 使得影响的层面极广。而且, 这些报纸的编辑常是各社会图书馆的领袖人物,因此, 常帮助图书馆进行宣传, 以吸引民众的注意力。
(8) 立法的影响: 法案的配合使得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成为可能。就其中, 史宾赛认为因素一、二、五、八最为重要。如果经济的因素, 教育的因素、合适领袖的因素、及立法的因素, 其中有任何之一被抽离的话,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设立是不可能成功的。(注7)
如上所述, 公共图书馆成立的因素极多, 但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 其实应该将这些因素归纳为图书馆成立的大环境因素。席拉与史宾赛的分析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对当时的大环境有所了解, 但这些因素真的是主要的原因吗?
哈理斯(Michael Harris)并不认为如此! 他批评前此的图书馆史研究有二大问题, 其中之一即是大部份的历史研究, 常将一些看起来「比较能被接受」的情况与动机总合起来, 当作发展的因素: 例如支持图书馆的经济能力, 全民教育的兴起, 城市与工业人口的累增, 精力充沛与进步文明的公民领袖, 自我进步(Self-improvement)的兴趣等。也因此, 哈理斯质疑地指出, 很少图书馆史的研究者真正去分析与了解当时人成立图书馆的原因(Reasons)(注8)。换句话说, 他并不认为前此席拉与史宾赛等所提出来的原因是真正的原因。
那么, 真正的原因与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动机」与「原因」, 吸引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投入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运动? 是什么「动机」与「原因」,吸引了慈善家如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者流, 投下大笔资金来建立公共图书馆?
前此的研究也不是没有探讨这些问题, 只是有些研究并不特别突显它, 而有些研究所提出来的「动机」与「原因」, 并非哈理斯所赞同者, 所以他才会认为前此的研究并未真正分析公共图书馆成立的原因。而这种批评, 最主要还是史观的不同所引起的。为了了解哈理斯对前此研究的批评, 实在有必要对前此图书馆史的史观稍作探讨。
第四节 人道主义的史观及其历史解释
其实, 最大的争论所在, 乃是前此研究的史观, 倾向于以人道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当时人成立公共图书馆的「原因」与「动机」。这些研究者认为公共图书馆的推动者是一批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这些自由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 基本上相信人类可以不需经过神助(如基督), 而达到完美。而另一方面, 他们有其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 那就是让别人远离痛苦与不愉快(注9)。
基于这种信仰, 当他们看到因为城市的兴起所产生的各种罪恶, 与新移民所产生的问题, 乃激起这些推动者意欲「提升」(Uplift)这些迷途羔羊的动机。也因此,他们认为公共机构如图书馆者, 正可以帮助这些穷苦的民众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提升每个民众的水准, 以达到完美的理想。换句话说, 当时人之想成立公共图书馆, 是一种人道的热诚, 是从「提升」民众这个崇高的动机上开始的。
以席拉为例, 他就指出当时人相信自我教育的可能, 他们认为阅读可提升道德情操, 这些对人类趋向完美可能性的信仰, 乃是公共图书馆被需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相信, 如果任何人能从自己发展出一种社会安定所需求的智能, 则任何能提供这种智能发展的机构都值得大家的支持。(注10)
狄强(Sidney Ditzion)也指出, 在美国历史的早期 在政治民主开始发展的同时, 伴随着经济的扩充, 乃产生了城市人口的拥挤、贫穷、与住屋的不足, 更引发犯罪, 与酗酒的泛滥(注11)。而当时的上层社会即洋溢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而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 主要是在企图打击有害的文学作品、犯罪、与酗酒(注12)。
图书馆及博物馆即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成立, 其最主要的目的乃是在进行社会的提升(注13):
(1) 让穷人的生命更光明(Brightening the lives of the poor)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 在一天的劳累后, 书可以帮他忘掉辛劳。对于穷人而言, 不论在家或在工作单位都不是很愉快, 书正可提供一种光明世界的展望。
(2) 远离城市的诱惑
帮助离开家乡及亲人的工人、职员、工匠、与学徒远离城市的不良诱惑,避开不良的读物。以纽约市来说, 人口最多、问题也最严重。因此, 图书馆设立的目的是在提供优良的读物给大众, 尤其是那一些因为穷困而无法购书的人。其最主要的目的乃是在思想与道德的提升。
罗伯李也指出,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之被设立, 其目的乃是意欲将公共图书馆当成提供成人继续教育的工具, 而这个目的乃是基于下列的三个信仰而产生的:
(1) 人是无限的完美。
(2) 书籍是人类迈向思想完美的主要工具。
(3) 书籍价格太高, 并非平常人所能买得起。(注14)
罗伯李指出, 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是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 更是持续进步(Continuing progress) 的最佳保障。
他们期望知识的传播可以产生下列结果: 增进个人与职业上的竞争能力、保护共和政府使其永垂不朽、消弭社会的差异、透过选票的智能运用来制衡煽动家、使人民兼具德行与智能、维护国家的繁荣与安宁、让人民更具生产力、培养对财产权的尊重、遏止急进的思想倾向、防范劳工的骚动等。这种对这些教育目的的确信, 是基于个人的福利是与社会整体的状况息息相关的信仰之上的。它的目标是更完美的社会, 达到这个目标的障碍则是无知, 而克服无知达到目标的方法则是公共教育。(注15)
事实上, 我们可以以史宾赛的研究来总结这些动机。史宾赛指出, 除了她所述的八种内在因素之外, 其实另有外在因素存在, 促成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成立。换句话说, 这些外在的因素即是图书馆成立的动机。依照史宾赛的研究, 这种外在的因素可归纳为三个动机(注16):
(1) 意欲将图书馆当成信息、职业、学术的教育机构的一种欲望, 尤其是在学校教育后的训练
(2) 认为图书馆可以作为道德提升的机构, 以防制犯罪, 成为道德上与经济上的资产。
(3) 为民主制度培养与发展具有能力与智能的公民, 换句话说, 培养高品质的选民。
由此,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前此研究人员认为, 这些公共图书馆的推动者的动机, 乃是奠基于人类有可能趋向完美的信仰之上的。为了帮助人民达到完美,所以需要公共教育机构来辅助。公共教育机构如图书馆者, 不仅可以作为再教育的机构, 提升人民的工作能力; 更可以作为道德提升的机构, 使人民更趋完美,化解社会的冲突, 以防制犯罪, 为民主制度培养与发展具有能力与智能的公民。换句话说, 培养高品质的选民, 使共和政府能达到自由与民主, 保障所有人的权益。
如果我们由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研究, 就可以发觉前此的研究在解释知识分子与慈善家之参与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时, 都被视为是具高尚道德情操的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或博爱家的原因了!
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为例, 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成立的过程中, 就有二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对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成立及服务方向有极重要的影响:第一个为艾芙瑞(Edward Everett), 第二个则是波士顿地区知识阶级的领袖帝克诺(George Ticknor)。席拉即认为, 艾芙瑞与帝克诺这二个人都体会到, 公共图书馆如果要成为民主的推广机构, 就必须为所有人服务, 而不能只为少数精英及知识分子服务。然而艾芙瑞虽然服膺这个理念, 但基本上他还是以文化保存为重的一个人, 真正将这个理念推广的人, 其实是帝克诺。(注17)
在帝克诺的理想中,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应该与其它公共图书馆不同, 不能只收知识分子需要的书刊。他认为新图书馆应该为一般人服务, 提供通俗性与当代的作品给波士顿的公民阅读。换句话说, 凡是能对道德与知识进展有益的书籍,不管它是经典或是通俗性的读物, 只要市民需要, 图书馆都应该提供。(注18)
狄强(Ditzion) 也认为帝克诺之支持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乃是他认为只有在有智能的公民的基础上, 共和政府的维持与加强才有可能。一个大国家之建构与维持, 必须有一群智能的群众来控制它。(注19)
因此, 一般相信, 帝克诺克服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理事的贵族倾向, 而建立了一个以民主与平等为原则的图书馆。也因此, 一般人也将帝克诺视为一个欢迎改变并对人类本质采乐观态度的自由主义者与民主人士。一般史家都认为帝克诺这种建议, 乃是基于其对人性的无限乐观的信仰, 与对平等主义(Equalitariamism)与民主的信念。(注20)
这样的角度也出现在描述慈善家的动机方面。席拉指出慈善家之捐助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乃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因为这些慈善家认定图书馆是对抗年轻人走向道德腐化的堡垒(注21)。狄强也认为慈善家之帮忙设立图书馆, 乃是他们想要: (1) 提供一种平等的机会: 这些慈善家大部份都是贫困出身, 他们之有财富与地位, 乃是因为不少人曾经帮忙过他们, 因此他们愿意提供同样的机会。
(2) 也因此, 他们鼓励图书馆一定要选好书来帮助失学的年青人, 让他们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出路, 甚或得到机会。
(3) 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民主的表征: 慈善家认为一批充满智能的群众, 加上无限财富追求的机会, 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这些慈善家在有钱后, 仍然与其原来发迹的阶层保持接触, 不断提供各种福利与机会。图书馆的建立, 正是这些已经挤进上层社会的慈善家与他们接触的最好媒介。因为公共图书馆是公众的财产,这总比「施舍」(Charity)更能让人接受, 比较让受帮助的人有些自尊。(注22)
以卡内基为例, 博敏斯基(George S. Bobinski)的研究即指出, 卡内基之选择图书馆作为他慈善计划的目标, 有五个主要的原因(注23):
(1) 他对图书馆与书籍特别关心, 而这又受他父亲的影响: 他父亲曾引导其苏格兰Dunfermline 镇的织工(Weaver)同事捐钱购买书籍。当织工在工作时, 则由一名织工在旁朗读。这些搜藏品最后成为卡内基故乡第一个开放流通的图书馆。他父亲在故乡推广阅读与成立图书馆的历史, 让他深以为傲, 也间接影响其对图书馆与书籍的关注。
(2) 卡内基在他穷困的工人时期, 得到匹兹堡市安德逊上校(Colonel Anderson)创立的学徒图书馆(Apprentice‘s library)的帮助很大, 他也希望建立图书馆来帮助其它穷人得到相同的助益。
(3) 前此慈善家对图书馆的捐献给他不少的刺激: 康内尔(Erza Cornell)捐钱在纽约州Ithaca所建立的公共图书馆, 与派拉特(Enoch Pratt)捐$100,0000给巴尔提摩市(Baltimore) 建立公共图书馆的例子, 对他影响不少。
(4) 他经商的背景也有不小的影响: 他认为花钱盖图书馆是一种很好的投资。因为, 他只要给各市一笔建立图书馆建筑的经费, 即可获得该市提供建地与持续运转卡内基图书馆的承诺。各市的投资金额比他所花的头笔款还多, 以他来说,这不是慈善, 而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5) 除此之外, 博敏斯基觉得必须加上留名的动机。卡内基希望它的图书馆能让他的名字永远让人不会忘记! 这一点也是他受到批评较多的地方。
依照博敏斯基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觉卡内基之支助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除了个人留名的欲望以外, 多半的动机是利他的; 卡内基意欲回馈这个让他成功的社会, 使别人也能像他一样得到成功的机会!
由这些史家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轮廓: 当年推广公共图书馆的一批人, 不管是知识分子、上层阶级、慈善家、都相信人类有迈向完美的可能性。基于这个信仰, 他们觉得有需要建立公共的教育机构, 来进行再教育, 以提升当时广大民众的知识与道德能力。而这种高品质的公民, 乃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国家安全的主力。他们是一群自由主义者, 民主制度的拥护者, 他们更是人道主义者,他们所有的考虑, 纯粹是为了民众的福利。换句话说, 他们的动机完全是利他的,是人道热诚的一种表现!
第五节 修正学派的史观及其解释
哈理斯对于前此的人道主义史观并不赞同, 他重新解读当时的史料, 而提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释, 而使得图书馆史的研究另辟蹊径!
基本上, 哈理斯认为这一些当年推广公共图书馆的人并非自由主义者, 也不是人道主义者。相反地, 建立公共图书馆的, 其实是一批具权威性格的精英份子(Authoritatian-elitists)。他们惧怕不理性的行为, 与担心社会的不安定; 十九世纪正是这种不谦虚与暴乱的时代, 犯罪、社会脱节、暴力横窜美国(注24)。
波士顿的这一批知识分子尤其对大批移民者的无知与粗鲁不快, 必须帮他们免除罪恶、提升道德、拒绝邪恶的试探、鼓励他们做好事(注25)。这些精英份子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围剿、控制, 但广大无组织的民众该如何控制?(注26) 在家庭与教会之外, 建立新的社会机构乃是他们认为可行的办法(注27)。
这种需要社会机构来吸纳这些「危险阶级」进入生活的主流, 加上权威精英份子对教育的无上信仰, 与对文字影响与模塑人类行为的功效的信仰, 乃是促成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产生的原因(注28)。因此,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基本上是在企图控制与约束「危险阶级」这个基础上推展出来的。换句话说, 这不是人道主义者的热诚, 而是意图要「教化」与「控制」民众! 使他们能跟随上层阶级的价值观与看法, 以保社会的安定, 而使推动者的地位不致受到挑战。哈理斯指出,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动机与原因, 但历史学家至少也必须加以考虑。(注29)
也因为这种眼光, 对于帝克诺的定位问题, 哈理斯也有不同的看法。依照他的研究, 帝克诺基本上是波士顿知识分子的主导人物, 他坚持应以和平与谨慎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的问题(注30)。他对于1840年代爱尔兰移民之进入波士顿忧心匆匆, 他认为这些移民是粗鲁无文, 很容易受煽动家影响, 而采取激烈不合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如何去除这些危险的无知, 乃是他最担心的一点。这也是他与其同党确信这种重要的工作, 只有透过各种机构(Institutions)来确使共和政府的稳定与避免美国的被摧毁(注31)。帝克诺认为美国社会应该同化这些移民, 而对于无知, 只能以教育来弥补: 由学校、由教堂, 及任何有效的机构。帝克诺认为图书馆有能力达成这个目标(注32), 他认为公共图书馆可以帮助控制危险阶级;针对新移民与无知的人民, 公共图书馆是一个有用的控制工具。只要公共图书馆能提供健康的一般读物, 即可促成道德与学术的精进: 一方面提升群众, 另一方面使社会更趋安定。(注33)
哈理斯指出, 其实帝克诺并不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帝克诺的阶级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态度保守、社会阶层的贵族。他们是教养良好, 生活舒适的一群。他们相信自然的不平等, 贵族存在的必要, 宗教与道德的重要性, 财富的神圣,多数决的不当, 认为意欲使社会与经济平等化的行动都是不智的。(注34)
帝克诺认为信息应该大为广布, 而吸引读者去了解社会秩序的问题。他希望企图满足大众的口味, 但主要的目标则希望透过这些读物提升群众, 使人稳定、冷静、有正义感、保守、有耐性、奉献。换句话说, 让别人像他一样。(注35)
哈理斯认为帝克诺其实是一个威权主义者与精英主义者, 他的威权主义与精
英主义反映在他企图:
(1) 教育群众和使他们能跟随贤者(Best man), 而不是煽动家(Demagogues),
而使共和国能更稳定。
(2) 提供全世界最好的经典作品, 让那些将在政治、思想与道德领域成为领
袖的少数精英能充份应用。(注36)
哈理斯指出, 帝克诺实质上是一个傲慢自大的爱国者, 贵族政治的特大号邪魔, 心地狭碍的顽固者(注37)。连狄强也都认为帝克诺喜爱与相信广大民众的形象, 其实是经不起验证的。(注38)
而在对于慈善家的帮助设立公共图书馆的解释方面, 哈理斯也指出, 基本上卡内基是一个保守、道德意识僵化、硬心肠的人。综其一生, 卡内基受到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与史宾赛(Herbert Spencer)作品的强烈影响。史宾赛的影响,具现在他坚持, 只有那些答应持续支持图书馆的社区才能得到他的捐助; 他的主要观念是天助自助者(注39)。捐助建立图书馆的动机, 是在使民众不会成为激烈的革命者, 而是谨慎的进化论者; 不是摧毁者, 而是细心的改革者。(注40)
另外, 哈理斯也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理事(Trustee)来剖析他们的精英成份。依照哈理斯的分析, 这些理事的选择基本上也不是民主的实践。这些理事常是男士、已过了黄金时期, 白人、清教徒、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钱、他们是社会精英团体的一份子、专业的一员、或是企业的主管。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照顾到种族、社会、政治、经济团体的不同代表。另外, 理事的组成, 也十足地反映在他们所选择的图书馆负责人的个性上。对图书馆员与理事来说, 他们之中的大部份根本不了解一般人民的需求。而这也难怪要他们来设计服务, 以达到图书馆的目的, 实在有点不可能。另外, 当这些图书馆员不是来自群众, 也不了解群众时, 如何能要求他们接触群众? 如何能要求他们透过文献来引导? (注41)
也因此, 哈理斯质疑, 美国公共图书馆由此所表现出来的僵化, 冷淡的权威主义与精英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注42)。因为这种权威色彩, 也难怪无法很容易接近群众。由这一点来看, 推广服务成效之不彰, 也就不难了解了。(注43)
第六节 对哈理斯论点的反击
可以预见的, 哈理斯这种争论性的历史解释, 必定会受到一些严厉的批评。丹(Phyllis Dain)就批评哈理斯的探索性假设, 是建立在不完整的证据上的。他认为哈理斯的论点虽然是一组新的信仰, 但却建立在不精确的分析、缺乏坚强证据、与不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上的。(注44)
他指出纵然图书馆是由精英所开办, 但并不代表一般人就不需要图书馆, 与不会去好好地使用它(注45)。另外, 为了从纳税人手中得到经费的支持, 以建立与维持图书馆, 必须提出一个与学校一样严肃的目的: 教育与提升民众, 另外,又能为社区保存文化遗产及提供学术工作的资料来源。(注46)
丹也质疑哈理斯以少数的精英份子代表所有的图书馆员。他指出, 当我们在谈图书馆员时, 指的到底是那一群人? 大图书馆的主管? 学会的主席? 图书馆学校的教育人员? 主编? 中等阶层的管理人员? 或是档案管理员? 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长得什么样? 我们能够知道他们是属于那一代? 工作地方? 工作层级? 教育?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来源? 信仰什么? 性别? 年纪及其它特性。如果我们无法掌握当时这一批人的特性, 我们如何推论图书馆员当时的想法? 我们能由少数几个人代表所有当时与图书馆相关的知识分子吗? 这种推论会不会有所偏差?(注47)
丹指出, 大部份的理事与图书馆员, 都要使图书馆充满严肃而合适的书籍,更被使用在严肃的目的上。这种使用比较能让人认为值得以税收来支持, 而且也比较能对大众的道德能力、精神的健康、与思想的成长有所助益。在别的专业,不仅具有对道德与社会目标的高度使命感, 而且, 他们更有一致的认定, 认为专业人员拥有专门的技术与专门的知识, 因此他们知道什么对其顾客最好, 而且告诉他们如此, 他们并不期望任何对其权威的挑战? 由此看来, 图书馆员怎么能放弃其专业的地位, 而让读者告诉他们什么书该买, 什么书不该买? 因而放弃经典性的作品, 向社区的低俗品味投降!(注48)
哈威尔(Richard Harwell)与米其诺(Roger Michener)则以朗费罗(Henry W.Longfellow)自德国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 来证明当时人对图书馆的态度, 乃是一种教育至上的人道热诚, 当时人倾向将公共图书馆视为开放大学、人民大学、或再教育的机构(注49)。针对帝克诺的角色问题, 帝克诺对群众的不信任与对新移民的防备, 哈理斯将之视为精英主义的表现。哈威尔与米其诺则指出, 其实这种态度是传统的遗绪, 事实上, 这种对群众的不信任, 其起源可追溯柏拉图、亚理斯多德、西塞罗、休姆、孟德斯鸠等哲学家(注50)。
因此, 他们认为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并不是来自一群企图教化群众的精英, 而是来自一群具有道德情操的共和党人。他们认为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乃是启蒙时期自由主义精华具体化在美国民主秩序的一种表现(注51)。而他们更批评哈理斯是一个反机构主义者 (Anti-institutionalist), 因为哈理斯认为机构乃是个人表现的限制者, 是一种社会的压制力量。(注52)
最后他们强调, 历史应该让它如实地表达; 去使用它是种聪明, 但如果试图改造历史则是不智的。尤其, 我们更不能以各种过去与现代的动机来曲解历史,而是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 我们不应该为了重新主导目的而重塑历史。(注53)
第七节 结论
由上述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觉史观的不同, 造成公共图书馆发展因素的不同解释。其实也不能说人道主义史观的解释完全不对, 我们只能说, 它解释了部份的史实, 而因为时空的限制, 它所提出的因素不见得真能解释历史的史实。这也如哈理斯所批评的, 前此图书馆史学者因其生活背景的关系, 在解释上产生了几点错误:
1. 他们没有发觉影响当时创立公共图书馆时期的社会哲学。
2. 他们也没有把当时充满冲突的社会团体解释清楚, 而笼统地将他们归类为「自由改革者」。
3. 他们也没有将图书馆的发展背景放在当时社会的架构下检视; 他们的解释太简单了。(注54)
但哈理斯也承认, 修正派忽视了人类本质的复杂性: 不能只用控制社会机构及控制危险阶级这种动机来解释, 事实上, 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基于人道的热诚而支助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另外, 修正学派也常用当代的社会与政治观点, 来挑战前此人道主义史观学派的解释, 这种以当代的观点来解释过去历史的方法, 是否恰当, 也值得商榷。(注55)
然而, 不可否认地, 修正学派让我们看到历史史实的另一面, 它让我们的视角更加宽广。纵然它有些许偏差, 但从学术的立场, 这种争论最大的受益者是图书馆学的研究人员与从业人员: 它使我们对图书馆学的了解更深一层!
注释
注1: Rosemary Ruhig Du Mont, Reform and Reaction: the Big City Public Library in American Life (Westport, 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 1977), 4.
注2: Pierce Butler, An Introducation to Library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81.
注3: Jesse H. Shera, Founda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 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Library Movement in New England, 1629-185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
注4: Jesse H. Shera, "Causal Factors in Public Library Development,"in Reader in American Library History , ed. Michael H. Harris(Washington, D.C.: Microcard Editions, 1971), 141-157.
注5: Gwladys Spencer, The Chicago Public Library: Origins and Background (Boston: Gregg Press, 1972), 389-391.
注6: Ibid., 393-6.
注7: Ibid., 396.
注8: Michael H. Harris, The Role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 American Life , Occasional Papers 117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1975), 3.
注9: Encyclopedia Britanica , 1910 ed., s.v. "Humanitarians."
注10: Shera 1971, 148.
注11: Sidney Ditzion, Arsenals of a Democratic Cultur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Movement in New England and the Middle States from 1850-1900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97.
注12: Ibid., 102-4.
注13: Ibid., 98-101.
注14: Robert Lee, "The People‘s University--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 Reader in American Library History , ed. Michael H. Harris (Washington, D.C.: Microcard Editions, 1971), 121.
注15: Ibid., 120-1.
注16: Spencer, 397.
注17: Shera 1971, 148.
注18: Ibid., 148-9.
注19: Ditzion, 16-7.
注20: Harris, 4-5.
注21: Shera 1971, 153.
注22: Ditzion, 130-131.
注23: George S. Bobinski, Carnegie Libraries: Their History and Impact on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Development (Chicago: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69), 11-13.
注24: Michael H. Harris and Gerard Spiegler, "Everett, Ticknor and the Common Man; the Fear of Societal Instability a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 Libri 24 (1974): 253.
注25: Harris, 6.
注26: Harris and Spiegler, 255.
注27: Ibid., 256.
注28: Ibid., 263.
注29: Ibid., 264.
注30: Ibid., 261.
注31: Ibid., 262.
注32: Harris, 6.
注33: Harris and Spiegler, 263.
注34: Harris, 6.
注35: Ibid., 7.
注36: Ibid., 8.
注37: Ibid., 7.
注38: Ditzion, 16-7.
注39: Harris, 15.
注40: Ibid.
注41: Ibid., 9.
注42: Ibid.
注43: Harris and Spiegler, 264.
注44: Phyllis Dain, "Ambivalence and Paradox: the Social Bonds of the Public Library," Library Journal (February 1, 1975): 261.
注45: Ibid., 262.
注46: Ibid., 263.
注47: Ibid.
注48: Ibid., 264.
注49: Richard Harwell and Roger Michener, "As Public as the Town Pump," Library Journal (April 1, 1974): 959.
注50: Ibid., 961.
注51: Ibid.
注52: Ibid., 962.
注53: Ibid.
注54: Harris and Spiegler, 250.
注55: Ibid, 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