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犬儒主义代表人物:贪官发迹之谜：火爆的“官市”

（一）火爆的“官市”

吏治腐败表现何处？主要表现在卖官买官，表现在火爆的“官市”上，如今有些地方，卖官鬻爵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形成了一个“隐性市场”，而且，官职的买卖不仅进入了市场，还“购销两旺”。不过，在一些“跑官要官”和“买官卖官”泛滥成灾的地方，这些腐败问题一旦东窗事发，常常会揭露出一连串的“窝案”、串案，倒下的绝不仅仅是一、二个人，而是一伙人、一批人，若真要查处的话，肯定是“全军覆没”。

改革开放至今，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譬如，山东省原泰安市公安局长李惠民，为职务升迁，先后向市委书记胡建学、副市长孔利民行贿，总价值１０多万元；原山东省石油集团股份有限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山东泰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洪波为使自己能走上政界，一次就送给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卢胶青各２０万元计４０万元的股票。如此权钱交易，得利的是交易双方，而出卖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１９９７年末，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和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被揭出一桩“卖官案”：个体户蔡登辉用了四十三万元，在短短一个月里完成入党、招工、转干、定级、提拔等一系列手续，摇身一变成为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后又迅速调入普宁华侨管理区，坐上了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的交椅。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使得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达一半以上，

甘维仁在1994年至1997年间，为了达到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的目的，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的情妇李平先后向成克杰行贿27万元。经成克杰极力推荐，甘先后担任了北海市铁山港区区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广西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吉林省有一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靖宇县，乃是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的牺牲地，全县科局级干部不是在如何改变全县又穷又白的面貌去努力，而是竞相去向县委书记李铁成行贿的，触目惊心的是，向李行贿的全是干部，全县100 多个单位没一个不行贿，科局级以上干部没一人不送钱！居然没有一个例外，真是“全军覆没，无一幸免”，实在是惨得很哪！

原黑龙江省绥化地委书记的马德在短短几年里，向260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卖官，聚敛钱财高达2000多万元，简直就到了肆无忌惮的疯狂地步！

2000年3月，被法院判处死缓的深圳城建集团原董事长李育国，因为不满其将从城建集团董事长的“肥缺”上被调走，当即动用100万元托人为其活动。2000年4月，深圳市领导班子即将换届，李育国还想再马鞍山“发展”——从正局级升到副市级，为其活动的“中间人”开出1000万元的价码，李居然欣然接受。

陕西商洛市委原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卖官捞财的一个。张改萍在商洛任职期间，利用干部提拨任用、调动工作方面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106.9万元，其中27顶官帽“卖”了106万元。

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花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把市委大院当成了官帽批零中心，按官职和含金量不同而出售收受2000万元。

……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过去，我们常以这句话来揭露封建社会腐败官僚体制的黑暗，贪官污吏白花花的银子从何而来？一是靠巧立名目设置税名，拼命捜括老百姓；二是靠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三是靠卖官买官。卖官买官成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一个“传统”。

当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个“传统”居然也没有变，居然也进入了市场，“花钱有官做，做官有钱花”，“贷款买官，当官还贷”，居然也成为一种能交易能买卖的商品。

更为可怕的是，当今的卖官买官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官市”已经成了官场的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成为一些地方“公开的秘密”，你要想当官，送钱托人走门子是正常的，不送钱不打点反而是不正常的。于是，人们编出了很多的顺口溜：“送与不送，官运不同；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人们就像唱山歌那样去唱官场的卖买，如在滑县就出了这样的“山歌”：“官位要想长，快去找新康。位置要想到，快把钱来送。”长治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如今的“官市”繁荣、流行到什么程度不同？在一些地区官职按大小论价，大官大价，小官小价，随行就时，不同行当的官职有不同的价，不同地区的官价亦有不同的价格，以“肥不肥”为标准，按“质”论价，舥职有舥价，瘦职有瘦价，牛市有牛价，熊市有熊价，不同领域官职的价格甚至还有长短线之分……总之是“明码标价”，“你给票子，我给位子”，一手交钱，一手交位，一点都不含糊，有的地方“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花四五万”，“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四万五万给顶帽”，送大钱当大官，送小钱当小官，不送钱则当不了官，黑龙江省森工总局的原副局长牛凤玉为了一个正厅级，一次就敢花100万元买官。为什么这么疯狂，因为通过卖官买官可以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安徽的阜阳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肖作新就有崭新的卖官手段。官职名码标价：一般科局级5万元，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则是10万元，乡镇的党政的“第一把手”则要“灵活”一点，视该地的经济发达情况，经济好一点，“官价”高一点，经济差一点，“官价”则可低一点，实职不够，就设虚职处级调研员，主任科员正局级等等。安徽阜阳有位家在农村的田三，在城里靠卖大馍发了财，想过过“官瘾”兼多捞一点钱，于是用塑料袋装了20万元，送到了公安局，结果是如愿以偿，成了公安系统的科级干部。阜阳市靠做假酒发了大财、成了当地造纸厂老板和船王的刘某，送了一百万人民币给肖作新，不仅自己当了区政协副主席，就连自己的老婆也进了机关。一般来说，对贪官们的定的买官这个价，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想少一点？门儿都没有。

（二）腐败分子是怎样卖官的？

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官市”腐败分子是怎样卖官的？别看贪官政绩不怎么样，然而在卖官这一点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一是自己随意新设岗位。官离不开位置，离不开岗位。一个单位的编制就是那么多，官的位置就有限的了，然而这难不到腐败分子，没有岗位就增设岗位，没有位置就增设位置，或多设领导岗位，或增加领导人数，或解决职级待遇，反正“职数、编制都是人定的” ，官位不就来了，不就可以卖了？譬如，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因为卖官，使该市平均每个局级单位达到６.２个领导职位，最多的竟多达１３个，另外还有带括号享受“科级待遇”的３００多人。 。原河南保险公司总经理周华孚为了卖官，经常是不经集体研究，更不向上级领导请示报告，增设新岗位，然后就电话通知人事处长，说某某人要提拔为新设立处的处长。

二是突击批卖官帽。山西有个“九品县令”王虎林，在中国官场中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0顶官帽大批发。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全县20个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占到乡镇干部总数一半以上。会计跃为法院副院长，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在长治县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他刚刚当上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厅级）几个月便阴沟翻船。他就直接对人说：“我是花了8万，才买了个书记。”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102名副厅级干部，获利750多万元。其子接受财物2049万，其情妇获利3000余万元。

三是“要想富，就动干部。”这已经成为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心目中成为敛财致富的最快的方法，人事任免权往往成为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摇钱树”，。当时有中国“卖官第一案”之称的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在王书记任职的4年间，全县共调动干部865人，其中提升445人，交流420人，在一次干部调整中，王书记挥手写出让全县287名干部调整变动的罕见大手笔，王新康利用手中职权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人民币金额365237元。

四是“曲线”卖官。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权在握，找他办事的人很多，为了不引起他人注目，他在多种场合暗示找他办事的人：“有事不要直接找我”。很多人心领神会，就去找他的妻子。据后来李树春交待，所有其妻经手的钱，他都知道，有的钱甚至是他清点后，亲自用亲戚的名字存入银行的。山东省泰安市郊区检察院立案查处的37起领导干部受贿案中，竟有34名案犯的“夫人”参与了受贿活动，充当了夫君的“收银台”。

五是对下属罗列“罪名”，以此暗示、要要挟干部。戚火贵对一些“光跑不送”或“不跑不送”的干部，有两种办法：一是先给他加一点罪名，免掉其职务，待登门求情时厚礼相送后再恢复其职务；二是先找他的工作失误，提出“警告”，在威逼利诱下有些干部就不得不送钱。

六时钻制度的空子，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卖官买官之实。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值得注意的是，她卖官的时间从2000年直到2005年，正是大力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时期。张改萍本来就是陕西省干部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在干部异地交流中到商州任职，当时博得了“第一个女市长”等几个“第一”的名声。在任期间，她假借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卖官之实。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她很善于“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多万元送给张改萍。张改萍经过盘算，认为陈某在区上人头熟，肯定会有人支持，于是就定下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她又带头投了陈某一票，最后让陈某如愿以偿。

有的腐败分子的卖官心计高，比较隐蔽，尽管自己贪欲旺盛，还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一般自己是不直接出面，就让自己的老婆出面，在日常工作真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可笑至极。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余万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马德被审讯时很不服气，嚷道“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从而牵出该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涉案金额达几百万元的贪官赵洪彦是黑龙江买官卖官链条中被揪出的省级干部。人们不禁要问：赵洪彦又给钱送钱呢？

在这个以抗联英雄杨靖宇名字命名的英雄城里，原县委书记李铁成“批发”、“零售”干部，创下县内科局级以上干部“不留死角”的卖官纪录，全县100多个单位没一个不给他送钱，科局级以上干部没一人不向他行贿。李铁成为那么多向他行贿的人升官晋爵，仅从表面看，没有违反程序。在调整干部之前，他名正言顺地召开书记办公会，以那些“买主”的年龄、职务等情况为基本标准划出范围，让组织部门按照这个“范围”下去“找人”，组织部门端的“盘子”要合他的“意思”才上常委会讨论。如此这般，也考核，也票决，也公示，走了程序。实际上是走过场，程序成为他手中的玩物和掩人耳目的工具。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说：“普通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并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江泽民同志指出：“用人方面存在的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外影响极坏，危害极大。必须严厉惩肃，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三）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官市”会如此火爆？

那么，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官市”会如此火爆？

第一，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当官的价值观念变了。权力本身意味着人的一种名望、地位和荣誉，它可以管人、影响人、支配人和约束人，因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吸引力，从这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爱好当官的“天性”，就像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权力论》中说的那样：“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多数人的行为发生的影响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1]霍布斯也说：“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2]

第二，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时兴的是一种“官本位”。《红楼梦》的“好了歌”：“世人皆说当官好”！在这一社会中“官”的“含金量”最高，它作为一种“权力资本”进行投资、经营，可以“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其“利润”最大最丰厚，用股市中的一句话，它是收益最多最快的“绩优股”，其“升值”的潜力最大。在一些穷困县中广为流传这样一段话：“做生意会亏本，搞种养没市场，办企业无销路，只有当官最赚钱”。所以，舍得孩子就能套得住狼，出得起价钱就买得了官。人们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里钻，有这样一个“故事”：安徽省阜阳市蒙城县一乡长欲飞黄腾达，费尽心机摸清了买官这条屡试不爽的捷径。回家向妻子索要含辛茹苦积攒下的3万元养猪存款，不料妻子坚决不允，乡长承诺，3万元拿去买官后一定加倍偿还。无奈妻子不谙“官市”，就是不献存款。急红了眼的乡长文武相加，硬是取走了存款，又贷款2万元，果真如愿以偿买到了镇长官职。半年后，新镇长连本带息还给妻子5万元，还嘲讽妻子头发长、见识短，不会投资以钱生钱。

第三，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本是一无所有的人因为当了有权势的官，竟然靠卖官一个又一个地直发地发将起来，而且卖官的收益，何只是昔日的“十万雪花银”？那是小儿科的干活，如今，百万、千万都不是很稀奇的。譬如，小小的一个科级干部：浙江温州平阳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官当了四年，卖官暴发了171万。而那个肖作新，在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的17个月里，通过卖官等方式，与其妻共受贿人民币116﹒4651万元，港币5万元，而那些来历不明的钱，居然达到1223万元。此外，买官与卖官之间的差价亦是它兴盛的重要原因。原黑龙江省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买官的花费(成本)折合人民币仅50万元，而他买到县委书记之位后，卖官所得竟高达200多万元，“收益”是“成本”的四倍多！面对如此“一本四利”的暴利，意志稍微薄弱的为官者，怎能不意乱心动？

第四，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的官场流行这样一套“官场真谛”：一些很有才华的干部，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苦干若干年，也很难上一个“台阶”；有些才能很一般，而且群众对其颇有微辞的人，却能官运亨通，官场本应当是“优胜劣汰”，现在却变成了“劣胜优汰”，什么原因？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 在副厅级的职位上干了８年，为此他感到自己很不得志。他对人说，“自已也曾是一个有志青年，能力不比别人差，文凭还要高，上得却没有别人快”，“有些不如我的人因为能送却已是副省级干部了，而我还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觉得工作干得再好，不送还是上不去，”所以，他说自己“受贿也是为了送” 。大贪官四川省石油公司原党委书记赵甫安早在当秘书时就“体会”出问题的关键——“当官的也需要钱”，他的原话是：“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了。”而海南省原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说的就更明白：“因为这些局长、主任、书记们给我送，还得给市长、主管副市长和其他领导送”。河北巨鹿县原县委书记刘欣年就这样说：“你送我一点，我收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的确，谁若破解了这个最“朴实”的道理，谁能实践了这个“官场”所谓的“真谛”，那么，他就能当上他自己想当上的官。譬如，原河南省滑县“优秀后备干部”、城关镇党委书记郑佩尧。郑佩尧十几年前就被组织部门定为“县级后备干部”。据群众反映，其“工作成绩在同等地区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些与他经历相似，但工作能力和成绩远比不上他的人都当上了副县长，这对郑刺激很大”。于是，郑佩尧改变了“策略”，先后向县委书记王新康行贿6．3万元，结果，他很快被提拔为区委党委、组织部长。

第五，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的干部队伍中混入了不少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同路人”：这些人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当共产党的官，戴共产党的帽，就是不办共产党的事。“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些人的世界观原来就是这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过精通市场经济的发财之道，将入党作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将做官作为发财之门，在他们认为，入党做官完全是一种市场的“投资行为”，对他们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过是装装门面、说说而已，为什么在一些地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卖官鬻爵的现象那么盛行？原因就在此。

第六，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文化”和“粗俗的规矩”。谁按照这种“文化”和“规矩”办事，就能官运亨通，谁不按这种“文化”和“规矩”办事，就寸步难行。1996年雷州市委新任书记把退不了行贿者的10万元归公处理，陈同庆知道后立即批评他说：“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河北省鹿县原县委书记刘欣年的“三个一点点”理论，就是这种“文化”和“规矩”的产物：“你送我一点点，我收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正因为有了这种“恶性的文化”和“粗俗的规矩”，所以“当官花了多少钱”就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在丁仰宁掌权时的政和县，过年给领导拜年送红包简直成了例行公事。那个既买官又卖官的副县长钟昌瑞说：“我给书记送红包，人家给我送红包，你不收，别人还以为你是神经病。” “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你得滚蛋”。有些当官的就有这样的体会：“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于是，就像杂文家宋志坚先生所说的，在这些地方，“正常的变成不正常，不正常的变得正常；正派人举步维艰，搞歪门邪道的却如鱼得水”，可怕也就可怕在这里。

第七，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有些当官者的心态与旧社会的贪官污吏的心态一个样了。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描述旧社会的贪官污吏的心态：这些当官者“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尽管时代快要过一个世纪，然而将鲁迅先生的这段话照搬到当代贪官污吏的身上，却发现非常适用，是一点错都没有的，这些贪官有哪一个是忠于共产党这个“朝庭” （“朝庭”：纯粹是为了借喻用，切莫“误会”——作者注）的？有哪一个是爱护共产党这个“衙署”（“衙署”：纯粹是为了借喻用，切莫“误会”——作者注）的？横联是“以钱开路”。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为官一任，敛财一方”。

第八，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干部选拔任用习惯于用“你办事，我放心”这一“六字方针”去选人，因而习惯于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习惯于在自己“最亲近的人”中去选人，因而人治的因素多，而公开、民主、竞争的因素少。再加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家长制”又重新复活，“班长”当成“家长”了，副职成了摆设了，“群言堂”变成“一言堂”了。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和部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严重扭曲变形，“一把手”手中的权力大的不得了，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都得听成“一把手”，通常是“书记一人提名，常委一致通过。” 有时，选人的程序很“正常”，用人的理由亦很“充分”，从程序上看都很“合法”，实际上却是以人划线、以人定范围，都是看着“一把手”的脸色去选人、用人。用一个“卖官”者自己的话说：“现在选拔任用干部，在一些地方是例行公事地考核一番，考核结论千篇一律，最后只要主要领导拍了板便可决定。总之，这种所谓的“程序正义”并不能够导致最后的“事实公正、公平”。

第九，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在权力的操作下，官职的买卖都可以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冒出的大贪官李铁成是这样说：“通常情况下，每次调整干部时，组织部都要先把符合条件的人进行考核，然后把被考核的人员名单和结果交给主管干部的副书记。这个过程，我们叫‘端盘子’’。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 端给我，我认可后，再将‘盘子’端到常委会上讨论，这就是按正常程序走”。表面上看，这样的“程序”没什么问题呀。其实不然。请看：“但在每次干部考核之前，我会开书记办公会，先在会上定出个‘调子’……表面上理由充分，程序合法，实际上以人划线，以人定范围。对给我送礼的人，我都是用这个办法进行回报的”。如此一来，不合法的就变成了合法的了，你怎么查？又怎样查？

那么，面对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火爆的“官市”怎样治理呢？我想，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指出的必须认真学习、认真执行：即，要全面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扩大广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的规定和程序，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要切实防止和纠正考察失真、“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卖官买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