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伯尔:朱自清：知识分子的重量！

知识分子的重量

——由朱自清的遗嘱所想到的

重读陈孝全写的《朱自清传》，我在这样几行文字下面划上了着重号：

    “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这就是一代文学大师朱自清留给妻子陈竹隐的临终遗嘱，这就是一位爱国志士的人间绝唱，时为1948年8月10日。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值得先生牵挂与嘱托的事情应该很多很多。追悼会上，朱夫人的挽联这样写道：

十七年患难夫妻，何期中道崩颓，撒手人寰成永诀；

八九岁可怜儿女，岂意髫龄失持，伤心此日恨长流。

未长大成人的儿女，没有职业的妻子，都是先生的牵挂，但先生临终所嘱托的却是妻子不要买国民党的美援面粉。

因为这涉及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气节又涉及一个知识分子的重量，一个知识分子的重量又涉及他在史册上的声名。

历史很快借一位伟人给了朱先生以褒扬。先生辞世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将先生与诗人闻一多并举，赞颂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主席肯定朱先生，是将他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加以肯定的。有思想的读者自然能从《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特定的语境中读出其中的潜台词：假如朱先生是共产党人，拒领美国救济粮，则是情理当中的事。正因为朱先生是一位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能站出来挺直自己的脊梁，才难能可贵。

不过，我欣赏的却正是朱先生的“个人”与“独立”，知识分子的重量也正是基于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坚守。当然，除此之外，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应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还须有“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

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句台词说得好：“哪怕将我关在胡桃壳里，我也拥有一个世界！”知识分子的世界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世界，身边的世界纵然黑暗，纵然恐怖，他的心中永远拥有一个内心的世界。他将以自己的良心去触摸这个世界的冷暖，以自己的视角去观照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先生之所以拒绝加入国民党，就是为了保留自己的一个世界。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象牙塔，否则一位没有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的知识分子就与其身份名实相悖。但是一位知识分子在民不聊生、政治腐败、国将不国之时仍固守象牙之塔，缺少最起码的悲天悯人情怀，这样的知识分子又与怯懦的驼鸟有何区别？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先生著作等身，他讲过中国文学批评史，开过宋诗选讲专题，他更写出了《生命的价值——七毛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伤时悼世的传世名篇。

朱先生“妙手著文章”，从他的那支笔下，流淌出了《荷塘月色》《春》《匆匆》《绿》那样醉人而又纯美的文字。朱先生“铁肩担道义”，1928年，“三·一八”大屠杀当天，朱先生与进步学生携手走在游行队伍之中，五天后写成《执政府大屠杀记》，将专制政府的罪恶永远地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45年月10月1日，朱先生与闻一多、张奚若、钱端升等十几位西南联大的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表达了普天下人民共同的心声。

朱先生悲天悯人，但决非愤世嫉俗之人。恰恰相反，他性情谦恭温和，温和得令他自己也曾感到不满。在北大就读期间，他有感于《韩非子》中的名句“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意，为自己另起一字——佩弦。历史让一位中正平和的诗人、学者最后走向了民主战士的道路，看起来与其说是诗人的光荣，倒不如说是时代的黑暗。对此，当代作家梁晓声在其《沉思闻一多》一文中有精彩的分析：

诗人原本是那样的善良，那么的主张平和，那么的对世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连是诗人，也曾是一位打算一生“为艺术而艺术”的“新月派”的诗人，即使面对专制得特别黑暗的现实，也不过仅仅将他的一捧捧悲愤揉在他的诗句里……

    这样的一位近代诗人惨遭杀害，那么古代的诗人杜甫也就合当被砍头了！

    然而杜甫却并非死于非命。

    然而闻一多却被子弹像射击敌人一样地杀害了，而且是卑鄙的背后射击。

    想来，那样的一种时代，它确实已走到了尽头。

    想来，那样的一种独裁统治，它确实已该灭亡。

    想来，一种连诗人也被逼得变成了斗士的时代和政治，肯定是一种坏到了极点的时代和坏到了极点的政治。

应该承认，大多数将自己定位为学者的知识分子，都是只要能在自己的身边安放得下一张书桌就能平静、平和下来的人。他们并不希望过多地介入政治、介入什么“主义”和什么“路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真正的学者，他们从不觊觎乌纱，也不屑涉足官场的纷争。

历史学家陈寅恪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读陆键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你会惊讶于陈寅恪的大胆，你甚至会联想到李白的那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桀骜。1953年11月，陈寅恪的学生汪籛——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副院长郭沫若、李四光之托，专程从北京至广东的中山大学力劝陈寅恪返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古研究所的所长。陈寅恪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竟公然提出不学马列主义，在当时国内的学术界中，恐怕陈寅恪是第一人！

陈寅恪的心中，学术是纯洁的，是不能掺入任何政治内容的，学术不能沦为政治的婢女，

学者更不能沦为“御用文人”。

陈寅恪是在捍卫一种尊严——学术独立的尊严，学者独立人格的尊严。历史也用反证法证明了陈寅恪选择的价值与正确。郭沫若投领袖所好，领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竟能为一百种花唱一百首赞歌，郭沫若先生的晚年怎样呢，只剩下痛苦与悔恨！至1969年，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郭沫若在写给他儿子郭世英的北大同学周国平的信中，直接表露了自己的心声：“可惜我‘老’了，我这个老兵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历史的肯定往往都是迟到的，但他又往往是公正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肯定陈寅恪对独立人格的坚守的同时，对郭沫若先生的人格也有轻重不一的负面评论，这真值得人深思啊！

常记起当代诗人韩瀚的一首小诗——《重量》：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这是一曲献给烈士张志新的挽歌，更是一首深情的颂歌，对知识分子高贵人格的颂歌。

作为知识分子的张志新以生命为代价，证明了独立人格的崇高，证明了自由民主精神的可贵，证明了知识分子的重量。

刽子手可以割断张志新的喉咙，但斩不断人民书写历史的那双正直的手。一旦知识分子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站在自由、民主、进步的一边，为民请命，为正义呐喊，他就将是不朽的！

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对此的认识可谓是十分清醒，这有他辞世前半年创作的《纪念碑》为证：

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他昂起那颗永不屈服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不，我不会完全灭亡/我的心灵在珍爱的竖琴中/比骸骨存在得更长久/他决不会腐朽/只要月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一位诗人/我的声名将永垂千秋/我将蜚声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土地上/它现在的一切民族都将传颂我这个诗魂/无论是斯拉夫人骄傲的子孙/芬兰人/尚未开化的通古斯人/还是草原之友——卡尔梅克人/我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在我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为那些倒下去的人祈求过同情/哦，缪斯，听从上帝的意旨吧/不要畏惧人们的欺凌/也不要企求桂冠/冷漠地对待赞美和辱骂/也不必与愚妄的人争辩。  

普希金在沙皇极端专制的时代，讴歌自由，为人民歌唱，他的诗歌成了他的不朽的非人工纪念碑！

朱自清又何尝不是如此！

每当我们语文教师在向十六七岁的少年讲授《荷塘月色》之时，谁会忘了介绍朱自清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面粉”那段故事呢？

没有谁会去刻意为现代文化名人设一排行榜，假如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朱自清先生、陈寅恪先生都将会与鲁迅先生一同，高居榜首的！

知识的重量无法称量，但知识分子的人格是有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