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代思域方向重:「满族是中国的满族」？ 斩倭[转帖]

不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产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变。说某民族是某个国家的民族，一般是指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以一定的数量、一定的群体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存在著。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甚至入籍，我们却不能因此断言：「日尔曼族是中国的日尔曼族」、「英格兰族是中国的英格兰族」、「犹太族是中国的犹太族」。 在清兵入关以前，满族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满族。 我不想在这里详述满民族史。大致说来，满族为女真人的後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并一度入主中原，与南宋并立，後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带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汉化，融入汉民族。元朝时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为汉人，其中就包括前辽及前金融入汉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遗民。关外的女真人则保留下来，直至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州，形成後来我们所说的满族。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它不受任何别国如中国的册封和保护。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国时代，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春秋战国，是由多个小国组成的一个大国，即周朝。其国家形态，有点像现在的联邦制。周朝有统一的国家元首，称天子，据有象徵国家重器的九鼎，从理论上说可以号令诸侯。即使诸侯坐大，称王称霸，也还是要通过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册封」才算。三国以後的多国时代，则都是由原来的一个长久统一的国家，分裂而成的多个国家政权。它们各据一方，互不买账，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还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其形态，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 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则不然。这是两个互不隶属、未结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构成截然不同、亦非一个统一国家分裂而成的国家。虽然，满族人祖先建立的金国，曾占领并统治中原，即中国北方；被大清帝国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时占领、统治过中国全境，但这也都不能说明它和中国是一个国家。正如日本曾占领统治过高丽、台湾，却不能因此说它和韩国是一个国家，也不能因此说「大和民族是中国的大和民族」。 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 既然说到日本，就不妨把当时的大清帝国，与侵华时的大日本帝国作一番更细致的比较。 它们都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都崇尚武力，推行军国主义，对中国这个貌似强盛实则虚弱、疲惫不堪的庞然大物虎视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长期实行渗透、侵扰、掠夺、蚕食及软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国内乱之际大举入侵。它们都是先征服朝鲜，控制蒙满的广大地域，造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压迫。 日、清都由单一民族立国，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习俗较之清帝国更接近中国。如服饰、饮食，日本比满清更与中国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国的唐服改制的。在工业化以前，日本重农耕，而满清则是游牧民族。日语和汉语一样，都是单音节，并且都使用汉字。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文字由四十个字母组成。有些发音如卷舌的「r 」在汉语中原是没有的，如「Tartar 」中文只好读成「Tata 」（鞑靼）。现代北京人爱发卷舌的「儿」字音，我以为是满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语言上的异同并非一件小事。蒙古与中国同被满清征服、统治，但「蒙满一家」，蒙满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汉族却不能。这与蒙满都是「鞑靼人」，属同一语系不无关系。日本从未有过「和汉不能通婚」的规定。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联姻，许多著名中国人士娶日本女人为妻，如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艺术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杰等，还有一些著名中国人士则乾脆有日本血统，如文学家苏曼殊。这种跨国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见诸小说、电影、电视剧为人们所熟视，即连描写侵华日军罪行的电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对中日夫妇作为男女主角。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汉时便有日本人前来朝贡，光武帝曾赐倭奴国王印绶。近世还有人考证，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当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长生不老宝丹的方士徐福。他带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进了日本民族的血缘和文化。总之，日本受中国影响至深至久，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侵华岂非更「正确」？ 如果说，大清帝国侵略中国，是「历史超越汉族正统论所作出的正确选择」，那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岂不是一种更为「正确的选择」吗？ 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在清朝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後的事情。然而为中国人民所认同，仍花了相当长的时日。满清入侵，虽然纵横肆虐，烧杀抢掠，心里总还是有些发虚的，毕竟这不是它的家园，这麽干未免伤天害理。那时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这麽大度的中国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说说话就好了：你们顾虑什麽？你们不是侵略者，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来超越「汉族正统论」的，这是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你们只管大胆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时没这样有器识的学者。 清军大举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行抵抗。清摄政王多尔衮修国书一封劝降。大意为：闯贼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国臣民却无能为力。只有吴三桂在东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为你们驱除反贼。这国土是从闯贼手里得来，而非得自於明朝。我国费了这麽大力气代你们报仇，你们将如何感恩图报？居然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我们岂能就此罢兵？你们那一小块地方，打得过我们吗？ 这是明摆著的强词夺理。干涉中国的内政还不算，还要尽夺我领土、主权。史可法回覆了多尔衮一封信，援引历史上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只要钱不要土地的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对方放过一马，允许双方就地划疆而治。他发誓将来永远巩固与大清帝国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史可法在历史上站错了队？ 然而清朝廷志在灭明，当然不听这一套，乃调动豫亲王多铎，率兵攻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恨中国人抵抗，将扬州城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大约可以与日本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相比。我甚至怀疑，日本是向当年入关时的清军学的，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军民，企图瓦解中方的斗志。不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那麽多国家、地区，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对中国进行过这样残酷的大规模屠杀。都是屠城，不同的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人类社会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二十世纪，留下大量人证物证，令举世震惊、愤怒和谴责；「扬州十日」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时候」的故事，不痛不痒，与今天的人没有什麽关系了，所以我们的学者才能够「警惕」并战胜代表著「最世俗力量」的情绪，徘徊在幽静的昔日宫苑之中，指出这种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的抗清名将史可法，竟然站错了立场，站在「历史错误选择」一边；「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竟然是「历史正确选择」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位引清兵入关，甘为先锋帮异族征服中国的大汉奸吴三桂，也无疑是「正确」的，若说有错误，那也是後来又反戈一击，终於为康熙所平定。当然，还有一大批「正确」的汉奸，先後投靠清廷。就连许多抗清志士的後代，最後也不得不走上与朝廷和解、合作、服务、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即後来意义上的大清帝国，俗称或简称「中国」。 有人说，元、清两朝虽是外来政权，最後却为中国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语言习俗的汉化外，连国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上，所以还应该属於中国的国内事务，与日本侵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讨论的是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之前、亦即中国被征服之前的战争性质，与战争後的状态无关，更不能反过来把战争的结果作为原因，颠倒因果关系。如果中国打算将未来的国都建在莫斯科，我们是否就可以举兵进攻俄罗斯，发动一场「历史正确选择」的「国内战争」？ 日本也打算迁都中国 日本侵华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石原莞尔，在他著名的《石原构想》中，提出日本从占领满州起步，进而征服全中国、印度、东南亚乃至澳洲，夺取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最终战胜英美等西方各国，达到主宰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他计划，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胁，即行迁都至满州，也就是被占领後的中国本土。如果日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外来政权也将和清朝一样，成为中国政府；中国的正式国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国」，就象大清帝国一样。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落後，经济停滞不前，国力衰落，军阀混战，内乱纷争不休，而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则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由他们来统治无疑属於「历史的正确选择」。而以後的学者们谈起这一段历史，也会要求我们克服狭隘的汉族正统论和世俗的情绪，给征服中国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会评判。再继续推论，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也将更名为「中美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将同甲午海战一样成为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国耻」。如果侥幸取胜，那也只能更加证明，中国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国的「正确性」。 日本的不幸在於它没能征服中国，没有做成中国统治者，没有成为「中国的大和民族」。它打赢过代表中国的清朝，却永远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经建立过的那样辉煌的功业。和清朝败落的原因一样，北方汉族百姓为反对满洲贵族的暴虐统治而展开的殊死斗争是何等惊心动魄山西省的复明运动是以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揭开序幕的。姜瓖，陕西延川县人①，原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投降了大顺政权。同年五月，传来了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放弃北京的消息，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②。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③。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④。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没想到次年（1645，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①。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 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②。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姜瓖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①。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②。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③。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④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 晋西北，“明废弁万练乘变袭踞偏关，瓖即以练为伪偏关道。宁武、岢岚、保德相继失守。刘迁者，亦明废弁也，纠亡命，受伪左大将军职，略雁门关及代州、繁峙、五台等邑，太原告警”⑤。关于刘迁的情况，顺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祝世昌塘报中说：“本院口虑雁门系大同孔道，预遣抚标右营游击高国盛同蒙古艾大人驻防代州。突有明季副将刘迁诈称起用伪总兵，伪牌伪言，日每招聚乌口（合），……。初十日，逆贼刘迁果率领马步贼约有万余将代州围困十一日，竟入关厢。”高、艾见“贼众兵寡”，“密差役前往大同英王爷驾前清兵”。① 晋中，《定襄县志》记载：“五台、忻州、盂县皆授姜瓖伪劄，转相煽惑，丑类尚累数万，旗帜队伍蚁聚蜂屯。宁武已附姜瓖。兵备道蔺与太原参将李好贤住劄忻州、定襄，每侦贼警则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总兵李刚奉旨剿擒高鼎，鼎负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后听抚，贼众渐散，鼎复据曹家寨，……倏招倏叛。”②《静乐县志》也说：“时三晋草寇转相煽惑，驱逐长令，卖降恐后。……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乐平、太原、崞县、盂县而己。”③ 晋东南，“汾、潞、泽、辽等郡邑小丑乘时蜂起，伪帅胡国鼎啸聚潞安，祸连沁属”④。“伪将”陈杜、张斗光等领兵攻克泽州（今晋城）。⑤平顺有姜瓖所“遣贼将牛光天破城劫库，男妇掳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赖知县请兵恢复，贼始灭”。⑥ 晋西南蒲州到黄河西岸属陕西的韩城一带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他们“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⑦。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向朝廷奏报：“伪六省军门虞胤、伪总督韩昭宣、伪总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伪立永历年号，诈称二十八万。”①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见下节）。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畿辅，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不过，山西距离永历朝廷控制的地区相当远，其间又被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自然比较困难。许多南明史籍都不讲以姜瓖为代表的晋、陕等地的反清复明运动，或者只是在讲时代背景时一带而过，他们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拥明势力的历史。然而纵观全局，清初的复明运动并不能局限于南方，姜瓖等人领导的反清决不是一般的兵变或叛乱，而是北方复明势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规模较量。 姜瓖起事后立即“易冠服”，各地闻风响应的军民都以割辫为标志②，军队“以明旗号”相号召③，发布文告遵用永历正朔①。这些都说明姜瓖等人领导的晋、陕反清运动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他们同永历朝廷也有联络，沈佳《存信编》卷二记载，“清大同总兵姜瓖以大同来归”。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八月，永历朝廷“遣太监马鸣图赍敕联络山西总兵姜瓖。鸣图漆身吞炭而行”，携带“以黄绢五寸方用御宝为敕书，外用黄蜡封固为药丸”②。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缉获“叛党”吕肖渠的罪状就是“先投山西姜逆营内抢掳，带有永历伪劄前往河南”散发③。这些零星材料（当时在山西各地张贴和颁发的用明永历纪年的文告和劄符数量必定极为庞大，失败后荡灭无存罢了）证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般的兵变，而是以拥护南明永历朝廷为宗旨遍及全国的复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史稿》说，“其无所附丽而以叛闻者为姜瓖”④，完全错误！ 姜瓖起事以后，清廷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多尔衮当时已经自称为皇父摄政王，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分劝说姜瓖回心转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等领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与尔等全无干涉”，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①。然而，姜瓖反清的导火线固然同阿济格重兵迫境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多尔衮见解释无效，决心武力解决。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二月间，多尔衮亲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在攻克浑源州、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突然接到北京传来消息，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尔衮无心恋战了，三月间在赶回北京的途中，他来到大同城下，希望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威劝说姜瓖投降。在谕旨中说：“向使他人至此，尔或顾畏不从；予兹躬临，可欢然来顺。如来归顺，庶阖城获苏。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尔姜瓖诸罪悉与赦免。谕到可即出降，自恩养如故。勿更怀疑虑，以贻害阖城官民也。予来尔不归顺，则再无生路矣。予言一出，脱有反覆，天下之人谁复信之？”②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发罪过”，然而不仅“未蒙升赏”，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极。且选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盖难堪。顷者，英王师至，催办粮草，绅士军民苦不可当。动辄欲行杀戮，臣与大同一方百姓委属无辜，谁肯坐而守死？”接着，他针对多尔衮的谕旨表示，“况阖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开恩，臣惟率众以俟，无他想望矣”①。姜瓖要求多尔衮“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么，史无明文，按当时情况推测是让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区的军民有实际的安全感。而且，当时晋、陕反清义师风起云涌，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②。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③。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到1659年（顺治六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阿济格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阿济格、尼堪等部顿兵坚城之下，毫无进展。山西其他地区的反清运动却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各地。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几座孤城①，其他府、州、县差不多全被反清复明武装占领。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中说：“先是，石楼、永和、交城相继告陷。……乃各州县报贼者日常数四，此煽彼惑，已遍满三晋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抚臣祝世昌会揭，逆贼刘迁聚众谋攻代州；又云宁武贼众攻围忻州等情”。陕西义军也利用木筏、牛皮浑脱等物渡河入晋，“该职看得，三晋自三边以至省城、汾（州）、平（阳）一带，遍地皆贼，伪牌伪示，络绎不绝。民如鸟兽散，势若土崩瓦解，无论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②。就在这个月里，义军占领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抚祝世昌报告：“四月十三日，贼众至汾州府，……贼众兵寡，退而守城，则城关大开，合城喊起，郑名标率军民割辫。”清分守冀南道许养高领着永宁知州、平遥、介休二县知县、汾州营参将等人仓皇逃往平阳③。《五台县志》记：“顺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伪劄于台人，率众攻城。时有刘永忠等至忻州，拥众至台，不啻十余万。”①晋东南的长治地区也全部易帜，“潞安之变，盖因姜逆首祸，叛党四起，一府八县，相继沦陷”②，省会太原岌岌可危。巡抚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值今伪督抚姜建勋、伪刘总兵、伪司道等贼众，秦晋合伙，失陷汾州府，拥聚十数万，截断省南平阳、潞安两府大路，分贼安官，附近各州县破竹瓦解，势已决裂，此省南之贼景如此。又省之东北五台、繁峙，刘迁、张五桂等勾连宁武众贼盘踞忻口，攻围崞县，北路堵塞，音信已绝。今晋之西北宁武、偏关、河曲、兴、岚等州县至汾州府属延袤千里，悉为贼据。今省城孤悬一土，势切危急。……恳乞皇父摄政王俯念三晋百万田赋之区，生灵汤火之日，危亡目下，速赐急发大兵，或敕英王、敬谨王兵马星驰前来扑剿逆贼，尚可恢复残疆。稍若迟延，全晋俱隳矣。”③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复明义军在占领晋西北、晋南大片地区④后，会同晋中、晋东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权。四月二十六日，占领祁县，二十八日接管武乡，同日“沁州伪官请本州乡绅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诣关圣庙共议战守。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员一名。又称贼头赏军，每丁五钱，用银五万，未曾赏遍（可见参与沁州起义的当在十万人以上）。其中贼丁抢掠者枭首一十三名，当时严肃。凡有投营，即赐伪职”。二十九日，占领榆社县。五月初一日，义军进入清源县，清太原驻防满军曾一度来援，见“贼势浩大”，被迫带着知县携印退回省城。初二日，义军占领徐沟。初五日，“西路贼大营由清源县拥众北来，至太原县境晋祠，离省城四十余里；又据报东路贼由徐沟犯省”①。当时，清政府驻守太原的兵力相当有限，“太原土陲兵无几，保会城不敢为进取计”②。一旦省会失守，不仅政治影响极大，清廷在山西设置的政权几乎全部瓦解。何况，山西的抗清运动很快波及邻省，如 1649年（顺治六年）六月山西义军魏世骏等派出一支军队进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县、涉县，任命了知县、守备等文武官员③。 多尔衮深知局势的险恶，他不敢撤出包围大同的兵力来镇压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汇成一片，只好从京师抽调一切可用的满、蒙、汉军投入山西战场。除了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领军围困大同外，被调往山西作战的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至于康熙初年专政的鳌拜不过是随军偏裨而已。此外，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 列出上述清将名单，不难发现多尔衮决心孤注一掷，精兵猛将几乎全部派往山西。熟悉清初历史的人都知道，入关以来的领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在顺治六年三月病死，肃亲王豪格已经罪废幽禁，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浑统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带兵的亲王、郡王几乎全部带领八旗子弟云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档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留守北京的却是刚从江西凯旋回来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六年八月，多尔衮感到京师地区兵力过于单薄，下令端重亲王博洛“酌撤闲驻兵还京”。博洛报告：“太原、平阳、汾州三府属州县虽渐收复，然未复者尚多，恐撤兵后，贼乘虚袭据，应仍留守御。”①多尔衮勉强同意了。 历来治史者谈及南明，大抵着眼于南方，对姜瓖、王永强等人的反清复明运动注意不够。这反映了他们不大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响过深。永历朝廷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情报不明，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看到几条姜瓖的记载以外，对山、陕各地风起云涌的大范围、大规模反清运动显得非常隔膜，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更是一无所知。永历朝廷在全国反清复明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只知道江西、湖广战局逆转，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何腾蛟遇难，陷于张皇失措之中。永历君臣完全不了解谭泰、何洛会在稳定江西局势后不敢深入广东而撤兵北返，济尔哈朗、勒克德浑出兵湖南原定目标是追剿李锦等为首的忠贞营，由于明督师阁部何腾蛟为争功而瞎指挥，糊里糊涂地被清军擒杀，济尔哈朗等趁势暂时稳定了湖南局势，顾不上原定目标就匆忙回京①的原因。两路清军的北撤很明显是清廷为了加强京畿根本之地，永历朝廷沉浸于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庆幸清军未乘胜直下广东、广西，不知道这时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陈邦傅等人又昏天黑地地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时举朝醉梦，有假为吴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书者，谓四方好音日至”②。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军南下，才如梦初醒，乱作一团。南明君臣的闭目塞听、得过且过，由此可见一斑。凭借这种朝廷要实现抗清复明的大任，无异痴人说梦。姜瓖、刘迁、王永强、虞胤等人的抗清斗争一方面证明清朝在北方的统治远未稳固，另一方面又证明满洲八旗兵的作战能力相当有限。从江西、广东反正后永历朝廷及时封爵拜官，而山西、陕西的各支义军首领大抵是遥奉明廷，自称大将军、大学士、巡抚、总兵，永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后来孙可望、李定国、鲁监国、郑成功等经常派密使深入清统治区联络各地潜伏的义士，相形之下永历朝廷的目光短浅实在令人惊异。 永历朝廷既是这样无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胆地集中兵力镇压晋、陕义军。姜瓖反清后，清廷归罪于宣大总督耿焞未能事先防范，把他革职①，由佟养量接任。佟养量带领所部山东兵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②。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③。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到1649年（顺治六年）六月，清军虽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形势有所好转，多尔衮耽心在山西被牵制的兵力太多，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全国，于是他决定再次亲征大同。离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门满、汉官员作了一番解释，说：“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①这种不成理由的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本人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复明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②。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的总兵杨振威变节，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③。次日，清军入城。多尔衮得到报告后，下令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在这前后，征西大将军和硕亲王满达海军攻克朔州、马邑等处，明宁武总兵刘伟等投降。定西大将军端重亲王博洛军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等处。陕西总督孟乔芳和户部侍郎额色带领满汉兵渡过黄河攻克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等处，义军首领白璋在荣河阵亡①。九月二十二日，陕西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衢”；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②。同月，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间，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冲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县）绅士惟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③。十月初四日，满达海军用红衣大炮攻破太谷县；初十日占领沁州，接着又攻克潞安（今长治市）④。十一月，博洛率领镇国公韩岱、固山额真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在泽州（今晋城）击败反清义师，义军部院陈杜、监军道何守忠、守将张斗光等被擒杀①。这时，山西大势已定，多尔衮才决定诸王统军回京，只留下多罗郡王瓦克达继续清剿山西未平各地②。十二月，陕西清军吴三桂、李国翰部击败榆林义军，杀刘登楼、任一贵、谢汝德等首领人物。吴三桂平定该地后，分兵渡河进攻山西偏关，义军总兵贺国柱见大势已去，为清军充当内应，义军总督万链自焚而死③。 山西曲沃人李建泰曾任明崇祯朝和清顺治初年的大学士，平陆人原明朝宁夏巡抚李虞夔都积极参加了反清运动。李建泰在晋陕复明斗争中，大约和姜曰广在江西金声桓、王得仁起事中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有的史籍说“姜瓖起兵，又召为相”④，详细情况已经难以查考。只知道他不仅在家乡曲沃一带组织抗清，还曾经亲笔写信策动翼城等县乡绅共襄义举⑤。后来，在太平县扼守二十多天，无援出降，被清廷处死。李虞夔在山西反清运动失败后逃到河南永宁县龙沟山林内潜藏，1651（顺治七年）六月被清政府缉获遇害①。晋、陕反清复明运动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这正是清廷难于对付的主要原因。 山西、陕西等地的大规模反清复明运动坚持了一年之久，终于被占压倒优势的清军扑灭。尽管由于所见史料的限制，很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的全貌和组织情况叙述清楚，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北方汉族百姓为反对满洲贵族的暴虐统治而展开的殊死斗争是何等惊心动魄，丝毫不逊于南方②。清军在镇压山西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老弱，表现的野蛮残酷令人发指。清代官书虽然尽力遮盖真相，从一些档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窥见一页页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大同城破以后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题请销结案件③。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耕地荒芜，“如浑源州原额地（指明代册额）七千九百九十五顷四十九亩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后，屠戮复荒无主地四千八百余顷，见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顷三十六亩。朔州原额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顷八十八亩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顷，见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顷七十二亩。大同共额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一顷七十六亩八分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七千一十八顷零，见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顷四十六亩六分零”。“实核三州县户口之死亡者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见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遗荒田一万三千五百顷余，该粮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余两”①。《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②《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③ 封建史家常常把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贼匪，而对清朝“大兵”备加歌颂，说成是“出民于水火”的“仁者之师”。这完全颠倒了两者对普通百姓的态度。康熙《静乐县志》记：“甲申（1644）逆闯设伪官第五浪，民无大害。受害惟己丑（1649）为甚。”④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摘录如下： 节妇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过于严父。甲申（1644），贼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贼可五六十辈，纷纷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为首领者招之曰：“我夫远出，谅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静暗中来，勿使张扬，去与我留少颜面。”首领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与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领入，遽乱声锣。巡捕者逮诣自成，斩以殉。李不肯退，曰：“为一妇人，诛一将，部曲谁肯甘心？虽畏法，临启行时，何难戕害？”自成发令箭，驱众贼出，封其门。己丑（1649，顺治六年），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① 这个发生在汾阳的故事真切具体地证明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纪律极为严明，而博洛、满达海两个清朝亲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二者相较，何啻天渊。尽管作者把明清之际汾阳发生的变故记载下来是为了表彰“节妇”，还是要感谢他无意之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给那些为多尔衮之流评功摆好的卑琐文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山西大规模的反清运动被清军镇压下去之后，剩下的复明势力仍然利用险峻山区坚持斗争。如从运城地区突围出来的虞胤率领残部进入华山，自称陕西总统。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虞胤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同年十月接受指令后由陕西秘密返回山西阳城、沁源山中联络各地抗清武装②。姜瓖的部将牛光天进入太行山区，自称山西总统①。高鼎等人则盘据于五台山。直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他们不仅互相串连，“联络各处贼头”，还派使者前往湖广均州郝永忠营中领取永历朝廷印劄，“商议联络内外兵马”，并且由郝营派人引导赴云贵同永历政权直接联系②。次年（1656，永历十年）五月初一日，朝廷封虞胤为莱国公，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军务的官衔深入敌后组织抗清斗争③。1658年（顺治十五年）五月，牛光天在直隶长垣（今属河南省）被保定巡抚派兵擒获④，这已经是姜瓖反正差不多十年之后了。 -------------------------------------------------------------------------------- ① 顺治六年三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中说：“且瓖原籍榆林延川”，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59号。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五。朱鼎珊当是代王朱桂的九世孙。 ③ 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22号。 ④ 《清世祖实录》卷六。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四页，《记注残叶》。 ② 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大同总兵姜瓖“为恭谢天恩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63号。 ① 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杂志·盗贼附》。《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把姜瓖反清系于十一月，时间有误。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③ 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备兵氛》记：“五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叛，遣逆党姚姓袭朔州，守备张楹率叛兵内应，兵道宋子玉、通判杨逵、知州王家珍皆死之”，众奉张楹为总兵。 ④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⑤ 《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 ① 《明清档案》第十册，A10—9号。 ② 康熙五十一年《定襄县志》卷七《灾异》。 ③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杂纪志》。 ④ 乾隆六年《沁州志》卷九《灾异》。 ⑤ 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十八《祥异》附兵燹。 ⑥ 康熙三十二年《平顺县志》卷八《祥灾志·兵燹》。 ⑦ 顺治十三年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密擒渠逆叛党”等事题本残件，藏第一档案馆。 ① 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上，顺治五年八月初六日题本。 ② 参见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号；同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上书A10—74号。 ③ 傅山《霜红龛集》卷十五《汾二子传》记：“己丑（顺治六年）四月，大同兵以明旗号从西州入汾，薛（宗周）以策干帅江某，劝急捣太原虚，江不能用。”有人劝薛宗周不要参加复明义举，“薛厉声言：极知事不无利钝，但见我明旗号尚观望，非夫也”。按，“江某”即义军山西巡抚姜建勋，见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己丑纪变》。 ① 顺治六年八月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山西逆寇虞允等称伪永历年号，陷蒲州及临晋、河津等县。”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②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上。 ③ 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4号，河道巡抚吴景道题本。 ④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忠义一》，中华书局排印本，第四十四册，第一三四七一页。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② 早在顺治三年（1646）二月间，多尔衮召集大臣时就曾说自己“代上摄政，惟恐事多阙误，生民失所，念民为邦本，日夜焦思。又素婴风疾，劳瘁弗胜”。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四。 ③ 顺治六年八月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奏：“北直接壤山东、河北一带，盗贼日炽，商贾不前，耕桑失时”。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 ① 乾隆二年《翼城县志》卷二十六《祥异》附兵燹记：“顺治六年大同总兵姜瓖叛，分遣贼首攻平阳，不克。其时州县或逃或降，固守者郡城及翼城而已。”按，明代至清初平阳府属三十五州县，1649年清军所能固守者不过两座城池。据同书记载，翼城县外有陕西王永强所遣部将围攻，境内有“哈哈教系孳安定国、混天猴等揭竿而起”，城守岌岌可危，直到1654年（顺治十一年）安定国被诱杀，才“四境帖然”。 ② 《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号。 ③ 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抚祝世昌“为道、将率官逃归，恭报上闻，仰祈圣裁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4号。康熙三十五年《介休县志》卷一《灾异·兵劫附》记：“顺治六年，流贼自河曲来，陷据府城（指汾州府），县官逃去。城内士民严守，抢掠乡村，掳杀子女。”按，据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卷十《己丑纪变》，姜建勋由原平南下占领忻州、定襄，与满兵战于牧马河上，败绩。三月间，建勋部向西取静乐后，南下攻占汾州。 ①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县志》卷八《祥异志·兵革》。 ② 顺治八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刘弘遇题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五八页。 ③ 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抚祝世昌“为省会危亡至急，贼氛聚结至众，再恳急发大兵救援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 A10—73号。 ④ 顺治十六年《绛县志》卷上《祥异》记：“顺治六年五月府属大乱，贼入县城，知县逃去。”按，明代至清初绛县属平阳府。 ① 山西巡按御史蔡应桂“为塘报紧急贼情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3号。 ②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杂纪志《己丑纪变》。 ③ 顺治九年四月初三日刑部尚书蓝拜等“为缉获在逃叛党请旨正法事”题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一五九—一六○页。 ① 《清史列传》卷二《博洛传》。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记：顺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清廷即命济尔哈朗班师回京，当时大同仍在固守之中。这年清辰常总兵徐勇题本中说：“前幸仰赖亲王大兵奋扬神武，何腾蛟首先被缚，虽伐谋之元凶已剪，而王、马、只虎等逆尚漏天诛。臣私冀圣明庙算无遗，必余氛不除不止。夫何全捷未奏，而大凯倏班。然犹望固山图赖之兵足资弹压，以作缓急互应之需。讵图赖又复北调矣。”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六八页。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六。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② 顺治六年七月初五日“击败贼首刘迁塘报”残件（缺奏报官员职名，估计为宣大总督佟养量所上），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五○—二五一页。这件塘报中说：“看得刘迁作叛，流毒三晋，恃险负隅，岂止狡兔之三窟。其代东一带村堡不下数百余处，尽皆迫胁从贼，经今半载有余，……”又说：“姜逆叛乱以来，不逞之徒，随声吠影，如刘迁倡众摇惑平刑、雁门一带，迫胁良民，大肆鸱张，负嵎为害，已非一日，此晋地之元凶也。” ③ 顺治八年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八三页。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记参与叛变的还有“伪官裴季中”。 ① 光绪十二年《永济县志》卷二十三《事纪·兵略》记：“六年，贼首虞允、封汝宦等倡乱陷蒲州，知州钱法裕、游击武韬、守备许世德死之。八月初一日，陕西总督孟乔芳率满汉官兵恢复州城，斩馘无算，余众败溃。”光绪七年《荣河县志》卷三《兵附·兵事附》记：“顺治六年，虞允等倡乱。秋，陕甘总督孟乔芳同固山达根特等大破贼于荣河，斩伪帅白璋。”乾隆二十八年《稷山县志》卷二《兵防》附《武事》云：“顺治六年，土贼白璋西来据城。” ② 山西巡按御史蔡应桂“为恭报恢城剿贼捷功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号。 ③ 顺治六年九月十八日满打亥（满达海）、孛罗（博洛）奏稿，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144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三一页。按，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卷十记：“建勋知不支，缢死南城楼。” ④ 山西巡抚祝世昌“为遵旨回奏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1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① 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十八《祥异》附《兵燹》。顺治六年十二月山西巡抚祝世昌“为王师剿荡逆贼，克平地方恭报上闻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60号。按，原文内左梦庚误写作“左孟根”，查《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左梦庚传》，顺治“六年，随英亲王征大同叛镇姜瓖，攻左卫，克之，寻擢本旗汉军都统”，可证左梦庚确曾参与镇压山西抗清运动。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③ 《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55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④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九。 ⑤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① 顺治七年七月山西巡抚刘弘遇“为恭报擒获渠魁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175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五六页。 ② 史学界和思想文化史界对于顾炎武、屈大均等清初著名学者、复明志士长期活动于晋、陕地区的动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1649年晋、陕抗清运动的深入人心和失败以后残余力量长期坚持于山区来看，顾炎武等人肯定是有所为而往的，不是单纯的学术游历活动。 ③ 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号。 ①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五三—一五五页。 ② 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备·兵氛》。 ③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县志》卷八《祥异志·兵革》。 ④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杂纪志》。 ① 乾隆三十五年《汾州府志》卷二十六《杂识》。 ② 山西巡抚陈应泰“为拿获叛逆事”题本残件，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一七一页。 ① 康熙三十二年《平顺县志》卷八《祥灾志·兵燹》记：“顺治六年姜瓖作乱，遣贼将牛光天破城劫库。”可见，牛光天原为姜瓖部将，其年十月清军收复平顺后，牛光天转入太行山。 ② 顺治十三年湖广总督祖泽远题本残件，藏第一档案馆。 ③ 沈佳《存信录》卷四，是时永历帝在李定国扈卫下刚从安龙移驻昆明。原文说，丙申十年“五月己卯朔，封虞胤为莱国公，督总（总督？）、文渊阁、兵尚如故。以韩王璟溧（韩王松九世孙）请加封以规后效也”。 ④ 顺治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贾汉复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一八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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