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ety,Routledge,2000)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约翰·科勒(JohnO . Koehler):《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Stasi:The U ntold Story of the EastGerm an Secret Police,Basic,2000)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发布时间:2009-11-08
版次:GB26 版名:阅读周刊 视野 稿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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