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的法则in尼加拉瓜:那年、那时、那事

   “不要欣羡，不要焦急。人类的未来和你自己的命运，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但你得这样地生活：那就是要对一切有所准备。”——托尔斯泰

     1968年12月22日是很多厦门知青心中一个永远难以忘却的日子。那一天，《厦门日报》头版报头赫然印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天《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随即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滚滚洪流裹挟而至，个人是何等渺小。于是，“上山下乡”深深烙印进无数正值花样年华的知识青年命运中。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数百万城镇中学生离开学校、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1969年9月8日下午，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我踏上了“征途”，于9月9日上午到达了上杭县五星公社东方红大队楼下生产队。在火车离开厦门的那一刻，我对来送行的女友慧琼和素云告别说：“插队后，我会从最好的去努力，也做了最坏的着想，请常到我家走走。”就这样的一句话，竟然陪伴了我在山区度过的九年时光。那段岁月已经变成了青春历史凝固的写照，似乎永远停留在那遥远的天边……

我被称作“大夫”

        9月9日下午2:30，饥肠辘辘的我终于被房东接去吃山村的第一餐饭——午餐，虽然在离开厦门前就已交了三两粮票和三毛钱的早餐费，可却没吃到早餐，就被直接送往石铭，这件事在我们这些9月8日出发的知青至今仍耿耿于怀。我把家乡带来的虾皮和巴浪鱼干交给房东后就埋头扒着碗里的饭。那时内屋不断地传来阵阵的剧咳和干呕，这声响令我食欲全无。房东杨万石告诉我他奶奶病了，在龙岩医院诊断为肺炎，没钱医治回来了。当时我带着药箱来下乡，那是当医生的爷爷特意为我准备的。在学校，我是卫生员，学过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下乡前我爷爷又教会了我许多，连打针这活我也学会了。我即去取来药箱，回到充满异味的内屋，第一次为人“看病”。当我听到老人的胸腔发出的哮鸣音，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找出药箱里的药为她施诊。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给老房东打一针链霉素，每天三餐给她吃两片的四环素加复方甘草片。老房东的病情竟然好转了几天，同时村里也传开了：厦门来了一位带着药箱会当“大夫”的知青。房东为犒劳我，每天给我加菜“一粒蛋”！可就在我来到楼下队的第六天夜里，急促的敲门声将我唤醒，来人要求我去救救老房东。

    我打着手电，背着诊箱，被带到老房东的床前。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猝不及防的我感到非常的恐慌，也只能故作镇定，告诉自己：我有药，我行。按老人的脉搏，已经没有跳动，听老人的心跳，也已消失了。无奈的我只能如实告知人们，她“走了”。可杨家人却苦苦哀求说：“救救我们的奶奶吧！”我真的无计可施，面对一个毫无生命迹象的人，我从头凉到脚。我只好用颤抖的手掰开老人的眼皮，用手电照她的眼睛，说：“你们看，她的瞳孔对光都没有反应了，真没办法救了。”顿时哭叫声充斥着夜空，这情景使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一股冰刀般的恐惧霎时升腾而起，冻住整个心脏。被吓呆了的我拖着沉重发软的步履在老乡的陪伴下好不容易回到了住所。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一具尸体做检查。接下来的日子为缺医少药的乡亲“看病”竟成了我的副业，家里寄来包裹里装的是“药”！为给我的药箱补集药品。我的从医之路就从此开始，也因此使我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接受了9年的“再教育”。

办政治夜校

    楼下队是一个普通的乡野村庄，静寂得能让风清楚的发声，整个山村没啥朝气，村民们九点半吃早饭，十点多才出工，一切都是慢悠悠的来着。我们几个知青商议着，让村民也来和我们一起早请示：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想到这一招还挺管用的，请示完就可出工，这样在房东家吃饭的时间也提早了，也不用再为厦门带来的饼干吃完了而犯愁。此事惊动了公社的“高层”，黄书记、高主任、游主任竟然带人来参观、学习。（哎，那个时代的新鲜事！）

    11月农闲的时候，大队组织村民建石铭水电站，这真是件让人兴奋事情，山村的夜晚要亮了！每天早上九点各个生产队都派出劳力到水电站的工地干活，有一天歇息的时候，从云山村来的黄副大队长提议知青也来唱唱歌，听着老乡们阿哥老妹的深情对唱，我也就扯着嗓子唱了一曲《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下工时，政治队长杨允元、生产队长杨可华找我商量，让我教教大家唱样板戏、语录歌。就这样，“楼下队”的政治夜校开办了。每天晚上生产队队部两盏汽灯高照，来的人出乎意料的多。来借光的人中有纳鞋底的，有剥豆子的，有搓麻绳的，还有织毛衣的……而“专心”听我读报（报纸是特意从大队部借来的），跟我学唱语录歌和样板戏的只有那几个年轻人。因为办夜校，我的工分提到了五分，这在当时的知青中可谓是“高分”。

    1969年12月，我作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参加了公社的表彰大会。1970年1月，我参加了上杭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0年的春耕，我与生产队配合，每天早上五点半在村里吹哨子叫人们起床准备出工，并和和政治队长等人一起做加班饭，七点半的时候送饭到田间，就着一块豆腐乳，一块小小的水蒸咸白鱼，还有那“不限量”的白米饭，大家在田头吃得欢，在田里也干得欢。因带领村民春耕加班，我也莫名其妙的上了县里广播的新闻头条。1970年的6月份，我和群英队陈沈水作为知青代表参加了上杭县“三代会”。  

我是“丝防”队员

    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对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进行调查。那年冬天，上杭县打响了“消灭丝虫病”的攻坚战。我和几个知青被抽调出来参加了县里的“丝防”队，天天夜晚进村当“游击队”，为村民突击采血做标本，检查丝虫病。“丝虫”是个“夜游神”，昼伏夜出。“微丝蚴”白天潜伏在人体内脏血管，夜间才游到毛细血管，在外周血的高峰时间出现在午夜。因此，采血检查必须在深夜进行。村民白天干农活很劳累，晚上睡得早。而采血检查必须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3点进行。为此，丝防队员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手提马灯，夜半敲门。那时，到山村采血是件苦差，挨骂、挨打、被狗咬是家常便饭，“忍辱负重”成为丝防队员的基本功。当时，村民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血很宝贵，大多不愿意配合采血。冬夜里，老乡蜷缩在被窝里，不愿起来，让丝纺队员在门口冻得瑟瑟发抖，脾气不好的老乡，甚至拿起尿盆就泼，操起扫把就打。如果漏检一人就等于留下了一个隐患，怎么办？我们经常为了不漏检一人而工作到夜深。晚上采血，白天看片，十分辛苦，当时由于显微镜不多，队员们轮流进行看片，做到“人休镜不休”。不畏艰苦在当时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我们丝防队员工作的真实写照。当年，丝防队员踏遍溪口的山山水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经历千辛万苦，用我们的两只脚走遍了溪口11个行政村，为近万人做了血检。

    一天午夜从“樟坑”回来的路上，我提着马灯兴致勃勃地走在一行人的前头。突然间，我看到前面有东西在快速地挪动，蛇！还是一条个头不小的蛇！追着光来了。那蛇在我跟前高仰着头，嘴里还不停地丝丝的吐着信子，尽显它的王者风范。我惊呆了，“啊、啊……”的话也说不出来，一股寒气从脚下沁入心脏，只能踮起双脚尖，把马灯举得高高的。在我身后的卫生院检验师黄林瑞医生一个箭步冲前来，眼疾手快地用手中的竹竿用力一挥，击中了蛇的要害“七寸”，把蛇给击毙了，可我仍然举灯僵立，在队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恢复常态。黄林瑞医生用那根竹竿挑着“蛇”回到了卫生院。第二天，在卫生院食堂外的空地上煮了一锅蛇汤，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可我心有余悸，不仅不敢吃那蛇肉还做了好几天的噩梦，从此再也不走在队伍前面“开路”，也不提马灯只打手电。而我在山间小道上跳“红灯记”的故事也就此传开了。

    又有一天夜晚，我与谦和到“上三溪”去采血，那天夜特别的黑，群山黑魆魆，大野阴沉沉，夜犹如怪兽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山村的夜晚不见一颗星，伸手不见五指，大地被黑暗笼罩着。那山村的人们听说了政府是为了他们好，为他们做体检，很客气也很配合（那村里有人是“橡皮腿”——得过丝虫病），采集血样标本很顺利，任务圆满完成后，就在要返回时，突然电闪雷鸣，雨顿时铺天盖地的倾盆而下，一直下了2个多小时才好容易止住，我们谢绝了村民的好心挽留，毅然踏上了回公社的路。到了一道约有15米宽的山涧时，看到滚滚的山水即将漫过架在石头中间的木板“桥”。我俩踌躇了一下，如果不过桥，就得掉头走四五里的山路回到村里，那又多没面子。谦和喊了一声：“冲过去”，我抱着“玻片盒”，被谦和拉着跑到了对岸。回头一望，那滔滔的山水已漫过了山涧，桥板已被冲开了，正被铁链挂住漂在水里，我俩顿时傻了眼，呆若木鸡，茫然的看着滚滚而下的激流像一头巨兽，横冲直撞，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无力地瘫坐了好一会才起身回公社，一路竟无语。极度的恐惧让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大自然的威力令我折服，让我敬畏！第二天一早，“上三溪”队就打来电话询问我们是否平安。消息传出后，乡亲们为我们逃过一劫感到庆幸，也为我们的胆大妄为而纷纷说教。每当我回想起当年的冒险，至今仍存有后怕。

 

第一次独自为人接生

    1974年元旦后的一天，我回生产队办事。记得那天朔风凛冽、寒意肃杀，我也就没有回卫生院。半夜时，知青楼的宿舍门被擂得山响，“黄大夫、黄大夫”的呼声一声比一声急切。原来是铭东队的四川知青李丽蓉要分娩。（她是被大队长弟弟复员回乡时带来的一位“四川嫲子”。 她平时跟我很要好，总对我说她嫁到了一个比她插队四川时还穷的村子来。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也佩服她的坚强。）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在卫生院外的人家里给初产妇接生。说实话当时我心里真有点虚。

     “啊……啊……我不行啦！” “啊……啊……我受不了啦！” “快帮帮我啊！”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划破了漆黑的夜。“不，你行，放松，再放松，深呼吸，用力，再用力！”“要生了，就要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了，你要加油啊”。一声声鼓励，一声声坚持，一声声呼唤，我不停给她打气，为她按摩腹部，时间慢慢的流逝着，我有点沉不住气啦，喂她喝了热姜糖水后，在我的鼓励、帮助下，婴儿终于诞生了！也许是她平时辛苦的劳作，也许是婴儿的个头实在太小的缘故，分娩过程还算顺利。“是个女孩”，当我向小李报喜时，她那憔悴的面容上露出了喜悦，刚才那般难忍的痛苦也消失了。

    奇怪的是这孩子刚生下来咋都不哭，这可不行，“哭”可是表现生命活力的重要象征。无论我怎样为婴儿清理口腔，无论我怎样拍婴儿的背都无济于事，我被冻得手发抖时，突然意识到：“冷”！我赶紧让人端来一盆木炭火和一盆热水。当我用热毛巾轻轻擦着婴儿身体的时候，婴儿“哇”的一声终于发出了她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响亮的哭声打破了沉睡的山村，大家都放下了一声悬着的心。小李说了，要让女儿认我做干娘，要我给孩子取名。

    许多年后，每次回溪口我都会到溪口粮站去看望她们（小李后来是以知青的身份被安排到溪口粮站）。

    2009年（下乡40周年）我们一群知青回到溪口，那晚在常向山的房东家里吃饭，一位小伙子说：“黄大夫，我是当年你在卫生院时接生的。”“是吗？”在我印象中，在我所接生过的人中，我只记得李丽蓉，因她是一位“四川知青”，不经意间来到了溪口，还有她的大女儿是我接生的并且成了我的干女儿，孩子的名字“杨晓雁”还是我给取的。 后话：

蹉跎岁月已茫茫，若思量，尚断肠；
一片痴情，委与负心郎。
撒在荒郊多少泪，流水绿，落花黄。
莫圆旧梦到天光，把悲凉，付黄汤；
人届暮年，难有少时狂。
权揽青天舒大笔，着浓色，抹斜阳。

    也许应验了当初说的那句话：“从最好的去努力，从最坏的去着想”，我在溪口一呆便是9年，其间我当过农民，当过老师，当过讲解员，当过“丝防”队员，当过医生。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我的第二故乡”——溪口。也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成就了我今天与“溪口”的不了情，与这片热土，这个山村，还有这些朴实、勤劳、善良的乡亲，结下的深情厚谊。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有许多事淡出了记忆，但是那一段披荆斩棘、流血流汗，曾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来书写历史的“知青”岁月，却永远留在心里，难以忘怀。

    青春不需要讴歌，岁月不需要歌颂。历经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近三千万知青为此付出了长短不同、沉重各异的青春代价。

    当我们品读共和国历史上这沉重得难以翻过的一页，开始咀嚼灵魂深处这一段久久不能释怀的生命历程，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我自然地感悟到一个青春无悔的问题。

    一件事的有悔无悔是建立在自己的选择上，那时的知青上山下乡是“自己”的选择，可那是在怎样情况下的选择呢？千百万知青以青春作为代价，最终证明了这是一场错误。如此高昂的“学费”，你说该不该悔？面对这场灾难，你能说无悔吗？所以我要说的是：

一代知青，青春难无悔！ http://www.dfwvip.net/bbs/viewthread.php?tid=22493&extra=page%3D1&page=1 http://www.xmzhiqing.com/news.asp?id=1183 http://bbs.xmhouse.com/thread-5239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