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维克托剑齿虎:国学论坛 :: 观看文章 - 中华史前研究专著《中华源流》部分章节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7:25:26
发表于: 星期六 十二月 03, 2005 3:49 pm 文章主题: 中华史前研究专著《中华源流》部分章节
此将新著《中华源流》部分章节发布，供国学同仁研究参考。
此著几月前送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大、清华等大学审查评价，至今无任何回复。
我已彻底心灰，决意不再做史前研究，备开一间小小的国学馆，传授国学，以养家糊口，度此余生而已。
我在中华史前研究上的学术成就，自以为应是国内史前学界独步。《中华源流》是我二十年研究的成果，该研究著述有6万字的《山海经》及其它古籍考古（我个人的研究成果），8万字的史前文化考古（我个人的研究成果），10万字的史前文明概述（史前历史与文化通俗阅读，含彩图20余幅）。
对自己这部史前文化研究与史前历史展示综合的著述，我不便评价过多，仅妄称一点：该书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当前中华史前研究的诸多其它著述，是更为全面、系统、科学、理性的，其研究观点与研究结论都是全新的，应能成就中国史前文明研究的一座时代丰碑。
中华史前研究的现状是：科学的成果、见解稀少，伪科学的“专著”、“理论”繁荣横溢。
人类历史将可以证明：《中华源流》是科学、理性、全面系统的中华史前科学研究成果。
然而，《中华源流》只有面世，才能对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做出贡献。
此书稿长达25万字，不可能以学术论文发表。
我与一些出版社联络，但因本著学术性太强，出版社以为读者群太窄，经济效益不好，因而无果。
我这部填补中华民族史前研究空白的科学专著，因不能出版面世，而无法实现她巨大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痛苦，也是中华文明的巨大损失。
我不甘心。
然而，我没有博士冠冕，又没有“知名学者”的虚名，浮躁的中国文化中的国人，有哪个会相信真理存在于我这样一个靠摆早餐摊维持一家生计的草民？！
我走投无路！
因此，权且发布部分《中华源流》章节于“国学论坛”，供具有科学头脑而不被“伪科学”迷惑的真正的中华史前研究者，以及国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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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源流》 全书25万字
目录
序言
一、 通过中华神话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1、 记载神话的主要典籍——《山海经》
2、 从《山海经》的西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3、 从《山海经》的中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4、 从《山海经》的东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5、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伏羲女娲氏族
6、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天鼋轩辕氏族
7、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魁隗神农氏族
8、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太昊少昊氏族
9、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颛顼氏族
10、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帝喾氏族
二、 通过史前考古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1、 伏羲女娲文化
2、 炎帝文化
3、 黄帝文化
4、 东夷文化
5、 炎黄帝裔文化
附节 柳江人系列（“古南蛮”氏族群）文化
三、 游览史前中国
1、 三皇时期（前1万1千年~前6千年）
2、 炎黄时期（前6千年~前4千年）
3、 少昊时期（前4千3百年~前3千6百年）
4、 颛顼、共工、祝融时期（前3千8百年~前2千8百年）
5、 帝喾时期（前3千年~前2千1百年）
附节 中华神话精粹选读
一、通过中华神话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在没有文字记录历史的年代，人们只能通过口头传说来保存对历史事件的记录。
在只有细石器、陶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时期，自然的力量，远高于人的认识水平和能力，图腾崇拜这样的早期自然崇拜，主宰着人的精神和行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让人的口头传说，不搀杂对自然神秘的崇拜想象，那是不可能的。
基于此，我们且来看一个神话是怎样产生的。
史前（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只能以口头传说记录历史的人类时期），某个部落，某天正在和其它部落为争地盘而战斗得头破血流，突然看到天上电闪雷鸣，便以为天帝震怒，而悄悄放下手中用以战斗的石斧石刀，倒头叩拜苍天，然后结束争斗。事后，争斗双方部落的人们，就会说：某天，他们的首领白虎（因为他们部落的图腾是白虎），正在河边和黑虎（对方部落的图腾是黑虎）争斗，天帝看见了，很不高兴，就施放霹雳和闪电，警告白虎和黑虎，于是，白虎和黑虎不再争斗，结为兄弟。
以后，这两个部落的这次争斗事件，就会以白虎和黑虎的一场打斗故事，而代代流传下去。这个故事流传到史后（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人类时期），就被后人记载成文字故事，这就是神话，因为神话是史前历史事件的口头传说，所以神话也叫古史传说。
可以看出，上述这个神话，对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的情形，具有多么重大的史学价值。
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就会知道在史前发生了这样的历史事件：在某条河边，曾经有个以白虎为图腾的部落，为保护自己的地盘，和一个黑虎图腾的部落发生战争，战争进行中，恰逢天上大雷雨，战争双方因为敬畏天帝而停止战争，结为同盟部落。
我们都知道大羿射日的神话，这个神话能够告诉我们怎样的一起史前历史事件呢？难道真有一个大羿，用弓箭射下了天上的十个太阳？
当然不是的。
通过结合这个神话，对文化遗存的考古研究，人们发现：在公元前2350年（简称前2350年）左右，正是龙山文化的帝喾末期，华北华东一带连年大旱，人们生活极端艰难，居住在河北唐县的唐尧派女巫女丑，去东海求雨。女丑带领族人来到东海岛屿，与扶桑十日族发生战争，女丑族战败，女丑被十日族的首领杀死。女丑族人逃回华北，唐尧只得向族兄帝喾求助，帝喾便派遣东夷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大羿，征讨十日族。
大羿率领善射的有穷族众，与十日族展开血战，战斗中，大羿射死了十日族首领。
这就是大羿射日这个神话所记载的真实的史前历史事件。
如果没有这个神话，我们即使将华北、华东地下埋藏的所有文化遗存都挖掘出来，也很难知道，这些没有文字又不会说话的文化遗存，到底包含着什么历史信息。
因此，研究史前历史，就必须依照两个工具，一个是神话资料的研究，一个是对史前文化遗存的考古。
然而，由于史后中国，人们基于各种目的，随心所欲地编造了大量精怪灵异故事和宗教故事，如吴承恩编造的精怪小说《西游记》，道教编造的玉皇大帝、天兵天将、神仙精怪，佛教编造的佛祖、菩萨、罗汉，这些精怪灵异故事和宗教故事，自然地就和史前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混淆在一起，让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神话，什么是精怪灵异故事，什么是宗教故事。
如果人们在研究史前文化时，把精怪灵异故事和宗教故事当作神话来研究，则会把人们的研究工作引入歧途。
如《太平广记》卷五六引《墉城集仙录》所记载瑶姬助禹治水的神话故事中，就掺杂了大量的道教故事成分，把原本记录大禹在巫山治水时，获得长江沿岸祝融八姓（系炎帝氏族后裔祝融的分支氏族群）中的一支帮助的神话，篡改成了一个道教故事。
因此，只有从浩瀚的传说故事资料中，找出真正的神话，才能帮助我们研究史前中国的情形。
保存有大量神话资料的古籍，有《尚书》、《吕氏春秋》、《史记》、《左传》、《淮南子》、《诗经》、《楚辞》、《山海经》等正史典籍，也有《帝王世纪》、《绎史》、《搜神记》、《太平御览》、《路史》、《述异记》、《云笈七谶》、《神异经》等野史杂说。
其中，史据意义最重的典籍，就是《山海经》。
我多年研究中华神话，深知《山海经》研究，对史前中国的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目前中国，研究《山海经》获得一定科学成就的只有袁柯先生的《山海经校注》和王红旗先生的《经典图读山海经》。
在《山海经》的研究上，我认同王红旗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
下面，我就通过自己对《山海经》的研究，来探讨史前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形。
1、记载神话的主要典籍——《山海经》
关于《山海经》的著述，我以为它的山经部分应该是史前炎黄各氏族的口头传说，以及夏禹时期对各地山川的考察记录。
从《山海经》山经部分清晰地勾画出西山、中山和北山的情形，而南山、东山的情形甚为虚妄、模糊的情形看，山经应当是炎黄氏族群对自己发祥、居住地域的一部地理和人文情况记录，其形成年代恐怕要远于夏禹治水时期。
夏禹治水时期（前2150年左右），海侵现象早已结束，但东山经记叙的依然是海水漫漫的情形，这说明，山经主体部分的形成，应在夏禹治水以前。
东山、南山二经的记叙内容相对模糊，一则说明山经的形成，与东夷氏族、南苗氏族，没有紧密关系，二则说明，夏禹的治水工作，多在西山、中山、北山三经所记叙的地域。
山经中，惟有西山、中山二经记叙了神灵（即氏族首领的神化形象），而西山、中山所涵盖的地域，正是炎帝氏族群和黄帝氏族群发祥、居住的地域。这说明山经主体的形成，应该在前4500年~前3800年的炎黄时期。
因此，《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应在夏禹治水以前，由炎黄各氏族完成内容，最后由夏禹前后的人们完成书籍
而《山海经》的海经部分，我以为它是夏以后的人们，总结各地的神话传说，在不同的年代完成。
根据海经内容所记叙的内容看，海外四经最早出现，其后是大荒四经，再后是海内四经，最后是海内经。
我同意王红旗先生的观点，根据海经所记叙内容的历史时序，判断海经各经的成书年代。
海外四经记叙的内容，截止于商代，因此，海外四经的成书，应在商代的某个时期。
海外四经记载的地域，大致在秦岭、两湖平原、江淮以南，河套、大青山以北，六盘山、贺兰山以西，泰山、淮涡流域以东。
海外南经：结匈国应在岷山附近，比翼鸟应在大巴山西段，毕方鸟应在秦岭东段，讙头国应在武当山地区，三苗国在两湖平原南部，昆仑虚在大别山，寿华之野在大别山东麓靠近长江的地方，狄山就是东山经里的岳山，在淮北与淮南间。南方祝融，指祝融八姓，在江汉地区、江淮地区。
海外西经：灭蒙鸟在白龙江上游，大乐之野在洮河上游，常羊之山在秦岭西段，丈夫国在泾水上游以西，巫咸国在六盘山地区，轩辕国在银川附近的鄂尔多斯高原，诸夭之野在银川盆地，白民国在贺兰山以西，西方蓐收，指少昊氏族群东迁后，留在祁连山以西地区的一个分支。
海外北经：钟山应是狼山，相柳应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夸父北饮大泽，应在河套，务隅之山应在大青山南麓，北方禺强，在今山东半岛以北的渤海沿海。
海外东经：嗟丘，在安徽淮北附近，青丘国，在浙江韶兴附近。东方勾芒，少昊氏族群解体后，留在华东地区的一个分支。
大荒四经记叙的内容，截止于西周时期，因此，大荒四经的成书，应在周代的某个时期。
大荒四经所记载的地域范围，与海外四经大体相当。
除了比海外四经记叙得多而详细，大荒四经还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大量描述帝俊的文字，尤其是大荒东经。似乎描述帝俊的余兴未尽，兼及帝颛顼的文字也相对较多。这是否说明：大荒四经的作者和帝俊、帝颛顼有着特殊的感情？
古史传说：帝颛顼将天帝权位传给帝俊，帝俊为黄帝增孙，颛顼为黄帝儿子昌意的孙子，因此，颛顼与帝俊的权力承接，因这种血缘关系而成立。
按大荒东经，帝俊似乎出自东方（即东夷地区），而黄帝轩辕氏族群主要在西北和中原，东方只有认轩辕黄帝为父、改羸姓为姬姓的少昊青阳氏和海隅民族禺號，难道帝俊就是青阳氏的后代帝喾？
海内四经的完成，应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正是百家争鸣的文化时期，对历史文化的追溯，应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潮流，而海内四经的内容，恰恰具有这样的文化倾向。
海内，意即天下所有地域，因此，海内四经记载的范畴，涵盖海外四经、大荒四经，似乎是对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的补充、说明。
因文字载体的保存问题（如布帛损坏或竹简脱落），海内四经错位、遗漏很多，造成了刘向父子修订《山海经》时，不得不在海内四经后，附加了海内经。
海内经杂乱而涵盖，似乎是对《山海经》海经部分（尤其是海内四经）做补充，而补充者又不太明晰此前成书的海经部分的准确信息，因此加入的内容一没有文字意义的上下延续和承接，二没有地理方位和描述顺序，与此前成书的海经部分，形成内容表达上的许多差异。鉴于此，它应当是西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及其儿子刘歆）校经传，修订《山海经》时，将因文字载体的保存问题而从海经部分（尤其是海内四经）脱漏下的那些文字，因无法考据原文在何处，而简单地汇总成一篇，附加在海内四经后面的。
《山海经》中，北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河（黄河从内蒙土默川到陕西风陵渡段）以东，阴山山脉以南，南河（黄河从陕西风陵渡到河南濮阳段）以北，东河（黄河从河南濮阳到天津东南古黄河口段）以西。
西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北到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天山末端、罗布泊，西到青海的湟水上游，西南到青海的西倾山，东到西河，北到内蒙狼山，南到陕西米仓山、四川若尔盖。
中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到四川的岷山，南到湖南的洞庭湖地区，北接秦岭、南河，东到江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域不包括四川盆地和洞庭湖以东的长江南岸地区。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北山经记载地理方位最准确，西山经除西次三经外，记载的地理方位也很准确，中山经的山序与地理方位的顺序杂乱，且将原来的中次一经已丢失，而将原属北次二经的部分山编成中次一经。
经过长期的研究，我发现：
问题一：《山海经》山经部分所记载东山经，地理方位基本准确，但情形却是七千年前海侵年代的景象，而且各山的距离、方位记载多属主观直觉，而非实测结果；
问题二：《山海经》山经部分所记载南山经，地理方位记载很虚，似乎这一部分的记载内容，很大部分是通过间接方式获得，没有经过核实，因此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问题三：《山海经》山经部分，只有西次三经和中山经记载有神灵。
问题四：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各山，起点在陕西境内白于山东南靠近山西处，沿西河、北河（黄河前套、后套间的河段）一直过贺兰山、祁连山，到达新疆境内的天山末端、罗布泊地区，其方位记载很虚，而神灵记载却很实，且西次三经脱离西山经的地理方位排序，明显与西次一、二、四经分离，似乎是山经作者的一种有意识的撰写行为，隐含着某种现实寓意。
下面，我们就从《山海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2、从《山海经》的西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对西、北、中山经的地域情况记载很是准确
我们且来看看西山经的情况：
西次一经：钱来山在陕西潼关附近，太华山就是华山，符禺山在陕西罗敷附近，羭次山在陕西高塘附近，时山在陕西葛牌附近，大时山在陕西太白山，嶓冢山即陕西宁强嶓冢山，天帝山应是甘肃麦积山，皋涂山在甘肃理川附近，騩山在川西若尔盖附近。
研究西次一经发现：西山经所谓赤水，就是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盼水即甘肃洮河，西海即川西若尔盖湿地。
西次二经：钤山在陕西韩城附近，泰冒山在陕西合阳附近，数历山在陕西铜川附近，龙首山在甘肃彭阳，鸟危山在甘肃会宁附近，皇人山、中皇山、西皇山在青海境内的湟水岸边，莱山即青海的托来山。
研究西次二经发现：西山经所谓赤水，就是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鸟危水就是甘肃祖历河，楚水就是陕西石川河。
西次四经：阴山应在陕西黄龙到韩城间，鸟山在陕西黄龙附近，上申山在陕西南泥湾，号山在陕西羊马河附近，孟山在陕西新城堡附近，白于山即陕西白于山，邽山应为甘肃华家岭附近，鸟鼠山就是甘肃渭源鸟鼠山，崦嵫山就是青海西倾山。
研究西次四经发现：西山经所谓洋水，似指甘肃葫芦河。
西次三经：崇吾山应在陕西佳县附近，不周山应在内蒙准噶尔旗到山西平朔间，泑泽在内蒙黄河前套（土默川盆地），钟山、槐江山应在内蒙乌拉特前旗地区，昆仑丘应在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西南方，羸母山似是宁夏贺兰山，玉山似在甘肃冷龙岭或乌鞘岭，长留山似在甘肃龙首山或合黎山，三危山就是甘肃敦煌三危山，泑山应为甘肃马鬃山，翼望山应在新疆罗布泊地区。
研究西次三经发现：西次三经脱离西山经的地理方位排序，越过二经到四经间的正常排序规定的地理方位，直接放在了四经以北以西地域，明显与西次一、二、四经分离。三经所记载地域的各山，不论是方向还是距离，都是模糊不清，若按一、二、四经的方向和距离感觉，依据三经所给的方向和距离来排列三经各山，则不周山已经接近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西北方，峚山和钟山的位置就无论如何也排不到前套和后套，即使我们能将峚山和钟山的位置排到前套和后套，其以后的槐江山、昆仑丘也将远离赤水（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以东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进入内蒙狼山以西的阿拉善高原，这显然不符合史前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北方向）各氏族生活居住地域的情形。
因此，可以肯定，《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是有意把西次三经从西山经中单独列出，以示三经与一、二、四经的不同，以示三经所载内容的神秘与崇高。
从现有的史前文化遗存看，在地球最近一次冰河期的最冷期（2.2万~1.3万年）以外的时期，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到内蒙的河套地区，曾经是个水草丰美、气候宜人的地方，这里曾经有3万5千年左右的河套文化（也称鄂尔多斯文化），是中国北方晚期智人最早出现的地方。
从神话研究的史料证据，我们知道，黄帝轩辕氏族群就发祥于泾水上游，在进入渭水流域前，主要游猎生活在泾水以北到河套间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
因此，西次三经这样与西次一、二、四经不同，也说明了《山海经》山经部分的创作者，与天鼋轩辕氏族群有着一定的渊源，可以推断，他（或她）要么是与天鼋轩辕氏族群有着亲密关系的人，要么就是天鼋轩辕氏族群的族裔。
他有意把西次三经从西山经中单独列出，以示三经与一、二、四经的不同，他有意把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地理方位和实际地理方位情况造成差异，以显示西次三经所载地域的神秘与崇高。
他这样做，恰恰表达了这样的一组信息：从泾河以北到河套间，曾经是天鼋轩辕氏族群发祥、生活过的一个地域。这里众多的氏族部落（钟山的烛龙、鼓，槐江山的英招，轩辕黄帝的定居地（圣城）昆仑丘，天鼋轩辕氏族群的亲族陆吾，羸母山的长乘），都曾经拜伏在天鼋轩辕氏族群周围。从贺兰山向西的各氏族（玉山的西王母，三危山的三青鸟），也曾与天鼋轩辕氏族群发生过亲密的关系。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读西次三经给我们的史前中国的信息
信息一：
西次三经说：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西望帝之搏兽之丘，……。
将上文译成今文就是：西次三经的第一座山，叫崇吾山，它在北河（黄河前、后套间的河段）的南边，向北方看去，可以望见积石而成的墓葬堆，向西望去，可以看见天帝与猛兽搏斗的山丘……。
从字面上看，崇吾之山，意思就是：我崇敬的大山。
崇吾之山，还在西次三经不周山的描述中出现：不周之山。……，临彼岳崇之山，……。
从对不周山的描述看，这个崇吾之山，也叫岳崇之山，与不周山相距不远。
中华神话多次涉及不周山，这是个什么样的山呢？
《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
《论衡·谈天篇》：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
从这些神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周山原来是天柱，是代表天帝权威的，谁要想做天帝，就必须获得不周山的天柱。
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部落群体里，因为对苍天的无尚崇拜，人们以为宇宙间能力最大的神灵是天帝（那时候人们还没有皇帝的概念），因此，人们在特制的木柱或石柱上摆放祭祀苍天的圭表，以希望获得苍天的庇佑。时间久了，人们就把这个载有圭表的木柱或石柱，当作了支撑苍天的天柱。哪个氏族的首领在不周山建立自己的天柱，哪个氏族就意味着获得了苍天的庇佑，哪个氏族的首领，就成了苍天的主人——天帝。
从神话中可以看出，最初的不周山在西北，似乎女娲曾经在上面建立天柱，女娲时代衰落的时候，共工氏族与祝融氏族曾在不周山，为争夺天柱而战，共工氏族没有获得胜利，就毁了天柱。而到了后来，不周山已经不限于在西北，任何氏族群的首领，都把自己辖地的一座山称为不周山，并在这个不周山上建立天柱。因此，黄帝时代末期，才有了颛顼和共工在地处中原的不周山，争夺天柱的战争。
回到西次三经的环境，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中国北方最早的现代人出现在西北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和内蒙河套地区，这里不仅是天鼋轩辕氏族的发祥地，也是其它北方氏族的发祥地，因此，原始时代的人们，便把这里的一座山，当作了各氏族共同崇敬的圣山，并在这座山的旁边一座山，建立了祭祀苍天的天柱。
这个各氏族共同崇敬的圣山，就是崇吾山，也叫岳崇山。崇吾山旁边建立天柱的山，就是不周山。
那么，崇吾山应该在哪里呢？
北方最早出现现代人的地方，自然就是北方各氏族共同的发祥地，这个地方的一座山，就应该是北方各氏族共同崇敬的圣山。因此，这座山只能在首先发现河套人（鄂尔多斯人）遗址的内蒙乌审旗境内。
而最早的不周山，也应该在黄河前套（土默川盆地）周边。
信息二：
西次三经对崇吾之山的描述中，说它在河之南，北望冢遂。
这里的冢遂，就是积石而成的墓葬堆。
从崇吾山向北可以望见的这个在黄河前套以北，积石而成的墓葬堆，不由地让人想起了前4千年的红山文化。
目前发现的中华史前文化遗存中，只有红山文化有建立在高处积石而成的墓葬堆，而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上游，距离河套地区并不算太远（隔着大青山），任何史前民族，都可以轻易地绕过大青山，通过广阔无阻的蒙古草原，进入西辽河上游地区发展。
有史以后的草原游牧民族，如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可汗，也都葬在这样的积石而成的墓葬堆里。
因此，从西次三经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明确信息：史前的北方各氏族，就是以崇吾山为中心，向东北、南、东南方向迁徙发展的。
史前北方的最初现代人，向东北迁徙发展，形成了红山文化。
史前北方的最初现代人，向南迁徙发展，形成了陇东（甘肃东南部）青东（青海东北部）的前仰韶文化（也叫伏羲女娲文化）。
陇东的前仰韶文化向各地迁徙发展，形成了华东的东夷文化，华北、中原、西北的炎黄仰韶文化。
信息三：
从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各神灵的分布看，正好刻画出史前最初的中华原始氏族的分布情形：从新疆罗布泊地区，向东到甘肃疏勒河流域，再沿着河西走廊，越过贺兰山，到达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内蒙河套地区。
这说明了什么？
西次三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史前鄂尔多斯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中亚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河来到浩瀚的罗布泊，然后继续长途迁徙发展，于4万年前到达陕西鄂尔多斯高原的。
信息四：
西次三经说：
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
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鴀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
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
这些关于天鼋轩辕氏族首领黄帝的描述，说明天鼋轩辕氏族自泾水上游发祥后，并没有直接向东南发展（或许因为那里已经被魁隗神农氏族所占据），而是沿北洛水和西河向北发展，越过白于山，来到了北方各氏族共同的发祥地——鄂尔多斯高原，在这里游猎生活，并成为该地区各氏族共同拥护的核心氏族，建立了昆仑丘这个核心居住地。
自然，天鼋轩辕氏族就拥有了不周山的天柱，其首领黄帝就成了苍天的代表——天帝。
信息五：
西次三经说：
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
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婴短之玉，其阳多瑾瑜之玉，其阴多青雄黄。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
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其下多积蛇。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东夷氏族群的少昊氏族，包括它的近亲分支蓐收氏族，都和西北有着一定的渊源。要么，少昊氏族是从西北迁徙发展，来到华东地区。要么，华东地区的少昊氏族，曾在西北地区居住过一段时间。
而中原地区高阳颛顼氏族的近亲分支耆童氏族，也要么来自西北，或曾经在西北居住过一段时间。
10、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帝喾氏族
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知道，高辛氏（喾氏）的喾成为新的“天帝”时，魁隗神农氏族群早已在两湖地区彻底解体，天鼋轩辕氏也归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轩辕丘”。东夷的太昊、少昊名号已经基本消亡，东夷的九黎氏在颛顼氏“绝天地通”后，被颛顼氏的“黎”（即祝融氏）驱赶到南阳盆地以南地区，与先期到达那里的蚩尤氏余族合并为新的氏族“三苗”。共工氏也在多年争斗过程中，元气大伤，只能龟缩在豫东北、冀南的“共”地。
因此，从中原地区到海岱地区，就自然成了高辛氏（喾氏）的势力范围。
融合了魁隗神农氏后裔氏族、天鼋轩辕氏后裔氏族、东夷各族的高辛氏（喾氏），其族群文化、族群势力，都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强大，反映在文化考古上，就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被新兴的龙山文化所取代。
下面，我们先通过《山海经》的海经部分，探讨帝喾氏的史前情形。
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瑶碧，皆出卫于山。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
北方大荒的附禺山，是帝颛顼退出中原“天帝”的角逐，回归天鼋轩辕氏发祥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标志中竟然有帝俊参与，显然说明，当颛顼氏退往北方的过程中，喾氏是颛顼氏的伙伴氏族。这也应是退居北方的帝颛顼，能将重新夺回中原“天帝”的重任，托付给喾氏的帝俊的重要原因。
由这个记载，可知喾氏与颛顼氏的亲密关系。
大荒东经：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
由这个记载，可知喾氏的图腾是五彩鸟。这一点，喾氏与东夷的少昊氏是很相近的，说明喾氏与少昊氏有紧密的渊源。然而少昊氏的图腾是鸟，而喾氏的图腾是五彩鸟，这只能说明，喾氏是从少昊氏中分化出的一支，而不是正宗的少昊氏。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这两个记载，应是东夷常羲氏（十二月族群）、羲和氏（十日族群）与喾氏通婚关系的写照。喾氏就是通过这种通婚关系，来控制太昊氏、少昊氏解体后东夷各氏族。
海内经：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四隅皆送，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
三身氏和舜出现在同一个记载中，这是否告诉我们：姚姓的三身氏，与姚姓的舜，有一定渊源？按三身氏的这两个记载，三身氏是喾氏的一个近亲分支，而舜是颛顼氏的一个分支穷蝉氏的后裔，两者并不直接同宗。因此，舜因为生于姚墟而得姚姓，三身氏怎么也姓姚呢？
如果三身氏姓姚，那么，三身氏就应该是帝舜的后裔，而不是喾氏帝俊的后裔。难道这两个记载中“生三身”的帝俊，不是喾氏帝俊？
根据古史记载，帝舜的妻子为帝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帝舜有九个儿子，《路史·后纪十一》记载“女英生义均，义均封于商，是为商均，商均是喜歌舞。”由此看来，以上两个记载中的帝俊，分明就是帝舜。
因此可知，帝舜曾经借用过喾氏帝俊的身份和名号，以巩固和加强自己通过“禅位”得自帝尧的“天帝”位置。
海内经：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
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大荒南经：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
大荒东经：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土，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大荒东经：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豹、虎、熊、罴。
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以上记载，说明喾氏的裔族多在东方，且既有天鼋轩辕氏的姬姓，也有魁隗神农氏的姜姓，因此，喾氏应该是从西方迁移到东方，以天鼋轩辕氏血统为主，又混融魁隗神农氏血统的综合性氏族群体。
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
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號。黄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號处东海，是惟海神。
以上关于禺號（禺号）的记载说明，喾氏合并了天鼋轩辕氏在东方的分支禺號氏，因此得以立足东方海岱，控制中原。
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这个记载说明，是帝俊委派有穷氏羿，去帮助唐尧征战四方的。
下面，我们再通过其它古籍的记载，探讨帝喾氏的史前情形。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注引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阳与苍林为姬姓”。是则十四人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称青阳与苍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阳当为玄嚣，是帝喾祖本与黄帝同姬姓。）（注解：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
这个记载说明，喾氏发祥的江水和颛顼氏发祥的若水，相距很近，且喾氏和颛顼氏同宗于天鼋轩辕氏黄帝，因此，江水的喾氏与若水的颛顼氏，关系应该非常紧密。
我们在前面探讨太昊、少昊氏族时，曾经指出，玄嚣（即青阳）并不是黄帝的儿子，而是少昊青阳迫不得已，改姓认黄帝为父，从而保全自己和整个少昊氏族。当天鼋轩辕氏在中原衰弱并解体后，青阳氏（含喾氏）立即从江水东迁回到海岱地区，率领东夷各族进逼中原，成为新一代“天帝”。作为青阳氏的一个分支，喾氏渐渐成为青阳氏族群中，势力仅次于颛顼氏的一个氏族，并在颛顼氏后，成为新的“天帝”。
对于青阳降居“江水”，还有一种解释更加直接可信，石泉先生在《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一文中考证：《史记 殷本纪》记载“还毫，作《汤浩》，……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里的四渎，以东南西北为界，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范围，如果‘江’为长江，那么四渎的方位就形成矛盾,不相匹配。”石泉先生又根据古籍记载山东地区许多河流曾经呼之为“江”，进而断定古四读之“江”不是长江，而应当是今苏北、鲁南的沂河。如此，则四渎的地理方位矛盾就可迎刃而解，而且，玄嚣即青阳少昊所居处的“江水”，也就不言自明了。另外，青阳少昊居处沂河流域，还可以从《左传 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自奉少昊为高祖，而郯国时处沂河流域，得到佐证。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喾氏具有和少昊氏相近的图腾崇拜，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青阳氏少昊名叫挚，而帝俊的儿子也叫挚。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这个记载，说明帝舜是颛顼氏的后裔，与帝喾一样，都是天鼋轩辕氏黄帝的子孙。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注解张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
这个记载说明，喾氏的某代喾，曾经如颛顼为青阳氏少昊族子一样，去做颛顼氏的族子。
《史记·五帝本纪》：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 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篃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注引正义帝王纪云：“帝溋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夋。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 注解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
这个记载说明，喾氏通过依附颛顼氏而龙腾，并以河南偃师为“都”。
《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其母有邰氏女，日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日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日“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日后稷，别姓姬氏。
《诗·生民》：（后稷）先生如达。
《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复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日“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
《诗·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世本·王侯大夫谱》：帝喾元妃有邰氏之女日姜原，是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日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日庆都，生帝尧。次妃娵訾氏之女日常仪，生挚。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注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皇览曰：“帝喾頉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注解卫宏云：“挚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正义帝王纪云：“帝挚之母于四人中班在最下，而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髃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今定州唐县也。）
以上记载，说明了喾氏四支主要裔族的渊源，要注意的是，这四个喾氏裔支渊源（既喾氏和有邰氏、有娀氏、陈锋氏、娵訾氏的通婚），绝不可能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代喾身上发生。从承袭位置来看，有邰氏、有娀氏是和早期的帝喾通婚的氏族，陈锋氏、娵訾氏是和晚期（尤其是末期）帝喾通婚的氏族，其间有数百年的时间差距。
而由帝喾“都”于亳（河南偃师），却要葬于帝颛顼的葬所河南濮阳顿丘，可知喾氏与颛顼氏的紧密关系，确实非同一般。难道喾氏是颛顼氏和青阳氏之间通婚所产生的青阳氏裔族？！无怪喾氏承袭了青阳氏，却要用自己的“五彩鸟”图腾，来区别于青阳氏的“鸟”图腾。
《史记·五帝本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注解徐广曰：“尧在位凡九十八年。”案皇览曰：“尧頉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皆小。’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頉，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 注解刘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案濮州北临漯，大川也。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处也。）
由这个记载，可知帝尧葬于汉代的城阳县（今山东济宁以南）。《大荒东经》记载“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我们在前面讨论东次一经时，曾指明岳山大约在安徽淮北市附近。现在，随便看一眼地图就可以发现，帝喾的葬所河南濮阳顿丘城南台阴地方的原野，帝尧的葬所山东济宁以南到安徽淮北市之间，不正是在同一个地区范围内嘛！因此可以肯定，河南濮阳顿丘东南、山东济宁以南、安徽淮北市西北，这三点构成的狭小地区内的一座山，就是《山海经》东次一经所记载的岳山，也是帝喾、帝尧、帝舜衣冠的葬所。
通过这个记载所引《括地志》，我们可以发现，帝尧与帝舜之间的承袭，并非是一个美满的禅位，而似乎是帝舜囚禁帝尧于濮州鄄城县（今山东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的故尧城，并将帝尧的儿子朱驱逐到丹江口地区，使帝尧不能传位给丹江口的朱（丹朱），从而帝舜承袭了帝尧的“天帝”位置。
我们在前面探讨三身氏时，已经得到“帝舜曾经借用过喾氏帝俊的身份和名号”的结论。为什么帝舜要借用喾氏帝俊的身份和名号？就是因为帝舜“禅位”于帝尧，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为使自己的“天帝”位置名正言顺，帝舜只能借用喾氏帝俊的身份和名号。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注解孔安国云：华谓文德也，言其光文重合于尧。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
这个记载，详细说明了有虞氏的虞舜的出身。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注引皇甫谧云：“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 注解郑玄曰：“历山在河东。”正义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劕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膎，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 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
这个记载，说明了帝舜的来历。我以为，舜应出自东夷，因此，舜生于濮州雷泽县（今山东济宁以北）的姚墟，渔于濮州雷泽，陶于山东荷泽到河南濮阳之间的黄河（古黄河）沿岸，作什器于山东曲阜东北，耕则先后于濮州雷泽县和蒲州河东县（今山西永济以东地区）。
《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这个记载说明，高阳氏和高辛氏的后裔，在尧舜时代，依然得到重用。
《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注解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注解皇甫谧曰：“舜嫔于虞，因以为氏，今河东大阳西山上虞城是也。”注引礼纬曰：“禹母修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而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乙子而生。）。
这个记载说明，有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都是帝裔封国所在地，而并非发祥地。夏后禹姓姒氏，契商姓子氏，则是因孕生时的瑞征而得姓。
二、通过史前考古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在完成对古史传说（神话）的研究探讨后，我们已经基本明晰了史前中国的地理、人文情形。
依据这些古史传说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对我们已经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进行文化研究，以印证古史传说的真实性。
依据这些古史传说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进行目的和线索明确的考古挖掘，改变目前考古挖掘的无目的、无线索的迷茫状态。
在对中华史前文化进行研讨之前，我们先对人类的起源，以及中华民族的起源，以当前世界古人类学最主流的研究结论和观点，予以概览。
在人类学上，目前一致的观点是：人类起源于7百万年前的非洲大裂谷。
热带雨林的非洲东部，因大裂谷的出现而形成随高差而不同的“镶嵌型生态环境”，而“镶嵌型生态环境”是人类从人猿超科中分化出来的唯一充分必要条件。
在东非大裂谷的“镶嵌型生态环境”里，原始的猿类中诞生出一个新科——人科。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科代表是4百万年左右东非和南非的“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继续进化，又在250万年左右分化出人属，人属的代表是东非的“能人”。
“能人”开始利用工具进行有意识劳动，并开始形成有意识的社会结构和有意识的语言交流，这就使得“能人”的身体结构和大脑迅速发育，很快，2百万年前后，非洲大陆就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直立人”。
“直立人”很快就走出非洲，分散到欧亚大陆。
中国南方的175万年前后的“元谋人”，中国北方180万年前后的“泥河湾人”，就是这些走出非洲的“直立人”，在中国大陆的代表。而69万年前的“北京人”，只是“泥河湾人”中的一支而已。
“直立人”继续进化，在距今25万年前后，世界各地的“直立人”先后进化为“智人”。从“智人”这个名称上，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些人类已经不仅限于“直立生活”，而且智力上更加成熟，成为其区别于其它灵长类的典型特征。
但这些“智人”，还不是我们“现代人”，他们的智力和身体，还需要进行完善，因此，我们只能把他们称为“早期智人”。
15万年前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某个地方，“早期智人”中的一个女人，其身体和智力发生了突发性的进化。以往，这种只在某个个体上发生的进化，往往会因为数量太少，其进化后的遗传基因，会在繁衍过程中，被其未进化的众多同类的遗传基因掩盖。
然而这一次，这个女人进化后的基因，不仅没有被她那些没有进化同类的落后基因掩盖，而且，通过她的后代的迅速增多，这种进化后的优秀基因竟然战胜了一切落后基因，形成了一个和我们现代人类一样的“现代人”群体。
这个“现代人”群体，虽然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却依靠他们优秀的基因，不但自身迅速发展，而且不断地通过生存竞争，“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早期智人”群体。
这个“现代人”群体的那个母亲，被人类学称为“线粒体夏娃”。
这个“现代人”群体，不断产生出新的“现代人”群体，并不断向四方迁徙。在他们迁徙生存的道路上，原属于“早期智人”群体的生存资源，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占有。科学实验显示，一个群体只要具有1%的生存优势，就可以使那些和他们在同一地域生存的劣势群体，1千年内自然消亡。
“现代人”群体的生存优势，比“早期智人”群体，要高出1%的许多倍。因此，当一个“现代人”群体在一个地方稳定居住几百年后，这个地方的所有“早期智人”群体，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甚至，“早期智人”连通过和“现代人”群体杂交而生存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科学实验证实，从“现代人”诞生以来的15万年里，“现代人”根本不曾和“早期智人”杂交过。
早期的“现代人”，也被我们称为“晚期智人”。
10万年前后，“现代人”走出非洲，去掠夺欧亚大陆上众多“早期智人”的生存资源和空间。
约6万年前后，“现代人”沿印度洋海岸，来到南亚，并在这里分头向四方寻求新的生存资源和空间，一部分人通过东南亚岛屿，向澳洲前进，一部分人进入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一部分人掉头向西到达中亚地区。在中亚地区的这些“现代人”，又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向西进入欧洲，一支则向东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并沿天山山脉南麓向东，经过河西走廊，于4万年前后，到达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
因此，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就出现了，这就是南方的“柳江人”，北方的“河套人（即鄂尔多斯人）”。
需要说明的是，7万年前发生的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全球性冰河期，于4万~2万年时，正处于“间冰期”。这时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水草丰肥，气候并不过分寒冷，很适合“鄂尔多斯人”游猎生活。
自然，随着“鄂尔多斯人”向四方游猎迁徙，那些已经被冰河的寒冷折磨得气息奄奄的“早期智人”，厄运也就临头了。
很快，“山顶洞人”就使得“北京人”在周口店地区断子绝孙，相应的，“蓝田人”等也消亡了。
中国北方于2万年前后，成了“鄂尔多斯人”的独家“舞台”。
与北方的“鄂尔多斯人”相比，中国南方“柳江人”的发展，却显得非常缓慢，似乎“柳江人”与南方“早期智人”的生存竞争，遇到了一些麻烦，发展的步伐进行得不那么顺利。
就在“鄂尔多斯人”获得中国北方独家生存权的时候，冰河期进入了最寒冷期，这个时间在距今1万7千年~1万3千年间。
冰雪覆盖了中国北方的西北、华北、东北的大部分地区，连年累月，没有丝毫的温暖气息。
这次冰河期对“现代人”的影响，葛瑞姆·汉卡克在他的《上帝的指纹》（李永平译）一书中这样描述：
在地质学和古生人类学中，我们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的开始与进展，和现代人类的崛起与繁衍，在时间上几乎不谋而合。同样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对两者所知都不多。
在北美洲，最后一次冰河时代被称为“威斯康星冰川作用（Wisconsin Glaciation，地质学家研究威斯康星州的岩层因而得名）”。根据专家推算，它的早期历史可追溯到11.5万年前。此后，冰冠的推进和消退起伏不定，而速度最快的一次冰雪累积，发生在6万年前和l.7万年前之间。整个过程在学者所称的“塔兹威尔大推进（Tazewell Advance）”时达到顶点——大约在公元前15000年，冰川作用扩展到最大的范围。然而，到了公元前13000年，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冰原却开始消溶（原因至今未明）；到了公元前800O年，“威斯康星冰川作用”整个消失。
冰河时代的全球性现象，北半球和南半球都受到影响，因此，相似的气候和地质情况也出现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亚洲东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美洲。当时，欧洲出现大规模冰川作用：冰雪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苏格兰向南延伸，一路扩展，涵盖英国的大部，丹麦、波兰、俄罗斯、德国许多地区，瑞土全境以及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的大部。被地质学界称为“沃姆冰川作用（Wurm Glaciation）”的欧洲冰河时代，大约开始于7万年前，比美洲冰河时代稍晚，但在同一个时代——1.7万年前——达到顶点，然后迅速消退，在同一个时期结束。
冰河时代的历史具有几个关键阶段：
①、大约6万年前，“沃姆”、“威斯康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冰川作用全面展开；
②、大约1.7万年前，在东半球和西半球，冰原的扩展达到最大的范围；
③、继之而来的是长达7000年的冰川消溶时期。
现代人类的崛起，正好是在这段漫长的地质和气候大变动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最大特征，就是严寒的天气和四处泛滥的洪水。冰原持续扩展的几千年间，我们的祖光固然饱受惊吓，但冰川消溶的那7000年，尤其是积雪迅速地、全面地溶化的那些日子，情况想必更可怕。
我们不可妄加猜测，居住在那个动荡不安年代的人类，在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科学和心智发展上究竟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在一般人心目中，他们全都是栖身在山洞的原始人。这个刻板印象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对他们了解不深，只知道在身心两方面都跟我们差不多。
在地质大变动那段时期，很可能，他们好几次面临彻底的毁灭；学者们不屑一顾、认为不具历史价值的那些史前的灾难神话，说不定记录的是真实事件和目击者的报告。
以下，我们就来追踪“鄂尔多斯人”（不包括他们在华北的分支“峙峪人”、“山顶洞人”，在东北的分支“学田人”、“前阳人”），看看他们，是如何面对这“要命”的冰河最寒冷期？
惟有躲避，躲避到高山山谷中去，那里，高山可以阻挡冰河的蔓延，可以阻挡寒冷的大气，为他们保留一个相对温暖的生存空间。
而距离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地区最近、最适宜人类居住的高山山谷，就是由祁连山、六盘山、昆仑山东段、秦岭围成的，以甘肃天水为中心的“陇东谷地”。
“陇东谷地”四周的高山，可以阻断来自北冰洋的寒冷大气，这里聚集了黄河、渭水、洮河、白龙江、嘉陵江等众多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可以为他们提供丰富的动植物蛋白。因此，这里就自然地成为了“鄂尔多斯人”躲避冰河最寒冷期的“避难所”。
另外，“陇东谷地”距离“鄂尔多斯人”在中国的老家——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地区最近，可以满足他们在灾难结束后“回家”的心愿。
因此，“鄂尔多斯人”各氏族，在不断扩大的冰原的追逐下，不约而同地南下，来到“陇东谷地”避难。
虽然目前的考古挖掘，只在“陇东谷地”发现了前6千多年的“大地湾遗迹”，与“鄂尔多斯人”在“陇东谷地”的避难时期差距很远，但我们在前面探讨古史传说时，已经从伏羲女娲传说中，得知“鄂尔多斯人”，曾经以发明新生产力技术的“燧人氏”、“伏羲女娲氏”为核心，在“陇东谷地”聚居生活的基本史前情形。
相信在“陇东谷地”，在“大地湾遗迹”下的地层里，冰河最寒冷期间“鄂尔多斯人”的避难遗存，一定会被人类发现。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中国史前的第一缕文化曙光——伏羲女娲文化。
1、伏羲女娲文化
伏羲女娲氏族仅仅是在“陇东谷地”避难的“鄂尔多斯人”中的一支核心氏族。在冰河最寒冷期之前，“鄂尔多斯人”还有游猎于东北和华北的分支，这些“鄂尔多斯人”，和冰河期结束前后产生的伏羲女娲文化，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因此，在探讨伏羲女娲文化之前，我们先看看“鄂尔多斯人”的源头“河套文化”，以及“鄂尔多斯人”的东北分支、华北分支的情况。
陕西北部到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是举世文明的“河套人文化（即“鄂尔多斯人”）”的发祥地。
1922年到1923年，法国学者在鄂尔多斯东南部萨拉乌苏河两岸，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枚距今三万五千年前的古人类门齿化石和三件肢骨化石以及一些尖壮石器。解放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等人，多次到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出旧石器一百余件，有石制品，也有骨制品，人工打磨成刮削器，尖狀器和雕刻器，其中刮削器最多，样式复杂，有直刃、凸刃、凹刃和复刃等。多数石器非常细小，只有2－3厘米长、1厘米宽、制作技术也很成熟。到目前已经发现了人类的顶骨、额骨、枕骨、下额骨、椎骨等化石二十多件。经科学测定，他们是三万五千年前，生活在萨拉乌苏河一带的古人类化石，学术上称为“河套人”。河套人属晚期智人，他们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河套人制作的石器以及他们创造的古老灿烂的文化被称为“河套人文化”。
“河套人文化”表明，几万年前的鄂尔多斯地区有着适合于河套人生存的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那时，鄂尔多斯地区有着宽阔的河流，宁静的湖泊，风茂的草原和大片的原始森林。萨拉乌苏河流域水草丰美，气候宜人，到处是赤鹿、野猪和奔驰的羚羊。河套人用石器和骨器猎取食物，学会了用火与大自然作斗争，大大加快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3万5千年到2万年前后，“鄂尔多斯人”的一些分支向东北游猎，进入松花江、辽河流域，黑龙江五常县“学田人”（24000年前后）、辽宁东沟县“前阳人”（18000年前后），就是这些“鄂尔多斯人”分支的代表。冰河最寒冷期间，他们躲避进由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构成的“赤峰谷地”，冰河期结束后，这些氏族迅速发展，产生“兴隆洼文化”（前6000年）。
光隆洼文化首次发现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兴隆洼文化遗址周围有人工围沟，围沟内有成排平行排列的房屋，房址面积小者十几平方米，最大的140平方米，陶器均为夹砂陶，手工制作，纹饰有短斜线交叉纹、网格纹、横人字纹、之字纹和戳印坑点纹等 。深筒直腹罐和钵为其曲型器物。生产工具除石器、骨器外，还发现有琢制精美的玉器，造型主要有匕形器、管、斧、锛等。
兴隆洼文化证实，“鄂尔多斯人”的东北分支，并没有在冰河最寒冷期间冻死，而是聚居到相对温暖的“赤峰谷地”，艰难地度过冰河最寒冷期，并在冰河结束后，发展出“兴隆洼文化”和以后的“红山文化”。
3万5千年到2万年前后，“鄂尔多斯人”的一些分支向华北游猎，山西朔县的“峙峪人”（2万8千年前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3万年前后），就是这些“鄂尔多斯人”分支的代表。艰难地度过冰河最寒冷期后，这些几乎被寒冷消灭殆尽的“鄂尔多斯人”氏族，走出山谷来到华北平原发展，产生北京“东胡林人遗迹”（前8500年）、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前8700年）。
南庄头遗址面积约20000平方米，己发现的遗迹有5条灰沟、2座灰坑和2个用火遗迹。出土遗物丰富，种类有石磨盘、石磨棒、骨锥、骨针、种子和少量的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片、石片以及水沟等人类活动的足迹，另外还有鼠、鸡、狗、狼、猪、鹿等动物骨骼，其中部分骨骼有烧烤、切割的痕迹。
南庄头遗址的发现说明，“鄂尔多斯人”在华北的分支，并没有在冰河最寒冷期里灭绝。
伏羲女娲文化与上述两支“鄂尔多斯人”无关，只和避难到“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有关。下面，我们就来寻找一下伏羲女娲文化的线索和分布。
从古籍记载来看，聚居在“陇东谷地”避难的“鄂尔多斯人”，首先是以燧人氏为核心，因为，燧人氏发明了人工生火技术，使得“鄂尔多斯人”可以随时生火以抵御严寒，而不必为保存“天然火种”害愁。后来，当伏羲女娲氏画八卦、结网罟，给“鄂尔多斯人”提供了更好的生产力技术后，“鄂尔多斯人”各氏族便自然地转而拥戴伏羲女娲氏。
从古籍记载的伏羲女娲氏的情形来看，伏羲女娲氏成为“鄂尔多斯人”各氏族核心的时间，应在冰河期的末期（前1万1千年左右），到魁隗神农氏兴起之前（前5千5百年左右）。
从古籍记载来看，伏羲女娲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地望遍布中国四方。因此，这说明伏羲女娲氏在冰河期结束阶段（前9千年~前5千5百年），率领“鄂尔多斯人”各氏族，走出“陇东谷地”，向四方迁徙。
从中国北方早期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大地湾·老官台遗迹”（前5900年）、“裴李岗·贾湖遗迹”(前6200年)、“磁山遗迹”(前6100年)、“后李遗迹”(前6300年)、“北辛·青莲岗遗迹” (前5600年)，由西向东，从“陇东谷地”直到“海岱地区”，勾画出一条伏羲女娲氏率领部分“鄂尔多斯人”氏族，向东迁徙的路线图。
而北京“东胡林遗迹（前8000年）”、徐水“南庄头遗迹（前8500年）”、易县“北福地遗迹”（前6000年），明显早于伏羲女娲氏率领部分“鄂尔多斯人”东迁的时间，因此，这些遗迹应是劫后余生、人数较少的华北“鄂尔多斯人”——北京“山顶洞人”、山西“峙峪人”所遗留，与伏羲女娲氏率领的“鄂尔多斯人”的迁徙无关。
从中国南方早期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湖南道县“玉蟾岩遗迹”（前8000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迹”（前8000年）、湖南澧县“彭头山遗迹”（前7100年）、湖南石门“皂市下层遗迹”（前5000年）、浙江萧山“跨湖桥遗迹”（前6000年）来看，也是从西向东分布，应是“柳江人”的迁徙路径，其文化遗存的特征与风格，与上述北方“鄂尔多斯人”迁徙留下的遗存，明显不同。
因为南方的“柳江人”系列史前文化，始终不能越过长江向北发展，并且最终被来自北方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所覆盖，因此，我们在本书的讨论中，只能以北方“鄂尔多斯人（河套人）”系列文化做为史前中华文化的主体来讨论，间隙穿插与北方文化相关的南方文化。
明确了伏羲女娲文化存在的线索和分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伏羲女娲文化。
冰河期结束后，“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各氏族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很快就开始走出“陇东谷地”，向四方迁徙发展。
这些“鄂尔多斯人”中的一部分，向西北迁徙发展，《山海经·西次三经》所记叙的西王母、少昊、长乘、三青鸟等，证实他们在贺兰山以西游猎。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在这些地区，开展有目的的考古工作，因此，还没有这些氏族史前文化的遗迹，可以在这里佐证。
这些“鄂尔多斯人”中的一部分，在“大地湾前仰韶文化”（前5900年）时期，向南进入汉中，并沿大巴山北麓、汉水进入三峡地区和两湖平原的长江北岸地区，发展形成了“城背溪文化”（前4900年左右）、“大溪文化”（前4400年左右）。
大溪文化、城背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类型相近，却不同于南方史前早期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这就证实了大溪文化、城背溪文化是“大地湾前仰韶文化”（前5900年）时期，伏羲女娲氏族主体向东迁移后，“陇东谷地”遗留的一部分“鄂尔多斯人”，南下三峡地区和两湖平原的长江北岸地区，而形成的史前文化。
城背溪遗址位于湖北省宜都县(现改为枝江市)城关镇北面约10.5公里处，东临长江，地处长江西岸的冲击平原上。遗址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十分丰富。石器有打制、琢制、磨制，以打制的刮削器最多，此外有砍砸器，打制石斧，磨制石器有斧、锛。 陶器采用泥片贴塑法制作。陶系主要是夹砂夹炭红褐陶，少数灰褐陶和泥质陶，一部分器表施红衣，胎黑色。多数陶器有纹饰，以浅而错乱的绳纹为主，细绳纹、印压纹、刻划纹等少。器形主要有釜、钵、碗、支座等。
大溪文化因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是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文化遗存。陶器制作手法以泥条盘筑、慢轮修整为主，出现了快轮制陶。陶器普遍涂上一层矿物质颜料成陶衣。有红衣陶、白衣陶等。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黑色或灰色。陶质早期多夹蚌末、夹炭和夹砂，晚期泥质增多。陶器以素面为主，也有一些刻划有纹饰。种类有刻划纹、戳印纹、压印纹、旋纹、瓦棱纹、篦点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等。最有代表性的纹饰是戳印纹和彩陶纹饰。戳印纹在大溪文化中不仅数量较其它纹饰多，使用时间长，而且较有特色。戳印纹多饰在器皿的圈足上，用指甲或棍子，一般不戳穿，其形状有圆形、半圆形、新月形、长方形、三角形、×形、Z字形等，大溪文化的彩陶流行于中期，一般用赭石（红色）、石灰质（白色）、氧化锰（黑色）等矿物质作颜料，画上单色的几何花纹图案。有时在彩绘前加涂一层底色，使整个画面更加鲜艳。彩绘有红地黑彩，黄地褐彩，或白衣红彩。彩纹见于碗、杯、罐、壶、筒形瓶、豆、盆上。陶器器型以圈足器最发达，平底器少 ，还有一些三足器和圜底器。
这些“鄂尔多斯人”中的主体部分，也就是始终围绕伏羲女娲氏族的部分，则是分批沿渭水、黄河向东迁移。从古籍记载来看，伏羲女娲氏主体的迁移应在“大地湾前仰韶文化”（前5900年）时期。
在伏羲女娲氏的主体迁移之前的1千多年时间里，“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的东迁，形成了“裴李岗·贾湖遗迹”(前6200年)、“磁山遗迹”(前6100年)、“后李遗迹”(前6300年)。
“裴李岗文化”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可达1米以上。遗址发现了石铲、石镰、磨盘、磨棒等很有特色的农具和粮食加工用具，所发现的陶器仅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因此胎壁厚薄不匀。遗址发现114座长方形竖穴墓，以单人直肢葬为主。
“裴李岗文化”文化的“裴李岗类型”在河南密县、登封、长葛、郏县等地都有发现，分布区域主要在河南省中部偏北一带。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分布在豫中偏南地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二十世纪80年代进行多次发掘，发现房基30多座、灰坑300余座、陶窑10余座、墓葬300多座，出土遗物数千件，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组的龟甲和骨笛，龟甲上有与原始文字有关的契刻符号。
“磁山文化”分布在今冀南、冀中一带。二十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河北武安县磁山进行多次发掘，发现各种形式的灰坑、房屋基址和贮粮窖穴，还发现大量的粟以及石磨棒、四足石磨盘等。磁山文化所发现的猪、狗、牛、鸡等家禽骨骼说明其饲养业有了很早的发展。
“后李文化”在山东临淄齐陵镇的后李家村首先发现，分布于山东泰沂地区。
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后李文化，迄今尚无彩陶发现，这与“大地湾前仰韶文化”有明显差异，说明这是“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的早期迁移，其文化与以“大地湾前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伏羲女娲文化，有一定的差异。
前5900年，这时，大部分的“鄂尔多斯人”氏族走出“陇东谷地”，“陇东谷地”只留下伏羲女娲氏族群及少量的其它“鄂尔多斯人”氏族。就在这里，伏羲女娲氏创造了“大地湾前仰韶文化”。
“大地湾前仰韶文化”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分为5个时期，即大地湾一期（前仰韶，7300——8000年），仰韶文化早期（6000年），仰韶文化中期（5600——5900年），仰韶文化晚期（4900——5500）年和龙山文化早期（常山下层，4900年左右）。
在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文物陶器最多，品种有汲水的、储物的、做饭的、盛食品的、供奠品的。形状有圜底盆、小口瓶、小口钵、三足罐、尖底瓶等。还发现用陶片打磨改制的纺轮，说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彩陶制品，绘画图案多，呈棕色或紫褐色。
大地湾一期的陶器是较仰韶早期更为原始的陶器。主要器形有圜底钵、三足钵、圈足碗、深腹罐、三足罐、球腹壶等。纹饰主要为交叉绳纹，或素面，以钵形器为主，圜底器居多，其次为富有特点的三足和圈足器，平底器少见，彩陶较为多见。其中三足罐、圈足碗接近于宝鸡北首岭下层的同类器物，这或许说明大地湾一期遗存延续了较长时间，其内涵并不是很单纯的。石骨器制作技术相当原始，磨制石器不多见，骨器大多仅在使用的刃部加工磨制。如果考虑到同仰韶文化彩陶的联系，圜底钵工、Ⅱ式显示了它们的时代演变关系。大地湾一期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彩陶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彩陶，在我国彩陶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时的彩陶，多在圜底钵、三足钵的口沿外绘一圈红色宽带纹、口内内绘一圈红色窄带纹。钵内壁有十余种彩绘的符号。一期文化遗存的彩陶数量相对较少，且线条单调，图案简单，说明彩陶的制作尚处于最初的萌发阶段，并由此证明中国的彩陶是由本土发展而来的。
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的二十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还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这些纹样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类似水波状等，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类似生长的植物形纹，连续性不强。皆属于装饰性的殴案花纹。第二类是以直线或曲线并列或相交的彩绘纹样，无连续性。其中一些彩绘的符号同半坡类型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本遗址二期遗存陶器上所见刻划符号，形状大小基本相同。在渭河流域，同类遗址较多，如天水师赵村、华县元君庙、渭南北刘村、白庙、华阴横阵村、临潼白家、长安芦坡头等诸多遗址，唯大地湾一期的彩陶最盛，符号最多。大地湾一期的红色彩陶及彩绘符号的出现和使用，表明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和标记符号，均始于距今七、八千年间的“老官台文化大地湾一期类型”的文化时期。这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可能含有记事的意义，应属于一种记事符号，或属于指事系统。
大地湾一期陶器，胎土中混有较多的细砂粒，器壁厚度为4mm左右，烧制良好，色调基本上由赤橙色到红色，器身红黑色、红灰色斑点较多，破片的断面呈层状，从器内外表皮的层状剥落部分可看出为烧制膨胀所致，成型的方法认为是利用了“内模敷泥法”。
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彩陶器形主要有盆、钵、碗、细颈壶和盘口瓶等。彩陶陶质大部分为泥制红陶，也有夹细砂的红陶，多以稀淡而带红的黑彩绘花纹，少量也有绘红彩。在叠唇圜底盆上常绘写实的鱼纹，在彩陶钵和碗的口沿外多绘一道黑色宽带纹，但也有绘正倒相间的直角三角纹、折线纹和圆点纹等。
大地湾仰韶早期后一阶段陶器器形增多，彩陶器形有盆、钵、碗、细颈壶、小罐和葫芦瓶等。陶质多为细泥红陶，少量泥质红陶。绝大部分以黑色、个别以红色绘花纹。盆上仍主要绘鱼纹，但造型概括而夸张，由于这时的盆腹变扁，鱼纹也相应变形拉长。钵和碗上的图案主要有两个母题：一是鱼的各部分的变体图案，如分别以鱼身或鱼头变出的几何图案。另一可能编织纹演变出来的由三角纹组成的几何图案。这时钵和碗上的几何图案大多作二方连续排列，也有作上下，两层排列的二方连续图案带。这种二方连续的图案比散点式图案的排列进了一步。宽带纹仍是钵、碗上的常见花纹，只是宽带纹稍变窄，色泽变为浓黑，在宽带上有时还刻有各种符号。大地湾陶器上的这些符号，使我们很自然地跟伏羲氏联系起来，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的一部分。陶器上鱼的各部分的变体图案，也显示出捕鱼对生活的重要意义，是“伏羲制网罡”记载的有力证据。据古籍记载：“太昊伏羲生于成纪”，而成纪在秦安县北部，距大地湾相距较近。
从大地湾遗址一期的文化上看，这时留在“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具有强烈的记叙事情的需要，这显然是一个具有领袖地位的核心氏族的所在，而这个核心氏族只能是伏羲女娲氏。
从大地湾遗址所处的天水地区来看，具有强烈的伏羲女娲氏地望，这是国内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天水是海内外知名的“羲皇故里”，市区内有全国规模最大、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重修伏羲庙建筑群。市区往北20 公里，渭水与葫芦河交汇处是著名的卦台山，相传为伏羲象法天地的画卦之处。秦安县北50 公里的陇城镇，存有女娲祠和以女娲与伏羲风姓命名的风谷、风台、风茔古地名；有娲皇、凤尾、龙泉古村名。相传女娲生于风沟，长于风台，葬于风茔。风沟至今有一深不见底的洞穴，人称“女娲洞”。据明《秦安志》记载：“陇城镇之北山，有建于汉代以前的女娲祠”。清《甘肃新通志》也有详细记载。陇城镇北街，曾建有一座构造精美的“娲皇故里”牌坊。陇城北门外，有一口水势旺盛的大泉，世称“龙泉”，传说是女娲抟土造人的用水之泉。在与陇城镇四周相望的众山中，有些山冠以龙、凤、蛇、八卦之类的名称，至今沿用。城东有龙山和八卦山，南有凤尾山和龙头山，西有九龙山和长虫梁，北有龙泉山、凤台梁和八卦顶。其八卦顶和长虫梁南北隔清水河相望，闻名于世的大地湾遗址就分布在长虫梁的缓山坡及山下的二、三级台地上。
考古挖掘还在天水境内的秦安大地湾、寺嘴，甘谷西坪等地发现了制作精美的彩陶人形瓶，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精美的人形艺术品，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女酋长带领氏族成员精心制作又把它看作与真人一样有灵性的神物应用于生活，才演化出“女娲抟土造人”的史前传说。
大地湾一期（前仰韶，7300~8000年）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6000年），之间有着近千年的文化断层，说明大地湾一期后段，伏羲女娲氏和剩余的其它“鄂尔多斯人”氏族，也走出了“陇东谷地”。
部分“鄂尔多斯人”氏族，脱离了东迁的伏羲女娲氏，成为独立活动的氏族，分布于渭水、泾水流域。如古史记载中游动生活在渭水、泾水流域的有蟜氏，有蟜氏这个母系氏族，与伴行或相遇的其它“鄂尔多斯人”氏族相遇，发生通婚，这才在渭水上游地区产生魁隗氏，在泾水上游产生天鼋氏。
东迁的伏羲女娲氏，虽然还是名义上的“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各族的共同首领，但这时，大部分“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已经在先期的1千多年里，迁徙分散到各地，随行的“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又有一些氏族在东迁路途中走了自己的路，因此，在东迁的路上，伏羲女娲氏渐渐形影孤单起来。
但是，伏羲女娲氏所到地方，那些先期到达并定居的“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依然尊捧伏羲女娲氏，这从古史传说“女娲补天”就可以看出：女娲氏在华北期间，华北流星雨、洪水，华北众氏族以为天塌，慌乱不已。危急关头，女娲登王屋山设坛祭天，烧五彩石，燃芦灰、杀黄河鳄鱼，告诉众氏族她在修天，不必惊慌。流星雨过后，洪水退去，华北各族称颂女娲的“补天”功绩。
从古籍记载看，伏羲女娲氏传说越往东方，就渐渐只剩下女娲氏的传说。这说明，伏羲氏的首领在东迁路途中死去，或伏羲氏彻底与女娲氏合并成一体，不再分氏，而以女娲氏为氏族首领。
再看《史记·三皇本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十一年崩。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按：皇甫谧，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这段记载中，“有龙瑞”之前的文字，明显是“陇东谷地”的伏羲氏，而“有龙瑞”之后的文字，则明显是伏羲氏死于山阳高平，伏羲氏跟随女娲氏，到达河南淮阳（即“都于陈”）的情形。而到达河南淮阳的伏羲氏余众的新首领，才是那位“有龙瑞，以龙纪官，……东方木德王”太昊氏的开始。
从“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来看，伏羲女娲氏到达“海岱地区”的族众，实在是所剩不多了。但凭着伏羲女娲氏在“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中的威望，那些先期到达东方，并创造“后李文化”的“鄂尔多斯人”（东夷九黎等氏族），依然把太昊氏的首领太昊，作为东夷各族的共同首领。
进入“海岱地区”的太昊氏，又创造了新的文化“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不是“后李文化”的直接发展延续，而是与“后李文化”无关的新兴文化。这从“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的文化埋藏断层上就可以看出。
济南市长清区月庄遗址考古发掘初步显示，这里的器物早于与之相连的北辛文化张官遗址。月庄遗址应早于北辛文化早期，未发现北辛文化的典型器物三足鼎，但与章丘小荆山、西河和淄博后李等地出土的后李文化器物相比，这些原始陶器似乎要稍晚一些。如果月庄遗址确定为后李文化晚期，足以说明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是替代还是自然传承关系。
月庄遗址发掘中发现一种奇特现象：“后李文化”上面有一层类似生土的“纯土”，厚约二三十厘米，里面基本没有人类遗存物，该土层上面为东周，下面为“后李文化层”，上下时间落差四千多年。纯土层应为自然堆积层，这种遗址间歇现象说明，在月庄遗址后李文化之后，四千年的时间内，此处没有人类生存。然而，月庄遗址相连的就是北辛文化张官遗址，为什么月庄遗址没有“北辛文化”的痕迹？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不是自然传承关系，而是替代关系。
显然，是伏羲女娲氏的东迁，尤其是太昊氏进入“海岱地区”，导致了这种文化替代。
结合西北的大地湾一期（前仰韶，7300~8000年）和东方的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之间的时间差距来看，前5600年，应是伏羲女娲氏东迁到达河南淮阳并进入“海岱地区”的初年。
考虑到伏羲女娲氏在东迁线路上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址，再结合伏羲女娲氏到达河南淮阳时的人众数量锐减情况，说明伏羲女娲氏的东迁过程，是短期内完成的，沿途没有长时间的居留。
因此，伏羲女娲氏东迁离开大地湾的时间，与其到达河南淮阳的时间，期间不应超过50年。
因此，可以肯定，伏羲女娲氏东迁的时间，应在前5700年~前5600年之间。
伏羲氏余众进入“海岱地区”，变成太昊氏的同时，女娲氏也在河淮定居下来。河南淮阳宛丘西，现在仍有西华“妇娲城”遗迹，建在“一溜十八岗”上，应是女娲后裔营建，也是古籍记载伏羲女娲氏“都于陈”的证据。据淮阳地方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女娲后人还在“一溜十八岗”埋入许多“祭物”，祭奠女娲，此岗又名“思都岗”。
因此，女娲氏后裔世居汝水、涡水流域。
这就是“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的领袖氏族——伏羲女娲氏，在前5600年以后的大致情况。
2、炎帝文化
《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没，神农氏作。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历山氏，《礼》曰历山氏之有天下，是也。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訞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盖圣人德泽广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长云。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於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於常，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於陈，作五弦之琴。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揄罔。又曰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帝炎。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都於鲁。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
从这两段古史传说的记载，我们可以对魁隗神农氏有这样的大致看法：神农氏的称呼，应是从魁隗神农氏首领“柱”开始，“柱”之前的魁隗神农氏因祭祀苍天，观天象而制历法，因此被称作魁隗氏，又因魁隗氏发祥于烈山，也称作烈山氏。
魁隗氏发祥于烈山，这个烈山应有三个地方，分别是陕西宝鸡的常阳、河南伊川大莘的龙头沟、湖北随州的历乡。这三个地方，也正是魁隗神农氏族群形成的三个阶段。
河南伊川大莘的龙头沟，《水经注·伊水》载“长水出新城西山，东流注于伊水。”长亦念常，地名有常川。其地又称牵羊坡 、羊架坡，故世传为常羊坡、常羊山。是神农氏发祥的地方，神农氏也是整个魁隗神农氏族群最早形成的一个氏族，对应于考古发现的斐李岗——贾湖文化时期。
陕西宝鸡的常阳，是魁隗氏发祥的地方，魁隗氏以观测星相而测天时成名，《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个炎帝，就是魁隗氏的一个首领。魁隗氏族的形成晚于河南伊川神农氏，但却是魁隗神农氏族群中称炎帝最早的一个氏族，对应于考古发现的老官台文化，祝融氏是魁隗氏族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湖北随州的历乡，是魁隗神农氏迫于天鼋轩辕氏的势力压迫，向南迁徙而驻留的地方。魁隗氏称“天帝”后，势力向东发展，进入河洛地区，在这里，完成了魁隗氏和神农氏的合并。合并后的魁隗神农氏，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氏族群。其后，南下的天鼋轩辕氏与魁隗神农氏在渭水下游发生战争，战争在山西运城解州的阪泉之野结束，天鼋轩辕氏向东北而去，魁隗神农氏守住河洛，并向东发展，在河南淮阳建“都”，然后进入山东，直到曲阜地区。然而，进入山东不久，魁隗神农氏族群就发生分裂，分裂出去的蚩尤氏和东夷的九黎氏族群联合，将魁隗神农氏击败。魁隗神农氏只得退回河南淮阳，这期间，祝融氏滞留山东，加入从西北东迁到山东曲阜一带的东夷少昊族群。经过这样的沉重打击，魁隗神农氏族群势力衰弱，而河北涿鹿的天鼋轩辕氏在击败蚩尤率领的东夷九黎后，势力强大，再次南下进入河南新郑地区，魁隗神农氏的炎帝不得已只能伏首称臣，被新的“天帝”轩辕黄帝，封作南官“缙云”，携余众向南迁徙，进入南阳盆地，随后分别进入神农架地区和随枣走廊地区，最后，一直过长江退入洞庭湖地区，并在那里完成魁隗神农氏族的彻底解体。
斐李岗——贾湖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是魁隗神农氏形成的最初文化。
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文化开始，探讨魁隗神农氏的史前情形。
早于伏羲女娲氏在“陇东谷地”的“大地湾前仰韶文化”，走出“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中的一支，在河南新郑、舞阳，形成了“斐李岗·贾湖文化”。这一支“鄂尔多斯人”，就包括后来以伊川大莘为居住区域的神农氏。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位于黄河中游的著名文化，于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可达1米以上。遗址发现了石铲、石镰、磨盘、磨棒等很有特色的农具和粮食加工用具，所发现的陶器仅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因此胎壁厚薄不匀。遗址发现114座长方形竖穴墓，以单人直肢葬为主。这种文化的“裴李岗类型”在河南密县、登封、长葛、郏县等地都有发现，分布区域主要在河南省中部偏北一带。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分布在豫中偏南地区。
贾湖遗址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东麓，与以嵩山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具有不少共同的时代特征，如小口双耳壶、深腹罐、敞口圆底钵、鞋底状四足石磨盘、齿刃石镰等。但区别亦相当明显，如贾湖陶器群以喇叭形口折肩壶、凿形足鼎和三足钵为代表，裴李岗则以小口直颈圆腹壶、圆锥状足鼎和三足钵为代表；贾湖的夹碳陶、夹蚌陶更不见于裴李岗；贾湖墓葬有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二次葬、多人合葬等，头向多西；裴李岗墓葬几乎全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贾湖人随葬品以陶、骨器为主要组合，陶、石器很少，且大多不成组合；裴李岗人以陶、石器为主要组合，不见贾湖的随葬龟甲和犬牲现象。贾湖人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业形式，同时渔猎经济占很大比重；裴李岗人则以粟作农业为主，渔猎经济不发达。贾湖遗存可分为三期，其中二、三期与裴李岗文化大体同时，一期则早于裴李岗。碳14显示，贾湖遗存年代跨度为公元前7000～5800年。与贾湖遗存相同的还有郭庄、翟庄等十多处，均分布于伏牛山以东的沙河、洪河流域。以贾湖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具有自己独有特征，又有一定的分布地域和发展序列，贾湖的稻作农业、夹碳陶等因素与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有相同之处，呈现出长江、黄河流域之间的过渡性质。
贾湖人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出土的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证实了这一点。因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时间大体同步，加上气候环境的特殊条件和大量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有理由相信淮河上游地区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之一，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结论动摇了淮河流域稻作农业系自长江流域传播而来的传统认识。人骨中碳13的研究也表明贾湖人以食用稻米为主要来源的碳13型植物为主，而未见以粟、黍类植物为主要来源的碳14型植物。
贾湖人获取动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狩猎、捕捞和家畜饲养。狩猎的主要对象是中、小型鹿类及貉等。捕捞的主要对象是鱼类、龟鳖类、扬子鳄、蚌类等。家畜饲养主要是猪和狗；黄牛、水牛、羊等也有少量发现，是否家养尚不清楚。总之，贾湖人的生业形式是稻作农业和渔猎业为主的广谱性经济。
“裴李岗文化”证明，贾湖人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业形式，同时渔猎经济占很大比重；裴李岗
此将新著《中华源流》部分章节发布，供国学同仁研究参考。
此著几月前送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大、清华等大学审查评价，至今无任何回复。
我已彻底心灰，决意不再做史前研究，备开一间小小的国学馆，传授国学，以养家糊口，度此余生而已。
我在中华史前研究上的学术成就，自以为应是国内史前学界独步。《中华源流》是我二十年研究的成果，该研究著述有6万字的《山海经》及其它古籍考古（我个人的研究成果），8万字的史前文化考古（我个人的研究成果），10万字的史前文明概述（史前历史与文化通俗阅读，含彩图20余幅）。
对自己这部史前文化研究与史前历史展示综合的著述，我不便评价过多，仅妄称一点：该书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当前中华史前研究的诸多其它著述，是更为全面、系统、科学、理性的，其研究观点与研究结论都是全新的，应能成就中国史前文明研究的一座时代丰碑。
中华史前研究的现状是：科学的成果、见解稀少，伪科学的“专著”、“理论”繁荣横溢。
人类历史将可以证明：《中华源流》是科学、理性、全面系统的中华史前科学研究成果。
然而，《中华源流》只有面世，才能对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做出贡献。
此书稿长达25万字，不可能以学术论文发表。
我与一些出版社联络，但因本著学术性太强，出版社以为读者群太窄，经济效益不好，因而无果。
我这部填补中华民族史前研究空白的科学专著，因不能出版面世，而无法实现她巨大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痛苦，也是中华文明的巨大损失。
我不甘心。
然而，我没有博士冠冕，又没有“知名学者”的虚名，浮躁的中国文化中的国人，有哪个会相信真理存在于我这样一个靠摆早餐摊维持一家生计的草民？！
我走投无路！
因此，权且发布部分《中华源流》章节于“国学论坛”，供具有科学头脑而不被“伪科学”迷惑的真正的中华史前研究者，以及国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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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源流》 全书25万字
目录
序言
一、 通过中华神话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1、 记载神话的主要典籍——《山海经》
2、 从《山海经》的西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3、 从《山海经》的中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4、 从《山海经》的东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5、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伏羲女娲氏族
6、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天鼋轩辕氏族
7、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魁隗神农氏族
8、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太昊少昊氏族
9、 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颛顼氏族
10、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帝喾氏族
二、 通过史前考古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1、 伏羲女娲文化
2、 炎帝文化
3、 黄帝文化
4、 东夷文化
5、 炎黄帝裔文化
附节 柳江人系列（“古南蛮”氏族群）文化
三、 游览史前中国
1、 三皇时期（前1万1千年~前6千年）
2、 炎黄时期（前6千年~前4千年）
3、 少昊时期（前4千3百年~前3千6百年）
4、 颛顼、共工、祝融时期（前3千8百年~前2千8百年）
5、 帝喾时期（前3千年~前2千1百年）
附节 中华神话精粹选读
一、通过中华神话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在没有文字记录历史的年代，人们只能通过口头传说来保存对历史事件的记录。
在只有细石器、陶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时期，自然的力量，远高于人的认识水平和能力，图腾崇拜这样的早期自然崇拜，主宰着人的精神和行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让人的口头传说，不搀杂对自然神秘的崇拜想象，那是不可能的。
基于此，我们且来看一个神话是怎样产生的。
史前（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只能以口头传说记录历史的人类时期），某个部落，某天正在和其它部落为争地盘而战斗得头破血流，突然看到天上电闪雷鸣，便以为天帝震怒，而悄悄放下手中用以战斗的石斧石刀，倒头叩拜苍天，然后结束争斗。事后，争斗双方部落的人们，就会说：某天，他们的首领白虎（因为他们部落的图腾是白虎），正在河边和黑虎（对方部落的图腾是黑虎）争斗，天帝看见了，很不高兴，就施放霹雳和闪电，警告白虎和黑虎，于是，白虎和黑虎不再争斗，结为兄弟。
以后，这两个部落的这次争斗事件，就会以白虎和黑虎的一场打斗故事，而代代流传下去。这个故事流传到史后（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人类时期），就被后人记载成文字故事，这就是神话，因为神话是史前历史事件的口头传说，所以神话也叫古史传说。
可以看出，上述这个神话，对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的情形，具有多么重大的史学价值。
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就会知道在史前发生了这样的历史事件：在某条河边，曾经有个以白虎为图腾的部落，为保护自己的地盘，和一个黑虎图腾的部落发生战争，战争进行中，恰逢天上大雷雨，战争双方因为敬畏天帝而停止战争，结为同盟部落。
我们都知道大羿射日的神话，这个神话能够告诉我们怎样的一起史前历史事件呢？难道真有一个大羿，用弓箭射下了天上的十个太阳？
当然不是的。
通过结合这个神话，对文化遗存的考古研究，人们发现：在公元前2350年（简称前2350年）左右，正是龙山文化的帝喾末期，华北华东一带连年大旱，人们生活极端艰难，居住在河北唐县的唐尧派女巫女丑，去东海求雨。女丑带领族人来到东海岛屿，与扶桑十日族发生战争，女丑族战败，女丑被十日族的首领杀死。女丑族人逃回华北，唐尧只得向族兄帝喾求助，帝喾便派遣东夷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大羿，征讨十日族。
大羿率领善射的有穷族众，与十日族展开血战，战斗中，大羿射死了十日族首领。
这就是大羿射日这个神话所记载的真实的史前历史事件。
如果没有这个神话，我们即使将华北、华东地下埋藏的所有文化遗存都挖掘出来，也很难知道，这些没有文字又不会说话的文化遗存，到底包含着什么历史信息。
因此，研究史前历史，就必须依照两个工具，一个是神话资料的研究，一个是对史前文化遗存的考古。
然而，由于史后中国，人们基于各种目的，随心所欲地编造了大量精怪灵异故事和宗教故事，如吴承恩编造的精怪小说《西游记》，道教编造的玉皇大帝、天兵天将、神仙精怪，佛教编造的佛祖、菩萨、罗汉，这些精怪灵异故事和宗教故事，自然地就和史前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混淆在一起，让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神话，什么是精怪灵异故事，什么是宗教故事。
如果人们在研究史前文化时，把精怪灵异故事和宗教故事当作神话来研究，则会把人们的研究工作引入歧途。
如《太平广记》卷五六引《墉城集仙录》所记载瑶姬助禹治水的神话故事中，就掺杂了大量的道教故事成分，把原本记录大禹在巫山治水时，获得长江沿岸祝融八姓（系炎帝氏族后裔祝融的分支氏族群）中的一支帮助的神话，篡改成了一个道教故事。
因此，只有从浩瀚的传说故事资料中，找出真正的神话，才能帮助我们研究史前中国的情形。
保存有大量神话资料的古籍，有《尚书》、《吕氏春秋》、《史记》、《左传》、《淮南子》、《诗经》、《楚辞》、《山海经》等正史典籍，也有《帝王世纪》、《绎史》、《搜神记》、《太平御览》、《路史》、《述异记》、《云笈七谶》、《神异经》等野史杂说。
其中，史据意义最重的典籍，就是《山海经》。
我多年研究中华神话，深知《山海经》研究，对史前中国的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目前中国，研究《山海经》获得一定科学成就的只有袁柯先生的《山海经校注》和王红旗先生的《经典图读山海经》。
在《山海经》的研究上，我认同王红旗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
下面，我就通过自己对《山海经》的研究，来探讨史前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形。
1、记载神话的主要典籍——《山海经》
关于《山海经》的著述，我以为它的山经部分应该是史前炎黄各氏族的口头传说，以及夏禹时期对各地山川的考察记录。
从《山海经》山经部分清晰地勾画出西山、中山和北山的情形，而南山、东山的情形甚为虚妄、模糊的情形看，山经应当是炎黄氏族群对自己发祥、居住地域的一部地理和人文情况记录，其形成年代恐怕要远于夏禹治水时期。
夏禹治水时期（前2150年左右），海侵现象早已结束，但东山经记叙的依然是海水漫漫的情形，这说明，山经主体部分的形成，应在夏禹治水以前。
东山、南山二经的记叙内容相对模糊，一则说明山经的形成，与东夷氏族、南苗氏族，没有紧密关系，二则说明，夏禹的治水工作，多在西山、中山、北山三经所记叙的地域。
山经中，惟有西山、中山二经记叙了神灵（即氏族首领的神化形象），而西山、中山所涵盖的地域，正是炎帝氏族群和黄帝氏族群发祥、居住的地域。这说明山经主体的形成，应该在前4500年~前3800年的炎黄时期。
因此，《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应在夏禹治水以前，由炎黄各氏族完成内容，最后由夏禹前后的人们完成书籍
而《山海经》的海经部分，我以为它是夏以后的人们，总结各地的神话传说，在不同的年代完成。
根据海经内容所记叙的内容看，海外四经最早出现，其后是大荒四经，再后是海内四经，最后是海内经。
我同意王红旗先生的观点，根据海经所记叙内容的历史时序，判断海经各经的成书年代。
海外四经记叙的内容，截止于商代，因此，海外四经的成书，应在商代的某个时期。
海外四经记载的地域，大致在秦岭、两湖平原、江淮以南，河套、大青山以北，六盘山、贺兰山以西，泰山、淮涡流域以东。
海外南经：结匈国应在岷山附近，比翼鸟应在大巴山西段，毕方鸟应在秦岭东段，讙头国应在武当山地区，三苗国在两湖平原南部，昆仑虚在大别山，寿华之野在大别山东麓靠近长江的地方，狄山就是东山经里的岳山，在淮北与淮南间。南方祝融，指祝融八姓，在江汉地区、江淮地区。
海外西经：灭蒙鸟在白龙江上游，大乐之野在洮河上游，常羊之山在秦岭西段，丈夫国在泾水上游以西，巫咸国在六盘山地区，轩辕国在银川附近的鄂尔多斯高原，诸夭之野在银川盆地，白民国在贺兰山以西，西方蓐收，指少昊氏族群东迁后，留在祁连山以西地区的一个分支。
海外北经：钟山应是狼山，相柳应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夸父北饮大泽，应在河套，务隅之山应在大青山南麓，北方禺强，在今山东半岛以北的渤海沿海。
海外东经：嗟丘，在安徽淮北附近，青丘国，在浙江韶兴附近。东方勾芒，少昊氏族群解体后，留在华东地区的一个分支。
大荒四经记叙的内容，截止于西周时期，因此，大荒四经的成书，应在周代的某个时期。
大荒四经所记载的地域范围，与海外四经大体相当。
除了比海外四经记叙得多而详细，大荒四经还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大量描述帝俊的文字，尤其是大荒东经。似乎描述帝俊的余兴未尽，兼及帝颛顼的文字也相对较多。这是否说明：大荒四经的作者和帝俊、帝颛顼有着特殊的感情？
古史传说：帝颛顼将天帝权位传给帝俊，帝俊为黄帝增孙，颛顼为黄帝儿子昌意的孙子，因此，颛顼与帝俊的权力承接，因这种血缘关系而成立。
按大荒东经，帝俊似乎出自东方（即东夷地区），而黄帝轩辕氏族群主要在西北和中原，东方只有认轩辕黄帝为父、改羸姓为姬姓的少昊青阳氏和海隅民族禺號，难道帝俊就是青阳氏的后代帝喾？
海内四经的完成，应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正是百家争鸣的文化时期，对历史文化的追溯，应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潮流，而海内四经的内容，恰恰具有这样的文化倾向。
海内，意即天下所有地域，因此，海内四经记载的范畴，涵盖海外四经、大荒四经，似乎是对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的补充、说明。
因文字载体的保存问题（如布帛损坏或竹简脱落），海内四经错位、遗漏很多，造成了刘向父子修订《山海经》时，不得不在海内四经后，附加了海内经。
海内经杂乱而涵盖，似乎是对《山海经》海经部分（尤其是海内四经）做补充，而补充者又不太明晰此前成书的海经部分的准确信息，因此加入的内容一没有文字意义的上下延续和承接，二没有地理方位和描述顺序，与此前成书的海经部分，形成内容表达上的许多差异。鉴于此，它应当是西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及其儿子刘歆）校经传，修订《山海经》时，将因文字载体的保存问题而从海经部分（尤其是海内四经）脱漏下的那些文字，因无法考据原文在何处，而简单地汇总成一篇，附加在海内四经后面的。
《山海经》中，北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河（黄河从内蒙土默川到陕西风陵渡段）以东，阴山山脉以南，南河（黄河从陕西风陵渡到河南濮阳段）以北，东河（黄河从河南濮阳到天津东南古黄河口段）以西。
西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北到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天山末端、罗布泊，西到青海的湟水上游，西南到青海的西倾山，东到西河，北到内蒙狼山，南到陕西米仓山、四川若尔盖。
中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到四川的岷山，南到湖南的洞庭湖地区，北接秦岭、南河，东到江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域不包括四川盆地和洞庭湖以东的长江南岸地区。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北山经记载地理方位最准确，西山经除西次三经外，记载的地理方位也很准确，中山经的山序与地理方位的顺序杂乱，且将原来的中次一经已丢失，而将原属北次二经的部分山编成中次一经。
经过长期的研究，我发现：
问题一：《山海经》山经部分所记载东山经，地理方位基本准确，但情形却是七千年前海侵年代的景象，而且各山的距离、方位记载多属主观直觉，而非实测结果；
问题二：《山海经》山经部分所记载南山经，地理方位记载很虚，似乎这一部分的记载内容，很大部分是通过间接方式获得，没有经过核实，因此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问题三：《山海经》山经部分，只有西次三经和中山经记载有神灵。
问题四：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各山，起点在陕西境内白于山东南靠近山西处，沿西河、北河（黄河前套、后套间的河段）一直过贺兰山、祁连山，到达新疆境内的天山末端、罗布泊地区，其方位记载很虚，而神灵记载却很实，且西次三经脱离西山经的地理方位排序，明显与西次一、二、四经分离，似乎是山经作者的一种有意识的撰写行为，隐含着某种现实寓意。
下面，我们就从《山海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2、从《山海经》的西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对西、北、中山经的地域情况记载很是准确
我们且来看看西山经的情况：
西次一经：钱来山在陕西潼关附近，太华山就是华山，符禺山在陕西罗敷附近，羭次山在陕西高塘附近，时山在陕西葛牌附近，大时山在陕西太白山，嶓冢山即陕西宁强嶓冢山，天帝山应是甘肃麦积山，皋涂山在甘肃理川附近，騩山在川西若尔盖附近。
研究西次一经发现：西山经所谓赤水，就是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盼水即甘肃洮河，西海即川西若尔盖湿地。
西次二经：钤山在陕西韩城附近，泰冒山在陕西合阳附近，数历山在陕西铜川附近，龙首山在甘肃彭阳，鸟危山在甘肃会宁附近，皇人山、中皇山、西皇山在青海境内的湟水岸边，莱山即青海的托来山。
研究西次二经发现：西山经所谓赤水，就是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鸟危水就是甘肃祖历河，楚水就是陕西石川河。
西次四经：阴山应在陕西黄龙到韩城间，鸟山在陕西黄龙附近，上申山在陕西南泥湾，号山在陕西羊马河附近，孟山在陕西新城堡附近，白于山即陕西白于山，邽山应为甘肃华家岭附近，鸟鼠山就是甘肃渭源鸟鼠山，崦嵫山就是青海西倾山。
研究西次四经发现：西山经所谓洋水，似指甘肃葫芦河。
西次三经：崇吾山应在陕西佳县附近，不周山应在内蒙准噶尔旗到山西平朔间，泑泽在内蒙黄河前套（土默川盆地），钟山、槐江山应在内蒙乌拉特前旗地区，昆仑丘应在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西南方，羸母山似是宁夏贺兰山，玉山似在甘肃冷龙岭或乌鞘岭，长留山似在甘肃龙首山或合黎山，三危山就是甘肃敦煌三危山，泑山应为甘肃马鬃山，翼望山应在新疆罗布泊地区。
研究西次三经发现：西次三经脱离西山经的地理方位排序，越过二经到四经间的正常排序规定的地理方位，直接放在了四经以北以西地域，明显与西次一、二、四经分离。三经所记载地域的各山，不论是方向还是距离，都是模糊不清，若按一、二、四经的方向和距离感觉，依据三经所给的方向和距离来排列三经各山，则不周山已经接近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西北方，峚山和钟山的位置就无论如何也排不到前套和后套，即使我们能将峚山和钟山的位置排到前套和后套，其以后的槐江山、昆仑丘也将远离赤水（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以东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进入内蒙狼山以西的阿拉善高原，这显然不符合史前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北方向）各氏族生活居住地域的情形。
因此，可以肯定，《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是有意把西次三经从西山经中单独列出，以示三经与一、二、四经的不同，以示三经所载内容的神秘与崇高。
从现有的史前文化遗存看，在地球最近一次冰河期的最冷期（2.2万~1.3万年）以外的时期，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到内蒙的河套地区，曾经是个水草丰美、气候宜人的地方，这里曾经有3万5千年左右的河套文化（也称鄂尔多斯文化），是中国北方晚期智人最早出现的地方。
从神话研究的史料证据，我们知道，黄帝轩辕氏族群就发祥于泾水上游，在进入渭水流域前，主要游猎生活在泾水以北到河套间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
因此，西次三经这样与西次一、二、四经不同，也说明了《山海经》山经部分的创作者，与天鼋轩辕氏族群有着一定的渊源，可以推断，他（或她）要么是与天鼋轩辕氏族群有着亲密关系的人，要么就是天鼋轩辕氏族群的族裔。
他有意把西次三经从西山经中单独列出，以示三经与一、二、四经的不同，他有意把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地理方位和实际地理方位情况造成差异，以显示西次三经所载地域的神秘与崇高。
他这样做，恰恰表达了这样的一组信息：从泾河以北到河套间，曾经是天鼋轩辕氏族群发祥、生活过的一个地域。这里众多的氏族部落（钟山的烛龙、鼓，槐江山的英招，轩辕黄帝的定居地（圣城）昆仑丘，天鼋轩辕氏族群的亲族陆吾，羸母山的长乘），都曾经拜伏在天鼋轩辕氏族群周围。从贺兰山向西的各氏族（玉山的西王母，三危山的三青鸟），也曾与天鼋轩辕氏族群发生过亲密的关系。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读西次三经给我们的史前中国的信息
信息一：
西次三经说：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西望帝之搏兽之丘，……。
将上文译成今文就是：西次三经的第一座山，叫崇吾山，它在北河（黄河前、后套间的河段）的南边，向北方看去，可以望见积石而成的墓葬堆，向西望去，可以看见天帝与猛兽搏斗的山丘……。
从字面上看，崇吾之山，意思就是：我崇敬的大山。
崇吾之山，还在西次三经不周山的描述中出现：不周之山。……，临彼岳崇之山，……。
从对不周山的描述看，这个崇吾之山，也叫岳崇之山，与不周山相距不远。
中华神话多次涉及不周山，这是个什么样的山呢？
《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
《论衡·谈天篇》：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
从这些神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周山原来是天柱，是代表天帝权威的，谁要想做天帝，就必须获得不周山的天柱。
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部落群体里，因为对苍天的无尚崇拜，人们以为宇宙间能力最大的神灵是天帝（那时候人们还没有皇帝的概念），因此，人们在特制的木柱或石柱上摆放祭祀苍天的圭表，以希望获得苍天的庇佑。时间久了，人们就把这个载有圭表的木柱或石柱，当作了支撑苍天的天柱。哪个氏族的首领在不周山建立自己的天柱，哪个氏族就意味着获得了苍天的庇佑，哪个氏族的首领，就成了苍天的主人——天帝。
从神话中可以看出，最初的不周山在西北，似乎女娲曾经在上面建立天柱，女娲时代衰落的时候，共工氏族与祝融氏族曾在不周山，为争夺天柱而战，共工氏族没有获得胜利，就毁了天柱。而到了后来，不周山已经不限于在西北，任何氏族群的首领，都把自己辖地的一座山称为不周山，并在这个不周山上建立天柱。因此，黄帝时代末期，才有了颛顼和共工在地处中原的不周山，争夺天柱的战争。
回到西次三经的环境，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中国北方最早的现代人出现在西北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和内蒙河套地区，这里不仅是天鼋轩辕氏族的发祥地，也是其它北方氏族的发祥地，因此，原始时代的人们，便把这里的一座山，当作了各氏族共同崇敬的圣山，并在这座山的旁边一座山，建立了祭祀苍天的天柱。
这个各氏族共同崇敬的圣山，就是崇吾山，也叫岳崇山。崇吾山旁边建立天柱的山，就是不周山。
那么，崇吾山应该在哪里呢？
北方最早出现现代人的地方，自然就是北方各氏族共同的发祥地，这个地方的一座山，就应该是北方各氏族共同崇敬的圣山。因此，这座山只能在首先发现河套人（鄂尔多斯人）遗址的内蒙乌审旗境内。
而最早的不周山，也应该在黄河前套（土默川盆地）周边。
信息二：
西次三经对崇吾之山的描述中，说它在河之南，北望冢遂。
这里的冢遂，就是积石而成的墓葬堆。
从崇吾山向北可以望见的这个在黄河前套以北，积石而成的墓葬堆，不由地让人想起了前4千年的红山文化。
目前发现的中华史前文化遗存中，只有红山文化有建立在高处积石而成的墓葬堆，而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上游，距离河套地区并不算太远（隔着大青山），任何史前民族，都可以轻易地绕过大青山，通过广阔无阻的蒙古草原，进入西辽河上游地区发展。
有史以后的草原游牧民族，如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可汗，也都葬在这样的积石而成的墓葬堆里。
因此，从西次三经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明确信息：史前的北方各氏族，就是以崇吾山为中心，向东北、南、东南方向迁徙发展的。
史前北方的最初现代人，向东北迁徙发展，形成了红山文化。
史前北方的最初现代人，向南迁徙发展，形成了陇东（甘肃东南部）青东（青海东北部）的前仰韶文化（也叫伏羲女娲文化）。
陇东的前仰韶文化向各地迁徙发展，形成了华东的东夷文化，华北、中原、西北的炎黄仰韶文化。
信息三：
从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各神灵的分布看，正好刻画出史前最初的中华原始氏族的分布情形：从新疆罗布泊地区，向东到甘肃疏勒河流域，再沿着河西走廊，越过贺兰山，到达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内蒙河套地区。
这说明了什么？
西次三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史前鄂尔多斯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中亚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河来到浩瀚的罗布泊，然后继续长途迁徙发展，于4万年前到达陕西鄂尔多斯高原的。
信息四：
西次三经说：
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
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鴀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
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
这些关于天鼋轩辕氏族首领黄帝的描述，说明天鼋轩辕氏族自泾水上游发祥后，并没有直接向东南发展（或许因为那里已经被魁隗神农氏族所占据），而是沿北洛水和西河向北发展，越过白于山，来到了北方各氏族共同的发祥地——鄂尔多斯高原，在这里游猎生活，并成为该地区各氏族共同拥护的核心氏族，建立了昆仑丘这个核心居住地。
自然，天鼋轩辕氏族就拥有了不周山的天柱，其首领黄帝就成了苍天的代表——天帝。
信息五：
西次三经说：
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
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婴短之玉，其阳多瑾瑜之玉，其阴多青雄黄。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
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其下多积蛇。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东夷氏族群的少昊氏族，包括它的近亲分支蓐收氏族，都和西北有着一定的渊源。要么，少昊氏族是从西北迁徙发展，来到华东地区。要么，华东地区的少昊氏族，曾在西北地区居住过一段时间。
而中原地区高阳颛顼氏族的近亲分支耆童氏族，也要么来自西北，或曾经在西北居住过一段时间。
10、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帝喾氏族
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知道，高辛氏（喾氏）的喾成为新的“天帝”时，魁隗神农氏族群早已在两湖地区彻底解体，天鼋轩辕氏也归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轩辕丘”。东夷的太昊、少昊名号已经基本消亡，东夷的九黎氏在颛顼氏“绝天地通”后，被颛顼氏的“黎”（即祝融氏）驱赶到南阳盆地以南地区，与先期到达那里的蚩尤氏余族合并为新的氏族“三苗”。共工氏也在多年争斗过程中，元气大伤，只能龟缩在豫东北、冀南的“共”地。
因此，从中原地区到海岱地区，就自然成了高辛氏（喾氏）的势力范围。
融合了魁隗神农氏后裔氏族、天鼋轩辕氏后裔氏族、东夷各族的高辛氏（喾氏），其族群文化、族群势力，都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强大，反映在文化考古上，就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被新兴的龙山文化所取代。
下面，我们先通过《山海经》的海经部分，探讨帝喾氏的史前情形。
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瑶碧，皆出卫于山。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
北方大荒的附禺山，是帝颛顼退出中原“天帝”的角逐，回归天鼋轩辕氏发祥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标志中竟然有帝俊参与，显然说明，当颛顼氏退往北方的过程中，喾氏是颛顼氏的伙伴氏族。这也应是退居北方的帝颛顼，能将重新夺回中原“天帝”的重任，托付给喾氏的帝俊的重要原因。
由这个记载，可知喾氏与颛顼氏的亲密关系。
大荒东经：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
由这个记载，可知喾氏的图腾是五彩鸟。这一点，喾氏与东夷的少昊氏是很相近的，说明喾氏与少昊氏有紧密的渊源。然而少昊氏的图腾是鸟，而喾氏的图腾是五彩鸟，这只能说明，喾氏是从少昊氏中分化出的一支，而不是正宗的少昊氏。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这两个记载，应是东夷常羲氏（十二月族群）、羲和氏（十日族群）与喾氏通婚关系的写照。喾氏就是通过这种通婚关系，来控制太昊氏、少昊氏解体后东夷各氏族。
海内经：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四隅皆送，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
三身氏和舜出现在同一个记载中，这是否告诉我们：姚姓的三身氏，与姚姓的舜，有一定渊源？按三身氏的这两个记载，三身氏是喾氏的一个近亲分支，而舜是颛顼氏的一个分支穷蝉氏的后裔，两者并不直接同宗。因此，舜因为生于姚墟而得姚姓，三身氏怎么也姓姚呢？
如果三身氏姓姚，那么，三身氏就应该是帝舜的后裔，而不是喾氏帝俊的后裔。难道这两个记载中“生三身”的帝俊，不是喾氏帝俊？
根据古史记载，帝舜的妻子为帝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帝舜有九个儿子，《路史·后纪十一》记载“女英生义均，义均封于商，是为商均，商均是喜歌舞。”由此看来，以上两个记载中的帝俊，分明就是帝舜。
因此可知，帝舜曾经借用过喾氏帝俊的身份和名号，以巩固和加强自己通过“禅位”得自帝尧的“天帝”位置。
海内经：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
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大荒南经：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
大荒东经：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土，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大荒东经：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豹、虎、熊、罴。
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以上记载，说明喾氏的裔族多在东方，且既有天鼋轩辕氏的姬姓，也有魁隗神农氏的姜姓，因此，喾氏应该是从西方迁移到东方，以天鼋轩辕氏血统为主，又混融魁隗神农氏血统的综合性氏族群体。
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
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號。黄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號处东海，是惟海神。
以上关于禺號（禺号）的记载说明，喾氏合并了天鼋轩辕氏在东方的分支禺號氏，因此得以立足东方海岱，控制中原。
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这个记载说明，是帝俊委派有穷氏羿，去帮助唐尧征战四方的。
下面，我们再通过其它古籍的记载，探讨帝喾氏的史前情形。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注引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阳与苍林为姬姓”。是则十四人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称青阳与苍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阳当为玄嚣，是帝喾祖本与黄帝同姬姓。）（注解：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
这个记载说明，喾氏发祥的江水和颛顼氏发祥的若水，相距很近，且喾氏和颛顼氏同宗于天鼋轩辕氏黄帝，因此，江水的喾氏与若水的颛顼氏，关系应该非常紧密。
我们在前面探讨太昊、少昊氏族时，曾经指出，玄嚣（即青阳）并不是黄帝的儿子，而是少昊青阳迫不得已，改姓认黄帝为父，从而保全自己和整个少昊氏族。当天鼋轩辕氏在中原衰弱并解体后，青阳氏（含喾氏）立即从江水东迁回到海岱地区，率领东夷各族进逼中原，成为新一代“天帝”。作为青阳氏的一个分支，喾氏渐渐成为青阳氏族群中，势力仅次于颛顼氏的一个氏族，并在颛顼氏后，成为新的“天帝”。
对于青阳降居“江水”，还有一种解释更加直接可信，石泉先生在《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一文中考证：《史记 殷本纪》记载“还毫，作《汤浩》，……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里的四渎，以东南西北为界，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范围，如果‘江’为长江，那么四渎的方位就形成矛盾,不相匹配。”石泉先生又根据古籍记载山东地区许多河流曾经呼之为“江”，进而断定古四读之“江”不是长江，而应当是今苏北、鲁南的沂河。如此，则四渎的地理方位矛盾就可迎刃而解，而且，玄嚣即青阳少昊所居处的“江水”，也就不言自明了。另外，青阳少昊居处沂河流域，还可以从《左传 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自奉少昊为高祖，而郯国时处沂河流域，得到佐证。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喾氏具有和少昊氏相近的图腾崇拜，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青阳氏少昊名叫挚，而帝俊的儿子也叫挚。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这个记载，说明帝舜是颛顼氏的后裔，与帝喾一样，都是天鼋轩辕氏黄帝的子孙。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注解张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
这个记载说明，喾氏的某代喾，曾经如颛顼为青阳氏少昊族子一样，去做颛顼氏的族子。
《史记·五帝本纪》：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 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篃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注引正义帝王纪云：“帝溋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夋。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 注解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
这个记载说明，喾氏通过依附颛顼氏而龙腾，并以河南偃师为“都”。
《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其母有邰氏女，日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日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日“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日后稷，别姓姬氏。
《诗·生民》：（后稷）先生如达。
《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复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日“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
《诗·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世本·王侯大夫谱》：帝喾元妃有邰氏之女日姜原，是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日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日庆都，生帝尧。次妃娵訾氏之女日常仪，生挚。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注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皇览曰：“帝喾頉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注解卫宏云：“挚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正义帝王纪云：“帝挚之母于四人中班在最下，而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髃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今定州唐县也。）
以上记载，说明了喾氏四支主要裔族的渊源，要注意的是，这四个喾氏裔支渊源（既喾氏和有邰氏、有娀氏、陈锋氏、娵訾氏的通婚），绝不可能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代喾身上发生。从承袭位置来看，有邰氏、有娀氏是和早期的帝喾通婚的氏族，陈锋氏、娵訾氏是和晚期（尤其是末期）帝喾通婚的氏族，其间有数百年的时间差距。
而由帝喾“都”于亳（河南偃师），却要葬于帝颛顼的葬所河南濮阳顿丘，可知喾氏与颛顼氏的紧密关系，确实非同一般。难道喾氏是颛顼氏和青阳氏之间通婚所产生的青阳氏裔族？！无怪喾氏承袭了青阳氏，却要用自己的“五彩鸟”图腾，来区别于青阳氏的“鸟”图腾。
《史记·五帝本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注解徐广曰：“尧在位凡九十八年。”案皇览曰：“尧頉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皆小。’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頉，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 注解刘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案濮州北临漯，大川也。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处也。）
由这个记载，可知帝尧葬于汉代的城阳县（今山东济宁以南）。《大荒东经》记载“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我们在前面讨论东次一经时，曾指明岳山大约在安徽淮北市附近。现在，随便看一眼地图就可以发现，帝喾的葬所河南濮阳顿丘城南台阴地方的原野，帝尧的葬所山东济宁以南到安徽淮北市之间，不正是在同一个地区范围内嘛！因此可以肯定，河南濮阳顿丘东南、山东济宁以南、安徽淮北市西北，这三点构成的狭小地区内的一座山，就是《山海经》东次一经所记载的岳山，也是帝喾、帝尧、帝舜衣冠的葬所。
通过这个记载所引《括地志》，我们可以发现，帝尧与帝舜之间的承袭，并非是一个美满的禅位，而似乎是帝舜囚禁帝尧于濮州鄄城县（今山东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的故尧城，并将帝尧的儿子朱驱逐到丹江口地区，使帝尧不能传位给丹江口的朱（丹朱），从而帝舜承袭了帝尧的“天帝”位置。
我们在前面探讨三身氏时，已经得到“帝舜曾经借用过喾氏帝俊的身份和名号”的结论。为什么帝舜要借用喾氏帝俊的身份和名号？就是因为帝舜“禅位”于帝尧，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为使自己的“天帝”位置名正言顺，帝舜只能借用喾氏帝俊的身份和名号。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注解孔安国云：华谓文德也，言其光文重合于尧。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
这个记载，详细说明了有虞氏的虞舜的出身。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注引皇甫谧云：“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 注解郑玄曰：“历山在河东。”正义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劕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膎，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 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
这个记载，说明了帝舜的来历。我以为，舜应出自东夷，因此，舜生于濮州雷泽县（今山东济宁以北）的姚墟，渔于濮州雷泽，陶于山东荷泽到河南濮阳之间的黄河（古黄河）沿岸，作什器于山东曲阜东北，耕则先后于濮州雷泽县和蒲州河东县（今山西永济以东地区）。
《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这个记载说明，高阳氏和高辛氏的后裔，在尧舜时代，依然得到重用。
《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注解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注解皇甫谧曰：“舜嫔于虞，因以为氏，今河东大阳西山上虞城是也。”注引礼纬曰：“禹母修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而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乙子而生。）。
这个记载说明，有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都是帝裔封国所在地，而并非发祥地。夏后禹姓姒氏，契商姓子氏，则是因孕生时的瑞征而得姓。
二、通过史前考古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在完成对古史传说（神话）的研究探讨后，我们已经基本明晰了史前中国的地理、人文情形。
依据这些古史传说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对我们已经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进行文化研究，以印证古史传说的真实性。
依据这些古史传说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进行目的和线索明确的考古挖掘，改变目前考古挖掘的无目的、无线索的迷茫状态。
在对中华史前文化进行研讨之前，我们先对人类的起源，以及中华民族的起源，以当前世界古人类学最主流的研究结论和观点，予以概览。
在人类学上，目前一致的观点是：人类起源于7百万年前的非洲大裂谷。
热带雨林的非洲东部，因大裂谷的出现而形成随高差而不同的“镶嵌型生态环境”，而“镶嵌型生态环境”是人类从人猿超科中分化出来的唯一充分必要条件。
在东非大裂谷的“镶嵌型生态环境”里，原始的猿类中诞生出一个新科——人科。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科代表是4百万年左右东非和南非的“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继续进化，又在250万年左右分化出人属，人属的代表是东非的“能人”。
“能人”开始利用工具进行有意识劳动，并开始形成有意识的社会结构和有意识的语言交流，这就使得“能人”的身体结构和大脑迅速发育，很快，2百万年前后，非洲大陆就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直立人”。
“直立人”很快就走出非洲，分散到欧亚大陆。
中国南方的175万年前后的“元谋人”，中国北方180万年前后的“泥河湾人”，就是这些走出非洲的“直立人”，在中国大陆的代表。而69万年前的“北京人”，只是“泥河湾人”中的一支而已。
“直立人”继续进化，在距今25万年前后，世界各地的“直立人”先后进化为“智人”。从“智人”这个名称上，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些人类已经不仅限于“直立生活”，而且智力上更加成熟，成为其区别于其它灵长类的典型特征。
但这些“智人”，还不是我们“现代人”，他们的智力和身体，还需要进行完善，因此，我们只能把他们称为“早期智人”。
15万年前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某个地方，“早期智人”中的一个女人，其身体和智力发生了突发性的进化。以往，这种只在某个个体上发生的进化，往往会因为数量太少，其进化后的遗传基因，会在繁衍过程中，被其未进化的众多同类的遗传基因掩盖。
然而这一次，这个女人进化后的基因，不仅没有被她那些没有进化同类的落后基因掩盖，而且，通过她的后代的迅速增多，这种进化后的优秀基因竟然战胜了一切落后基因，形成了一个和我们现代人类一样的“现代人”群体。
这个“现代人”群体，虽然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却依靠他们优秀的基因，不但自身迅速发展，而且不断地通过生存竞争，“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早期智人”群体。
这个“现代人”群体的那个母亲，被人类学称为“线粒体夏娃”。
这个“现代人”群体，不断产生出新的“现代人”群体，并不断向四方迁徙。在他们迁徙生存的道路上，原属于“早期智人”群体的生存资源，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占有。科学实验显示，一个群体只要具有1%的生存优势，就可以使那些和他们在同一地域生存的劣势群体，1千年内自然消亡。
“现代人”群体的生存优势，比“早期智人”群体，要高出1%的许多倍。因此，当一个“现代人”群体在一个地方稳定居住几百年后，这个地方的所有“早期智人”群体，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甚至，“早期智人”连通过和“现代人”群体杂交而生存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科学实验证实，从“现代人”诞生以来的15万年里，“现代人”根本不曾和“早期智人”杂交过。
早期的“现代人”，也被我们称为“晚期智人”。
10万年前后，“现代人”走出非洲，去掠夺欧亚大陆上众多“早期智人”的生存资源和空间。
约6万年前后，“现代人”沿印度洋海岸，来到南亚，并在这里分头向四方寻求新的生存资源和空间，一部分人通过东南亚岛屿，向澳洲前进，一部分人进入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一部分人掉头向西到达中亚地区。在中亚地区的这些“现代人”，又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向西进入欧洲，一支则向东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并沿天山山脉南麓向东，经过河西走廊，于4万年前后，到达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
因此，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就出现了，这就是南方的“柳江人”，北方的“河套人（即鄂尔多斯人）”。
需要说明的是，7万年前发生的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全球性冰河期，于4万~2万年时，正处于“间冰期”。这时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水草丰肥，气候并不过分寒冷，很适合“鄂尔多斯人”游猎生活。
自然，随着“鄂尔多斯人”向四方游猎迁徙，那些已经被冰河的寒冷折磨得气息奄奄的“早期智人”，厄运也就临头了。
很快，“山顶洞人”就使得“北京人”在周口店地区断子绝孙，相应的，“蓝田人”等也消亡了。
中国北方于2万年前后，成了“鄂尔多斯人”的独家“舞台”。
与北方的“鄂尔多斯人”相比，中国南方“柳江人”的发展，却显得非常缓慢，似乎“柳江人”与南方“早期智人”的生存竞争，遇到了一些麻烦，发展的步伐进行得不那么顺利。
就在“鄂尔多斯人”获得中国北方独家生存权的时候，冰河期进入了最寒冷期，这个时间在距今1万7千年~1万3千年间。
冰雪覆盖了中国北方的西北、华北、东北的大部分地区，连年累月，没有丝毫的温暖气息。
这次冰河期对“现代人”的影响，葛瑞姆·汉卡克在他的《上帝的指纹》（李永平译）一书中这样描述：
在地质学和古生人类学中，我们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的开始与进展，和现代人类的崛起与繁衍，在时间上几乎不谋而合。同样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对两者所知都不多。
在北美洲，最后一次冰河时代被称为“威斯康星冰川作用（Wisconsin Glaciation，地质学家研究威斯康星州的岩层因而得名）”。根据专家推算，它的早期历史可追溯到11.5万年前。此后，冰冠的推进和消退起伏不定，而速度最快的一次冰雪累积，发生在6万年前和l.7万年前之间。整个过程在学者所称的“塔兹威尔大推进（Tazewell Advance）”时达到顶点——大约在公元前15000年，冰川作用扩展到最大的范围。然而，到了公元前13000年，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冰原却开始消溶（原因至今未明）；到了公元前800O年，“威斯康星冰川作用”整个消失。
冰河时代的全球性现象，北半球和南半球都受到影响，因此，相似的气候和地质情况也出现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亚洲东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美洲。当时，欧洲出现大规模冰川作用：冰雪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苏格兰向南延伸，一路扩展，涵盖英国的大部，丹麦、波兰、俄罗斯、德国许多地区，瑞土全境以及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的大部。被地质学界称为“沃姆冰川作用（Wurm Glaciation）”的欧洲冰河时代，大约开始于7万年前，比美洲冰河时代稍晚，但在同一个时代——1.7万年前——达到顶点，然后迅速消退，在同一个时期结束。
冰河时代的历史具有几个关键阶段：
①、大约6万年前，“沃姆”、“威斯康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冰川作用全面展开；
②、大约1.7万年前，在东半球和西半球，冰原的扩展达到最大的范围；
③、继之而来的是长达7000年的冰川消溶时期。
现代人类的崛起，正好是在这段漫长的地质和气候大变动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最大特征，就是严寒的天气和四处泛滥的洪水。冰原持续扩展的几千年间，我们的祖光固然饱受惊吓，但冰川消溶的那7000年，尤其是积雪迅速地、全面地溶化的那些日子，情况想必更可怕。
我们不可妄加猜测，居住在那个动荡不安年代的人类，在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科学和心智发展上究竟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在一般人心目中，他们全都是栖身在山洞的原始人。这个刻板印象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对他们了解不深，只知道在身心两方面都跟我们差不多。
在地质大变动那段时期，很可能，他们好几次面临彻底的毁灭；学者们不屑一顾、认为不具历史价值的那些史前的灾难神话，说不定记录的是真实事件和目击者的报告。
以下，我们就来追踪“鄂尔多斯人”（不包括他们在华北的分支“峙峪人”、“山顶洞人”，在东北的分支“学田人”、“前阳人”），看看他们，是如何面对这“要命”的冰河最寒冷期？
惟有躲避，躲避到高山山谷中去，那里，高山可以阻挡冰河的蔓延，可以阻挡寒冷的大气，为他们保留一个相对温暖的生存空间。
而距离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地区最近、最适宜人类居住的高山山谷，就是由祁连山、六盘山、昆仑山东段、秦岭围成的，以甘肃天水为中心的“陇东谷地”。
“陇东谷地”四周的高山，可以阻断来自北冰洋的寒冷大气，这里聚集了黄河、渭水、洮河、白龙江、嘉陵江等众多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可以为他们提供丰富的动植物蛋白。因此，这里就自然地成为了“鄂尔多斯人”躲避冰河最寒冷期的“避难所”。
另外，“陇东谷地”距离“鄂尔多斯人”在中国的老家——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地区最近，可以满足他们在灾难结束后“回家”的心愿。
因此，“鄂尔多斯人”各氏族，在不断扩大的冰原的追逐下，不约而同地南下，来到“陇东谷地”避难。
虽然目前的考古挖掘，只在“陇东谷地”发现了前6千多年的“大地湾遗迹”，与“鄂尔多斯人”在“陇东谷地”的避难时期差距很远，但我们在前面探讨古史传说时，已经从伏羲女娲传说中，得知“鄂尔多斯人”，曾经以发明新生产力技术的“燧人氏”、“伏羲女娲氏”为核心，在“陇东谷地”聚居生活的基本史前情形。
相信在“陇东谷地”，在“大地湾遗迹”下的地层里，冰河最寒冷期间“鄂尔多斯人”的避难遗存，一定会被人类发现。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中国史前的第一缕文化曙光——伏羲女娲文化。
1、伏羲女娲文化
伏羲女娲氏族仅仅是在“陇东谷地”避难的“鄂尔多斯人”中的一支核心氏族。在冰河最寒冷期之前，“鄂尔多斯人”还有游猎于东北和华北的分支，这些“鄂尔多斯人”，和冰河期结束前后产生的伏羲女娲文化，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因此，在探讨伏羲女娲文化之前，我们先看看“鄂尔多斯人”的源头“河套文化”，以及“鄂尔多斯人”的东北分支、华北分支的情况。
陕西北部到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是举世文明的“河套人文化（即“鄂尔多斯人”）”的发祥地。
1922年到1923年，法国学者在鄂尔多斯东南部萨拉乌苏河两岸，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枚距今三万五千年前的古人类门齿化石和三件肢骨化石以及一些尖壮石器。解放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等人，多次到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出旧石器一百余件，有石制品，也有骨制品，人工打磨成刮削器，尖狀器和雕刻器，其中刮削器最多，样式复杂，有直刃、凸刃、凹刃和复刃等。多数石器非常细小，只有2－3厘米长、1厘米宽、制作技术也很成熟。到目前已经发现了人类的顶骨、额骨、枕骨、下额骨、椎骨等化石二十多件。经科学测定，他们是三万五千年前，生活在萨拉乌苏河一带的古人类化石，学术上称为“河套人”。河套人属晚期智人，他们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河套人制作的石器以及他们创造的古老灿烂的文化被称为“河套人文化”。
“河套人文化”表明，几万年前的鄂尔多斯地区有着适合于河套人生存的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那时，鄂尔多斯地区有着宽阔的河流，宁静的湖泊，风茂的草原和大片的原始森林。萨拉乌苏河流域水草丰美，气候宜人，到处是赤鹿、野猪和奔驰的羚羊。河套人用石器和骨器猎取食物，学会了用火与大自然作斗争，大大加快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3万5千年到2万年前后，“鄂尔多斯人”的一些分支向东北游猎，进入松花江、辽河流域，黑龙江五常县“学田人”（24000年前后）、辽宁东沟县“前阳人”（18000年前后），就是这些“鄂尔多斯人”分支的代表。冰河最寒冷期间，他们躲避进由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构成的“赤峰谷地”，冰河期结束后，这些氏族迅速发展，产生“兴隆洼文化”（前6000年）。
光隆洼文化首次发现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兴隆洼文化遗址周围有人工围沟，围沟内有成排平行排列的房屋，房址面积小者十几平方米，最大的140平方米，陶器均为夹砂陶，手工制作，纹饰有短斜线交叉纹、网格纹、横人字纹、之字纹和戳印坑点纹等 。深筒直腹罐和钵为其曲型器物。生产工具除石器、骨器外，还发现有琢制精美的玉器，造型主要有匕形器、管、斧、锛等。
兴隆洼文化证实，“鄂尔多斯人”的东北分支，并没有在冰河最寒冷期间冻死，而是聚居到相对温暖的“赤峰谷地”，艰难地度过冰河最寒冷期，并在冰河结束后，发展出“兴隆洼文化”和以后的“红山文化”。
3万5千年到2万年前后，“鄂尔多斯人”的一些分支向华北游猎，山西朔县的“峙峪人”（2万8千年前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3万年前后），就是这些“鄂尔多斯人”分支的代表。艰难地度过冰河最寒冷期后，这些几乎被寒冷消灭殆尽的“鄂尔多斯人”氏族，走出山谷来到华北平原发展，产生北京“东胡林人遗迹”（前8500年）、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前8700年）。
南庄头遗址面积约20000平方米，己发现的遗迹有5条灰沟、2座灰坑和2个用火遗迹。出土遗物丰富，种类有石磨盘、石磨棒、骨锥、骨针、种子和少量的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片、石片以及水沟等人类活动的足迹，另外还有鼠、鸡、狗、狼、猪、鹿等动物骨骼，其中部分骨骼有烧烤、切割的痕迹。
南庄头遗址的发现说明，“鄂尔多斯人”在华北的分支，并没有在冰河最寒冷期里灭绝。
伏羲女娲文化与上述两支“鄂尔多斯人”无关，只和避难到“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有关。下面，我们就来寻找一下伏羲女娲文化的线索和分布。
从古籍记载来看，聚居在“陇东谷地”避难的“鄂尔多斯人”，首先是以燧人氏为核心，因为，燧人氏发明了人工生火技术，使得“鄂尔多斯人”可以随时生火以抵御严寒，而不必为保存“天然火种”害愁。后来，当伏羲女娲氏画八卦、结网罟，给“鄂尔多斯人”提供了更好的生产力技术后，“鄂尔多斯人”各氏族便自然地转而拥戴伏羲女娲氏。
从古籍记载的伏羲女娲氏的情形来看，伏羲女娲氏成为“鄂尔多斯人”各氏族核心的时间，应在冰河期的末期（前1万1千年左右），到魁隗神农氏兴起之前（前5千5百年左右）。
从古籍记载来看，伏羲女娲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地望遍布中国四方。因此，这说明伏羲女娲氏在冰河期结束阶段（前9千年~前5千5百年），率领“鄂尔多斯人”各氏族，走出“陇东谷地”，向四方迁徙。
从中国北方早期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大地湾·老官台遗迹”（前5900年）、“裴李岗·贾湖遗迹”(前6200年)、“磁山遗迹”(前6100年)、“后李遗迹”(前6300年)、“北辛·青莲岗遗迹” (前5600年)，由西向东，从“陇东谷地”直到“海岱地区”，勾画出一条伏羲女娲氏率领部分“鄂尔多斯人”氏族，向东迁徙的路线图。
而北京“东胡林遗迹（前8000年）”、徐水“南庄头遗迹（前8500年）”、易县“北福地遗迹”（前6000年），明显早于伏羲女娲氏率领部分“鄂尔多斯人”东迁的时间，因此，这些遗迹应是劫后余生、人数较少的华北“鄂尔多斯人”——北京“山顶洞人”、山西“峙峪人”所遗留，与伏羲女娲氏率领的“鄂尔多斯人”的迁徙无关。
从中国南方早期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湖南道县“玉蟾岩遗迹”（前8000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迹”（前8000年）、湖南澧县“彭头山遗迹”（前7100年）、湖南石门“皂市下层遗迹”（前5000年）、浙江萧山“跨湖桥遗迹”（前6000年）来看，也是从西向东分布，应是“柳江人”的迁徙路径，其文化遗存的特征与风格，与上述北方“鄂尔多斯人”迁徙留下的遗存，明显不同。
因为南方的“柳江人”系列史前文化，始终不能越过长江向北发展，并且最终被来自北方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所覆盖，因此，我们在本书的讨论中，只能以北方“鄂尔多斯人（河套人）”系列文化做为史前中华文化的主体来讨论，间隙穿插与北方文化相关的南方文化。
明确了伏羲女娲文化存在的线索和分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伏羲女娲文化。
冰河期结束后，“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各氏族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很快就开始走出“陇东谷地”，向四方迁徙发展。
这些“鄂尔多斯人”中的一部分，向西北迁徙发展，《山海经·西次三经》所记叙的西王母、少昊、长乘、三青鸟等，证实他们在贺兰山以西游猎。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在这些地区，开展有目的的考古工作，因此，还没有这些氏族史前文化的遗迹，可以在这里佐证。
这些“鄂尔多斯人”中的一部分，在“大地湾前仰韶文化”（前5900年）时期，向南进入汉中，并沿大巴山北麓、汉水进入三峡地区和两湖平原的长江北岸地区，发展形成了“城背溪文化”（前4900年左右）、“大溪文化”（前4400年左右）。
大溪文化、城背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类型相近，却不同于南方史前早期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这就证实了大溪文化、城背溪文化是“大地湾前仰韶文化”（前5900年）时期，伏羲女娲氏族主体向东迁移后，“陇东谷地”遗留的一部分“鄂尔多斯人”，南下三峡地区和两湖平原的长江北岸地区，而形成的史前文化。
城背溪遗址位于湖北省宜都县(现改为枝江市)城关镇北面约10.5公里处，东临长江，地处长江西岸的冲击平原上。遗址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十分丰富。石器有打制、琢制、磨制，以打制的刮削器最多，此外有砍砸器，打制石斧，磨制石器有斧、锛。 陶器采用泥片贴塑法制作。陶系主要是夹砂夹炭红褐陶，少数灰褐陶和泥质陶，一部分器表施红衣，胎黑色。多数陶器有纹饰，以浅而错乱的绳纹为主，细绳纹、印压纹、刻划纹等少。器形主要有釜、钵、碗、支座等。
大溪文化因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是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文化遗存。陶器制作手法以泥条盘筑、慢轮修整为主，出现了快轮制陶。陶器普遍涂上一层矿物质颜料成陶衣。有红衣陶、白衣陶等。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黑色或灰色。陶质早期多夹蚌末、夹炭和夹砂，晚期泥质增多。陶器以素面为主，也有一些刻划有纹饰。种类有刻划纹、戳印纹、压印纹、旋纹、瓦棱纹、篦点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等。最有代表性的纹饰是戳印纹和彩陶纹饰。戳印纹在大溪文化中不仅数量较其它纹饰多，使用时间长，而且较有特色。戳印纹多饰在器皿的圈足上，用指甲或棍子，一般不戳穿，其形状有圆形、半圆形、新月形、长方形、三角形、×形、Z字形等，大溪文化的彩陶流行于中期，一般用赭石（红色）、石灰质（白色）、氧化锰（黑色）等矿物质作颜料，画上单色的几何花纹图案。有时在彩绘前加涂一层底色，使整个画面更加鲜艳。彩绘有红地黑彩，黄地褐彩，或白衣红彩。彩纹见于碗、杯、罐、壶、筒形瓶、豆、盆上。陶器器型以圈足器最发达，平底器少 ，还有一些三足器和圜底器。
这些“鄂尔多斯人”中的主体部分，也就是始终围绕伏羲女娲氏族的部分，则是分批沿渭水、黄河向东迁移。从古籍记载来看，伏羲女娲氏主体的迁移应在“大地湾前仰韶文化”（前5900年）时期。
在伏羲女娲氏的主体迁移之前的1千多年时间里，“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的东迁，形成了“裴李岗·贾湖遗迹”(前6200年)、“磁山遗迹”(前6100年)、“后李遗迹”(前6300年)。
“裴李岗文化”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可达1米以上。遗址发现了石铲、石镰、磨盘、磨棒等很有特色的农具和粮食加工用具，所发现的陶器仅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因此胎壁厚薄不匀。遗址发现114座长方形竖穴墓，以单人直肢葬为主。
“裴李岗文化”文化的“裴李岗类型”在河南密县、登封、长葛、郏县等地都有发现，分布区域主要在河南省中部偏北一带。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分布在豫中偏南地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二十世纪80年代进行多次发掘，发现房基30多座、灰坑300余座、陶窑10余座、墓葬300多座，出土遗物数千件，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组的龟甲和骨笛，龟甲上有与原始文字有关的契刻符号。
“磁山文化”分布在今冀南、冀中一带。二十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河北武安县磁山进行多次发掘，发现各种形式的灰坑、房屋基址和贮粮窖穴，还发现大量的粟以及石磨棒、四足石磨盘等。磁山文化所发现的猪、狗、牛、鸡等家禽骨骼说明其饲养业有了很早的发展。
“后李文化”在山东临淄齐陵镇的后李家村首先发现，分布于山东泰沂地区。
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后李文化，迄今尚无彩陶发现，这与“大地湾前仰韶文化”有明显差异，说明这是“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的早期迁移，其文化与以“大地湾前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伏羲女娲文化，有一定的差异。
前5900年，这时，大部分的“鄂尔多斯人”氏族走出“陇东谷地”，“陇东谷地”只留下伏羲女娲氏族群及少量的其它“鄂尔多斯人”氏族。就在这里，伏羲女娲氏创造了“大地湾前仰韶文化”。
“大地湾前仰韶文化”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分为5个时期，即大地湾一期（前仰韶，7300——8000年），仰韶文化早期（6000年），仰韶文化中期（5600——5900年），仰韶文化晚期（4900——5500）年和龙山文化早期（常山下层，4900年左右）。
在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文物陶器最多，品种有汲水的、储物的、做饭的、盛食品的、供奠品的。形状有圜底盆、小口瓶、小口钵、三足罐、尖底瓶等。还发现用陶片打磨改制的纺轮，说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彩陶制品，绘画图案多，呈棕色或紫褐色。
大地湾一期的陶器是较仰韶早期更为原始的陶器。主要器形有圜底钵、三足钵、圈足碗、深腹罐、三足罐、球腹壶等。纹饰主要为交叉绳纹，或素面，以钵形器为主，圜底器居多，其次为富有特点的三足和圈足器，平底器少见，彩陶较为多见。其中三足罐、圈足碗接近于宝鸡北首岭下层的同类器物，这或许说明大地湾一期遗存延续了较长时间，其内涵并不是很单纯的。石骨器制作技术相当原始，磨制石器不多见，骨器大多仅在使用的刃部加工磨制。如果考虑到同仰韶文化彩陶的联系，圜底钵工、Ⅱ式显示了它们的时代演变关系。大地湾一期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彩陶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彩陶，在我国彩陶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时的彩陶，多在圜底钵、三足钵的口沿外绘一圈红色宽带纹、口内内绘一圈红色窄带纹。钵内壁有十余种彩绘的符号。一期文化遗存的彩陶数量相对较少，且线条单调，图案简单，说明彩陶的制作尚处于最初的萌发阶段，并由此证明中国的彩陶是由本土发展而来的。
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的二十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还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这些纹样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类似水波状等，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类似生长的植物形纹，连续性不强。皆属于装饰性的殴案花纹。第二类是以直线或曲线并列或相交的彩绘纹样，无连续性。其中一些彩绘的符号同半坡类型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本遗址二期遗存陶器上所见刻划符号，形状大小基本相同。在渭河流域，同类遗址较多，如天水师赵村、华县元君庙、渭南北刘村、白庙、华阴横阵村、临潼白家、长安芦坡头等诸多遗址，唯大地湾一期的彩陶最盛，符号最多。大地湾一期的红色彩陶及彩绘符号的出现和使用，表明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和标记符号，均始于距今七、八千年间的“老官台文化大地湾一期类型”的文化时期。这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可能含有记事的意义，应属于一种记事符号，或属于指事系统。
大地湾一期陶器，胎土中混有较多的细砂粒，器壁厚度为4mm左右，烧制良好，色调基本上由赤橙色到红色，器身红黑色、红灰色斑点较多，破片的断面呈层状，从器内外表皮的层状剥落部分可看出为烧制膨胀所致，成型的方法认为是利用了“内模敷泥法”。
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彩陶器形主要有盆、钵、碗、细颈壶和盘口瓶等。彩陶陶质大部分为泥制红陶，也有夹细砂的红陶，多以稀淡而带红的黑彩绘花纹，少量也有绘红彩。在叠唇圜底盆上常绘写实的鱼纹，在彩陶钵和碗的口沿外多绘一道黑色宽带纹，但也有绘正倒相间的直角三角纹、折线纹和圆点纹等。
大地湾仰韶早期后一阶段陶器器形增多，彩陶器形有盆、钵、碗、细颈壶、小罐和葫芦瓶等。陶质多为细泥红陶，少量泥质红陶。绝大部分以黑色、个别以红色绘花纹。盆上仍主要绘鱼纹，但造型概括而夸张，由于这时的盆腹变扁，鱼纹也相应变形拉长。钵和碗上的图案主要有两个母题：一是鱼的各部分的变体图案，如分别以鱼身或鱼头变出的几何图案。另一可能编织纹演变出来的由三角纹组成的几何图案。这时钵和碗上的几何图案大多作二方连续排列，也有作上下，两层排列的二方连续图案带。这种二方连续的图案比散点式图案的排列进了一步。宽带纹仍是钵、碗上的常见花纹，只是宽带纹稍变窄，色泽变为浓黑，在宽带上有时还刻有各种符号。大地湾陶器上的这些符号，使我们很自然地跟伏羲氏联系起来，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的一部分。陶器上鱼的各部分的变体图案，也显示出捕鱼对生活的重要意义，是“伏羲制网罡”记载的有力证据。据古籍记载：“太昊伏羲生于成纪”，而成纪在秦安县北部，距大地湾相距较近。
从大地湾遗址一期的文化上看，这时留在“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具有强烈的记叙事情的需要，这显然是一个具有领袖地位的核心氏族的所在，而这个核心氏族只能是伏羲女娲氏。
从大地湾遗址所处的天水地区来看，具有强烈的伏羲女娲氏地望，这是国内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天水是海内外知名的“羲皇故里”，市区内有全国规模最大、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重修伏羲庙建筑群。市区往北20 公里，渭水与葫芦河交汇处是著名的卦台山，相传为伏羲象法天地的画卦之处。秦安县北50 公里的陇城镇，存有女娲祠和以女娲与伏羲风姓命名的风谷、风台、风茔古地名；有娲皇、凤尾、龙泉古村名。相传女娲生于风沟，长于风台，葬于风茔。风沟至今有一深不见底的洞穴，人称“女娲洞”。据明《秦安志》记载：“陇城镇之北山，有建于汉代以前的女娲祠”。清《甘肃新通志》也有详细记载。陇城镇北街，曾建有一座构造精美的“娲皇故里”牌坊。陇城北门外，有一口水势旺盛的大泉，世称“龙泉”，传说是女娲抟土造人的用水之泉。在与陇城镇四周相望的众山中，有些山冠以龙、凤、蛇、八卦之类的名称，至今沿用。城东有龙山和八卦山，南有凤尾山和龙头山，西有九龙山和长虫梁，北有龙泉山、凤台梁和八卦顶。其八卦顶和长虫梁南北隔清水河相望，闻名于世的大地湾遗址就分布在长虫梁的缓山坡及山下的二、三级台地上。
考古挖掘还在天水境内的秦安大地湾、寺嘴，甘谷西坪等地发现了制作精美的彩陶人形瓶，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精美的人形艺术品，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女酋长带领氏族成员精心制作又把它看作与真人一样有灵性的神物应用于生活，才演化出“女娲抟土造人”的史前传说。
大地湾一期（前仰韶，7300~8000年）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6000年），之间有着近千年的文化断层，说明大地湾一期后段，伏羲女娲氏和剩余的其它“鄂尔多斯人”氏族，也走出了“陇东谷地”。
部分“鄂尔多斯人”氏族，脱离了东迁的伏羲女娲氏，成为独立活动的氏族，分布于渭水、泾水流域。如古史记载中游动生活在渭水、泾水流域的有蟜氏，有蟜氏这个母系氏族，与伴行或相遇的其它“鄂尔多斯人”氏族相遇，发生通婚，这才在渭水上游地区产生魁隗氏，在泾水上游产生天鼋氏。
东迁的伏羲女娲氏，虽然还是名义上的“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各族的共同首领，但这时，大部分“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已经在先期的1千多年里，迁徙分散到各地，随行的“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又有一些氏族在东迁路途中走了自己的路，因此，在东迁的路上，伏羲女娲氏渐渐形影孤单起来。
但是，伏羲女娲氏所到地方，那些先期到达并定居的“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依然尊捧伏羲女娲氏，这从古史传说“女娲补天”就可以看出：女娲氏在华北期间，华北流星雨、洪水，华北众氏族以为天塌，慌乱不已。危急关头，女娲登王屋山设坛祭天，烧五彩石，燃芦灰、杀黄河鳄鱼，告诉众氏族她在修天，不必惊慌。流星雨过后，洪水退去，华北各族称颂女娲的“补天”功绩。
从古籍记载看，伏羲女娲氏传说越往东方，就渐渐只剩下女娲氏的传说。这说明，伏羲氏的首领在东迁路途中死去，或伏羲氏彻底与女娲氏合并成一体，不再分氏，而以女娲氏为氏族首领。
再看《史记·三皇本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十一年崩。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按：皇甫谧，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这段记载中，“有龙瑞”之前的文字，明显是“陇东谷地”的伏羲氏，而“有龙瑞”之后的文字，则明显是伏羲氏死于山阳高平，伏羲氏跟随女娲氏，到达河南淮阳（即“都于陈”）的情形。而到达河南淮阳的伏羲氏余众的新首领，才是那位“有龙瑞，以龙纪官，……东方木德王”太昊氏的开始。
从“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来看，伏羲女娲氏到达“海岱地区”的族众，实在是所剩不多了。但凭着伏羲女娲氏在“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中的威望，那些先期到达东方，并创造“后李文化”的“鄂尔多斯人”（东夷九黎等氏族），依然把太昊氏的首领太昊，作为东夷各族的共同首领。
进入“海岱地区”的太昊氏，又创造了新的文化“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不是“后李文化”的直接发展延续，而是与“后李文化”无关的新兴文化。这从“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的文化埋藏断层上就可以看出。
济南市长清区月庄遗址考古发掘初步显示，这里的器物早于与之相连的北辛文化张官遗址。月庄遗址应早于北辛文化早期，未发现北辛文化的典型器物三足鼎，但与章丘小荆山、西河和淄博后李等地出土的后李文化器物相比，这些原始陶器似乎要稍晚一些。如果月庄遗址确定为后李文化晚期，足以说明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是替代还是自然传承关系。
月庄遗址发掘中发现一种奇特现象：“后李文化”上面有一层类似生土的“纯土”，厚约二三十厘米，里面基本没有人类遗存物，该土层上面为东周，下面为“后李文化层”，上下时间落差四千多年。纯土层应为自然堆积层，这种遗址间歇现象说明，在月庄遗址后李文化之后，四千年的时间内，此处没有人类生存。然而，月庄遗址相连的就是北辛文化张官遗址，为什么月庄遗址没有“北辛文化”的痕迹？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不是自然传承关系，而是替代关系。
显然，是伏羲女娲氏的东迁，尤其是太昊氏进入“海岱地区”，导致了这种文化替代。
结合西北的大地湾一期（前仰韶，7300~8000年）和东方的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之间的时间差距来看，前5600年，应是伏羲女娲氏东迁到达河南淮阳并进入“海岱地区”的初年。
考虑到伏羲女娲氏在东迁线路上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址，再结合伏羲女娲氏到达河南淮阳时的人众数量锐减情况，说明伏羲女娲氏的东迁过程，是短期内完成的，沿途没有长时间的居留。
因此，伏羲女娲氏东迁离开大地湾的时间，与其到达河南淮阳的时间，期间不应超过50年。
因此，可以肯定，伏羲女娲氏东迁的时间，应在前5700年~前5600年之间。
伏羲氏余众进入“海岱地区”，变成太昊氏的同时，女娲氏也在河淮定居下来。河南淮阳宛丘西，现在仍有西华“妇娲城”遗迹，建在“一溜十八岗”上，应是女娲后裔营建，也是古籍记载伏羲女娲氏“都于陈”的证据。据淮阳地方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女娲后人还在“一溜十八岗”埋入许多“祭物”，祭奠女娲，此岗又名“思都岗”。
因此，女娲氏后裔世居汝水、涡水流域。
这就是“陇东谷地”“鄂尔多斯人”的领袖氏族——伏羲女娲氏，在前5600年以后的大致情况。
2、炎帝文化
《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没，神农氏作。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历山氏，《礼》曰历山氏之有天下，是也。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訞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盖圣人德泽广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长云。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於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於常，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於陈，作五弦之琴。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揄罔。又曰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帝炎。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都於鲁。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
从这两段古史传说的记载，我们可以对魁隗神农氏有这样的大致看法：神农氏的称呼，应是从魁隗神农氏首领“柱”开始，“柱”之前的魁隗神农氏因祭祀苍天，观天象而制历法，因此被称作魁隗氏，又因魁隗氏发祥于烈山，也称作烈山氏。
魁隗氏发祥于烈山，这个烈山应有三个地方，分别是陕西宝鸡的常阳、河南伊川大莘的龙头沟、湖北随州的历乡。这三个地方，也正是魁隗神农氏族群形成的三个阶段。
河南伊川大莘的龙头沟，《水经注·伊水》载“长水出新城西山，东流注于伊水。”长亦念常，地名有常川。其地又称牵羊坡 、羊架坡，故世传为常羊坡、常羊山。是神农氏发祥的地方，神农氏也是整个魁隗神农氏族群最早形成的一个氏族，对应于考古发现的斐李岗——贾湖文化时期。
陕西宝鸡的常阳，是魁隗氏发祥的地方，魁隗氏以观测星相而测天时成名，《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个炎帝，就是魁隗氏的一个首领。魁隗氏族的形成晚于河南伊川神农氏，但却是魁隗神农氏族群中称炎帝最早的一个氏族，对应于考古发现的老官台文化，祝融氏是魁隗氏族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湖北随州的历乡，是魁隗神农氏迫于天鼋轩辕氏的势力压迫，向南迁徙而驻留的地方。魁隗氏称“天帝”后，势力向东发展，进入河洛地区，在这里，完成了魁隗氏和神农氏的合并。合并后的魁隗神农氏，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氏族群。其后，南下的天鼋轩辕氏与魁隗神农氏在渭水下游发生战争，战争在山西运城解州的阪泉之野结束，天鼋轩辕氏向东北而去，魁隗神农氏守住河洛，并向东发展，在河南淮阳建“都”，然后进入山东，直到曲阜地区。然而，进入山东不久，魁隗神农氏族群就发生分裂，分裂出去的蚩尤氏和东夷的九黎氏族群联合，将魁隗神农氏击败。魁隗神农氏只得退回河南淮阳，这期间，祝融氏滞留山东，加入从西北东迁到山东曲阜一带的东夷少昊族群。经过这样的沉重打击，魁隗神农氏族群势力衰弱，而河北涿鹿的天鼋轩辕氏在击败蚩尤率领的东夷九黎后，势力强大，再次南下进入河南新郑地区，魁隗神农氏的炎帝不得已只能伏首称臣，被新的“天帝”轩辕黄帝，封作南官“缙云”，携余众向南迁徙，进入南阳盆地，随后分别进入神农架地区和随枣走廊地区，最后，一直过长江退入洞庭湖地区，并在那里完成魁隗神农氏族的彻底解体。
斐李岗——贾湖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是魁隗神农氏形成的最初文化。
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文化开始，探讨魁隗神农氏的史前情形。
早于伏羲女娲氏在“陇东谷地”的“大地湾前仰韶文化”，走出“陇东谷地”的“鄂尔多斯人”中的一支，在河南新郑、舞阳，形成了“斐李岗·贾湖文化”。这一支“鄂尔多斯人”，就包括后来以伊川大莘为居住区域的神农氏。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位于黄河中游的著名文化，于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可达1米以上。遗址发现了石铲、石镰、磨盘、磨棒等很有特色的农具和粮食加工用具，所发现的陶器仅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因此胎壁厚薄不匀。遗址发现114座长方形竖穴墓，以单人直肢葬为主。这种文化的“裴李岗类型”在河南密县、登封、长葛、郏县等地都有发现，分布区域主要在河南省中部偏北一带。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分布在豫中偏南地区。
贾湖遗址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东麓，与以嵩山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具有不少共同的时代特征，如小口双耳壶、深腹罐、敞口圆底钵、鞋底状四足石磨盘、齿刃石镰等。但区别亦相当明显，如贾湖陶器群以喇叭形口折肩壶、凿形足鼎和三足钵为代表，裴李岗则以小口直颈圆腹壶、圆锥状足鼎和三足钵为代表；贾湖的夹碳陶、夹蚌陶更不见于裴李岗；贾湖墓葬有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二次葬、多人合葬等，头向多西；裴李岗墓葬几乎全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贾湖人随葬品以陶、骨器为主要组合，陶、石器很少，且大多不成组合；裴李岗人以陶、石器为主要组合，不见贾湖的随葬龟甲和犬牲现象。贾湖人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业形式，同时渔猎经济占很大比重；裴李岗人则以粟作农业为主，渔猎经济不发达。贾湖遗存可分为三期，其中二、三期与裴李岗文化大体同时，一期则早于裴李岗。碳14显示，贾湖遗存年代跨度为公元前7000～5800年。与贾湖遗存相同的还有郭庄、翟庄等十多处，均分布于伏牛山以东的沙河、洪河流域。以贾湖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具有自己独有特征，又有一定的分布地域和发展序列，贾湖的稻作农业、夹碳陶等因素与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有相同之处，呈现出长江、黄河流域之间的过渡性质。
贾湖人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出土的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证实了这一点。因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时间大体同步，加上气候环境的特殊条件和大量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有理由相信淮河上游地区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之一，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结论动摇了淮河流域稻作农业系自长江流域传播而来的传统认识。人骨中碳13的研究也表明贾湖人以食用稻米为主要来源的碳13型植物为主，而未见以粟、黍类植物为主要来源的碳14型植物。
贾湖人获取动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狩猎、捕捞和家畜饲养。狩猎的主要对象是中、小型鹿类及貉等。捕捞的主要对象是鱼类、龟鳖类、扬子鳄、蚌类等。家畜饲养主要是猪和狗；黄牛、水牛、羊等也有少量发现，是否家养尚不清楚。总之，贾湖人的生业形式是稻作农业和渔猎业为主的广谱性经济。
“裴李岗文化”证明，贾湖人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业形式，同时渔猎经济占很大比重；裴李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