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主播打猎照:中国的“实践观”与文化自觉

中国的“实践观”与文化自觉

[12810]　(2011-11-11) 　　

　　文化自觉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文化主体面对文化客体时对自身冷静地反思和观照。因此，文化自觉体现的是文化在实践面前的独立品格，是重新弘扬文化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过程。鉴于此，谈文化自觉不能不反思我们当前的“实践观”。

　　3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次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思想斗争事件，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次大讨论解放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当年，在举国欢腾，百业待举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等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局面。实践标准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应该说，实践标准的讨论针对性非常强，政治方向非常明确，它就是要使中国的社会冲破旧思想的樊篱，向着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更高层次迈进。这一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这场大讨论，表面上看是理论工作者的文章引起的，实际则是中国开明的政治家起到了幕后推手的作用。那个时候，政治需要进步，理论需要回归本性，思想为政治发展起到了呐喊的作用，政治也为新思想的出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政治和思想武器的结合在当时发挥到了极致。一时间，人们把目光从高高的天空转向脚下，衡量人的行动的价值标准被看成就是行动本身，而不是被预先设定的某种教条，全国人民的哲学转变为行动哲学。

　　实践标准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是，由于“实践”概念在外延上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更由于“实践”在内涵上是包含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内的、以人为中心的、携带了人的思想的、主客观双方都在场的活动，这就把实践标准推上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难以廓清是非的境地。特别是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社会实践遇到了诸多新的矛盾的情况下，实践标准已经难以回答很多实践问题，很多人依据这一标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不再相信理论，就是一切都要等待行动的最后判决。

　　应该说，几十年前那个时候，针对“实践标准”进行讨论的政治需要其实大于理论需要，“实践标准”的旗帜作用胜过了理论指导作用。当时，对“实践标准”本身并未作更深刻地“格物致知”，也没有进行透彻的研究，因而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理论跑到哪里去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还是不是实践？一个没有理论创新的国度，人们的行动依赖什么前行？等等。

　　从“实践标准”在实践中的实践看，“实践标准”的缺陷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它似乎正在成为思想进一步解放的障碍。

　　其一，实践标准把实践与理论对立起来，要么A要么B。

　　在实践标准那里，实践的外延和理论的外延被看作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即实践中不包含理论，理论中也不包含实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承认检验真理的实践包含了理论，那不就等于承认了理论可以检验理论了吗？而这是持实践标准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实践标准”当它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出现时，它是作为有别于“理论”的某种活动出现的。然而，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任何实践都是人的实践，任何人在实践中都是带着他的思想（概念、判断、推理）参与其中的，如果这个人没有思想，无疑等于说，这不是人的实践，而只是动物的“实践”了。所以，凡实践，必然是包含着理论的实践。另一方面，任何理论也都是包含实践的理论。当我们说到一个人产生了概念、判断或者推理的时候，他的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就是他对实践认识的结果，哪怕这些认识是错误的，那也是在错误的实践下获得的认识结果。鉴于这种情况，实践标准无法将实际上包含了“理论”和“行动”两个方面的二位一体的“实践”内容相分离。

　　很多研究实践问题的学者对实践的看法是：实践是人的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他们往往会举出这样的例子：蜜蜂建造精美的蜂房只是本能性活动，而人类搞建筑之前就已经在大脑中有了事先的设计思路和理念。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包含了理论思维的活动，而不是脱离了理论指导的本能性活动。实践标准在考虑行动和理论双方权重的同时把重心偏向了行动的一方，而忽视了行动中同时夹杂着思考过程这一人类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特点。

　　以这种情形推论，实践标准实际上隐含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的否定。因为，既然标准只能是实践，那么，关于实践的理论文章、思想讨论等都属于“纸上得来终觉浅”的东西，都是不可以盲信的。

　　其二，实践标准把所有的实践都看成是正确的实践。

　　从社会历史发展看，错误的实践在所难免。凡实践活动，有此一时期的实践，也有彼一时期的实践；有此一地区（或国家）的实践，也有彼一地区（或国家）的实践；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社会上还存在着先进的阶级与落后的阶级之分，因而也必然有先进阶级的实践和落后阶级的实践的区分等等。这些不同的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实践活动的存在让实践标准变得扑索迷离，难以把握，因而不能简单地把任何实践都绝对地看成是正确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要运用实践标准，首先必须分清谁的实践是正确的，而关于“谁的实践是正确的”的检验，按照实践标准的逻辑靠理论分析也是不能回答的，还必须等待下一次实践来解答。这样一来，一个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循环过程就产生了。

　　还有人说，这里的实践是社会实践而不是个人实践，而社会实践永远是正确的。这种看法一是把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了，二是把对社会实践的抽象过程掩盖了。因为任何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一个人的实践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并不是说，只有当我们看到两三个人站在一起劳动时，才是社会实践，当一个人劳动时，他就不是社会实践了？其实，任何人在他单独相处时，他身上同样携带了很多社会关系，他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代表者，所以他的实践也是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通过个体进行的，所谓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只是观察者对其他人的活动的一个抽象和概括。抽象和概括得全面，得出的这个社会实践的结论就正确，抽象和概括的片面的话，关于这个社会实践的标准就值得怀疑了。这就是说，我们怎么让“社会实践”来检验自己，还有一个如何概括这个“社会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对“社会实践”作为终极标准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其三，实践标准具有非常明显的滞后性。

　　从表面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但在操作上则不能起到检验真理的作用。这是因为，对人的认识而言，实践往往是滞后的。在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中，是实践在先，还是实践者在先？即先有实践者还是先有实践活动？当然是先有了实践者，然后才有实践活动的展开。既然是实践者在先，那么，当实践活动还没有开始或者还没有到来时，实践者的认识拿什么检验？是不是这个时候实践者的认识不需要检验，甚至这个时候不需要有认识的参与呢？显然不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实践活动就只能在盲目地过程中进行了。

　　有人会说，这个时候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靠的是上一次的实践活动。那么，一个只是被过去的实践检验过了的认识能不能指导新的实践？实践标准当然不承认实践对真理是一劳永逸的，而只承认它必须不断地接受检验。这样的话，当实践还没有开始时，实践者拿来指导实践的这个认识就无法证明它自身的真理性，它要用来指导下一个实践活动就是值得怀疑的。

　　其四，实践标准使人们一再地面向行动而不再相信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实践标准禁锢了人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动机。人们只相信实践（行动），只依赖于实践（行动），人们等待实践为自己检验出“永恒的真理”。在这里，理论创新变得日益艰难，理论的引导作用不见了。结果导致在社会管理中不是预先在理论上澄清问题，绘制蓝图，而是在很多工作上运用先试点后推广的试点工作模式；不是经常研究实践过程和结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是边干边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这就导致社会发展过程经常是匍匐前进，理论作用苍白和不彻底，对实际的了解只建立在肤浅层次，结果是出了问题再解决问题，最终使实践标准滑向了经验主义的泥坑。

　　其五，“实践标准”的权威性演变成了实践活动领导者的权威性。

　　在实践的滞后性之下，理论只有等待实践的检验才能确立自己的指导地位，在此之前，理论是不敢有发言权的。理论自身没有证明自身的力量，理论躲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角落里，不再显现它的光辉。相反，实践标准把实践者——进而把实践的引领者推上了绝对的地位，谁指导这个实践，谁就掌握了真理的标准的主动权。这种思维定势造成了下级等待上级的思想解放，群众等待领导者的思想解放，全国人民、全国各地都在观望、等待中央的思想解放，自己不去思考，不去进行理论创新。如果实践引领者的理论水平高，理论超前引导，这里的实践发展就快；如果实践引领者的决策是各种政治力量均衡的结果，步伐往往就会慢下来。

　　以上可见，文化自觉的目标是恢复和确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地位。从今天中国的实践看，物质领域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人们的精神所能把握的范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导人们精神世界的诸多理论自身的发展滞后了。检视其滞后的根源，一是理论自身对其所关注的实践的解读还没有做到“彻底”的地步，因而不能把握和指导实践。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理论要能够彻底地解读实践并指导实践，就必须高于实践并走在实践的前面。二是理论界本身的争鸣没有了，许多理论是自说自话。俗话说理论越辩越明，就是说理论自身有它的逻辑，必须经过明辨才能接近真理或者成为真理。如果所有的理论都等待实践的检验，把检验真理的责任直接推给实践，理论自身却缺少明辨的机制，文化就很难繁荣起来,文化自觉也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要形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就在于重新确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地位，并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

　　作者为市情国情研究学者

　　唐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