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求生游戏技巧:徐友渔：彻底的转变——九一三事件

徐友渔：彻底的转变——九一三事件

转载

毛泽东

成都

文革

林彪事件

九一三事件

杂谈

摘自徐友渔《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一书最后一章的倒数第二节。此书是作者对亲历文革十年的回忆与思考。

    1971年9月，我从乡下回到成都。这月下旬，听说各单位传达了一个通知，国庆节将不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也不举行游行庆祝活动。这是相当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自1949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这种活动。特别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即使不在国庆节，也经常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的游行，一些敏感的人猜测，可能中央出了大事。

    国庆之后我回到乡下，一天下午，一个同学急匆匆地来到我那里，告诉我，林彪图谋政变未遂，乘飞机企图外逃，在飞往苏联的途中座机被击落，坠毁于蒙古，现在北京正在大力清查林的余党。我听了惊得目瞪口呆，忙问消息是否属实。这时又来了更多的知青，纷纷证实这一消息。大多数人是从外台广播知道的，个别人在成都就听到了传闻，还有人是直接得之于官方渠道。一下子，大家无心干活了，坐下来长时间议论这件事。知青们对此除了感到惊异，显然，这对“左派”来说是一件大丢面子的丑事。他们很难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解释。

    人们预想的难堪局面并未出现，党中央发布了一个又一个文件，公布了一批又一批材料，揭发林彪及其同党的罪行。文件指控林彪是钻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连他善于打仗这一点也被否定。如果听信这些指控，自然会认为林彪从来就不是好东西。但人们仍然会问，他怎么当上了“最亲密战友”，登上了“副统帅”的位置？我和我的朋友们，我想还有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解释。如果没有很好的解释——当然不可能有——显而易见，惟一的办法是承认错误，承认让他当上第二号人物是错误的。

    林彪作为毛泽东惟一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是写入了党章的，他是中共九大选出来的。如果他是靠密谋登上高位，那么可以揭发他、批判他了事。但他自从50年代就是党的副主席，在“文革”中，中央文件、党的报刊一直称颂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现在怎么会图谋政变，怎么会投敌叛国呢？当初为什么要选他？毛泽东为什么要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

    把这样一个英雄强加于全国人民，现在他出事了，难道可以不交代，难道可以只说一句“他早就是坏蛋”？党的法定接班人为什么会仓皇出逃，并葬身荒漠？六个政治局委员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党的内部在搞什么名堂，是怎么回事？党不是被称颂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吗？这样一些问题，长时间在我心中撞击。

    后面还有出人意料的好戏。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转载了一封据说是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信中似乎表示他不大同意林彪对他搞个人崇拜。这封信的内容现在被解释为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心术不正。

    本来，毛泽东被塑造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却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投敌叛国的反革命，这已成了天大的笑话？现在当局拿出材料证明，毛泽东早在发动“文革”时就看透了这个坏蛋，看来毛泽东并未犯错误，他依旧料事如神。

    我听传达这个文件时，已经调回成都当工人。许多人被这封信弄糊涂了，简直未料到还可以这样来解释。据说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林彪事件是一个关乎全党全军全国的政治事件，毛、江夫妻之间的私房话怎么能证明毛泽东不但没有责任，而且还是先知先觉？而且，信上只说毛泽东不太乐意过分吹捧他，并没有正式地在政治上否定林彪；其次，如果听任官方的解释，毛泽东暂时让林彪吹捧自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么这不是明显地在玩权术、搞阴谋吗？这难道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作为，他不是发出过“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号召吗？

    总之，官方的解释矛盾百出，不论你听信哪一方面，都会在另一方面露出破绽。

    一个无法回避的、全国人民都明白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认错？为什么毛泽东本人不认错？既然企图以一贯的手法愚弄人，人们就只能得出自己的结论。许多人在政治上不那么信任领导人了，也不再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了。

    我充分了解林彪事件在破除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迷信方面起了多大作用。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疏离“文革”中官方政治教义的过程早在运动中期就已经开始。怀疑不断地增加，否定不断地产生，林彪事件使许多人完成了这一离经叛道的过程。

    由于毛泽东采取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方式来搞运动，党内的矛盾和阴暗面在老百姓面前得到相当程度的暴露，人们知道了许许多多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事。

    有人在大字报中“揭发”，领导干部们并不都是如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享受着惊人的特权，有的过着奢侈的，甚至是糜烂的生活。

    比如，大字报揭发四川的某负责人，一人就占有四栋楼房，每次在温水游泳池中游泳，就得耗去数吨煤。他和其他高官跳舞、看戏、游泳，都要抽调歌舞团貌美个高的女演员作陪。他们的高干病房简直是疗养的天堂，那些漂亮的护士往往成了他们发泄淫欲的对象。他们可以用外汇购买国外高档消费品，在国内也有只对他们开放的特供商店，他们的子女从幼儿园起就享受特殊照顾和教育。这些揭发大多出自他们的下属、秘书、警卫，就算只有一部分真实，也足以使人猛省。

    “文革”前，各级领导在实际生活上树立了一大批模范人物，作家在小说、电影、戏剧中塑造了各种英雄形象，他们都被用来教育青少年，使他们形成革命的人生观。但“文革”把这一切都打得粉碎，把许多模范说成是假典型。

    “文革”运动一波三折，翻来覆去，一个干部，一会儿是黑帮，一会儿是革命者；一项政策，一会儿是党的英明决定，一会儿又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弄得人们莫衷一是，使得党的权威丧失殆尽。政治上的不择手段和实用主义，使人不可能维护真诚的信念。我在运动中听说总部头头C讲，在聂元梓的办公桌里，同样放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材料，一种说中央某个有争议的人物是黑帮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应坚决打倒；另一种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是毛主席的人。她可以根据形势抛出不同的材料，以捞取政治好处。

    当然，引起人们窃窃议论的还有毛泽东本人。比如，陈伯达给他当了几十年秘书，1958年的庐山会议后替他写文章大肆批判彭德怀，“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专门阐发他的“文革”理论。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站在林彪一边，毛泽东马上宣称他和陈共事30多年，两人从未很好地合作过。在次年1月底，中央又发出大量材料，说陈是叛徒、老牌反共分子。人们不禁要问，那么为什么要用陈伯达这样的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呢？他以前撰写了那么多文章批判彭德怀，批判毛泽东的其他政敌，还算不算数呢？

    有趣的是，相当多的红卫兵和老百姓对于“文革”产生怀疑和抵触，是从了解到江青的历史和个人生活开始的。江青当过演员，嫁过若干个丈夫，曾经有过十分浪漫和风流的经历。在“文革”中，从失势的高官到普通老百姓，都爱议论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这种人身攻击是对“文革”不满的表现。这里有可悲的一面，按照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一个当过“戏子”，嫁过许多丈夫的人是不吉之物，是“祸水”。而中国封建王朝的文官武将们不敢指斥“昏君”，却大肆抱怨和批评“妖后”害君误国。但另一方面，既然江青把与她经历相似的一大批人当成十恶不赦的坏蛋打翻在地，那么人们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她的过去，就是合理的。她把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与她共事的人全打成黑帮，又怎么能期望人们对她有好印象呢？

    对于我来说，抛弃和否定“文革”中形成的政治观念，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因为我坚持以下两点，一、现象往往不能说明本质；二、判断历史性的是非功过，要尽可能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撇开。“文革”造成的破坏和动乱，红卫兵被玩弄的下场和下乡的艰苦生活，当然促使我怀疑和思考，但它们不是使我改变的根本原因。

    对我而言，可能也是对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而言，“林彪事件”是发生在眼前最荒唐的事件，它为人们怀疑、探索和否定“文革”作出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