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领导层反对动乱的抗争

  2011年05月25日06:14

　　全国内乱迅速升级
　　在“全面夺权”引发的大动乱中，从北京到全国各地，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事件。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捏造罪名，宣布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将当时的“第四号人物”陶铸突然打倒。陶铸是1966年5月从中南局调至中央工作的，他虽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在许多问题上抵制了文革小组的极端行为。按陈伯达的说法，陶铸到中央来“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1]。陶铸的这种立场引起江青等人的严重不满。此后，毛泽东虽曾批评这是“一个常委(即陈伯达)打倒一个常委”[2]的不正常做法，但还是认可了这个结果。
　　打倒陶铸的事件，显示了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政治上握有超乎寻常的特殊权力。继陶铸之后，原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等，也先后被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倒。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押至清华大学批斗[3]。经周恩来干预，王光美被放回。1月13日，毛泽东单独约见刘少奇。刘少奇向毛泽东表示:愿承担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并提出辞去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1月上中旬，北京又发生红卫兵造反派包围、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事件。这些群众组织提出要批斗居住在中南海内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并声称要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一批国务院负责同志揪走。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坚守在中南海，反复批评、劝阻红卫兵造反派的种种极端行动，要求保证党和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他将一批中央机关部长和地方的省委书记、省长安排住在中南海加以保护。对于受到造反派冲击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周恩来也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予以保护。
　　无法无天的造反、夺权，不仅使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高级领导干部及其他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残酷迫害，而且在全国引发无数武斗和大规模流血事件。1月底，新疆石河子市发生因造反派抢枪引发的多起流血事件。2月下旬，青海西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北京、成都、昆明、贵阳、长沙、南京、沈阳等地也频繁发生造反派冲击驻军领导机关、批斗军队领导干部的恶性事件。
　　全面夺权后短短一两个月，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工业、交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城镇居民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更为严重的是，愈演愈烈的全面夺权正在引发更加严重的动荡局面。
　　反对动乱的正义抗争
　　全国性动乱的急剧蔓延，不能不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
　　1967年1月19日、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在激烈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随后，新近接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的徐向前又当面向林彪陈述理由，要求制定一个稳定军队的文件。经林彪同意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周恩来等拟出中央军委[4]。1月28日，《八条命令》由毛泽东批准下达。然而，这样的文件已经无法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
　　自2月上旬起，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工作。在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行径的斗争。
　　在2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就陈伯达、江青、康生1月4日有关打倒陶铸的讲话，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并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他们。毛泽东的这一态度使反对动乱的老同志受到鼓舞。在2月11日的碰头会上，叶剑英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聂荣臻也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斗争达到白热化。这天的会议原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议一开始又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根本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谭震林首先怒斥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郑重申明: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措词尖锐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击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
　　这便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2月16日晚，陈毅还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长篇讲话，猛烈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卑劣行径。他激愤地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在此前后，处境困难的周恩来，也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他与进行抗争的老同志们在力主恢复和坚持党的领导、反对把老干部一概打倒、反对搞乱军队等原则问题上的一致态度。
　　第二次“大闹怀仁堂”的当夜，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抢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陈毅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会上还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批判谭震林等，周恩来也被迫检讨。同时，林彪、江青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不满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更趋恶化。此后，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5]。
　　老一辈革命家在抗争中提出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场“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17年来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成就，全面冲击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其结果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致使其中不少人被提拔到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岗位上来。
　　“三支两军”和稳定局势的初步措施
　　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难以正常工作。几近失控的混乱局面，是毛泽东没有料想到的。他在“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即一再强调不准武斗，打人的要法办。在当时无政府状态下，既要通过“天下大乱”实现夺权，又必须制止武斗，维持起码的生产、社会生活秩序，以保障造反派顺利地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于是，毛泽东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工作。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就安徽省造反派请求当地驻军支持批斗省委主要负责人一事作出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并就执行毛泽东上述指示拟定八条具体规定，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要求军队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训，实现“复课闹革命”。二三月间，周恩来提议对广东、云南、江苏省实行军管，得到毛泽东批准。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3月19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据此，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且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人民解放军对有的地区和部门甚至调集军用物资、设备直接投入生产，对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以至中央党政军一些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进入学校执行军训等任务。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三支两军”的中心是“支左”，即支持地方的“革命左派”。然而，“支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谁是“左派”?依据什么标准确定“左派”?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个很难加以判定的问题。解放军指战员们对地方的情况不熟悉，长期所受的传统教育又使他们难以理解和认同“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种种极端行为。“支左”之初，绝大多数部队干部、战士倾向于支持那些党员多、老工人多、干部多、比较注意政策的群众组织，对与此相反的组织则持冷淡、消极的态度，而这又往往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各种因素注定了“支左”从一开始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
　　从1967年4月起，党中央先后对安徽、内蒙古、山东、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省、自治区的“支左”工作提出具体意见或作出决定，并转发中央军委《十条命令》[6]等文件，指导各地驻军的“支左”工作。同年9月以后，军队的“支左”实际改为支持两派群众组织，推动和促进各地区、各部门的“革命大联合”。
　　“三支两军”工作至1972年8月结束。其间，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脱离军队日常工作参与地方事务的先后达280多万人次，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军队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被派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和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最复杂的情况下，维护了必要的社会稳定，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既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得这项工作不能不发生许多错误，也给部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注:
　　[1]陈伯达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成员时的讲话，1967年1月4日。
　　[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2月10日。陶铸被宣布打倒后，未经履行任何合法手续，便被解除了所任的一切职务。1969年11月，陶铸在安徽合肥含冤病逝。
　　[3]“井冈山兵团”是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诱骗王光美的红卫兵直言不讳地宣称:这是得到江青支持的。
　　[4]《八条命令》《八条命令》主要内容为:1.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3.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4.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外出串连者迅速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6.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和串连；7.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其余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8.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5]这时原由周恩来主持的党政军业务合一的中央碰头会，改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仍由周恩来主持，吸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
　　[6]即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造反的各种群众组织的命令，主要内容是: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