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只知道周文是个作家，三十年代在左联工作过，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材。还隐约听过“盘肠大战”的故事，仅此而已。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位默默离去的前辈。在爸爸那儿我找到《周文选集》（80年代出版的）翻看，知道了《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以及长篇《烟苗季》等大批内容独特、风格迥异的周文式小说…… 在妈妈离开我们半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已平静下来时，我又想起妈妈留下的珍贵“作业”——周文批改过的作业。妈妈当年的情况、当时的心情现已不得而知了。
我还是好奇，想知道当年周文的一些情况，想了解当年“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的当事人——周文。
一天，我和爸爸聊起周文时，爸爸给我讲了他当年的故事。那年，他先妈妈一年进入马列学院学习（1950年至1953年），他是三班学员，与此同时，爸爸又兼在教务处工作。爸爸回忆道：
我在延安时就知道周文。当时，我才20初头。因爱好文艺，知道周文这个人。特别知道他在鲁迅指导下从事创作，做过左联的组织部长，以后看过他编的《大众习作》《边区群众报》。看过他缩编的苏联名作，著名的小说《铁流》。那时候《铁流》在延安较为普及，和他缩写有很大关系，因为原著很长，篇幅很大。另外，知道他还缩编过法捷耶夫的《毁灭》，这个我没看过，只看过《铁流》。看了这些后，逐渐对周文有了深刻印象。以后在部队里，我成了部队刊物通讯员，一直到解放后。后来爱好文艺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50年代初，我到马列学院后，知道周文在那当秘书长，当时我很高兴。知道他是有名的文学家。我想着能在他领导下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当时学院请了：何其芳、何家槐、杨思仲（陈涌）、力扬，这些搞文学的人给学员改作文。周文兼语文教员，因为我在教务处工作关系和他接触多一些，他愿和我聊天。有一天他告诉我，周总理本来要留他在政务院（现国务院），请他帮助工作，实际上就是大秘书。在那要成立一个写作班子，让他负责写作班子工作……
周文一心一意要搞创作，他不愿意当“官”。这个和后来“三反”时，有人说他要整人，他心术不正，要想升官，要想达到个人目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周文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从我开始接触了解，就知道周文不愿做行政事务工作，他一心想搞创作。他曾向总理提出要求说：“我的水平不高，我想到马列学院去学习。”周总理同意了这个要求。他作秘书长实际上也是周总理打的招呼，正式是中组部确定。那时，马列学院的领导都是经中央同意的，当然包括毛主席同意。周文要搞创作，不愿搞行政事务，这事他也亲口跟我谈过。这点他和何其芳一样。后来领导决定何其芳当文学所所长，他接受这个职位也是很勉强的。他也有一个搞创作与行政事务的矛盾。
那时，我在教务处工作，和各班学员有密切地联系，各班学员写的文章都是通过我的收集然后交给周文和何其芳。他们再分交给杨思仲、力扬、何家槐等去修改。由于工作关系，周文和我也能谈的来……有一天他很高兴地说，平凡同志，我们进城去，你帮我买留声机。留声机，放在现在不算什么，在当时可是奢侈品。他要听音乐，要听戏，听川剧……有个留声机听来就很方便。
周文为什么知道我？他看过我的简历，他知道我在延安受过无线电训练的，这是邀请我的一个原因。
记得那天，我陪着周文去了东安市场。当看好买好留声机准备返回时，周文说，走，我请你吃四川担担面，这里我很熟，是地地道道的四川担担面。那里面做的特别细，调料特别好，吃起来很香，现在回想起来还很有味道。现在吃担担面，不知为啥就是吃不出那时的味道……这个时候虽然周文已受到批判，但他心情还是比较好。当时聊了很多，可是时间毕竟很长，现已记不住了……
1951年末，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开展以来，马列学院动作缓慢，受到中直机关党委的批评。1952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指定周文负责马列学院“三反”运动。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大老虎”批判。爸爸回忆说：当时领导马列学院“三反”运动的实际工作，是总支也叫党委。总支书记叫李守宪，还有个吴辉文，当时是他们领导的。中直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要抓“大老虎”。在这种形势下，周文不知怎么领导，他就要依靠党委，党委火越烧越旺，整了一个科长，专门搞财经的科长，叫沈瑛，后来下放到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工厂，那时还常见到，见面点点头打打招呼。那是一个贪污犯。还有一个管理科长，长征老干部，有小小的贪，都算不上数。后来，把副秘书长刘元士就当作“大老虎” 抓了出来批判。抓到这个“大老虎”当作典型。周文写报告送到中直党委，中直党委认为这个很典型，内容丰富，并报告中央，毛主席看了后很欣赏。范若愚（当时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又到中直党委去作报告，他讲得有声有色，讲这个“老虎”怎么贪污，贪污的数字之大，手段多么隐蔽。中直各系统的人都参加了这个会。马列学院的“三反”运动受到中直党委的表扬，毛主席的称赞，发了中央文件。文化大革命后，郑育之（周文的夫人）找我谈的时候，我跟她谈过这段情况。
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开始甄别阶段， “老虎”的问题放下了，开始追究起“打虎人”。
周文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5月15日星期四 天很暖 吃饭后到三班去征求了几个同学对我工作的意见。他们说只是感到我过去到他们班上的时间少些，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意见。据说我过去参加他们的会和两次讲话解决了些问题。我还准备再征求其他同学的意见。
晚上请范若愚看了我的检讨，又征求了他对我的意见。谈的时间很长……
爸爸说，到三班就是到他所在的班征求意见。
后来周文还问我，大家对他有什么意见？我说，大家对你批改的作文评价很高，说评的认真，改得细致。大家看了都非常满意，觉得受益匪浅，心服口服。（爸爸在这里特别指出，你也看了周文给妈妈批改的作业。）后来，周文根据各班作文里边存在的问题，归纳总结后给我们作了报告。以后他的报告都写成文字的，以《作文研究》在报刊上发表，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文这个人是一个文弱书生，当时他的形象比较瘦弱，面色有些发黄，但他长得比较英俊。周文讲话是慢腾腾的，基本上保持了四川口音。他讲的话，如果你认真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周文少小离家跑了很多地方，他从离开四川一直搞文字工作，所以他的讲话和他的文字，与长期有文字训练有关系——他讲话从没废话，条理清晰……
周文对学员很和蔼很亲切，并没有摆出一个老干部、一个作家、一个学者的架子。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说他有野心？当时他和学员、工作人员相处都很平等，他并没有表现出要超过别人、指挥别人的感觉。比如，他要建语文教研室，他有构想，教研室怎么建立，达到什么目的，课程等他都有考虑。周文是秘书长，主管教学，但他很谦虚，事事还要提到教务处去处理、去审查、去研究批准。说明他这人做事从来谦虚谨慎。这些细节说明，他并不存在要整人，要自己提升。在马列学院那地方还提升什么？他不可能想着去做副院长，他也不可能想着去超过刘少奇。
周文是怎样死的？文化大革命后，周文夫人郑育之找我谈过。我说，他受到了批判，压力很大，疲劳过度，晚上睡觉睡不好，吃安眠药多。当时，为什么说他是自杀？他旁边放有安眠药。那时，人们对吃安眠药过量没有科学解释，都以为是“自杀”的。另外，他的确有压力，别的压力不说，首先是毛主席批发了他写的关于马列学院“三反问题”的报告。周文自尊心很强，从他的经历看，1940年初到延安，他根据毛主席指示，筹办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为普及文艺和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对此，毛主席曾亲自写信予以赞扬。现在打出了假老虎，他怎么向毛主席交待？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当时，有的人讲是杨献珍把他整死的。但人们很少知道，“三反”运动中也批了杨献珍。说他作风不民主，包庇贪污分子等。当时我们班上也有人动员我，说你应该起来揭发。
我问：跟杨献珍你们接触吗？
答：他是教务处领导，常来我们的办公室，他心直口快。有什么问题，没地方讲，就跑到办公室讲。关于“三反”运动问题，中组部怎么开会批评周文，也讲到刘少奇批评他。周文写的“三反”运动总结报告，叫杨献珍在一个会上讲过。杨献珍说他根本不同意这个报告。刘少奇批评他说，这个你可以讲可以念，最后应说明你不同意。杨献珍没讲。这是杨献珍的不对。这是杨献珍亲口跟我们讲的。
后来我看了《周文之死》里那一段和我了解的是基本吻合的。周文之所以这样死去，我认为是时代的悲剧，不能怪个人，不能怪这个怪那个。主要应从上头总结经验教训，不应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清算周文的错误，算在杨献珍的错误。不从根本上总结“左”的错误倾向，人们是很难吸取教训的。其实周文很讲实事求是，他对人对事从来不夸大或缩写，从他改的作业上即可看出，他都很注意分寸，注意科学性。注意实事求是，他不是夸夸其谈，他不会九分夸成十分。他总要讲得实事求是，他是这样一个人。
1975年10月30日，毛主席批示，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后来中央要中组部重新复查，说他心脏、肝都有毛病，并不是自杀。中央组织部重新作了结论，经党中央审批，恢复他的党籍和一切荣誉。
那时候不仅“三反”运动，学术界已经开始出现“左”的形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马列学院开始遭到批判，说你这书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你还出版，这个批判会有教研室、教务处成员参加。艾思奇最后讲了几句，他说，大家提的意见，我可以考虑，请大家放心，我绝不会走周文道路。当时，艾思奇是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学术上也已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当然，“三反”运动不能全盘否定，它提出的问题对今天还有重要作用，反贪污反腐化这个没错。问题是出在做法上，政策上有问题，就是逼供信，不实事求是。
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把人都弄懵了，刚刚回国不久的妈妈也被这阵势弄糊涂了，她不知如何应对，当时也做过检讨。爸爸说，那时候什么都要上刚上线……
我问：后来揪出几只老虎？爸爸答道：一个真老虎也没抓到，而领导“三反”运动的周文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打老虎的人最后成了老虎。
我问：“周文之死”一事，当时同学是不是都吃惊了？爸爸回答：
是呀，周文老师平易近人，大家都感到他很亲切，他对同学都很尊重，同学们对他也尊重。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老同志，说他“自杀”，谁都不信。他死时岁数不大……
周文和刘元士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行政事务都是刘元士管，周文不愿管那些事，他平时没什么同刘元士互相之间高低之分，贵贱之别。从延安来的干部一般对职务都看得很平淡，从不叫领导干部的官衔，都以“同志”相称。特别周文这样的人更不在乎，他一心想把学员作文工作搞得好一些，希望学员论文，总结报告能写得好些，他一心想这些，其次他想创作问题。那几年他写过评论性的文章，像：《武训传》方面评论性的文章，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文艺理论等方面的文章。他脑子都在这些方面……
我问爸爸，当时对“周文之死”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病致死；有的说被迫而死；也有的说自杀而死等等。您当时是怎么看的？爸爸说：周文去世前的心态还是比较正常的，他曾约我陪他买留声机就能证明。因为他受批判等情绪比较紧张，晚上睡不好是肯定的，吃安眠药过多可能引起旧病复发致死这是其一；其二，被迫致死，当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毛主席指示抓“大老虎”，“打虎”指标层层加码，使领导运动的人深受影响，有领导讲话说，周文有政治野心等等，这都是他被迫致死的原因之一；其三，关于自杀之说，马列学院党委、杨献珍他们认为他是自杀的，所以后来杨献珍就宣布：……自杀，开除党籍。当时，对周文吃安眠药过量，没有作科学解释，因此就认为是自杀……
1975年，经中组部复查，中央批准，为周文恢复了名誉。
最后爸爸认真地对我说：
周文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很丰富，在今天我们怀念他的时候，应该以积极态度去认真研究这些珍贵的遗产，应重新评价周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应占有的重要地位。
2009.4.20 最后修改
（在此特别感谢周文的女儿周七康为我提供了大量照片）
偶看新闻
(2009-10-17 17:33:29) 标签： 人物——周文 分类： “文史拾遗” 
这里的句子在前后排列上有缺点，所以应当调动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