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荒岛求生2土豆:也说郭沫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1:48:25
作者：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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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郭沫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我本身还算比较喜欢他，在这种情况下，担心做不到“理解的同情”，倒成了“同情的理解”。二是他现在几乎已成为一个负面性的人物，讽刺挖苦甚至谩骂他的不少，为他说话的倒成了凤毛麟角，而且还得做好被抨击的准备。
先说我为什么喜欢他吧。人说自古文人相轻，我不是文人，因此不敢心存这一念头，反而是对才子型的人物都十分佩服。四川自古出才子，像司马相如、扬雄、李白，都是几百年出不了一个的大才子。[①]我觉得，四川出过两大旷世才子，一个是苏轼。苏轼这个人了不起，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词上，开豪放一派，是“苏辛”两大掌门之一;在散文上，位列“唐宋八大家”;在诗上，是宋诗的最重要代表人之一;在书法上，是宋四家之一;在画上，也独有建树。还有一个，我认为就是郭沫若。郭同样了不起，在中国新诗史上，《女神》是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新诗的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只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从文学角度上看，与《女神》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是首屈一指的剧作家、散文家、政论家和翻译家，如10天时间写就《屈原》轰动山城，《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中共整风文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一般接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就是他提出来的;在书法上，“虎卧龙腾自有神”(同是大书法家的沈尹默赞语)，故宫博物院、黄帝陵都是他题的[②];甚至自学成家，是甲骨文研究领域里大名鼎鼎的“四堂”之一。关于他的博学多才，趣闻轶事很多，像什么解“风月无边”字谜、与陈寅恪“龙虎对”等等，都让人赞叹不绝——这样一个大才子，能不叫人心生敬佩吗?
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古今难遇的大才子，如今却几乎成了一个负面性的人物。
贬损郭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打着学术的旗号，比如余英时说郭抄袭他老师钱穆的作品。这一类贬损，有专业的学者辩诬，虽然帽子扣得大，但只要摆事实、讲道理，不难澄清。还有一类，集中在郭的人品上。道德上的攻击，最容易，也最说不清。比如，你说撒泡尿浇死一群蚂蚁大不大?说大吧，我估计谁都干过。但你要说小吧，立马就有人会说，蝼蚁也是生命呀，无辜而以杀生为乐，甚或杀生而不以为意，可见是多么地残忍!郭沫若人品上有没有缺失?当然有!而且我一直认为，除了耶稣佛陀雷锋，这世间怕是找不到道德完美的人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郭沫若这些缺点能够成为对他进行评价的决定性因素吗?大致说来，对郭在所谓人品上的攻击主要集中在这几点：
一是奉承江青。江青在文革中的霸道作风是众所皆知的，连对周恩来都敢当面冷嘲热讽甚至语带威胁，更别说是对陈伯达等的横加指斥了。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不说倒台的，就说没有倒台的，哪个没有说过江青的好话?哪个没有奉承过江青?郭奉承江青，不是第一个，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厉害的一个。且不说周恩来这样委曲求全的人带头喊过“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就连林彪这样有个性的人都要说几句“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再进一步说，那时候能够接近江青都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比如胡耀邦还要请人搭桥向江青汇报自己的情况，见了江青之后说很高兴很激动。[③]我们实在不能因为郭沫若写了几句献给江青的诗就大发雷霆，如果奉承过江青也算罪过的话，那么文革时候的中国还能有几个好人?
二是拍毛泽东的马屁。还是如前面说的，拍毛泽东的马屁，郭不是第一个，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厉害的一个。那时候全国人民都争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什么理由就得要郭沫若鹤立鸡群一言不发呢?当然，郭颂扬毛书法的那段话，确实也太过了些;还有他写《李白和杜甫》，里面有些话确实也太无聊了些，这些都是刺眼的硬伤。不过具体到郭，我认为，郭对于毛，可能还有一种“国士遇我、国士报之”的心理。共产党将郭捧为旗手，毛与郭的来往唱和，这些“礼遇”难免都会使郭感激无限，特别是对于郭这样浪漫型性格的才子来说，更容易无节制地表达。[④]我们现在的人，实在已经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毛泽东的感情，特别是在完全商业化、物质化、金钱化的现在，更很难去理解人与人之间包括传统知识分子心中那种极其微妙的情感。比如，你看邱会作回忆录，尽管他是被毛泽东打倒的，尽管他后来也看到了毛泽东身上的缺点甚至一些很黑暗的地方，但他又总是反复申明，这些都无损于他对毛的感情。又比如，郭沫若绝不是一个见风使舵、没有底线的人，当文革后期斗争矛头对准周恩来时，“四人帮”企图从郭沫若口中撬出一些有用的东西，但郭沫若始终保持沉默。是否也可以认为，他对于毛也是怀着这样的感情，即使时势发生重大变化，他也不会对毛泼以脏水?
三是郭写的一些应景诗。其实换个思路，如果郭倒是认认真真地写了，而且还天花乱坠地迷惑人，岂不是祸害更大?况且，郭本人对此也并非毫无自觉、全无痛感，比如他写给陈明远的信里，自己也承认不过是“逢场作戏”，“有时我的内心是很悲哀的”，那些“应制应景之作，根本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在以后的文集中应当“统统删掉”!反倒是，你看如今的一些党校学者、大学教授等等社会贤达各界名流，每逢“重大”会议之后接受采访，从理论高度、从实践意义、从历史定位、从现实考量，等等等等，巧舌如簧滔滔不绝，红光满面谄媚十足，谈起领导讲话就是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说起政策文件就是指引方向、内涵深邃，提到形势必定来几句躬逢盛世、无限欣耀等等不三不四的话，好像会议不召开、领导不讲话他连路都不会走了、方向都找不着了。这种深层次的马屁功夫，和他们相比，郭沫若可是差远了去了。这可能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从消极的方面，比较郭沫若“不比人坏”，那么，也许我们还可以从“积极”的方面去看，郭沫若“还比人好”。文人以笔为武器，纵观郭沫若的一生，他骂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创造社初期骂胡适等名流，但那是青年人的叛逆期表现，可以理解。那时候郁达夫骂胡适是“清水粪坑里的蛆虫”，算是最激烈的。第二次是骂鲁迅，后来《发端》一文他自己坚持要收入文集，时间在50年代;化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他回答是“记不起来了”，时间在文革结束后——但是注意!他并没有否认。抛开批评鲁迅本身并不是罪过不说，对此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在经历了文革那种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万丈深渊的错乱年代后，无论是谁，实在都已经无法再做到从前那样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了?郭沫若至少没有否认这事，这或许已经算是守住底线了。第三次是骂沈从文等人，《斥反动文艺》里的定性给沈从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如果没有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沈从文的命运就会有根本的改变?毕竟，郭除了此文外，并没有再对沈从文讨伐追杀，这与后来一些人批判胡风、丁玲等人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郭后来主动给沈从文写序，是否也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歉意?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骂人，都是在1949年前，即使我们不能将之归为纯粹文学上的纷争，那么建国后，郭沫若位高名重，却也没有对谁动辄以咎，没有对谁下过毒手;在文革这样不正常的历史时期里，他也没有揭发过谁、害过谁。相比于大多数人，这难道不已经属于难得之极了吗?
至于郭沫若关于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的文章，即使不能用“遵命文学”来解释，至少也应注意这两点：一是，外蒙古不是因为郭沫若而独立的，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二是，或许我们未尝不能排除，在关于“民族自决”问题上，当时的人们确实与现在的我们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并且他们的认识可能确实是出于真诚的。正如胡适曾经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而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汉奸”一样。
最后，再稍微说一下所谓郭沫若欺骗女性感情的事。按说，这种事都不应说的，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像这种家庭上的事情、感情上的事情，孰是孰非根本就没法说清，外人最好连插嘴都不要。比如艾青的儿子说艾青，杨沫的儿子说杨沫，以及萧军萧红分分合合等等，根本就是私事，外人听听也就罢了，根本没必要刨根问底非要替人家分出个青红皂白。比如关于他和于立忱，且不说早有人辩驳谢冰莹说郭沫若害了于立忱是造谣，退一步说，就算是真的，人家死者的妹妹都没言语，外人去凑什么热闹?
三
本文并不是为了替郭沫若辩护。老实说，低首含眉、有失气骨，确实在晚年的郭沫若身上或多或少存在，而且我也不会去说郭在文学及其他领域上的成就足以冲去这些品格上的缺失。在这点上，我还是认同“积道德而能文章”的，认为道德对于文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即使是道德上有缺失，也要看这些缺失究竟是何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到了有损大义的程度。我认为，如果仅仅以上面这些缺失就来否定郭沫若，那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还要注意到，郭沫若一些看似“出格”的行为，是发生在文革这样极不正常的年代里的。如果我们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境，仅仅简单地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批判那时的人们，那未免太轻飘了些，无疑是另一种荒谬和不负责任，更可能忽视了谁才是真正的作恶者。特别是有一些评论对郭沫若未免也太苛刻、太刻薄了些。比如，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惨死，对此郭沫若显然是最大的受害者，然而竟然还有一些人不但不表同情，反而拿来说事，这就极不厚道了。——其实这正好证明，郭沫若连自己的儿子都救不了，我们还能苛求他再做些什么呢?张志新遇难后，家属“表态”：坚决拥护。难道我们能因此认定家属为何如此无情吗?我们应该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悲哀于连处在郭沫若这样高位上的人都那么无助、无奈，都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普通人更是如蝼蚁一样了!
没错，在文革中，郭沫若没有倒。但是，没有倒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在一个错乱的年代里，被打倒的不必然是好人，没有被打倒的也未必就是坏人。或者说，在一个坏人得势的不正常年代里，难道我们其实是希望好人全部遭殃才正常、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吗?难道郭沫若非得抗争至死才“大快人心”吗?——荒唐!就是在日本鬼子占领的沦陷区里，我们也不能说里面活着的人个个没骨气呀!相反，如果跳出这段历史，放长了眼光，我们倒是还可以看到，郭沫若在蒋介石正炙手可热之时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在白色恐怖下和李公朴等人同遭较场口惨案，也许只有看遍郭沫若一生，才不会轻率地给他下一个没有骨气的定语了。
一群人抓住一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说，这是个通奸的女人，按律法应该用石头砸死。耶稣回答，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一个一个都走了……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个最好的寓言，后来看到一个网友演绎的版本，不禁拍案叫绝，他这样说，“如果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那女人十有八九死定了。好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但会砸，而且还会狠狠地砸。”一些人骂郭沫若，其实何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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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郭沫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我本身还算比较喜欢他，在这种情况下，担心做不到“理解的同情”，倒成了“同情的理解”。二是他现在几乎已成为一个负面性的人物，讽刺挖苦甚至谩骂他的不少，为他说话的倒成了凤毛麟角，而且还得做好被抨击的准备。
先说我为什么喜欢他吧。人说自古文人相轻，我不是文人，因此不敢心存这一念头，反而是对才子型的人物都十分佩服。四川自古出才子，像司马相如、扬雄、李白，都是几百年出不了一个的大才子。[①]我觉得，四川出过两大旷世才子，一个是苏轼。苏轼这个人了不起，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词上，开豪放一派，是“苏辛”两大掌门之一;在散文上，位列“唐宋八大家”;在诗上，是宋诗的最重要代表人之一;在书法上，是宋四家之一;在画上，也独有建树。还有一个，我认为就是郭沫若。郭同样了不起，在中国新诗史上，《女神》是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新诗的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只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从文学角度上看，与《女神》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是首屈一指的剧作家、散文家、政论家和翻译家，如10天时间写就《屈原》轰动山城，《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中共整风文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一般接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就是他提出来的;在书法上，“虎卧龙腾自有神”(同是大书法家的沈尹默赞语)，故宫博物院、黄帝陵都是他题的[②];甚至自学成家，是甲骨文研究领域里大名鼎鼎的“四堂”之一。关于他的博学多才，趣闻轶事很多，像什么解“风月无边”字谜、与陈寅恪“龙虎对”等等，都让人赞叹不绝——这样一个大才子，能不叫人心生敬佩吗?
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古今难遇的大才子，如今却几乎成了一个负面性的人物。
贬损郭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打着学术的旗号，比如余英时说郭抄袭他老师钱穆的作品。这一类贬损，有专业的学者辩诬，虽然帽子扣得大，但只要摆事实、讲道理，不难澄清。还有一类，集中在郭的人品上。道德上的攻击，最容易，也最说不清。比如，你说撒泡尿浇死一群蚂蚁大不大?说大吧，我估计谁都干过。但你要说小吧，立马就有人会说，蝼蚁也是生命呀，无辜而以杀生为乐，甚或杀生而不以为意，可见是多么地残忍!郭沫若人品上有没有缺失?当然有!而且我一直认为，除了耶稣佛陀雷锋，这世间怕是找不到道德完美的人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郭沫若这些缺点能够成为对他进行评价的决定性因素吗?大致说来，对郭在所谓人品上的攻击主要集中在这几点：
一是奉承江青。江青在文革中的霸道作风是众所皆知的，连对周恩来都敢当面冷嘲热讽甚至语带威胁，更别说是对陈伯达等的横加指斥了。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不说倒台的，就说没有倒台的，哪个没有说过江青的好话?哪个没有奉承过江青?郭奉承江青，不是第一个，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厉害的一个。且不说周恩来这样委曲求全的人带头喊过“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就连林彪这样有个性的人都要说几句“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再进一步说，那时候能够接近江青都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比如胡耀邦还要请人搭桥向江青汇报自己的情况，见了江青之后说很高兴很激动。[③]我们实在不能因为郭沫若写了几句献给江青的诗就大发雷霆，如果奉承过江青也算罪过的话，那么文革时候的中国还能有几个好人?
二是拍毛泽东的马屁。还是如前面说的，拍毛泽东的马屁，郭不是第一个，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厉害的一个。那时候全国人民都争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什么理由就得要郭沫若鹤立鸡群一言不发呢?当然，郭颂扬毛书法的那段话，确实也太过了些;还有他写《李白和杜甫》，里面有些话确实也太无聊了些，这些都是刺眼的硬伤。不过具体到郭，我认为，郭对于毛，可能还有一种“国士遇我、国士报之”的心理。共产党将郭捧为旗手，毛与郭的来往唱和，这些“礼遇”难免都会使郭感激无限，特别是对于郭这样浪漫型性格的才子来说，更容易无节制地表达。[④]我们现在的人，实在已经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毛泽东的感情，特别是在完全商业化、物质化、金钱化的现在，更很难去理解人与人之间包括传统知识分子心中那种极其微妙的情感。比如，你看邱会作回忆录，尽管他是被毛泽东打倒的，尽管他后来也看到了毛泽东身上的缺点甚至一些很黑暗的地方，但他又总是反复申明，这些都无损于他对毛的感情。又比如，郭沫若绝不是一个见风使舵、没有底线的人，当文革后期斗争矛头对准周恩来时，“四人帮”企图从郭沫若口中撬出一些有用的东西，但郭沫若始终保持沉默。是否也可以认为，他对于毛也是怀着这样的感情，即使时势发生重大变化，他也不会对毛泼以脏水?
三是郭写的一些应景诗。其实换个思路，如果郭倒是认认真真地写了，而且还天花乱坠地迷惑人，岂不是祸害更大?况且，郭本人对此也并非毫无自觉、全无痛感，比如他写给陈明远的信里，自己也承认不过是“逢场作戏”，“有时我的内心是很悲哀的”，那些“应制应景之作，根本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在以后的文集中应当“统统删掉”!反倒是，你看如今的一些党校学者、大学教授等等社会贤达各界名流，每逢“重大”会议之后接受采访，从理论高度、从实践意义、从历史定位、从现实考量，等等等等，巧舌如簧滔滔不绝，红光满面谄媚十足，谈起领导讲话就是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说起政策文件就是指引方向、内涵深邃，提到形势必定来几句躬逢盛世、无限欣耀等等不三不四的话，好像会议不召开、领导不讲话他连路都不会走了、方向都找不着了。这种深层次的马屁功夫，和他们相比，郭沫若可是差远了去了。这可能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从消极的方面，比较郭沫若“不比人坏”，那么，也许我们还可以从“积极”的方面去看，郭沫若“还比人好”。文人以笔为武器，纵观郭沫若的一生，他骂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创造社初期骂胡适等名流，但那是青年人的叛逆期表现，可以理解。那时候郁达夫骂胡适是“清水粪坑里的蛆虫”，算是最激烈的。第二次是骂鲁迅，后来《发端》一文他自己坚持要收入文集，时间在50年代;化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他回答是“记不起来了”，时间在文革结束后——但是注意!他并没有否认。抛开批评鲁迅本身并不是罪过不说，对此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在经历了文革那种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万丈深渊的错乱年代后，无论是谁，实在都已经无法再做到从前那样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了?郭沫若至少没有否认这事，这或许已经算是守住底线了。第三次是骂沈从文等人，《斥反动文艺》里的定性给沈从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如果没有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沈从文的命运就会有根本的改变?毕竟，郭除了此文外，并没有再对沈从文讨伐追杀，这与后来一些人批判胡风、丁玲等人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郭后来主动给沈从文写序，是否也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歉意?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骂人，都是在1949年前，即使我们不能将之归为纯粹文学上的纷争，那么建国后，郭沫若位高名重，却也没有对谁动辄以咎，没有对谁下过毒手;在文革这样不正常的历史时期里，他也没有揭发过谁、害过谁。相比于大多数人，这难道不已经属于难得之极了吗?
至于郭沫若关于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的文章，即使不能用“遵命文学”来解释，至少也应注意这两点：一是，外蒙古不是因为郭沫若而独立的，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二是，或许我们未尝不能排除，在关于“民族自决”问题上，当时的人们确实与现在的我们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并且他们的认识可能确实是出于真诚的。正如胡适曾经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而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汉奸”一样。
最后，再稍微说一下所谓郭沫若欺骗女性感情的事。按说，这种事都不应说的，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像这种家庭上的事情、感情上的事情，孰是孰非根本就没法说清，外人最好连插嘴都不要。比如艾青的儿子说艾青，杨沫的儿子说杨沫，以及萧军萧红分分合合等等，根本就是私事，外人听听也就罢了，根本没必要刨根问底非要替人家分出个青红皂白。比如关于他和于立忱，且不说早有人辩驳谢冰莹说郭沫若害了于立忱是造谣，退一步说，就算是真的，人家死者的妹妹都没言语，外人去凑什么热闹?
三
本文并不是为了替郭沫若辩护。老实说，低首含眉、有失气骨，确实在晚年的郭沫若身上或多或少存在，而且我也不会去说郭在文学及其他领域上的成就足以冲去这些品格上的缺失。在这点上，我还是认同“积道德而能文章”的，认为道德对于文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即使是道德上有缺失，也要看这些缺失究竟是何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到了有损大义的程度。我认为，如果仅仅以上面这些缺失就来否定郭沫若，那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还要注意到，郭沫若一些看似“出格”的行为，是发生在文革这样极不正常的年代里的。如果我们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境，仅仅简单地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批判那时的人们，那未免太轻飘了些，无疑是另一种荒谬和不负责任，更可能忽视了谁才是真正的作恶者。特别是有一些评论对郭沫若未免也太苛刻、太刻薄了些。比如，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惨死，对此郭沫若显然是最大的受害者，然而竟然还有一些人不但不表同情，反而拿来说事，这就极不厚道了。——其实这正好证明，郭沫若连自己的儿子都救不了，我们还能苛求他再做些什么呢?张志新遇难后，家属“表态”：坚决拥护。难道我们能因此认定家属为何如此无情吗?我们应该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悲哀于连处在郭沫若这样高位上的人都那么无助、无奈，都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普通人更是如蝼蚁一样了!
没错，在文革中，郭沫若没有倒。但是，没有倒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在一个错乱的年代里，被打倒的不必然是好人，没有被打倒的也未必就是坏人。或者说，在一个坏人得势的不正常年代里，难道我们其实是希望好人全部遭殃才正常、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吗?难道郭沫若非得抗争至死才“大快人心”吗?——荒唐!就是在日本鬼子占领的沦陷区里，我们也不能说里面活着的人个个没骨气呀!相反，如果跳出这段历史，放长了眼光，我们倒是还可以看到，郭沫若在蒋介石正炙手可热之时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在白色恐怖下和李公朴等人同遭较场口惨案，也许只有看遍郭沫若一生，才不会轻率地给他下一个没有骨气的定语了。
一群人抓住一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说，这是个通奸的女人，按律法应该用石头砸死。耶稣回答，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一个一个都走了……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个最好的寓言，后来看到一个网友演绎的版本，不禁拍案叫绝，他这样说，“如果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那女人十有八九死定了。好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但会砸，而且还会狠狠地砸。”一些人骂郭沫若，其实何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