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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共济会、蓝衣社及张春桥
(2011-10-18 16: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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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蓝衣社及张春桥要理解张春桥作为蓝衣社及华蒂社成员的特务身份之意义，首先有必要对蒋介石所创立的国民党特务情报组织蓝衣社和军统做一些了解。
【国民党模仿法西斯的组织——蓝衣社简介】
1930年代初，国民党黄埔系贺衷寒（黄埔一期）、滕杰（黄埔四期、曾在日本留学）向蒋介石提出以德意法西斯思想改组和重建国民党，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学习墨索里尼的黑衫运动、希特勒的褐衫运动，发起成立蓝衣社，又称“民族复兴社”，核心组织为“力行社”。
［1931年，刘健群（何应钦秘书）撰写《改组国民党的刍议》，倡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主张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
蓝衣社模仿美国共济会、骷髅会在青年学生中发展秘密组织的方式建立，侧重在青年学生中吸收秘密会员。1932年3月，贺衷寒、康泽等受蒋介石指示在南京、北平、济南等地青年军人和学生中分别成立秘密组织蓝衣社。
张春桥由于其父亲具有富商、官僚的政治背景，在中学时代被蓝衣社山东部吸收为秘密成员。
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是意大利共济会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
蓝衣社在创立时模仿了共济会的制度和结构。蓝衣社有特殊的服饰、徽章、秘密手势和联络符号。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效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派滕杰郑介民等七人赴欧学习。1935年回国后，滕杰 郑介民杜心如合写《德意考察记》。1932年蒋介石委任刘健群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在南京创办“政治训练班”。该班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学生1000人左右受训，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为训练纲领。毕业后等于黄埔学员身份，一律吸收为蓝衣社社员，备作军队政工的干部。
在“蓝衣社”的基础上，1932年4月1日蒋介石命戴笠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简称“力行社”，。“力行社”的主要成员是蓝衣社的核心骨干分子，可以说“力行社”是“蓝衣社”骨干组织。其作用相似于光明会与共济会的关系。蒋介石所创立的的这个特务体系具有金字塔结构，蓝衣社是基础的塔底，而“力行社”就是塔的中层，蒋介石是塔的最高层。
蓝衣社的组织也刻意模仿共济会的金字塔结构，将入会的秘密会员分为多个层级：
第一层：蒋介石
————————————
第二层：三民主义力行社（力行社）
————————————第三层：中华民族复兴社（复兴社）
—————————————第四层：革命青年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1932年两会合并为中国青年革命同志会）
——————————————————第五层是蓝衣社外围组织，如济南的华蒂社一类
———————————————————————————— 蓝衣社对外的公开纲领是主张对腐败的老国民党进行第二次革命的手术，将其改造为振兴民族的革命党。
刘健群（何应钦秘书）提出：继北伐之后，国民党应当对本党进行“第二次革命”。认为：“我们的党（国民党）现在似乎对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痛恨。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蓝衣社领袖贺衷寒提出“第二期革命”的纲领：维护最高领袖蒋介石，“削藩”以统一国家，重整军备以救国，禁烟以改善国民体质，整治腐败，复兴农村。
“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国民党作为中华革命党的形象和灵魂。
应当指出：30年代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思想是受到当时苏联托派领袖的托洛兹基的二次革命论、不断革命论的影响。这一思想后来被张春桥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中所吸收，他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与上述理论具有直接相承的关系。可见张春桥在蓝衣社所受教育及熏陶对其后来在文革中的极左表现和政治活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蓝衣社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事法西斯蒂的青年运动。另一方面是为蒋介石从事情报特务活动。蓝衣社在各地秘密活动的目的，是收集各地军阀（如阎锡山、白崇禧、冯玉祥）及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文化情报，直接为蒋介石服务。
蓝衣社成立初期吸收黄埔系统骨干十三人，被称为“十三太保”，包括：戴笠、康泽、郑介民、曾扩情、酆悌、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潘佑强、桂永清、肖赞育、滕杰、杜心如。
其中贺衷寒、戴笠、康泽、邓文仪号称复兴社的四大天王。戴笠，加入蓝衣社后特别受蒋介石青睐，任蓝衣社“别动队”副队长。后以蓝衣社部分情报骨干组建军事统计局，任局长。
1938年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上，蓝衣社分别改编为三青团和军统局。
由蓝衣社到军统的演变 蓝衣社下属的 “力行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由戴笠任处长。 初期仅有人员100人（这就是“军统”最初的家底），由于戴笠任特务处的处长，因此“复兴社特务处”又被称为“戴记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成立的4月1日就成了军统的纪念日。
效法共济会，军统对秘密符号和数字具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四一”对于“特务处”（军统）来说意义重大，因此“特务处”（军统）的各个部门都有“四一”的影子，如军统的医院都叫“四一医院”，军统的图书馆又叫“四一图书馆”，军统的印刷厂都叫“四一印刷厂”。在国民党当政时期，没人敢在“四一”作名称的地方闹事。
1934年6月由于南昌行营调查课（蒋介石的另一军事情报机关，邓文仪任课长）办事不力，于是蒋介石把“南昌行营调查课”并入了“复兴社特务处”，由戴笠的“特务处”接管。
【军统局】 军统局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军统的前身是由戴笠负责的蓝衣社 —力行社持务处，于1937年并入（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就是戴笠特务处。
1938年蒋介石在（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为局长。
1946年“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军统”武装特务部归入国防部二厅。
1955年“保密局”又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
1985年台湾的“国防部情报局”和“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立了台湾“军事情报局”就是现在的台湾军情局。
二战期间，是军统组织的“黄金时期”，当时军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间谍组织，拥有工作人员四万多名。现代世界上著名的四大谍报机构那时候根本无法与军统相比。当时美国战情局（中央情报局）才成立不久；以色列的“摩萨德”连个影都没呢；前苏联的“克格勃”刚刚对内“清洗”完，工作刚进入正轨。而英国的军情六处被德国间谍搞得团团转。就连当时日本的谍报机构特高课，对军统暗杀和破坏也很是头痛。 戴笠只是黄埔六期生，而戴笠的手下有许多人是四期生。戴笠是大校的时候，戴笠的手下有许多人都是少将，这不是戴笠的能耐大，而是他后台找得好，他的后台就是蒋介石。 戴笠死后虽然毛人凤也受蒋介石的重用，但蒋对毛明显不如对戴笠信任，军统的黄金时期结束。
【蓝衣社与三青团】1938年，蒋介石决定将蓝衣社此前在学校中的青年秘密组织和学生运动公开化，于是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蒋介石自任团长。后来由蒋经国负责领导。蒋介石令原先国民党各个派系下属的青年秘密组织和运动组织（包括黄埔系的“蓝衣社”、CC系的“青白团”（青天白日团）、汪精卫系的“改组运动”等），全部均合并于“三青团”。————————————————————————
【张春桥的政治简历】张春桥，男，汉族，1917年2月生，山东巨野人。其父张开益曾任警察、富商。
1932 年至1934年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张春桥加入国民党蓝衣社（即复兴社）山东部。张春桥与济南蓝衣社骨干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发起成立中华法西斯组织华蒂社。张春桥为得到特务组织力学社的资助，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由于张春桥对学生政治活动的告密，使六学生被捕遭到迫害，其中一人判刑，死在狱中。
蓝衣社出资在济南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作为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宣传。
1935年5月，张春桥的特务关系转到上海。在上海接受蓝衣社特务崔万秋的领导，在文化出版领域从事情报活动。期间张春桥接受国民党文宣指示，撰写文章攻击左联和鲁迅，参加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狄克推西的简略语），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抨击鲁迅等左翼作家。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回击。
1936年在上海加入“红旗党”（假中共）。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变节分子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中共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准备再度回到中共为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不久，这个组织被中共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代表中共责令其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张春桥。
1937年9月，淞沪战争爆发，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蓝衣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蓝衣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中共地区。
1938年1月张春桥进入延安。
1938在延安年加入中共。
1940年赴晋察冀解放区，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1945年出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
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
张春桥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引起毛泽东重视。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铸、康生 副组长 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1月，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被揪出，“中央文革”改组：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生 副组长 江青、张春桥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1967年8月，王、关被捕；1968年初，戚入狱。于是，“中央文革”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年3月发生对台档案被抢砸泄密事件，致使在台卧底多年的一批中共特工暴露被捕。
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张春桥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张春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
1969年4月起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张春桥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
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张春桥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73年8月起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起张春桥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2月起张春桥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75年1月起张春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
1975年4月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张春桥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张春桥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张春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
1981年1月25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7年12月张春桥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98年1月张春桥保外就医。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故。——————————————————————————————【张春桥著作年表 】
《春雨之夜》，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 《为国捐躯》（3-5），春桥，山东《民国日报·潮水》，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四月廿九日，五月六日，五月廿七日。 《爱痕之一》，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这一天》，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五月计九日。 《漫谈》，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学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写》，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一日至甘三日。 《学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五日， 《学校生活素描——代数班》，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廿七日。 《学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八日。 《学校生活素描——离别之夜》，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银铃》，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创刊号。又载于《妇人书报》六十期，一九三四年三月计五日。 《秋》，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第二期。
《失业的人》，春桥，上海《新诗歌》二卷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另一个问题》，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济南文艺简报》，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 《相声》，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 《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关于拉丁中文的》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论诗意》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 《答复》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印象帖》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山东底方言》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回读屋跟文学青年》，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我怎样答复他们》，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臧克家》，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折扣的说话》，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俺们的春天》，张春桥，上海《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又见《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诗集》（香港版）。 《布的交易——用济南话写作的实验》，张春桥，上海《太白》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济南》，张春桥，《中学生》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 《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三月计四、三月卅一日。 《明湖春色》，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俺们山东人》，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二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女性的悲剧》，春桥，上海，《新艺》二卷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半瓶子醋》，张春桥，上海《漫画漫话》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行之端》，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林相士》，张春桥，上海《创作》一卷一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土枪射手》，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驱逐》，张春桥，上海《太白》二卷九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我控诉》，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讲故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明星》，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乡愁》，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四日。 《诉》，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 《晚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 《窘》，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五日。 《金线泉边》，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老人样的少年》，张春桥，上海《申报月刊》四卷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家的生活》，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老鸦与胡适》，狄克，上海《知识》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八月的乡村》，（书评），水晶，上海《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 《漫画是图画的武装》，狄克，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二十日。 《我还有一双眼睛》，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草原之歌》，张春桥，上海《申报·每周增刊》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革命的诗歌》，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也是文学的管见》，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读者想不到的》，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二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五月。 《把孩子领向哪里》，狄克，上海《文学青年》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光明〕》——文艺新刊集评》，张春桥，上海《东方文艺》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 《纪念高尔基》，张春桥，上海《生活知识》二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 《吃饭之外》，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潮》，张春桥，上海《今代文艺》创刊号，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加速度，列车！》张春桥，上海《现实文学》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海燕》，张春桥，上海《文学界》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自己与群众——评臧克家的诗》，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纪念九一八》，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个土匪》，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多作些连续图画吧！》，张春桥，上海《漫画世界》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 《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从洋人打死人力车夫说起——“骄子”和“下等人”》，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 《论通讯员运动》，张春桥，上海《时沦》－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记录》，张春桥记录并发言，上海《小说家》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要求作品的通俗化》，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雨》，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甘五日。 《先行者，你安息吧》，张春桥，上海《热风》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炮台》，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明天的太阳》，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二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速写红萝卜》，春桥，上海《热风》终刊号，一九三七年三月。 《关于语言》，春桥，上海《语文》一卷三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已》，张春桥，上海《申报周刊》，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要有计划地工作》，张春桥，《通俗化问题讨论集》第二集，一九三七年七月。 《用武力回答武力——纪念八一反战节》，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七月八日晚上》，张春桥，上海《中流》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 《枪毙间谍》，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 《别动队来了》，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怎样对付汉奸》，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日。 《武装民众》，张春桥，上海《立报》，一儿三七年九月三日。 《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张春桥，上海《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血火中的上海》，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韩复榘》，张春桥，汉口《战地》一卷一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 《汉奸吉恩恭（延安通讯）》，张春桥，汉口《抗战文艺》一卷五期，一九三八年五月。 《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张春桥著，七十八页，一九三八年延安出版。 《秋天在平原上》，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 《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三年三月廿四日。 《为王老栓全家复仇》，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
《我所领会的〈真理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张春桥，《人民日报》，一见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又见《新华月报》一九五四年五期。 《报纸是作家接触生活的一个基地》，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四年六期。 《访苏见闻杂记》，张春桥著，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
《在红星照耀着的地方》，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五年二期。 《我们的期望》，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一期。 《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上海南京路印象》，张春桥，《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二期。 《数字的诗》，张春桥，《新民晚报刊》，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 《半夜鼓声》，张春桥，《处女地》，一九五八年九期。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张春桥，上海《解放》一九五八年六期；又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为之加了按语。
《今朝集》，张存桥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一七八页，共收杂文卅三篇。 《新时代的新谚语》，张春桥、《读书》一九五九年十期；又见《解放日报》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 《在苏联“造船城市”作客》张春桥《长江文艺》一九六○年三期。 《龙华集》，张春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年出版，一八二页，共收杂文四十篇。 《赞“南京路上好八连”》，张春桥，《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四月计五日， 《在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一集。 《在接见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同上。 《接见清华大学红卫兵谈话纪要》，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同上。 《在西安地区批资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同上。 《在政协礼堂的讲话》，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八日，同上。 《接见北航红旗的谈话》，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同上。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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