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侵略哪儿 纪录片:苏联军校：中共高级军事干部的摇篮

　　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认识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革命武装对革命取得成功意义重大。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很早就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

　　当时，无论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还是在后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员，都要接受军事方面的教育和训练。1922年赴德国留学的朱德在1925年7月转赴苏联后，进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在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接受较为系统的军事理论的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留学苏联或到苏联短期学习军事理论与作战技术的军事指挥官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共著名将领的左权、陈赓等人。

　　左权由党组织于1925年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左权转入苏联著名的高等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有80多年历史的沙皇俄国军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苏联系统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事理论人才的重要高等军事学府。刚开始的时候称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后来以苏联早期著名军事将领、曾任学院院长的伏龙芝命名。布琼尼、恰巴耶夫、朱可夫、崔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等苏军高级领导人都曾在这里学习、深造。

　　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设在莫斯科市中心距离红场不远的沃兹德维任卡街，以及克罗波特金斯街。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刘伯承、贺龙、叶剑英、吴玉章等 30余人。除贺龙后来留在国内外，其余人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轮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转乘火车到莫斯科。在这批中共干部中，叶剑英、吴玉章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刘伯承等10人进入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还有同志被安排到炮兵学校。

　　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位于莫斯科市区东部的列弗尔托沃区，是苏联红军培养陆军营、团、旅、师等中高级军官的著名军事学府，培养了大批苏联军队的中坚力量。1928年，刘伯承以各科优异成绩完成了在高级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然后被选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的，除左权外，还有刘云、屈武等共6人。

　　在20年代到30年代，苏联还有许多其他军事院校曾对中国学员进行短期军事理论和作战技术的培训。30年代，许光达、滕代远、阎红彦等红军指挥员进入共产国际培养各国高级干部的党校——国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院）的中国军事班学习。1938 年，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合办军事培训班，林彪、刘亚楼、李天佑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参考消息》6.7 谢荣）         苏联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培训，20世纪20年代就有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基辅联合军官学校、莫斯科红军军事学校、莫斯科红军高级指挥训练班、列宁格勒军事航空技术学校等多所军事院校招收中国留学生。         1930年6月15日，联共（布）领导层会议研究认为，此前对中国留学生的军事培训学习期限长且课程内容偏重正规作战，已不能适应中国革命的形势，决定今后培训的对象应定位为游击队的专门人才，如指挥员、爆破人员、报务员等，学习期限应缩短至9个月以内，学员人数不超过50人，教学人员应为中国人，教学用中文进行。（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171、172页。）由于这一时期主要由东方大学招收中共留学生，所以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决定由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合办军事班。伏龙芝军事学院（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 М.В.Фрунзи）成立于1925年，以苏军名将伏龙芝的名字命名，是专门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其学员要求必须是团级以上军官。刘伯承、左权等曾在20世纪20年代在此留学。  　　军事班学习期限为1年，共300个学习日，每个学习日包括课上学习6小时和课下自习4小时，共3000学时。课程设置上，“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为主课，共1710学时，占全部课程的57%；“武器和作战装备”、“工程学和爆破学”、“军事地形学和中国军事地理”和“红军作战史”也是重要课程，分别为300、210、180和90学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政治理论课程，如“联共（布）党史、共产国际史和中共党史”、“列宁主义”、“中国苏维埃建设”、“东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等。军事班教学内容设计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如“武器和作战装备”课要求学员不仅要掌握红军武器的使用，还要了解敌军的武器运用，以便日后缴获后能够使用；“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不仅研究分析红军的若干重大战役，还介绍苏联内战中尤其是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游击队的战术，同时还介绍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战术和组织编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参见“中国红军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3～286页。）美中不足之处是军事班教员均不懂中文，教学完全借助翻译。  　　军事班原本计划招收100名中国红军指战员（参见“盖利斯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初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第336页。），但事实证明这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当时红军各级指战员是最为宝贵且十分短缺的人才资源，很难将其抽调去苏联留学，除此之外，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无法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发送电报，更给选派工作增加了难度，军事短训班一直因为生源严重短缺而无法开办。红军到达陕北后，情况有所好转，而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通过和谈，再次建立了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中共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着手选派军事骨干赴苏联留学。1938年，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合办军事班，刘亚楼、林彪（化名李进）、卢东生、杨至成、钟赤兵、李天佑、谭家述等人曾先后在这里留学。1937年5月，兵败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新疆。应陈云的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建议联共（布）接收393名“游牧人”（为保密起见所用的代号，意指西路军左支队）到苏联学习，东大军事班可以接收100到150人，剩下的可以安排到其他学校。联共（布）中央表示反对，决定将西路军左支队安置在新疆学习，由苏联提供部分资金和师资。（参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308页。）最终，西路军左支队中绝大多数人留在新疆学习飞机驾驶、汽车修理、无线电通讯等，从中选拔22人派到苏联的军事班留学。  　　总体来说，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东方大学合办的军事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注重中国革命实际，师资力量也很充足，但教官全部为不懂汉语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专家，翻译数量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留苏群体　

　　苏俄留学生主要集中于莫斯科的两所着名大学，即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于1921年，主要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中国学生在成立第一年有36人，到1923年增至52人。这些学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等；一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转道而来，如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刘伯坚、蔡畅等。中山大学全称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系苏联政府为纪念孙中山而设立的，专门培养国共两党干部的学校。

　　与留日、留法群体不同，苏联留学生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甚至已经加入共产党以后赴苏留学的，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和大本营，成为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提高理论素养、培养组织观念的大学校。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我们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 （P182）。
   　　既然意在培养革命领导人才，留苏自然与普通的留学大异其趣，这从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课程中就可以看到。东方大学的课程包括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和俄文 （P189）。中山大学的课程包括语言（俄语、英语、德语、法语），历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资本论》），哲学，列宁主义，军事学等（P129）。两校所开设的绝大多数课程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革命理论的强调远甚于普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除了学习之外，中国留学生更要在这里接受组织训练和思想训练。据郑超麟回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曾提出中国学生是来这里受“训练”而不是学做“学院派”的，前者是指开会、批评，后者是指学俄文、看理论书。学生们被分为多个小组，每星期开一到两次会，每次开会常有两到四个钟头，会场气氛“紧张，兴奋，热烈”，会议内容主要是“个人批评”，大家“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 （P189～194）。可见苏联的留学也是要注重实践的，但与留法勤工俭学完全不同，这不是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实践，而是共产党组织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留学生们要在这种实践中学会服从组织纪律、处理人际关系。留学苏联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革命理论的系统学习，更在于共产党之组织、纪律、生活的经验和体认。对他们来说，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更像是他们回国以后所经历的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一种预演，而绝不仅仅是充满诗意和幻想的异国情调。
   　　按理说，共同的信仰纽带和组织纽带应该促使留苏学生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但事实上，其内部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分歧，有时甚至发展成残酷的党内斗争。郑超麟1923年初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发现中国学生存在着“不间断的内部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在学生中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 （P185～186）。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斗争更加严重，并因苏联党内斗争的影响、校方和党中央的介入而显得异常复杂和激烈，1927年秋天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是这种内部斗争的典型反映，此事在学生中引起极大混乱，十数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被开除，一批学生遭到株连（第三章）。苏联的党内斗争也影响到中国留学生的命运，1928年的反斯大林游行事件即其典型，许多人因此被打成托派而受到开除党籍、遣送回国等惩罚，有的甚至冤屈而死。
   　　但无论如何，留苏群体在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革命发生的深远影响当无疑问。1925年中共“四大”上，留苏归来的彭述之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苏联留学生自此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各地工农运动发展迅速，而共产党人数既少，干部更不敷任用，留苏学生经过在“赤都”的革命训练，回国后立刻填补了这种干部紧缺状态，在党内占据重要地位实属理所当然。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46名中央委员中已有11名苏联留学生，其比例已经超过留日、留欧学生，占到了23.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1名政治局委员中仍然只有1名留苏学生，只是人选从彭述之换成了罗亦农，所占比例降至9.1％，这显然与蒋介石发动血腥清党、国共合作走向终结的严峻政治局势有关。“八七”会议后形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罗亦农、顾顺章、任弼时为留苏学生占据3席。次年中共“六大”上留苏学生的地位再度降低，仅杨殷、关向应二人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此之后，留苏学生在党内核心领导层中之比例处于持续上升状态。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际，政治局委员中的留欧学生降至11.8％，留苏学生则增至29.4％，至此，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也完成了从留欧群体到留苏群体的权势转移。到1936年红军会师陕北时，12名政治局委员中竟有张闻天、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何克全、林育英等8名苏联留学生，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抗战期间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45％以上。留苏学生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长期占据多数，许多人曾身居高位甚至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其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在党的发展历程中，推行各种“机会主义”最力、卷入各种路线斗争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留苏归来的领导人，例如秦邦宪曾因推行“左”倾路线而被取消总书记职务，王明更被视为陈独秀之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和象征，这显然与他们的留苏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苏俄影响和派系特性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