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江宝龙广场美食介绍:发现中国历史（十一）：中国人丧失了理解力

发现中国历史（十一）：中国人丧失了理解力

文化

           发现中国历史（十一）：中国人丧失了理解力        黎鸣

从“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的理解力一直处于不断丧失的状态过程之中，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接触西方人之前，中国人的理解能力几乎已经接近于零。只是在近一个多世纪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之后，中国人的理解能力才逐渐恢复正常，但是今天仍处于世界人类的平均水平之下。我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判断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即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理论体系惟一地只有“阴阳五行”，而除此之外，几乎就只有空白。一个缺乏理论体系创造的民族，他们的思维的理解能力肯定是非常低劣的。不要说过去如此，即使在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西化”之后的今天的中国，我们中国人的理论体系创造的成就依然是非常低劣的，仍然只能“言必称西方”，而不能“称西方”者，则索性就不能够“讲理”，或甚至蛮横无理。中国人的“情绪化”非理性的言论，不要说其他，就看我们“网上”的言论即足以证明。污秽、肮脏、无理谩骂的语言比比皆是。是否“纸质媒体”上的言论就一定“讲理”呢？远远不是，可悲的是，“纸质媒体”上的言论不仅无理，或许还更无情。这是因为，“纸质媒体”上说的“话”更多的是“官话”。中国的“官话”向来是千篇一律儒家的“八股”，首先不讲理而惟一只讲礼的“始作俑者”，恰恰正就是孔丘的“儒家”，以及坚持“独尊儒术”的历代的“官方”，中国的“官方”从来是禁止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的，尤其要特别禁止的恰恰是中国人力求“讲理”的声音。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允许“讲理”的历史。一定要“讲”，也只能按照儒家的规范“讲礼”，或再加上一点“送礼受贿”的“情”，所谓的“人情世故”即是儒家的全部“学问”和“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历代中国儒家文人们特别欣赏的一付对子，也是他们处人处事的最高的“境界”。中国人心中最聪明的人们即全都是这种样子的。说白了，中国最聪明的人们也全都只需要讲“情”和讲“礼”，而根本就不需要讲“理”，如此一个连最起码的“理”都不需要讲，更不能讲的中国人，他们将如何去“理解”地“思维”呢？他们能够具有这样的“思维”么？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揭露了孔丘及其儒家的不讲“真理”，没有“真理”的历史真实，孔丘及其儒家永远都只需要讲“礼”（乐）和讲所谓“仁义”之“情”。很显然，正是孔丘及其儒家的这种无视“真理”、无视人类需要“讲理”的“理性”的主张，害得中国人永远都不知道需要“真理”、需要“讲理”，中国的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就特别需要这种“不讲理”的“天下环境”，所以历代的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绝对需要“独尊儒术”，绝对需要“尊孔”。因为正是“尊孔”，才可能营造如此一个从来都不需要讲理，也不能够讲理的“天下”。

由于孔丘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不讲“真理”、不讲“理”，害得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从来就不知道“真理”，也不知道“讲理”，这样一来，也就自自然然地形成了中国人的“不讲理”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

人类的大脑总共具有三种天赋的能力，它们是记忆力、理解力和创造力。不同的是，记忆力是先验的能力，理解力是先验加经验的能力，创造力则更是先验加经验加超验的能力，这三种能力在人的总体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具有正负相反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的作用，在正的影响作用的情况之下，这三种力会相互促进，从而造成个人以及人群文化和文明的快速的进化；而在负的影响作用的情况之下，这三种力会相互促退。严重的“促退”将会在个人乃至人群之中产生某些“力”的消失，尤其是后面的两种“力”——理解力和创造力的消失。这是因为理解力和创造力不仅仅是“天赋”和“先验”的产物，而更需要“后天”的“经验”乃至“超验”的支撑。

前面说到，中国人的理解力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由于孔儒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丧失的状态和过程之中，甚至到了近代已经几乎接近于零的程度。这正是我今天文章的标题所指，中国人丧失了理解力。

其实问题还并不仅仅于此，因为丧失了理解力的人，势必将继续丧失创造力。这是因为人类大脑智慧的能力原本应该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三种能力：记忆力、理解力和创造力是按照自然规律，也即逻辑的规律加以整合的。诚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谈到的真理、真知、真诚（成），或真、善、美的概念，真理是先验的规律、真知是经验的规律、真诚（成）是超验的规律，三者环环相扣，没有第一便没有第二，更没有第三。这也正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奥妙。

关于上述的思维问题，我在最近出版的著作《学会真思维》一书之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我希望青年朋友每一个人都能够花上一点时间认真读一读，毕竟人类是必须依靠思维才能生存的，而“学会真思维”正是您的第一需要。我很遗憾，我的如此对大家有益的书籍竟然得不到大家的重视，尤其甚至受到官方媒体、书籍发行等部门的蓄意的遮蔽和阻扰，而于丹女士的实际上对中国人的思维训练非常有害的关于《论语》的“心得”，却由官方媒体大力宣传，通行无阻地大大发行了数百万册。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与塔波尔的故事。马克思著作的《资本论》仅仅印刷了一千本，根本就没有人买；而塔波尔几乎同时出版的《寓言的哲学》却很快就卖出去了数百万册。最后的悖论是：马克思被现代的英国人评选为人类近一千年之中最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尚处于第二位，而塔波尔，无论英国哲学界、文学界，还是其他什么“界”，英国人全都不知此人为何许人也，塔波尔其人其书早就已经被人们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人啊，为什么全都那么喜欢阅读“垃圾”啊？而其中尤以中国人为甚，中国人读垃圾都已经读了两千多年了，孔儒的书籍全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然而中国人读起来却能够愈读愈有味，中国人都快要变成专门“读（吃）垃圾”的“蚂蚁人”类而不是“人类”了。到了今天也依然是如此，谁愈是读它，谁的理解力就将丧失得愈快。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完全读孔儒的“垃圾”，所以中国人的理解力早就已经几乎全都丧失得干干净净了，只是在近代“西化”的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才逐渐恢复过来。这应该是一个巨大而痛苦的历史教训啊。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纷纷阅读孔丘及其儒家的“儒经”，从而也就纷纷变成了丧失了最起码的“理解力”的人类。中华民族事实上早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的被愚化了的民族。我希望我亲爱的同胞千万要认识清楚这样一个确凿的历史真实，并永远要牢牢记住这个令人痛心的巨大的历史教训。

我亲爱的同胞们啊，请注意并保护好您的理解力吧！我的《学会真思维》一书将为您助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