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一条叫王子的狗度盘:程美信：我记忆中的知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5:15:39
程美信－TOM 博客2006-03-08 03:11:13
作者：程美信，皖南绩溪人，曾旅居欧洲，毕业于南开大学。
我家乡在皖南绩溪的偏僻山村里，小时候，我家楼上住了一班来自上海和
马鞍山的知识青年，但到底住了几个我现在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他们进进出出
的好大一班人马，几乎使得楼梯楼板都要崩塌的地步。如果没弄错的话，那大
概是在外大队的知青经常来串门，不然我家的楼阁上只有一间空房，至多只能
住七、八个知青。
其实，我当时不过四、五岁，所能记得在我家落脚的知青的事情显然不多
，只有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还略微记得，有的事是在他们走后的若干年里人们
常提起的。有一点，我家阁楼上的知青经常打架吵嘴，因此，我父母和爷爷经
常上去劝架。另外，每每他们回城探亲回来，多多少少要带一些糖果回来，这
一点我忘不了。记得有个叫卫平的知青从马鞍山回来时，带回了五颜六色而小
圆豆般的糖，我至今记得那糖的颜色而不知味道如何。令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夏
天里，知青们成群结队地去池塘里游泳，村上的小孩们跟去看热闹，那些大孩
子们则跟他们一起学游泳；这是令年幼的我所羡慕不已的。其中有个叫“郭良
”或者“韩良”的，因特别会游泳而成为深受村上男孩们崇拜的“好汉”，加
之他戴着一幅眼镜，这使我能够隐隐约约记得他的模样，若干年后我才听人说
他“犯错误坐了牢”，据说他因打碎了毛主席石膏象而犯了错误，其实我们村
上的人们一直不知道郭良的具体下落，只知他因主席像的一事离开了我们村，
之后便杳无音讯。但关于郭良“犯错误”说法却很多：说石膏主席像是他不小
心打烂了，由于与他有矛盾的知青举报告密才使他倒了霉；也有说石膏像不是
他打碎的，是有人恶意嫁祸于他；也有人说他脾气不好打了主席像。这些都是
我们村上人说法，哪一种说法的真假则无从判断。不过，我家楼上一直有个破
主席像，在知青走后的一些年里，那个破碎的主席像还摆在楼阁的一角里，因
为它会使人“犯错误坐牢”，我见了它便心里发毛，生怕弄不好自己也“犯错
误坐牢”。
我记得知青们吃池塘里的贝壳肉，弄的满院子里的腥味和苍蝇；还有是杀
狗吃狗肉，当时，当地人压根儿不沾这些东西。还记得他们常常把村里的地主
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开批斗会；他们人人手里都有一头红一头白的棍子，
我现在不记得这种棍子的名称。当然，我也记得我家那楼阁里曾经有过拉胡琴
、笛子和口琴的声音，有时还有叫骂声和打闹声。
我八岁那年，马鞍山知青卫平专程回我们村上来看望乡亲们，这事情成了
村人一时的美谈，因为这批知青中唯有他一人回来看望过大家。与此同时，卫
平还特地为我爷爷带来一双４５码的解放鞋，只可惜他不知其时我祖父已去世
半年了，我爷爷生前曾穿过唯一的一双非手工制作的解放鞋，它就是卫平从马
鞍山为爷爷定做来的，我爷爷因为人高脚大，并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
生除了打赤脚之外，只穿过手工制作的草鞋和布鞋。据说爷爷爱惜那双解放鞋
胜过爱惜自己的性命，一次扛木料到四十余里山外的旌德县去卖，回来时竟然
将他的宝贝解放鞋夹在腋里舍不得穿，光着脚板走了几十里山路，一路上引起
人们的好奇与疑问，由此成了乡间一大趣闻。现在我知道，４５码的鞋子即使
在大城市里也难买，我因自己穿４６码的大脚在中国大江南北都买不到鞋子，
进入成人之后一直裹着脚丫过日子，直到来到海外才彻底的解放。所以，我现
在知道卫平为帮我爷爷弄到那双解放鞋是多么的不易，尤其是在那个日用品和
工业品非常紧张的年头里。可见我爷爷那般珍稀那双鞋似乎一点儿不奇怪。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晚上，奶奶房里坐满了一屋子人，他们都是来看
卫平的，而我奶奶面对摆在桌子上那双崭新的草绿色解放鞋，哭了一遍又一遍
，边哭边说：“老鬼（家乡的老婆子称自己的丈夫为”老鬼“，并非死后的称
呼）啊，你好没福分啦，卫平又把做来了鞋子，可你却去做鬼了……”。卫平
也在掉泪哀哭，我爷爷一直有恩于他，他老人家疼他远远胜过自己的儿女，卫
平是那班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初到我们家不过十五、六岁，所以经常遭到
同伴们欺负和殴打，我爷爷一直护卫着他，与他同来的知青们都回了城之后，
最后剩下他一人，还在我家多呆了一年才回城，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总之
，那些年里，卫平几乎成了我家的正式成员。九一年，我在海外得知卫平再次
到访我的家乡，可见他对我那家乡的感情是非同一般，那片土地里埋有他的青
春年华，同时还有他的情谊世故。我记忆里的卫平还是当年的那个卫平，他现
在该是五十出头了，但我很难知道他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旧地将有何感想。
来我们村插队的最后一批知青，我却记得一清二楚了，因为当时我已经进
小学。她们是五个来自屯溪市（今黄山市）的女孩，我们村各队安插了一个，
其中一个是我表姑的女儿，叫邵碧云，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现旅居加拿大，
她因外婆家关系而来我们村插队，所以她一直住在外婆家。其他人开始安插在
各生产队的社员家，可没多久都与落户人家不欢而散，毕竟城里人优越惯了，
不可能象农家女孩那么勤快好劳，由此必定给落脚人家带来额外的负担，从吃
菜、用水和烧柴都意味着付出体力劳动。因此，女知青成了各队的一项负担，
她们不能干农活倒事小，吃用开支全在生产队里领取，这使得社员愈来愈不满
。公社干部为了解决女知青们生活问题而到各个生产队开社员会，做社员的思
想工作，最后还是让四个女知青集中到一间校舍里居住。后来，这些知青几乎
从不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只待在我们村上混日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二流子
”。吃饭的口粮显然不成问题，不论有没有工分，基本口粮还是可以在队里去
秤，她们因此是各队里典型的“超支户”。基本口粮显然不够吃，全村一大半
以上是缺粮户，但农家毕竟通过自留地和“非法地”（私自开荒的地）里杂粮
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可知青的人头自留地和菜园却长年荒废，若不做人情的话
，那将必荒不可，成了村野里难得的景观，毕竟那是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年头，不可能有荒废的自留地。所以，知青长期的菜源是靠这家给、那家讨，
或者今天这家蹭一顿、明日那家蹭一餐，也许她们是女孩的关系，始终受村上
人的可怜和照顾。但对她们自己而言，那种日子是煎熬而委屈的。好在知青受
公家的特殊照顾，油粮不够吃可以从国家粮站里供养购买，这是一般社员所享
受不到的待遇。
女知青的娇与懒是不争的事实，连她们做饭的柴和吃喝的水都常常请小孩
子代劳，我就帮她们做过这些事。还记得她们纵容我跟其他的小伙伴为她们偷
生产队的玉米回来煮吃，还有就是把校舍的木窗和无人要的破棺材板用来炊饭
，此事招致村人不可谅解的非议；前者是公共财务，后者则既不卫生又有伤风
败俗之嫌。值得一提的是，知青的住点是孩子最爱去的公共场所，遇到她们不
高兴的日子里，我们去就不免挨骂；当然我也见过女知青间打架和吵嘴，一次
有两人互相抓着对方的发辫，彼此对峙老半天也不松手，直到村上大人前去排
解才告宣告结束。
要问这五个女知青在我们村上最大成绩是什么？那无疑是她们给我们村里
在农闲时带来了精彩的文娱活动。那几年每冬必有排戏演出，几个女知青占了
大头戏，村上为此专门搭建了戏台。其中有个叫安敏生的女知青，不仅性格活
泼，而且能歌善舞，故而村上人叫她“呆敏生”，因为“安”与“呆”在我家
乡方言中同音，“呆”则是疯、傻、痴的同义，安敏生歌喉不知道打动了多少
乡亲们，记得有次《枫树湾》演了一半，水电站的机器出了毛病，台上台下一
片漆黑，安敏生一人唱了一夜戏，几乎当时流行的歌曲她都会唱，并是那般娓
娓动听，掌鸣声和叫“好”声不绝于耳。
呆敏生不失为“呆敏生”，她险些死在我们村上。大概那是全国知青闹回
城的时候，在我们那山角落里的知青们也闻风而动、情绪不稳，另外几个大队
里的男知青们便成乡间的害群之马，上头管不了他们，下头人惹不起他们，打
架斗殴、偷鸡摸狗之事时有发生；有个知青因磨刀扬言要杀公社干部而名噪一
时，当地农民与下乡知青的关系一度紧张。可我们村的知青毕竟是女性，她们
除了一如既往的娇懒之外，并无其他歹恶。可安敏生就在这时出了事，有两个
来走访的男知青在我们村上住了几天，随后离去，村上一下子议论开了，说安
敏生和另一个女知青，与这两个来访男知青同住一屋过夜，公社里也下来人对
此事进行调查，给予她们批评警告，两个女孩深感冤屈与不满，一气之下便服
下了农药，幸亏即时发觉，村上的赤脚医生懂得灌水洗胃，不然两条年轻生命
因可畏人言而白白送死，尤其性情刚烈的安敏生有一死了之的决心，喝下不少
农药，几天几夜不省人事。
这下可好，我们村上象是捅了马蜂窝一般，地区里、县里和公社都来了人
。安敏生父亲是军分区的干部，当下就将安敏生带回城去了，她从此一去不返
回，再没有她任何一点音讯。但愿她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我为她在我们村上
所受不幸遭遇感到难过和内咎，希望她不要因此记恨我家乡人。但我想，安敏
生今天一定为她当年的犯傻而感到不可思议。据传，那两个男知青因此事件而
被捕了，如果传闻确切的话，我真为那个时代和那时代的青年感到悲哀和委屈
。此外，值得补充的是，在伤痕文字里有农民兄弟对女知青进行性侵犯的描写
，这在我们村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连男女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弄不好视如
“破坏军婚”论罪，这是农民兄弟不敢过近女知青的重要原因，莫非是吃了豹
子胆的好色之徒。不过，我们公社倒有几个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她们是最初
响应“扎根农村”号召之下的主动先锋，可她们的夫婿往往是乡村里“美男才
子”，否则女知青决不会轻易下嫁。至于其他地区的知青情况如何，我就不得
而知了。无论怎样，中国青年从来都不是幸运儿，更何况那悲哀年代的知青们
？
作者：程美信，皖南绩溪人，曾旅居欧洲，毕业于南开大学。
我家乡在皖南绩溪的偏僻山村里，小时候，我家楼上住了一班来自上海和
马鞍山的知识青年，但到底住了几个我现在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他们进进出出
的好大一班人马，几乎使得楼梯楼板都要崩塌的地步。如果没弄错的话，那大
概是在外大队的知青经常来串门，不然我家的楼阁上只有一间空房，至多只能
住七、八个知青。
其实，我当时不过四、五岁，所能记得在我家落脚的知青的事情显然不多
，只有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还略微记得，有的事是在他们走后的若干年里人们
常提起的。有一点，我家阁楼上的知青经常打架吵嘴，因此，我父母和爷爷经
常上去劝架。另外，每每他们回城探亲回来，多多少少要带一些糖果回来，这
一点我忘不了。记得有个叫卫平的知青从马鞍山回来时，带回了五颜六色而小
圆豆般的糖，我至今记得那糖的颜色而不知味道如何。令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夏
天里，知青们成群结队地去池塘里游泳，村上的小孩们跟去看热闹，那些大孩
子们则跟他们一起学游泳；这是令年幼的我所羡慕不已的。其中有个叫“郭良
”或者“韩良”的，因特别会游泳而成为深受村上男孩们崇拜的“好汉”，加
之他戴着一幅眼镜，这使我能够隐隐约约记得他的模样，若干年后我才听人说
他“犯错误坐了牢”，据说他因打碎了毛主席石膏象而犯了错误，其实我们村
上的人们一直不知道郭良的具体下落，只知他因主席像的一事离开了我们村，
之后便杳无音讯。但关于郭良“犯错误”说法却很多：说石膏主席像是他不小
心打烂了，由于与他有矛盾的知青举报告密才使他倒了霉；也有说石膏像不是
他打碎的，是有人恶意嫁祸于他；也有人说他脾气不好打了主席像。这些都是
我们村上人说法，哪一种说法的真假则无从判断。不过，我家楼上一直有个破
主席像，在知青走后的一些年里，那个破碎的主席像还摆在楼阁的一角里，因
为它会使人“犯错误坐牢”，我见了它便心里发毛，生怕弄不好自己也“犯错
误坐牢”。
我记得知青们吃池塘里的贝壳肉，弄的满院子里的腥味和苍蝇；还有是杀
狗吃狗肉，当时，当地人压根儿不沾这些东西。还记得他们常常把村里的地主
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开批斗会；他们人人手里都有一头红一头白的棍子，
我现在不记得这种棍子的名称。当然，我也记得我家那楼阁里曾经有过拉胡琴
、笛子和口琴的声音，有时还有叫骂声和打闹声。
我八岁那年，马鞍山知青卫平专程回我们村上来看望乡亲们，这事情成了
村人一时的美谈，因为这批知青中唯有他一人回来看望过大家。与此同时，卫
平还特地为我爷爷带来一双４５码的解放鞋，只可惜他不知其时我祖父已去世
半年了，我爷爷生前曾穿过唯一的一双非手工制作的解放鞋，它就是卫平从马
鞍山为爷爷定做来的，我爷爷因为人高脚大，并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
生除了打赤脚之外，只穿过手工制作的草鞋和布鞋。据说爷爷爱惜那双解放鞋
胜过爱惜自己的性命，一次扛木料到四十余里山外的旌德县去卖，回来时竟然
将他的宝贝解放鞋夹在腋里舍不得穿，光着脚板走了几十里山路，一路上引起
人们的好奇与疑问，由此成了乡间一大趣闻。现在我知道，４５码的鞋子即使
在大城市里也难买，我因自己穿４６码的大脚在中国大江南北都买不到鞋子，
进入成人之后一直裹着脚丫过日子，直到来到海外才彻底的解放。所以，我现
在知道卫平为帮我爷爷弄到那双解放鞋是多么的不易，尤其是在那个日用品和
工业品非常紧张的年头里。可见我爷爷那般珍稀那双鞋似乎一点儿不奇怪。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晚上，奶奶房里坐满了一屋子人，他们都是来看
卫平的，而我奶奶面对摆在桌子上那双崭新的草绿色解放鞋，哭了一遍又一遍
，边哭边说：“老鬼（家乡的老婆子称自己的丈夫为”老鬼“，并非死后的称
呼）啊，你好没福分啦，卫平又把做来了鞋子，可你却去做鬼了……”。卫平
也在掉泪哀哭，我爷爷一直有恩于他，他老人家疼他远远胜过自己的儿女，卫
平是那班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初到我们家不过十五、六岁，所以经常遭到
同伴们欺负和殴打，我爷爷一直护卫着他，与他同来的知青们都回了城之后，
最后剩下他一人，还在我家多呆了一年才回城，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总之
，那些年里，卫平几乎成了我家的正式成员。九一年，我在海外得知卫平再次
到访我的家乡，可见他对我那家乡的感情是非同一般，那片土地里埋有他的青
春年华，同时还有他的情谊世故。我记忆里的卫平还是当年的那个卫平，他现
在该是五十出头了，但我很难知道他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旧地将有何感想。
来我们村插队的最后一批知青，我却记得一清二楚了，因为当时我已经进
小学。她们是五个来自屯溪市（今黄山市）的女孩，我们村各队安插了一个，
其中一个是我表姑的女儿，叫邵碧云，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现旅居加拿大，
她因外婆家关系而来我们村插队，所以她一直住在外婆家。其他人开始安插在
各生产队的社员家，可没多久都与落户人家不欢而散，毕竟城里人优越惯了，
不可能象农家女孩那么勤快好劳，由此必定给落脚人家带来额外的负担，从吃
菜、用水和烧柴都意味着付出体力劳动。因此，女知青成了各队的一项负担，
她们不能干农活倒事小，吃用开支全在生产队里领取，这使得社员愈来愈不满
。公社干部为了解决女知青们生活问题而到各个生产队开社员会，做社员的思
想工作，最后还是让四个女知青集中到一间校舍里居住。后来，这些知青几乎
从不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只待在我们村上混日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二流子
”。吃饭的口粮显然不成问题，不论有没有工分，基本口粮还是可以在队里去
秤，她们因此是各队里典型的“超支户”。基本口粮显然不够吃，全村一大半
以上是缺粮户，但农家毕竟通过自留地和“非法地”（私自开荒的地）里杂粮
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可知青的人头自留地和菜园却长年荒废，若不做人情的话
，那将必荒不可，成了村野里难得的景观，毕竟那是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年头，不可能有荒废的自留地。所以，知青长期的菜源是靠这家给、那家讨，
或者今天这家蹭一顿、明日那家蹭一餐，也许她们是女孩的关系，始终受村上
人的可怜和照顾。但对她们自己而言，那种日子是煎熬而委屈的。好在知青受
公家的特殊照顾，油粮不够吃可以从国家粮站里供养购买，这是一般社员所享
受不到的待遇。
女知青的娇与懒是不争的事实，连她们做饭的柴和吃喝的水都常常请小孩
子代劳，我就帮她们做过这些事。还记得她们纵容我跟其他的小伙伴为她们偷
生产队的玉米回来煮吃，还有就是把校舍的木窗和无人要的破棺材板用来炊饭
，此事招致村人不可谅解的非议；前者是公共财务，后者则既不卫生又有伤风
败俗之嫌。值得一提的是，知青的住点是孩子最爱去的公共场所，遇到她们不
高兴的日子里，我们去就不免挨骂；当然我也见过女知青间打架和吵嘴，一次
有两人互相抓着对方的发辫，彼此对峙老半天也不松手，直到村上大人前去排
解才告宣告结束。
要问这五个女知青在我们村上最大成绩是什么？那无疑是她们给我们村里
在农闲时带来了精彩的文娱活动。那几年每冬必有排戏演出，几个女知青占了
大头戏，村上为此专门搭建了戏台。其中有个叫安敏生的女知青，不仅性格活
泼，而且能歌善舞，故而村上人叫她“呆敏生”，因为“安”与“呆”在我家
乡方言中同音，“呆”则是疯、傻、痴的同义，安敏生歌喉不知道打动了多少
乡亲们，记得有次《枫树湾》演了一半，水电站的机器出了毛病，台上台下一
片漆黑，安敏生一人唱了一夜戏，几乎当时流行的歌曲她都会唱，并是那般娓
娓动听，掌鸣声和叫“好”声不绝于耳。
呆敏生不失为“呆敏生”，她险些死在我们村上。大概那是全国知青闹回
城的时候，在我们那山角落里的知青们也闻风而动、情绪不稳，另外几个大队
里的男知青们便成乡间的害群之马，上头管不了他们，下头人惹不起他们，打
架斗殴、偷鸡摸狗之事时有发生；有个知青因磨刀扬言要杀公社干部而名噪一
时，当地农民与下乡知青的关系一度紧张。可我们村的知青毕竟是女性，她们
除了一如既往的娇懒之外，并无其他歹恶。可安敏生就在这时出了事，有两个
来走访的男知青在我们村上住了几天，随后离去，村上一下子议论开了，说安
敏生和另一个女知青，与这两个来访男知青同住一屋过夜，公社里也下来人对
此事进行调查，给予她们批评警告，两个女孩深感冤屈与不满，一气之下便服
下了农药，幸亏即时发觉，村上的赤脚医生懂得灌水洗胃，不然两条年轻生命
因可畏人言而白白送死，尤其性情刚烈的安敏生有一死了之的决心，喝下不少
农药，几天几夜不省人事。
这下可好，我们村上象是捅了马蜂窝一般，地区里、县里和公社都来了人
。安敏生父亲是军分区的干部，当下就将安敏生带回城去了，她从此一去不返
回，再没有她任何一点音讯。但愿她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我为她在我们村上
所受不幸遭遇感到难过和内咎，希望她不要因此记恨我家乡人。但我想，安敏
生今天一定为她当年的犯傻而感到不可思议。据传，那两个男知青因此事件而
被捕了，如果传闻确切的话，我真为那个时代和那时代的青年感到悲哀和委屈
。此外，值得补充的是，在伤痕文字里有农民兄弟对女知青进行性侵犯的描写
，这在我们村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连男女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弄不好视如
“破坏军婚”论罪，这是农民兄弟不敢过近女知青的重要原因，莫非是吃了豹
子胆的好色之徒。不过，我们公社倒有几个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她们是最初
响应“扎根农村”号召之下的主动先锋，可她们的夫婿往往是乡村里“美男才
子”，否则女知青决不会轻易下嫁。至于其他地区的知青情况如何，我就不得
而知了。无论怎样，中国青年从来都不是幸运儿，更何况那悲哀年代的知青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