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华生：

　　缩小贫富差距没有无痛药方

　　王羚

　　昨日，本报在头版刊登的《收入分配改革再起争论》一文引发各界关注。今日，本报继续刊登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华生对此问题的详细解读，以飨读者。

　　劳动者报酬

　　占GDP比重低是误读

　　第一财经日报：您最近提出的“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偏低是误读”这一观点，招致一片质疑。您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华生：由于推翻了人们原有的共识，这不奇怪。不过我还没有看到谁用数据来反驳。实际上我在开始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之前有个总的认识：目前贫富分化严重，现行分配制度对劳动者有歧视，对资本过于宽松，因而也相信劳动者报酬占比低的流行观点。

　　但从今年7月到10月，经过课题组三个月的研究，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劳动者报酬占比并不像目前已经形成的共识那样是偏低的，反而是比较高的，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甚至“金砖四国”中最高。

　　我们分析，过去关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的说法其实是统计口径和认识偏差的一个误导，是收入分配领域一个重大的误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9.81%。从横向来看，美国全球最高是56.92%,俄罗斯是44.55%，巴西是40.91%，印度是28.07%。如果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将农户的收入由原来记作劳动者报酬调整为记作混合收入，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将在44%左右，也属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另外一个就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并不是大家认为的在连年下降。我们将农户收入中的农林牧渔收入从劳动者报酬中剔除计入混合收入，发现从1992年到2007年，按国际统一的口径劳动者报酬占比并未下降，而是在稳定攀升。

　　这就是说，真正在下降的是农村经济的纯收入对GDP的贡献，而不是全社会公司化和工薪制就业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

　　日报：但现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公报里也明确提到，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您怎么看这一状况？

　　华生：现在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确实已成为各界共识，但流行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学术研究的灵魂就是要坚持客观性和独立性。目前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走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澄清这个误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找到收入分配问题真正的要害和症结，从而找到最有效的药方。如果原因找错了，你开出的药方也不可能有用。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阶段，并不是越高越好。以为人为拔高这个比重就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更是一种错觉。美国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在发达世界中最高，但它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最大的。其实人为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并不难，比如，每个人增加几百元工资，劳动者报酬占比一下子就提升很多点位，但是并不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对缩小贫富差距作用很小。

　　日报：您关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研究都是针对总量的，可中国有13亿人呢，人均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应该是很低的。有没有人均数字的比较？

　　华生：因为现在大家通常说的都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高还是低。如果说人均的话，无论人口多少，比较的两边都除以同样多的人，结果完全一样。

　　日报：根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全国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达到27.6%，居民收入增长平均不到12%，这给人一种居民收入被挤占的感觉。

　　华生：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觉。首先，居民收入不光是劳动报酬，还有大量的其他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下一个课题。其次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就是切分蛋糕。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蛋糕切给全体居民少了还是分得不公平？目前贫富差距加大不是这些年来蛋糕被切小了，大家都变穷了，而是分得不公平，居民中有人得的太多，有人得的太少，因此才叫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当然，把给居民整体的那份蛋糕切大些对于增加居民收入也有帮助，尽管30年来蛋糕越来越大，但贫富两极分化也更严重了。所以要认清主要矛盾，这样才能真正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关于政府收入的问题。只要大家想要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保险、保障、教育、医疗和社会公共服务功能，政府收入占比还会不断上升，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的例子已经摆在这儿。

　　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

　　财产差距在扩大

　　日报：您同时还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这个跟普遍的观点也是截然相反的。

　　华生：是的，目前主流的认知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国家的政策也以农民收入提高为基本立足点。但事实上，这依然是个基于统计口径的认识误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8年的3.33倍。但在这个统计中，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人口的划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现行的统计口径，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即记作城市常住人口。这本来是国际通用的统计口径，但在中国仍存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2亿多农民工的特殊国情下，就会对分配关系产生巨大的扭曲。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做了调整，将外出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计入农村人口。调整后的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开始，小幅波动和缓慢下降到2009年的2.4倍。我们预计2010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

　　日报：但从我采访中接触到的现象看，现在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确实是非常大的。

　　华生：你说的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贫富差距指的是财产差距。收入是流量，而财产是存量。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量和存量之间有着相当大的脱节。我们这次特别指出，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城乡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

　　因此，城乡差距的真正挑战是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城乡居民财产差距的成倍扩大，城市化的成本直线上升，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转型的主要障碍，也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难题。

　　日报：确实是这样，房地产泡沫导致的高房价使得农民工进城安家成为奢望，所以现在的城镇化很大程度是半截子城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城乡财产差距过大？

　　华生：要解决城乡的财产差距问题，单纯地逐年增加农民的一部分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关键是要从农民唯一潜在的主要财产——土地入手，以土地制度的变革来为大部分农民的市民化提供可靠的转化阶梯。所以，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调控必须跳出头痛医头的短线思维，与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制度变革挂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日报：很期待您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开出的药方。

　　华生：恐怕这个药方开出来时很多人要喊疼的，觉得太疼了做不了。调整既得利益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美国也是问题积累得很严重才调整，奥巴马上台时呼声那么高，但真做起来就举步维艰，动谁一点都很难。对于缩小贫富差距这样涉及人们巨大既得利益关系的调整，无痛的药方一般最容易形成共识，但往往也是最不见效的。说提高比例谁也不会反对，但要减少谁就难了。要真想缩小贫富差距，其措施要比今天人们一般议论的泛泛之举，痛苦得多得多。

　　收入分配改革

　　重点在再分配领域

　　日报：在五中全会之前，学界有一个争论，到底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在初次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您的观点呢？

　　华生：毫无疑问，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重点在再分配领域。目前我们初次分配领域也有问题，但不是市场本身问题，恰恰是市场力量被人为扭曲。全球公认的是初次分配以市场为主，再分配以政府为主，三次分配以社会为主(慈善)。如果初次分配再强调政府力量，那么市场还在哪里发挥作用呢？

　　日报：从目前情况来看，初次分配似乎也不宜完全靠市场力量。比如，有些公司年利润率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但员工收入刚刚达到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线。有观点认为，在中国目前劳动力供应总量仍然过剩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加强在初次分配领域的作用，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华生：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也要起作用，但主要是维护市场秩序和劳动执法，不是干预劳动力价格。现在户籍歧视、就业歧视、超时加班等等这些明面上该政府纠正的违法违规都没做或做不了，奢谈什么工资协商其实是挺虚伪的。所以，在初次分配领域首先是废除歧视和干预，让市场起作用。

　　日报：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在于有人得的太多而有人太少。国家发改委也已经提出“提低扩中限高”的改革方式。有观点认为，现在的关键是调节过高收入。您是否认可？

　　华生：调节过高收入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很重要。目前我国重要的是要改变对劳动者实行的高税费歧视政策，改革财政税收制度。贫富差距主要并不是劳动所得造成的。我们现行的税收制度设计，还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思维，重点控制劳动所得，却大量放行资源垄断和制度垄断的暴利。城市楼价久调不下，不过是这种社会再分配机制错位的典型例子。

　　日报：我也听到一些担忧，比如提高工资可能减少就业岗位等等。这样的担忧是否多余？我刚刚采访欧洲工会研究院一位专家，根据他的调查，英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并没有出现原来担忧的就业机会减少。

　　华生：失业率居高不下是欧美社会的最大麻烦，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多少经验可传授。至于说欧洲的工会，他们这几天还在组织大罢工要求更高待遇呢，我估计我们没有学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