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霍夫定律有几个:花木兰真的是美女吗?

花木兰的长相如何？或者换句话说，她究竟长什么样？乍听这一问，恐怕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回答说：她当然长得好了。而且更多的人相信她是个美少女。不折不扣的美少女。众多有关花木兰题材的影视剧中，她也被艺术家们塑造成了英姿飒爽的俊美形象。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豫剧大师常香玉主演的《花木兰》吧。常先生的脸型和气质是有点男相的，观众在欣赏她优美铿镪的演唱时，对她的花木兰的扮相虽略感失落，但终究还可以接受。等到香港袁咏仪主演的电视剧《花木兰》时，其剧中形象除了英气，更多了娇艳，观众对此是比较欢迎的。电视剧也最大程度地迎合了人们的欣赏口味和审美趋向。当年常香玉的花木兰可以为人所认可，是与那个年代的时代特点相联系的。战乱、刚刚建国，因此，粗犷的艺术形象与战斗的社会氛围极相配合。如果那时让袁咏仪演花木兰，首先气质就不对，娇艳的相貌更不具“革命性”。袁更适合演由国统区投奔延安的进步文艺青年，演女英雄就差点。导演选角也不会考虑她吧。然而，今天如果让常香玉再演花木兰，她那一脸的沧桑、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派，和她那浓眉大眼的相貌，也不会为港台的年青观众所接受吧。美国好莱坞拍的动画电影《花木兰》，也把木兰描绘成美少女，可见，时代确实是不一样了。

　　人们希望用美丽的女演员来出演花木兰，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于《木兰辞》中女主角的一种看法。即，先入为主地认为她应该是美丽的。这又反映了人的一种普遍的审美心理，即，人们总是对男女身份互换故事中的主角抱有理想的想象。总认为，在这样的故事中，其主人公的相貌必是非常美好的。特别是“女扮男装”戏，那着了男装的女子一定是别有一番风采的。这样的戏除了《花木兰》，还有《女驸马》、《梁祝》等等。试想，有哪个读者会把《木兰辞》中的女主角想象成“黑肥绝丑”的母夜叉呢？那不是给自己添堵么。

　　但是，人们既然欣赏文艺，在文艺中沉迷一下，自我欺骗一下，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按摩，在作品留下的空白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于普通人来讲，也相当于情感的自慰。是允许的。而且，一个作品为读者提供的这样的神游的空间越大，这个作品就越成功。把一切都交代得实实在在、硬硬梆梆、钉是钉铆是铆，不给读者智力上参与的机会，这样的作品是比较笨的。至此，我们可以看看《木兰辞》是怎样描写木兰的相貌的了。可是，当你再把《木兰辞》仔细翻阅一过后，你也许会失望，因为，诗中根本没有对这位女英雄相貌的正面描写，她的头发、她的身材、她的肤色、她的眉眼口鼻，甚至表情等等等等，一概没有。但是，正面描写虽然没有，侧面描写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重要的有两个地方，一是诗开头时木兰为父亲从军事发愁的“叹息”。一是诗歌最后，木兰从军归来回到家里后，喜气洋洋的打扮自己：“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第二处的几句诗是最重要的。也是人们对木兰的相貌产生美好联想的根本所在。这也是本诗极高明的地方。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暗示读者：花木兰是很美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花木兰形象塑造的成功，其实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合作完成的。而且合作得异常完美，一千多年来，几乎所有读过这首诗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加入了花木兰形象塑造的行列。

　　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历史现实中真有花木兰其人，这个实有的花木兰又恰好真的很美丽，那倒也好说。然而煞风景的是，如果真有一个女孩子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而且一去十二年，与那些粗犷甚至粗野的男性战友们(古代应该是没有女兵的吧)朝夕相处，摸爬滚打，居然没有暴露女性身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花木兰不仅长得不美，恐怕相貌上一是偏男性化，一是比较不好看的吧。不然，很难解释她这么长时间一直成功地使他的战友“不知木兰是女郎”。

　　所以，这首诗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读者的自我暗示心理和艺术欣赏时的想象力、联想力。谁都不会去怀疑，一个“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女子怎么会不好看呢？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当我们在大街上看一位身材婀娜高挑，衣衫时尚鲜丽的年青女性的背影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暗示自己，这个人一定面貌姣好、楚楚可人。但当你转到正面看的时候，收获的常常会是失望。语言文字上的暗示也是如此。我们恭维一位女子长相漂亮有时会说她“貌如天仙”，被恭维的人虽然不相信这话是真的，但她一定很高兴别人这样说她。因为在她心里，或者在大多数人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天仙们一定美艳不可方物，比如七仙女，比如织女，比如嫦娥等等。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难道猪八戒不是天仙么？

　　综上所述，我们学习《木兰辞》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它高明到极点的肖像描写技巧。如果你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长相不好，或者长相极好(可参照红楼梦中黛玉相貌的描写)，那就干脆不要直接描绘，而要从侧面入手。庶几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