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窟刷装备:【辛亥逸事】绅士的败局

如果说四川独立是一场“袍哥革命”，陕西独立是一场乱哄哄的“袍哥造反”，湖南的独立，则是另一番模样。湖南绅权特重，不过单就辛亥年说，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湖南士绅、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黄忠浩，居然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也与士绅界毫无关联。

1911年10月22日，湖南起义新军占领长沙城,成立湖南都督府。图为起义军缴获的清军城防炮。
文_杨早（文化学者）
辛亥逸事之七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敬请垂注。
“辛亥革命的一课”
在九岁的小学生沈岳焕眼中，这些天明显跟往日不同：叔父红着脸在灯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这孩子一时走过仓库边看叔父磨刀，一时又走到书房去看爸爸擦枪。他不明白将发生什么事情，但却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新事快要发生。
第二天醒来，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家里人的脸色都白白的。一数，家中似乎少了人，几个叔叔全不见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沈岳焕上前问：
“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几千人！”
革命在长沙取得成功之后，湖南境内各地相继宣告独立，只有湘西辰沅永靖等地，由于地处一隅，顽抗到12月底，到次年1月初才宣告革命成功。从1911年10月27日起，湘西凤凰厅的城防军与光复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攻防战。
凤凰厅苗变频仍，有清以来即为军事重镇，防御极严。光复军人数虽多，但以弱攻强，自然讨不了好。尤其当他们被打败后，各乡苗人中的土官，又从后面袭击，拿下人头解城请赏，故而景况十分惨烈。
好在沈岳焕自小就看衙门杀人，不怕死人，于是由一位长身四叔带他去看人头，于是一幅颜色鲜明的图画展现在九岁小孩眼前：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竹子做成。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稀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把头割下。”（《从文自传》）
听说人头共有四百一十个。沈岳焕听大人们低声闲谈，也不太懂，大约是城中绅士与城外攻城部队早就约好了，主要攻打道台、镇台两个衙门，当时却因城里军队方面谈的条件不妥，没有接应，误了大事。
沈岳焕当然不知道，没有谈妥的条件，主要为“是否保护商人”，光复军不敢保证纪律，城里的官兵不敢放他们进来，再加上光复军分为三支，相互之间联系失灵，终于溃败。史载此战光复军折损一百七十余人，那么其他的人头，显然是杀民充匪请赏的惯伎。
造反已经失败了，而杀戮刚刚开始。城防军将城内布置妥当之后，就派兵分头下乡捉人，捉来的人只问一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捉来的人太多，有的既没剥衣服，也没用绳子绑上，赶到城外，居然就混进看热闹的人群中走掉了。但大多数人从乡下被捉来，糊里糊涂还不知道究竟，直到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方觉得不妙，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赶上去一阵乱刀砍翻。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上演，每天大约杀掉一百个。延续了一个月，方才渐渐减少。天气寒冷，不怕尸首腐烂生疫，再说也来不及埋，又或许可以用以示众，河滩上总是躺着四五百具尸首。
沈岳焕日日上城头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看谁能数清河滩上死尸的数目。后来又增添了一种新花样，就是去天王庙看犯人掷筊。因为抓来的人太多，杀得本城绅士都开始心寒，不得不创了一种摇号制度，将犯人牵到天王庙神像前，掷竹筊，只有全阴双覆，才杀，一阴一阳或全阳，都开释。沈岳焕混在小孩中，“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些画面就这样留在沈岳焕脑海里。他对革命的印象，就是杀人，杀戮那几千个无辜的农民。
到得第二年年初，凤凰终于光复。虽然省城长沙早已宣布独立，却要等到凤凰光复电报来到，“大街小巷鸣锣宣传，人心大定”。
革命引发了如许的杀戮，但革命本身却算平和。镇守使、道尹、知县，只要肯离境就可保无事。除了沈岳焕的一个表哥，从苗乡回来，在全城开会时，打了县知事一个嘴巴，引得全场笑闹，弄得大会几乎开不下去，凤凰这座兵多于民的小城几乎没什么变化。
然而沈岳焕的心中却死死地记住了那几幅颜色鲜明的画面，血淋淋，红艳艳。后来他说，这是“辛亥革命的一课”。1923年8月，沈岳焕来到北京，他向一位亲戚解释他为何要远离故乡：
“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
这个从小惯看杀人、从军六年的年轻人，带着脑海中无数颗人头的记忆，离开了人命如草芥的边城故乡。他改了名字，叫做从文，打算用手里的笔，为那上万具被杀的肉体，存留他们的灵魂，抗击这世间枉杀的愚蠢与残忍。
小曾国藩被杀了头
国民党大佬吴稚晖1920年在长沙做“市民演讲”时，这样归纳湖南的特产：“你们湖南，只有两大出产，第一，是兵；第二，是革命党。”不管是兵，还是革命党，都需要一往无前的精神。
具体到清末民初这一段，则1925年长沙《大公报》一篇文章说得最透实：“猛进是其长，而躁进则其短；倔强是其长，而偏激则其短。敢为天下先而自己复立脚不定。譬如清末迄今，倡革命者湖南人最猛（黄兴），而反革命者湖南人亦不弱（黄忠浩以身殉）；倡帝制者湖南人为首（杨度），而推翻帝制者亦湖南人为首（蔡锷）。”
这篇文章发表时，民国已经开张了十四年。黄兴、蔡锷，都变了伟人铜像，杨度搞了筹安会，学禅学佛了一大圈，此时已加入中国国民党，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黄忠浩这个辛亥年就被杀了头的“反革命者”，居然还能被湖南人记得，倒也算一个异数。
黄忠浩是湖南黔阳人，出身是“优贡生”，秀才里的尖子，后来捐了个内阁中书的小官，便“主沅州讲席”，说明学问不坏。他以书生起家，却转而带兵，因此自许为曾国藩第二。历任湘抚如赵尔巽、陈宝箴，都很赏识他。甲午中日战争前，黄忠浩调入湖北，张之洞对他也相当赞许，虽然没有打过洋人，但扫荡各地乱民，屡建功劳，治军讲究“不扰民，不怕死，勤操练，戒轻浮”，人称其军为“忠字旗”，确实有几分曾国藩时代湘军的风采。
黄忠浩一直做到广西右江镇总兵，又署四川提督。告老还乡后，以绅士身份，办湖南省教育会，有听过他演说的人称，黄忠浩主张“图富强以抗敌，兴教育以新民”，以及修治洞庭、振兴农业，在湖南讲新学的人群中，颇有名望。
而且，黄忠浩还是湖南矿业界的领袖，他在沅州开金矿，“是为湘有矿务之始”，办教育的同时，又兼任湖南矿务总局中路总办。保路运动兴起，他也是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一员。学术、军事、教育、实业，晚清诸重要领域，黄忠浩样样皆能，这样的人，放眼湖南，大概也没有几个吧。
如果没有武昌事变，黄忠浩也许就会在长沙一直讲新政，办教育，兴实业。即使大清覆灭，他也许会当遗老，也许不会，但多半不会被当做湖南的头号反革命写进史册。
武昌之乱，起于新军。以两湖地理之近，唇齿相依，当然唇亡齿寒。而且大把的湖南人在武汉闹着革命，不用脑子都知道他们一定会派人潜回湖南，鼓噪新军，制造第二个武昌，再反过来支援湖北。
巡抚余诚格一收到武昌的消息，立即谋划如何防范新军。湖南新军镇统萧良臣是北方人，部下不太服从他。既然余巡抚的几位前任都相信黄忠浩，那么，让他来当巡防队统领吧！
余诚格让黄忠浩统军，并非只是看中他谙熟军事，更重要的原因，是黄忠浩为长沙知名的绅衿。湖南绅权之重，天下知名。起用黄忠浩，便于与长沙士绅沟通，只要这些绅衿不插手革命，单凭新军和会党，余诚格有信心弹压得住。
黄忠浩也确实很能帮余诚格的忙，打算把新军打散，分配到湘西等地，让地方武装牵制他们，再调精悍著称的“镇筸兵”过来长沙。长沙绅衿也很买黄忠浩的账。湖南谘议局议长，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公开发表谈话称：“文明革命与草窃互异，当与巨家世族、军政长官同心协力而后可！”巨家世族，他自己就是，军政长官是谁？黄忠浩也。绅衿们请黄“宣布革命，自任都督，以维桑梓”。新军中也有劝进者，声称可以推举黄为援鄂总司令。
据说黄忠浩对于众绅衿革命的提议，也并非全不动心。他派出一名亲信往汉口前线打听战事消息，有人说，如果民军能占领武胜关，扼住南北交会要道，说明清廷大势已去，那他也不妨采纳“众绅推挽之意”，实行革命。
然后武昌事变四天过去了，黄忠浩得到汉口电报，称清军大举南下，武胜关安然无恙。于是他改变了暧昧的姿态，忽然以“曾文正公”自居，他的幕僚也自称“左文襄公”，这是要替大清守住湖南这片要冲，预备当中兴名将了，即使不成功，也要为清廷尽忠。
10月22日，长沙新军攻破抚台衙门，发现余诚格换了便服，正准备逃跑。谘议局推举出的两位绅士黄翼球、常治当即上前劝说：“今日之事，宪台还不知道吗？我们特来恭请宪台到军政府去办事。”余诚格惊问：“军政府在哪里？”黄翼球说：“在谘议局。”余诚格很犹疑，道：“这又怎么对得起皇上呢？”常治冷笑一声：“什么皇上！是一个这样长的小孩子，他晓得什么！”说着用手比了比一尺左右的长度。
接着黄翼球与常治力劝余诚格出来主持大局，还以黎元洪为例说服他。余诚格总是推三阻四，末了说：“此事太重大了，各位请坐，休息休息，等我到里面和家父商量商量。”两位绅士及随同新军居然也就放余巡抚进去内堂。当然，余诚格立即从抚台衙门左侧的一个缺口逃了出去，逃到了湘江中的日本军舰上。
当同盟会的焦达峰（长沙起义首领，光复后任湖南都督）等人进入抚台衙门时，巡防队的士兵不仅不阻拦，反而举枪行礼。他们走到后门，发现有人穿着补服，骑马仓皇而出，这时有巡防队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顿时一群新军、会党一拥而上，将之刺于马下。那人大叫：“我不是黄忠浩！我不是黄忠浩！”哪里有人听他，一径推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
在绑缚推搡的过程中，就有人用拳击黄，有人打黄的耳光，还有人用刺刀在黄身上乱刺。这些根本不认识黄忠浩的士兵，何来那么大的仇恨？是公仇还是私怨？不得而知。黄忠浩被绑送到城楼上，已经只剩了半条命，再被砍下头颅，悬在城门上示众。
据称谘议局本来已经内定推举黄忠浩为湖南光复后的新都督。可是，当谘议局、巡防军、新军、会党几方代表开会时，巡防军一名代表徐鸿斌突然提出“杀统领黄忠浩为交换条件，否则巡防队即不加入”，谘议局方面只好勉强答应。
湖南军政府当天的布告里，有“兵不血刃，商民交欢”之语。这可以算是事实，光复当日，整个长沙才死了四个人，都是清廷不肯投降的官吏。黄忠浩是其中位置最高者，其实他与余诚格一样，本可以不死而走。造化如此，从可能的湖南都督到悬于城楼的头颅，黄忠浩证明了湖南人的倔强。
1903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为科举制的废除做准备，大量新学在各地兴起。这些新式学校是传播各种革命思想的温床。
黄忠浩,湖南士绅、谘议局内部推举为都督，被会党、巡防队的代表否决，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
绅士靠边站
湖南绅权特重，这是清末的常识。这种士绅的特权，跟湘军因洪杨之乱崛起有关。平定洪杨之后，朝廷担心湘军尾大不掉，动手遣送。那些起于行伍的湘军官兵，带着天大的平逆之功，以及从各地搜罗的珍宝金银，回到湖南，变成硕大无朋的士绅集团，外有奥援，内结同党，有几个地方官敢拿顶子去跟他们拼？
不过单就辛亥年说，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地方上还算好，如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当过军官，在凤凰素有名望，湘西光复，他是主事者之一。湘西光复后，“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
省城的景况却不大妙。试想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一说统制）黄忠浩，居然会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则士绅的势力对长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这一层，可以归结为1910年抢米风潮的余波。
抢米风潮，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湖南大荒，米价腾贵，官吏又无所作为，导致长沙市民黄贵荪一家四口跳老龙潭自尽，引发市民骚动，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
赖承裕后来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德律风（电话）里对他的训话，赖不过转述而已。无论如何，官吏处理不当，激成民变，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事后湖广总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对巡抚岑春蓂、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他们向朝廷表示：湖南米价调涨，正是由于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囤积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两月之食。米价往日不过二三千文一石，1906年水灾时，也不过四千余文，此时却高达七千文以上。官方调查认为，正是士绅的囤积，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动。
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将长沙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即行革职，“从重治罪”。折子还说“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如任听此等劣绅，把持阻挠，则地方自治，恐无实行之望”。
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余波所及，即使开明士绅一派，也不免于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带头上奏，认为“湘乱由官酿成，久在洞鉴，事前湘绅屡请阻禁、备赈，有案可查”。但上谕批复是“谘议局职司立法，不宜干预地方政事”，等于是驳回了。
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抢米风潮中，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教堂，还焚烧了不少学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新政”的不满。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激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联—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