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屈服强度的符号怎么读:【辛亥逸事】休言女子非英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9:27:45
辛亥年，革命阵营出现了数支女子军，若论“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孙文语）者，应该无人可超过尹锐志、尹维峻姊妹。她们是秋瑾的女弟子，秋瑾就义后，流亡上海的光复会会员，无不以为徐锡麟、秋瑾报仇为己任。然而群龙无首，联络诸同志的任务，居然落到了十七岁的尹锐志、十二岁的尹维峻身上。之后，绍兴、武昌、上海、杭州、南京的光复，两姊妹迭立功绩，生死以之。
辛亥逸事之十六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湖南的人头》、《娘子关头换王旗》等。
文_杨早（文化学者）
秋瑾的女弟子
据说，杀害秋瑾的主事者、绍兴知府贵福，死于两名少女之手。
“据知府衙内传出：在贵福被杀前两个月，有一少女到贵福家去当丫环，侍奉夫人。贵福死后，这个伶俐的丫环突然失踪。还有传说：贵福猝死当夜，有人看到两条身轻如燕的黑影，翻墙进入府内。在贵福妻子惊醒后的刹那间，她似乎看到有两个身材苗条的影子在床前一闪而过，还听到一个女声向同伴低唤：‘快走！’顿时像仙女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沈寂《盖世奇女尹氏姊妹》）
杀贵福这事，比较像传奇。要知道这一年尹氏姊妹姐姐十七岁，妹妹十二岁……关键是她们的家人后人都没提起过这件事。
尹氏姊妹是浙江嵊县人，王金发的同乡。她们一共三姐妹，大姐叫尹金仙，是最普通的浙东县民；二姐尹锐志在十三岁加入光复会；小妹尹维峻还是小学三年级年龄的时候，也让秋瑾用一种小学老师的方式，招进了光复会。
1906年，秋瑾将两姊妹召唤到上海。秋瑾显然非常钟爱这对小弟子，以她们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在上海的总联络点。因为旁人不解其意，这个名称常常被传成“锐进学社”。
就在这一年，有个十七岁的嵊县青年在杭州考入弁目学堂，同时也加入了光复会。他叫周亚卫，也是在秋瑾介绍下加入的。周亚卫的同乡、同学中，一道入会的还有一个叫裘绍的。弁目学堂入会的学生很多，秋瑾当然猜不到，这两个青皮后生，将来会成为自己疼爱的尹氏姊妹的夫婿。
在秋瑾身边的一年多时间，是从小热爱自由与新知的尹氏姊妹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她们跟着老师来了上海，又返回绍兴，结识了许多同志，日夜为革命奔忙。丁未年（1907）五月，她们被派回嵊县，准备浙东起义，攻打杭州。
很巧的是，杭州弁目学堂的周亚卫，此时已经考上了第一营正目，被派回绍兴大通学堂担任联络工作。他来绍兴时尹氏姊妹已经离去。不过，他是嵊县人，秋瑾派他回家乡协助光复会同志竺绍康组织队伍。但仍然不巧的是，周亚卫被派往嵊县乌岩镇，不在县城，再次与尹氏姊妹擦肩而过。
刚到乌岩镇，嵊县来了个人，对周亚卫说了徐锡麟蒙难、秋瑾被捕的消息。周亚卫跑回嵊县一看，机关所在地门户大开，空无一人。杭州发往嵊县的通缉名单里，有王金发、竺绍康，也有尹锐志、尹维峻，还有他的同学裘绍，但是没有周亚卫。被通缉的人都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周亚卫倒可以安然回杭州，继续当他的第一营正目。陆军小学堂成立，他又被派去当副学长。在那里，他跟一位来自安徽的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混得很熟。
“黎元洪躲到我床下”
流亡上海的光复会员，无不以为徐、秋报仇为己任。然而群龙无首，联络诸同志的任务，居然落到了十七岁的尹锐志、十二岁的尹维峻身上。
尹氏姊妹在上海街头，当了两名报贩，每天收入所得，除了维持生活，还周济周围挨饿的同志。实在挺不下去时，也接受王金发母亲寄来的小笔款子。小妹尹维峻发誓要为秋瑾报仇，自学了制造炸弹技术，就在上海就地制造炸弹。
传闻在1909年，尹氏姊妹带了十多位同志，携着自制的炸弹远赴北京，计划刺杀满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将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范周密，难以动手，只得返回上海。
然而这几年中，上海光复会的势力确实一天大似一天，尤其1910年陶成章从南洋归来，在法租界平济利路重设光复会总机关，名称仍然叫“锐峻学社”，由此也可见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复会中的地位。
1911年9月，尹锐志到了武昌，与第八镇新军联络，希望湖北、上海、江苏、浙江数省同时举义，长江中下游一动，清廷天下即失其半。
尹锐志在武昌，住在一位嵊县同乡家。嵊县地属绍兴府，这位同乡在外游幕，也算是“绍兴师爷”。
武昌事变，尹锐志听到消息，马上去找往常联络的新军弟兄。当日武昌官吏四散，革命军主事的是第八镇工程第八队队官吴兆麟。吴兆麟觉得自己这批人的威望声名，近不足以联络汉口西人，远不足以号召各省军民，因此他建议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众人亦不反对，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内，武昌城内遍寻不着。咋办？
只有尹锐志知道。她的那位同乡，正是黎元洪的幕宾，黎元洪不愿出来承事，从家中逃出来，藏在幕宾家，却没想到这位绍兴师爷府上，还寄居着一位光复会的女首领。
尹锐志当然不会替黎协统隐瞒，于是吴兆麟等一群军官拥入幕友家。传说黎元洪是被新军军官（吴兆麟或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最早也最生动的叙述，来自民初《震旦民报》上的《新空城计传奇》：
“众兵径直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着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快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将黎从床底拖了出来。”
据说黎元洪的下属曾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建议他抓人封报。黎菩萨表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是抓人封报，反而授人口实，遂置不问。
尹锐志的小叔子周进三回忆称，大嫂亲口告诉他，黎元洪就是在嵊县老乡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吓得躲到下面的那张床，也并非主人卧室的什么宁式大床，而是“客堂间临时所搭床铺下”—说到此，尹锐志想必自觉十分好笑，因为黎藏匿的这张临时床铺，正是这位廿一岁上海女客的眠榻。
民国元年(1912)8月，原是革命党人的浙江都督朱瑞屈从北洋政府旨意，擅自改变秋墓营造方案，使新建秋墓比原方案压低5尺，取消其中的秋瑾石像，原拟用柳亚子书写的碑文和墓志铭，弃而不用，改用朱瑞自己撰写的碑文。
1913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牺牲6周年纪念日。秋瑾灵柩登穴入土，第二次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墓式为六角方塔，工制精绝，柱础均镌联对，四面皆通，中为墓穴。
敢死队女队长
武昌起义定局后，尹锐志迅即赶回上海，筹备上海光复。这几年光复会已经与沪军、吴淞海军、陆军都建立了联系。锐峻学社的中心作用日益凸现，光复军的总司令部即设于此。
上海光复前夕，几个人经常通宵不眠地抓紧赶工，制造炸弹——不只是上海光复用得着，杭州方面还要求支援炸弹手枪——直到11月2日。
尹锐志已经工作了一夜，将近天明，助手杨哲商与平智础力劝她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两人代为操作。尹锐志刚刚入睡，正在制造的炸弹爆炸了。
整个三楼的屋顶都被掀翻。离炸药最近的是杨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个胃。平智础全身烧伤。躺在床上的尹锐志头部炸伤，惊慌之中，她直接从三楼窗户跳了下去，仗着平日训练有素，身手敏捷，居然自己拦了一辆洋车，到附近的自新医院诊治。法租界巡捕跟踪而至，把她送入广济医院，抢救无碍后又关进巡捕房。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交了五千元给房主作为赔偿，把尹锐志赎出来养伤。
尹维峻当天去了吴淞联络新军，赶回来却发现家中同志一死二伤，禁不得眼前发黑。尤其她与身故的杨哲商相处日久，两人渐生情愫，日常情意，都在炸药、弹壳与触发器里。
但此时顾不得这许多，第二天，杨哲商的后事还没来得及办，光复会收到消息：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提前开始了上海光复之役。
攻下制造局后，失去爱人的尹维峻没有参与上海都督的内争，她一心要求参加攻打杭州之役，替秋先生报仇。据说主持上海赴杭敢死队的蒋介石不太看得上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他不知道，这位秋瑾学生身材高大，“曾任体育学堂教习，善于跳高、跳远、赛跑、投标枪，掷铁饼”，身上功夫不下于日本大森体育学校高才生王金发。而且她前一段一直奔走沪杭之间联络，与朱瑞、童保暄、周凤歧等新军领袖都很熟。她在杭州也认识了周亚卫和裘绍，只是没想过自己和姐姐日后的姻缘在这两人身上。
周亚卫是陆军小学堂筹备起义的队长之一。武昌事变后，陈仲甫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交人四处张贴，其中一张，周亚卫深夜贴到了鼓楼的门房。第二天，檄文即被抚台衙门严防革党的告示覆盖，但“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1月3日上海光复，次日午后，巡抚增韫紧急召集官绅会议，讨论浙江是否仿效苏州，宣布独立。会议中，杭州知府旗人英霖吓得失声痛哭。于是增韫决定独立，命仁和知县沈思齐即席起草独立布告。
只是革命党等不得了，就在英霖痛哭流涕之时，上海的光复会敢死队数十人已经到了杭州。女子队的队长正是尹维峻。连日来从上海运到杭州的炸弹手枪，都放在男子队长周亚卫的房间里。未来姐夫与未来小姨又打了个照面。
晚十点，攻杭之役打响。光复会敢死队直扑抚台衙门，尹维峻冲在最前列，“轰”地一声，她投出了敢死队的第一颗炸弹，百弹齐发，浙江抚署烈火熊熊。
巡抚增韫万没有料到革命党人来得如此神速。他为了安定杭州人心，11月4日上午还陪了老娘，带着妻女，步行上街，到清和坊恒丰绸缎庄、舒莲记扇庄等店铺采买东西，借以澄清他已弃城逃走的谣言。结果当夜革命党就攻进了抚署，增巡抚与妻女都在梦中落入敢死队之手。
敢死队备了四乘轿子，将巡抚一家送往羊市街福建会馆暂住，跟着就焚烧抚署，想用炸弹发火，但炸弹并不好用，几个扔出去都没炸响，有人跑出去，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三桶火油，浇上棉被，堆在暖阁里，王金发一声令下，火光烛天。
杀害您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尹维峻站在烧成一个大火堆的抚署前，心里也许在默默向恩师祷祝着。
尹维峻，与姐姐尹锐志均为秋瑾女弟子，时人将这一对姐妹与秋瑾共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
秋瑾，自称“鉴湖女侠”，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自喻，性豪侠，1907年被清政府杀害。
沈佩贞，民国初年知名的“女政客”，是鼓吹帝制的“洪宪女臣”。
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与丈夫黄郛。
女子不参政？
杭州光复，尹维峻又马上要求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仍然担任敢死队员，攻打雨花台与中华门。这澎湃的革命激情中，多少是忧国之念，多少是伤逝之情，怕是她自己都分不清。
此时革命阵营已出现数支女子军。如沈警音为队长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七十余人；陈也月为队长的“女子北伐队”，数百人；还有辛素贞等发起的“女子军团”，林宗雪、张馥真组织的“上海女子国民军”，以及吴木兰创设的“女子经武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等。
南京光复后，几支女子军又纷纷开到南京，要求参加北伐。然而南北议和，北伐取消。这些女子军顿然没了着落。军政当局动员女兵复员，否则政府也无法安排她们—在当时，女子参政，根本还不是一个选项。多数女兵无奈之下，或择人而嫁，或回归刚刚逃离的家庭，也有那不情愿的，留在上海组织商贸公司，却又难以维持，绝望者如张馥真更是索性遁入空门。五十年后，法名耀真的张馥真接受了社会发展史的教育，慨叹道：“妇女没有得到解放的情况下，欲求自力更生，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
当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闹参议院，只为民国《临时约法》不肯写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事缘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论“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孙文语）者，应该无人可超过尹氏姊妹。民国约法承认女子参政权与否，她们不关心，国民党要不要女党员，更不关这两个老光复会会员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军政要员却没有尹氏姊妹的名字，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两位姑娘，廿一岁与十六岁，直眉瞪眼地冲进了她们参与攻陷的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她们没有直接找孙中山，只是到了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
“我们拼了命，你们享现成！有的做总统的，有的做秘书长，有的做部长，有的做都督！这样不平的事，怎么说得过去？”
的确说不过去。不过显然，男人们的建国计划里，始终没有这些女子的份儿，即使秋瑾复生，又将如何？孙中山为了安抚尹氏姊妹，给了她们一个“临时大总统府顾问”的名头，各赠川资两万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进京，手头有钱，经常到处吃喝游玩。尹锐志这才认识了在北京陆军大学念书的同乡周亚卫，他与同学，也是杭州革命的死党葛敬恩、裘绍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兴世家，手面阔绰，在北京上学还带着厨子，浙江小菜做得呱呱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顾，一来二去，结成了两对姻缘。
周亚卫、尹锐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强男弱，在东京留学时，周亚卫曾被逼得离家出走，尹锐志只好登报寻人，才将逃夫找回来。这些事情在民国军政界众所周知，1940年周亚卫在庐山主持训练团军官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讲课，他是浙江老乡，对着学员大揭周亚卫的老底：亚卫先生家中诸事从不过问，亚卫先生领着中将薪水，每月只有一点点零用钱，亚卫先生从来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请客吃饭……最后说：亚卫先生是我的前辈，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应该不算唐突。周亚卫也拿他没办法，只得苦笑。
尹维峻的遭遇却要悲惨得多。1919年，护法运动方兴，浙江护法军司令部设在汕头，她与丈夫裘绍奔赴汕头参加护法。总司令吕公望任命裘绍为师长，尹维峻任护法政府顾问（又是顾问）。7月16日，尹维峻怀孕已近十个月，死于家中。周亚卫的弟弟周振三说是夫妻动武，导致尹维峻小产而死。但尹维峻儿子裘振纲说，是因为浙江督军杨善德派人来行刺护法军的浙江首领，两个凶手闯入了裘、尹的住所，“当时裘绍不在家，尹一见两个凶手持凶器闯门而入，尹维峻和一名卫士立即扑上前去，同两个凶手进行剧烈搏斗，一个凶手被卫士当场打死，另一个凶手逃去。尹维峻的胸下被凶手猛踢猛撞，当场血崩早产逝世”。总之，这位九岁加入光复会的女子，比她的导师晚死十二年，只活了二十三岁。
1942年，国民政府为表统一抗战的诚意，开放党禁，允许建党参政。民国元年因不得参政而愤闯总统府的尹锐志，居然在陪都重庆，又挂出了“光复会”的招牌。尹锐志自任会长，副会长是她的丈夫周亚卫，而且各省分会都很齐备。浙江当时虽在汪伪治下，照样设立了光复会浙江分会，负责人是裘政，她妹妹尹维峻的长子。
不知道尹姊姊这样做，算不算完成了老师的一点夙愿？
清末民初趣味诗
题壁诗
欧洲人谢立三来中国，一次在四川住店时看到一首“题壁诗”：“屋内有老鼠／至少几十只／每只重三斤／或许还不止。／夜里臭虫不计其数／臭气熏天爬又咬／要是不相信／点灯起来找。”谢立三意犹未尽，给这首诗添加了一个结尾：“里里，外外，浓烈的臭味／直冲鼻孔，防不胜防／后面，猪儿吱吱叫／让人无法睡觉／还有黑压压的小东西，嗡嗡乱闹／蚊子—如果你乐意这么叫／假如这些还不够／幸好，还有跳蚤。”
论房事
据说吴稚晖曾写过一首“诗”：“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此“诗”的题目是《论房事》。
咏泰山
张宗昌本是一介武夫，数学学得极差，人称其有“三不知”：不知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不知腰里有多少银子，不知房中有多少小老婆。据说此人爱好诗文，还出过一本诗集，有一首《咏泰山》据说是他写的，不知是真是假：“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教我如何不想他
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他便到赵元任家去，想请赵介绍他认识刘半农。碰巧刘半农来赵家，赵当即介绍道：“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起立相迎，颇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半农颇有所感，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辛亥逸事之十六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湖南的人头》、《娘子关头换王旗》等。
文_杨早（文化学者）
秋瑾的女弟子
据说，杀害秋瑾的主事者、绍兴知府贵福，死于两名少女之手。
“据知府衙内传出：在贵福被杀前两个月，有一少女到贵福家去当丫环，侍奉夫人。贵福死后，这个伶俐的丫环突然失踪。还有传说：贵福猝死当夜，有人看到两条身轻如燕的黑影，翻墙进入府内。在贵福妻子惊醒后的刹那间，她似乎看到有两个身材苗条的影子在床前一闪而过，还听到一个女声向同伴低唤：‘快走！’顿时像仙女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沈寂《盖世奇女尹氏姊妹》）
杀贵福这事，比较像传奇。要知道这一年尹氏姊妹姐姐十七岁，妹妹十二岁……关键是她们的家人后人都没提起过这件事。
尹氏姊妹是浙江嵊县人，王金发的同乡。她们一共三姐妹，大姐叫尹金仙，是最普通的浙东县民；二姐尹锐志在十三岁加入光复会；小妹尹维峻还是小学三年级年龄的时候，也让秋瑾用一种小学老师的方式，招进了光复会。
1906年，秋瑾将两姊妹召唤到上海。秋瑾显然非常钟爱这对小弟子，以她们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在上海的总联络点。因为旁人不解其意，这个名称常常被传成“锐进学社”。
就在这一年，有个十七岁的嵊县青年在杭州考入弁目学堂，同时也加入了光复会。他叫周亚卫，也是在秋瑾介绍下加入的。周亚卫的同乡、同学中，一道入会的还有一个叫裘绍的。弁目学堂入会的学生很多，秋瑾当然猜不到，这两个青皮后生，将来会成为自己疼爱的尹氏姊妹的夫婿。
在秋瑾身边的一年多时间，是从小热爱自由与新知的尹氏姊妹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她们跟着老师来了上海，又返回绍兴，结识了许多同志，日夜为革命奔忙。丁未年（1907）五月，她们被派回嵊县，准备浙东起义，攻打杭州。
很巧的是，杭州弁目学堂的周亚卫，此时已经考上了第一营正目，被派回绍兴大通学堂担任联络工作。他来绍兴时尹氏姊妹已经离去。不过，他是嵊县人，秋瑾派他回家乡协助光复会同志竺绍康组织队伍。但仍然不巧的是，周亚卫被派往嵊县乌岩镇，不在县城，再次与尹氏姊妹擦肩而过。
刚到乌岩镇，嵊县来了个人，对周亚卫说了徐锡麟蒙难、秋瑾被捕的消息。周亚卫跑回嵊县一看，机关所在地门户大开，空无一人。杭州发往嵊县的通缉名单里，有王金发、竺绍康，也有尹锐志、尹维峻，还有他的同学裘绍，但是没有周亚卫。被通缉的人都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周亚卫倒可以安然回杭州，继续当他的第一营正目。陆军小学堂成立，他又被派去当副学长。在那里，他跟一位来自安徽的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混得很熟。
“黎元洪躲到我床下”
流亡上海的光复会员，无不以为徐、秋报仇为己任。然而群龙无首，联络诸同志的任务，居然落到了十七岁的尹锐志、十二岁的尹维峻身上。
尹氏姊妹在上海街头，当了两名报贩，每天收入所得，除了维持生活，还周济周围挨饿的同志。实在挺不下去时，也接受王金发母亲寄来的小笔款子。小妹尹维峻发誓要为秋瑾报仇，自学了制造炸弹技术，就在上海就地制造炸弹。
传闻在1909年，尹氏姊妹带了十多位同志，携着自制的炸弹远赴北京，计划刺杀满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将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范周密，难以动手，只得返回上海。
然而这几年中，上海光复会的势力确实一天大似一天，尤其1910年陶成章从南洋归来，在法租界平济利路重设光复会总机关，名称仍然叫“锐峻学社”，由此也可见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复会中的地位。
1911年9月，尹锐志到了武昌，与第八镇新军联络，希望湖北、上海、江苏、浙江数省同时举义，长江中下游一动，清廷天下即失其半。
尹锐志在武昌，住在一位嵊县同乡家。嵊县地属绍兴府，这位同乡在外游幕，也算是“绍兴师爷”。
武昌事变，尹锐志听到消息，马上去找往常联络的新军弟兄。当日武昌官吏四散，革命军主事的是第八镇工程第八队队官吴兆麟。吴兆麟觉得自己这批人的威望声名，近不足以联络汉口西人，远不足以号召各省军民，因此他建议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众人亦不反对，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内，武昌城内遍寻不着。咋办？
只有尹锐志知道。她的那位同乡，正是黎元洪的幕宾，黎元洪不愿出来承事，从家中逃出来，藏在幕宾家，却没想到这位绍兴师爷府上，还寄居着一位光复会的女首领。
尹锐志当然不会替黎协统隐瞒，于是吴兆麟等一群军官拥入幕友家。传说黎元洪是被新军军官（吴兆麟或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最早也最生动的叙述，来自民初《震旦民报》上的《新空城计传奇》：
“众兵径直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着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快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将黎从床底拖了出来。”
据说黎元洪的下属曾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建议他抓人封报。黎菩萨表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是抓人封报，反而授人口实，遂置不问。
尹锐志的小叔子周进三回忆称，大嫂亲口告诉他，黎元洪就是在嵊县老乡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吓得躲到下面的那张床，也并非主人卧室的什么宁式大床，而是“客堂间临时所搭床铺下”—说到此，尹锐志想必自觉十分好笑，因为黎藏匿的这张临时床铺，正是这位廿一岁上海女客的眠榻。
民国元年(1912)8月，原是革命党人的浙江都督朱瑞屈从北洋政府旨意，擅自改变秋墓营造方案，使新建秋墓比原方案压低5尺，取消其中的秋瑾石像，原拟用柳亚子书写的碑文和墓志铭，弃而不用，改用朱瑞自己撰写的碑文。
1913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牺牲6周年纪念日。秋瑾灵柩登穴入土，第二次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墓式为六角方塔，工制精绝，柱础均镌联对，四面皆通，中为墓穴。
敢死队女队长
武昌起义定局后，尹锐志迅即赶回上海，筹备上海光复。这几年光复会已经与沪军、吴淞海军、陆军都建立了联系。锐峻学社的中心作用日益凸现，光复军的总司令部即设于此。
上海光复前夕，几个人经常通宵不眠地抓紧赶工，制造炸弹——不只是上海光复用得着，杭州方面还要求支援炸弹手枪——直到11月2日。
尹锐志已经工作了一夜，将近天明，助手杨哲商与平智础力劝她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两人代为操作。尹锐志刚刚入睡，正在制造的炸弹爆炸了。
整个三楼的屋顶都被掀翻。离炸药最近的是杨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个胃。平智础全身烧伤。躺在床上的尹锐志头部炸伤，惊慌之中，她直接从三楼窗户跳了下去，仗着平日训练有素，身手敏捷，居然自己拦了一辆洋车，到附近的自新医院诊治。法租界巡捕跟踪而至，把她送入广济医院，抢救无碍后又关进巡捕房。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交了五千元给房主作为赔偿，把尹锐志赎出来养伤。
尹维峻当天去了吴淞联络新军，赶回来却发现家中同志一死二伤，禁不得眼前发黑。尤其她与身故的杨哲商相处日久，两人渐生情愫，日常情意，都在炸药、弹壳与触发器里。
但此时顾不得这许多，第二天，杨哲商的后事还没来得及办，光复会收到消息：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提前开始了上海光复之役。
攻下制造局后，失去爱人的尹维峻没有参与上海都督的内争，她一心要求参加攻打杭州之役，替秋先生报仇。据说主持上海赴杭敢死队的蒋介石不太看得上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他不知道，这位秋瑾学生身材高大，“曾任体育学堂教习，善于跳高、跳远、赛跑、投标枪，掷铁饼”，身上功夫不下于日本大森体育学校高才生王金发。而且她前一段一直奔走沪杭之间联络，与朱瑞、童保暄、周凤歧等新军领袖都很熟。她在杭州也认识了周亚卫和裘绍，只是没想过自己和姐姐日后的姻缘在这两人身上。
周亚卫是陆军小学堂筹备起义的队长之一。武昌事变后，陈仲甫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交人四处张贴，其中一张，周亚卫深夜贴到了鼓楼的门房。第二天，檄文即被抚台衙门严防革党的告示覆盖，但“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1月3日上海光复，次日午后，巡抚增韫紧急召集官绅会议，讨论浙江是否仿效苏州，宣布独立。会议中，杭州知府旗人英霖吓得失声痛哭。于是增韫决定独立，命仁和知县沈思齐即席起草独立布告。
只是革命党等不得了，就在英霖痛哭流涕之时，上海的光复会敢死队数十人已经到了杭州。女子队的队长正是尹维峻。连日来从上海运到杭州的炸弹手枪，都放在男子队长周亚卫的房间里。未来姐夫与未来小姨又打了个照面。
晚十点，攻杭之役打响。光复会敢死队直扑抚台衙门，尹维峻冲在最前列，“轰”地一声，她投出了敢死队的第一颗炸弹，百弹齐发，浙江抚署烈火熊熊。
巡抚增韫万没有料到革命党人来得如此神速。他为了安定杭州人心，11月4日上午还陪了老娘，带着妻女，步行上街，到清和坊恒丰绸缎庄、舒莲记扇庄等店铺采买东西，借以澄清他已弃城逃走的谣言。结果当夜革命党就攻进了抚署，增巡抚与妻女都在梦中落入敢死队之手。
敢死队备了四乘轿子，将巡抚一家送往羊市街福建会馆暂住，跟着就焚烧抚署，想用炸弹发火，但炸弹并不好用，几个扔出去都没炸响，有人跑出去，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三桶火油，浇上棉被，堆在暖阁里，王金发一声令下，火光烛天。
杀害您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尹维峻站在烧成一个大火堆的抚署前，心里也许在默默向恩师祷祝着。
尹维峻，与姐姐尹锐志均为秋瑾女弟子，时人将这一对姐妹与秋瑾共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
秋瑾，自称“鉴湖女侠”，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自喻，性豪侠，1907年被清政府杀害。沈佩贞，民国初年知名的“女政客”，是鼓吹帝制的“洪宪女臣”。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与丈夫黄郛。
女子不参政？
杭州光复，尹维峻又马上要求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仍然担任敢死队员，攻打雨花台与中华门。这澎湃的革命激情中，多少是忧国之念，多少是伤逝之情，怕是她自己都分不清。
此时革命阵营已出现数支女子军。如沈警音为队长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七十余人；陈也月为队长的“女子北伐队”，数百人；还有辛素贞等发起的“女子军团”，林宗雪、张馥真组织的“上海女子国民军”，以及吴木兰创设的“女子经武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等。
南京光复后，几支女子军又纷纷开到南京，要求参加北伐。然而南北议和，北伐取消。这些女子军顿然没了着落。军政当局动员女兵复员，否则政府也无法安排她们—在当时，女子参政，根本还不是一个选项。多数女兵无奈之下，或择人而嫁，或回归刚刚逃离的家庭，也有那不情愿的，留在上海组织商贸公司，却又难以维持，绝望者如张馥真更是索性遁入空门。五十年后，法名耀真的张馥真接受了社会发展史的教育，慨叹道：“妇女没有得到解放的情况下，欲求自力更生，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
当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闹参议院，只为民国《临时约法》不肯写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事缘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论“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孙文语）者，应该无人可超过尹氏姊妹。民国约法承认女子参政权与否，她们不关心，国民党要不要女党员，更不关这两个老光复会会员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军政要员却没有尹氏姊妹的名字，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两位姑娘，廿一岁与十六岁，直眉瞪眼地冲进了她们参与攻陷的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她们没有直接找孙中山，只是到了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
“我们拼了命，你们享现成！有的做总统的，有的做秘书长，有的做部长，有的做都督！这样不平的事，怎么说得过去？”
的确说不过去。不过显然，男人们的建国计划里，始终没有这些女子的份儿，即使秋瑾复生，又将如何？孙中山为了安抚尹氏姊妹，给了她们一个“临时大总统府顾问”的名头，各赠川资两万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进京，手头有钱，经常到处吃喝游玩。尹锐志这才认识了在北京陆军大学念书的同乡周亚卫，他与同学，也是杭州革命的死党葛敬恩、裘绍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兴世家，手面阔绰，在北京上学还带着厨子，浙江小菜做得呱呱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顾，一来二去，结成了两对姻缘。
周亚卫、尹锐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强男弱，在东京留学时，周亚卫曾被逼得离家出走，尹锐志只好登报寻人，才将逃夫找回来。这些事情在民国军政界众所周知，1940年周亚卫在庐山主持训练团军官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讲课，他是浙江老乡，对着学员大揭周亚卫的老底：亚卫先生家中诸事从不过问，亚卫先生领着中将薪水，每月只有一点点零用钱，亚卫先生从来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请客吃饭……最后说：亚卫先生是我的前辈，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应该不算唐突。周亚卫也拿他没办法，只得苦笑。
尹维峻的遭遇却要悲惨得多。1919年，护法运动方兴，浙江护法军司令部设在汕头，她与丈夫裘绍奔赴汕头参加护法。总司令吕公望任命裘绍为师长，尹维峻任护法政府顾问（又是顾问）。7月16日，尹维峻怀孕已近十个月，死于家中。周亚卫的弟弟周振三说是夫妻动武，导致尹维峻小产而死。但尹维峻儿子裘振纲说，是因为浙江督军杨善德派人来行刺护法军的浙江首领，两个凶手闯入了裘、尹的住所，“当时裘绍不在家，尹一见两个凶手持凶器闯门而入，尹维峻和一名卫士立即扑上前去，同两个凶手进行剧烈搏斗，一个凶手被卫士当场打死，另一个凶手逃去。尹维峻的胸下被凶手猛踢猛撞，当场血崩早产逝世”。总之，这位九岁加入光复会的女子，比她的导师晚死十二年，只活了二十三岁。
1942年，国民政府为表统一抗战的诚意，开放党禁，允许建党参政。民国元年因不得参政而愤闯总统府的尹锐志，居然在陪都重庆，又挂出了“光复会”的招牌。尹锐志自任会长，副会长是她的丈夫周亚卫，而且各省分会都很齐备。浙江当时虽在汪伪治下，照样设立了光复会浙江分会，负责人是裘政，她妹妹尹维峻的长子。
不知道尹姊姊这样做，算不算完成了老师的一点夙愿？
清末民初趣味诗
题壁诗
欧洲人谢立三来中国，一次在四川住店时看到一首“题壁诗”：“屋内有老鼠／至少几十只／每只重三斤／或许还不止。／夜里臭虫不计其数／臭气熏天爬又咬／要是不相信／点灯起来找。”谢立三意犹未尽，给这首诗添加了一个结尾：“里里，外外，浓烈的臭味／直冲鼻孔，防不胜防／后面，猪儿吱吱叫／让人无法睡觉／还有黑压压的小东西，嗡嗡乱闹／蚊子—如果你乐意这么叫／假如这些还不够／幸好，还有跳蚤。”
论房事
据说吴稚晖曾写过一首“诗”：“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此“诗”的题目是《论房事》。
咏泰山
张宗昌本是一介武夫，数学学得极差，人称其有“三不知”：不知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不知腰里有多少银子，不知房中有多少小老婆。据说此人爱好诗文，还出过一本诗集，有一首《咏泰山》据说是他写的，不知是真是假：“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教我如何不想他
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他便到赵元任家去，想请赵介绍他认识刘半农。碰巧刘半农来赵家，赵当即介绍道：“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起立相迎，颇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半农颇有所感，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