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变压器铁芯局部短路:齐晋华：文革大串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22:46:55
原载《齐晋华的博客》
文革大串连
齐晋华
文化大革命，也称“十年动乱”。对于“动乱”是否真有“十年”之久，有些看法，在此先不研究。本文想谈的是文革初期，作为“动乱”表现或者是内容之一的大串连。
现在缺乏对大串连的研究。例如全国到底多少大串连参与者？已经40多年了，没见一个权威统计数字。只有毛泽东接见1200多万红卫兵。全国见到毛泽东的大中学生，只是串连中的一部分。很多红卫兵错过接见日期，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根本没到北京。
另外，串连如何出现的，最初开始的大约时间等等问题，探讨的文章不多。
我是大串连的参与者之一。从个人的经历，谈谈我所知道了解的文革大串连。
此帖曾发在其它网站，经过重新修改补充。
（1）开头来首打油诗：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展开革命大串连
只要粮票不要钱
知道这首打油诗，大约是1967年底或者是1968年。现在想起来，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追查“创作”或传播者，因为它确实存在篡改领袖诗词的嫌疑。
大串连是全国进入“动乱”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开始自发形成，不是有关部门组织的。起源应该在1966年6月上旬，这篇文章的后边再介绍。
领袖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全国正式进入大规模“动乱”，“大串连”也正式开始。
（2）1966年我在青岛上初三，“老三届”中的66届初中。领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前，我们这些中学生，既不知道什么劳什子红卫兵，也不知道“串连”这档事。
青岛开始串连的时间较晚，串连和青岛的“825事件”、“826事件”有关。
青岛“826事件”起因在准备串连上。
1966年8月15日，西安发生“815事件”。位于青岛的化工学院学生收到西安同学来信，化院和海洋学院的学生26日前往青岛市委，要求到西安串连，在市委门前与职工群众发生冲突。
大学生们吃了亏，发出呼吁书，指责市委组织群众镇压学生。学生们前往济南、北京散发“呼吁书”，青岛的大学生们首次串连。
1966年8月26日，是青岛学生外出大串连的开始之日。
外地学生成规模到青岛的最初时间是8月27日。哪些外地学校先到达青岛，已经找不出确凿证据了。因为青岛大学生的“呼吁书”是26日发出的，济南多所学校上千名学生乘火车赴青，27日到达。
8月27日应当是外地学生到青岛大串连的开始之日。
（3）1966年8月25日晚上“青岛825事件”时，位于黄台路的青岛医学院是青岛的造反中心，学院周围非常热闹。我就住在黄台路，医学院离家很近。25日开始，数天中在医学院内外到处乱串。可能因为初中学生，没有引起大学生们的注意。当时，不太清楚医学院附近为什么那么多人，纯粹在那看热闹。
8月28日，黄台路医学院的前门人山人海。我进入学院，正在后门附近闲逛。后门直通贮水山公园，经常关闭，一般不通行。这时有多位医学院的学生来到后门处说：北京支援我们的人来了。他们打开后门在那等着，我赶忙凑了上去。时间不长，7、8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从后门进入学校，其中一人介绍说：是北京矿业学院的红卫兵。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来串连的外地学生。
8月28日这天我是推算出来的。因为第二天（29日）揪斗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就在29日这天，我那位对党无限忠诚的老爷子察觉我整天泡在医学院内，拍桌子把我大骂了一顿，说我和“右派”学生搅到一块，将来也要打成“小右派”。心里虽然不服气，可也害怕。右派=反革命，小右派虽然稀罕，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我虽然还去医学院，但小心多了，下午不到6点，赶忙回家。老爷子骂我那天记的特别清楚，就是批张书记的同一天。
斗争张书记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从以后收集到的1966年9月份原始传单和资料中，查明8月29日开的斗争会。我在前一天看到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进入青岛医学院，这“前一天”应该是8月28日。
（4）外地一些来青的大学生8月30日返京汇报，当时有青岛的学生同他们一起赴京的。
我的一位非常大胆的校友（同校不同班）跟随他们一块去了北京。这是我所知道的青岛外出串连第一人。他是单亲家庭。
这位校友没几天就回来了，回来跟我吹了起来，不知道他“吹”的是否真实。他说：火车到达北京站，停稳后上来几个北京红卫兵，不让乘客下车。北京红卫兵说，这几天来北京串连的人太多，无法接待了。还说：车上如果有来串连的红卫兵，必须原车返回，出身红五类的欢送，黑五类的滚蛋。车上没有一个人愿意返回，同北京红卫兵吵了起来。正在这时，车下有人喊：毛主席要接见了！北京的那几位红卫兵急忙下车。车上的乘客们听说毛主席要接见，马上乱了起来，有从门上往外挤的，有从车窗上往下跳的。我的这位校友下了车，冲出车站，就往长安街上跑，然后再往天安门方向走。当他精疲力尽的到达时，街两边已挤满了人。等了一段时间，领袖等人乘车从街上开过，他看到了领袖。
他的这段描述，听的我入了迷。见到了领袖，简直了不得。我忙问：到北京买火车票么？他答复：不买票。只要说红卫兵串连就行。
我的那位校友离青赴京串连的具体日期我也记不清了。但是，因为有毛泽东接见这档子事，就好办。毛泽东8月31日接见，校友就是8月30日离开青岛的。
（5）省委宣布撤了张书记的职务，家中老爷子再也不说什么了，我立时趾高气扬起来，在学校也拉起了一路人马（记得只有5人）。此时，我的最大愿望，是如何到北京溜一圈。小时候在北京姑姑家跟奶奶住，后来才到青岛。
9月5日左右，一位庄姓同学跟我说，他发现著名历史学家范老的著作中有问题，要到北京去“告状”，想约我和他一同赴京闹“革命”。我喜出望外，立刻答应。
知道郭老和范老。初中阶段对范老的书，多没看，少没看，一本也没看过。那个年纪，对这类书看不进去。我到北京的目的，根本不是为范老的什么书，就想出去转一转。
回家跟老人一说，父母都表示同意。原因奶奶在北京，住在姑家，姑父已经去世。那时没有电话，完全靠信件联系。姑夫历史上曾在国民政府工作，有了历史问题。破四旧时期他们家中的情况到底如何，父母都不清楚，很着急。我到北京，正好可以去看看。来回又不用买票，省了车费。母亲给了一些盘缠：8元钱和15斤粮票，说好在北京只呆4天。
到学校很顺利地开出一份介绍信，内容是：两位某某红卫兵要到北京革命。胳膊上戴了红卫兵袖章，到火车站，真不用买票。
在北京，找到一个接待站（记不清是中央文革还是国务院的），我跟在庄姓同学后边，到各个房间兜了一大圈。庄姓同学向好几位接待人员反映范老书中的问题，竟然没有一个接茬的。刚听了开头，两句话就把我俩打发了。再找一位，还是如此，在接待站，我们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于是我俩要求安排住处。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开了张介绍信，到附近学校，教室内，桌椅拼成的床，领了被褥，我们住了下来。
第二天，前往天安门广场。
想进故宫参观，已经关门，不准进入。
没法，只好流窜到北京大学，记得公共汽车上也不要票。北大校园中铺天盖地的都是大字报，人群挤成一团，绝不亚于现时黄金周旅游胜地的人流。转了一圈，什么批呀、斗呀、火烧、油炸，不过瘾的再踏上几只脚，看的异常兴奋，可也昏头涨脑。
（6）第三天到姑家。小时候在此长大，离开时不到7岁，快10年没到北京了。按照地址，找到姑家所在的那条胡同。进胡同后，没再看地址，凭着模糊的记忆，竟然找到大门口。
这个四合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
一进姑家，就认出了姑姑。曾在这住过，青岛家中还有奶奶、姑姑的多张照片。可姑姑没认出我，毕竟离开她时不到7岁，现在长的比她还高。
看样子姑姑十分恐惧，她小心翼翼、略带颤音地询问：你是谁？有什么事吗？！
根本没想到她已不认识，我不解地说：姑姑，我是XX，从青岛来看你和奶奶。
好一会儿，姑姑才回过神来，大声说：哎呀！你是XX，可把我吓坏了！
姑姑的一番话，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忙问：你害怕什么？但姑姑没作任何解释，连忙把奶奶叫出来说：XX从青岛来看你了。奶奶拉着我的手，明显感觉到她的双手也在颤抖。
但那时因为年龄的关系和粗心大意，没再询问原因。
坐下后，环顾这个小时候居住过的房间。发现墙上贴着多张毛泽东像，还有好几张发黄的“光荣军属”奖状。因为我父亲一直在部队。
姑姑等人问了青岛家中的情况，并告诉我，现在她们一切尚好。
告别了奶奶、姑姑。
多年后，姑姑曾跟我说起当时的情况。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随便抄家打人，打死了许多无辜和“黑五类”的人。你的奶奶出身富农，姑父曾在国民党政府，虽然是干教育干实业，但1949年后被抓进监狱住了几年。文革初期你奶奶和我们全家人提心吊胆，见了红卫兵，就要躲着走。突然家中出现一个戴红卫兵袖章的人，又没认出你，当然是大惊失色，极度紧张。
听了姑姑的一番话，我这位当年的红卫兵，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7）还回到1966年9月的串连时期。和庄姓同学已经光荣完成在北京的“革命”任务，我提出可以胜利返回。实话说，关键是囊中羞涩，就那8元钱，已花2元，有些心虚。于是回到岛城，手头还余6元钱。
在学校，向同学们大吹一顿北京的大好形势。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潘姓、刘姓、马姓等诸多同学要我领他们也去北京闹一回“革命”。回家向父母提出再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给我6元钱就够了。加上余下的6元，就有12元钱。那年月对我们这些初中生，自己拥有12元钱，按现在说，确实有些万元户的感觉了。
父母知道姑家没有什么大事，正想给奶奶捎一些东西。他们打了几个包裹，连我共15个臭小子，上了赴京火车。事先叫每个人找个军用水壶带上，好灌水喝水。
在列车上，坐在我对面的是位约30多岁的人。上车不久，有人领着背颂毛主席的语录，背了一段又一段。中间还要唱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每人都要大声念和大声唱，否则就是对领袖的态度问题，这可是大原则。那位30多岁的人和我们一起连背带唱的。突然，在一首歌上他卡了壳，就是那首“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红卫兵造反歌曲，他不会唱。当时，他的汗都下来了。他哀求般的小声央求我，希望帮忙把歌词写出来，好看着词跟着唱。我写好后，他拿在手中感激的连说谢谢。
唱累了，背烦了，天也黑了，列车上大家东倒西歪，革命精神不知跑到何处去了。
（8）记得北京安排住处的接待站在南河沿的北京团市委楼房中。到那一看，傻了眼，需要安排住处的串连学生，在门口街道上挤的里十层外十层的。我们15人领了1个号，近2000多号，当时只安排到300多号。每1个号都有若干人。到了晚上9点，还差数百号，我们又累又困，就地在马路沿躺下。9月的北京，白天和夜间温差比较大，下半夜被冻了起来。约是凌晨2点多，只好在街上来回走动，接待站门口基本没有人，周围马路上成片进入梦乡的红卫兵。
正在这时，来了一辆卡车。随车人员说有一所学校可以安排50人，因为都在睡觉，接待站按号只召集30多人。我马上凑了过去说：我们是团体红卫兵，有15人。接待人员一算，人数正合适，没看号数就说行。我把大家叫醒，随车来到和平里小学。但小学只能接待30多人，等了近一个小时，把我们这15人安排到和平里中学。还是桌椅拼成的床。火车上折腾了一夜，马路上又睡了半夜，有这样的床，大家心满意足。找来被褥，上“桌”就睡。起来时已是中午。感觉肚皮饿了，赶紧找地方吃饭。
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在指定的地方吃饭一律不收钱，只交粮票，据说是因为学生们自己没有经济来源。粮票，每个城市居民都是按月无偿的发，因此中央决定，红卫兵吃饭，只收粮票不要钱。
（9）乘火车汽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一夜之间，红卫兵比干部、工人、农民提前100年进入共产主义。消息一传开，也是一夜之间，全国爆发大串连。
火车上那叫一个挤呀，列车行李架上躺着坐着，座位底下躺着睡觉，座位的靠背上站上人，厕所里都挤进了2、3个。铁路运输那叫一个乱呀，晚点24小时，司空见惯。撞车事件，时有发生。铁道部那叫一个赔呀，当然，赔的不光铁道部一家。
（10）扯远了，还得说吃饭问题。到和平里中学食堂，又是人满为患。住在和平里小学的外地红卫兵，因那里没有食堂，也安排到这里。和平里中学原来只供几十名老师就餐的小食堂，已经被几百名串连学生挤的一塌糊涂。来到接待处用粮票换餐卷时，见到校文革会的一位副主任，看样子是名高中生，身着黄军装，大热天戴着军帽，腰扎宽皮带，很是威风。我对副主任说，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能吃上饭，我们还要马上串连干“革命”去。
副主任看了看我们这十几人，一摆手：跟我走。黄军装来到校外一处只卖包子、馒头、稀饭、油饼的饭店，找到饭店负责人说，这些人在你们这里吃饭，他们只管吃，饭钱和粮票学校一起给你。饭店负责人在黄军装面前点头哈腰的连连称是。黄军装转过脸对我说，你把粮票收好后交给我。
填饱肚皮，已是下午2、3点钟，该“革命”去了。但具体上哪“革”，如何“革”，实在没谱。于是我领着这帮人在学校周围瞎转悠，就奔那大字报多的地方。大字报上还是些批呀烧呀的，越看越没劲，转悠到该吃饭的点了，自然就转到了那个饭店。服务员已经认识我们这十几号“革命小将”，立刻端来了饭。
第二天早饭吃的是油饼，吃饱喝足，把水壶灌满，继续进行“革命”——逛天安门广场去。中午只好花钱吃饭了，北京还没有全部实行“共产主义”，绝大部分饭店，吃饭必须交钱和粮票。
天安门城楼刷的是红色。这时候，在人能够着的地方，已经没有红色，露出白色的墙体。天安门是上红下白。这是因为串连的学生在天安门城楼处，扣下墙上的红色粉末，夹在书中等处留作纪念，以示到过圣地。红卫兵太多，红墙一人多高处的红色粉末被扣没了，变成白色。
当时对上红下白的天安门印象非常深。有两位漂亮的女红卫兵站在白色的墙边，看样子与我们一样是中学生，手中拿着本子，想扣下墙上的红粉。墙上能够到的地方红粉已经没有，她俩个子比较矮，跳了多次，也够不着。
那天逛了天安门逛前门，顺着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兜了一大圈看外国使馆，又窜到花市大街，不记得怎么走的，竟溜达到了天坛。“革命”了一天确实够累的。
逛北京城这天是9月13日，为什么记的这么清楚呢？因为第三天（15日）毛泽东接见。
（11）第二天（14日）我们又在北京乱窜了一天。
记不得到什么原因了，这天15人分成了两帮。我带着几个人来到一处地方，看到正在排队卖直径1厘米多的领袖像章，一人只能买两个。在66年9月份，这种小像章也非常难得。我看到队伍排的已经很长了，前边人比较多，有些乱。我突然灵机一动，到了前面对卖像章的人说：我们几个红卫兵来帮助你们维持秩序。那个人看了看我们胳膊上的红卫兵袖章，对身后的人说：主任，这几个红卫兵帮我们维持秩序，主任出来忙说欢迎。我们马上把前边没排队的一些人清理出去，秩序好多了。我悄悄的找到主任，要求多买几个像章。主任爽快地答应卖给我们每人10个。这些像章带回青岛，母亲等家中人非常高兴。
在和平里中学，我们15人分在两个教室内睡觉。在学校内的外地学生中，数我们青岛的人数多。其它地方都是3、5个，或8、9个结伙来京的。学校规定，每个教室中都要有一位负责人，我是15人的头，有幸成为两个教室的最高负责人。
14日回来后想早点休息。这时来了通知，让我到学校文革办公室开会。进到办公室，发现参加会议的就十几个人，只认识学校的那位黄军装，还坐着几位有红领章帽徽真正当兵的。坐好后，一位当兵的开了言，一说话，我们就欢呼起来！他说：毛主席明天要接见红卫兵！
解放军先说了一大段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时性、正确性等等的开场白后，开始做具体布置。住在和平里中学和小学这两处的外地红卫兵编为两个方队，每个方队有正副两个领队，正领队是当兵的，副领队需要一位红卫兵。这时，和平里中学的黄军装指着我说：他们青岛来的人多，他可以当副领队。
会上指定我为一个方队的副领队，真是受宠若惊。接着划分了方队。当时和平里中学十几个教室，每个教室住着20多人，大约400多人。再加上和平里小学的200多人，共约700人。两个方队，每队约350人，按教室划分好方队。当兵的宣布纪律：不准带棍棒、小刀等东西，不准带钢笔，不准随便走动，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
最后强调：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有人表态：红卫兵的眼睛是雪亮的，阶级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电影中的阶级敌人，电影一开演，革命学生就认出来了。
（12）9月15日早饭完毕，700多人集中在操场上，操场已站着7、8个当兵的。好一顿忙乱，人群被分成两个方队，排队站好。总领队的军人宣布了方队的正副领队，我激动万分的站在方队的前面，两腿都打颤。总领队在队前讲话，重复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陌生人进入方队等纪律规定。随后要求方队领队检查每个人带的东西。再就是发面包（这是中午饭）。最后总领队说：全部方便去，沿途厕所不好找。再集合好，约9点多钟，队伍出发。
开始就我们这两个方队，行进比较快。时间不长，不知从何处出来的方队，前后都是队伍了，行进速度越来越慢，有时在原地能停留半个多小时。就这样，队伍慢慢靠近天安门广场。下午，在东长安街（现在公安部大门附近）停了下来，无法前进。前边传来消息，天安门广场已经全满，进不去了。往后看了看，在我们后边的队伍看不到尾。在东长安街上，大家有站着的，有席地而坐的。前边的队伍在唱歌，是一首第一次听到，很好听的歌曲。就是那首后来唱遍全国的“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象大海洋”。我这破锣嗓子还就愿意唱歌，很想把这首歌学会。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间前边的人全部站了起来，接着听到欢呼声：毛主席上了天安门！刹时，万岁声此起彼伏。
我们呆的地方刚能看到天安门一角，根本看不清天安门上的人，人们开始激动起来，向前拥去。当兵的大声喊起来，不要乱动，要听指挥。他们的声音很快被万岁声所淹没。各个方队大乱，后边队伍中的人冲了上来，我们也是拼命往前挤去。很快人群挤成了人堆，动弹不得。人堆中只见挥舞着红语录的胳膊，耳中全是万岁声。在我身边只有潘姓同学，其他的人不知去向。
由于刚才连冲带挤的前进了一段距离，站的地方虽然还是东长安街上，已经能看到天安门上的人了。就整个天安门广场来说，这个位置离天安门城楼比较近。但是在这里看天安门城楼上的人还是不清楚。按此估计，在纪念碑以后的人根本就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人。
（13）人堆就这么僵持着，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人堆可以慢慢往前移动了。现在想来，也许是西长安街上开始往外疏导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我还是在长安街上，能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从东头走到西头，再返回到东头，向下挥着手。来回走动时，毛泽东前面没有人，天有些暗了，能看出第一名个子高的是毛泽东，第二名个子矮的是林彪，第三名比林彪高，是周恩来。只注意前边三位领导人，往后的没有分辨。这时，可能长时间的喊口号喊累了，万岁声不明显了。
天很快黑了下来，探照灯亮了起来，可能一直往外疏导人群，广场上不那么拥挤。几个大探照灯往天安门城楼上照射。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东西来回走动，向人群挥着手，不是招手。估计是要求红卫兵们赶快散去，不要老停留在广场上。毛泽东来回走动时，探照灯一直跟着照着他，林彪、周恩来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再往后还有不少人。
我一直在长安街上，除潘姓同学，又汇合了5、6个人。天完全黑下来，探照灯熄灭，天安门城楼看不到毛泽东了。我们也离开广场往回返。这时我才发现，地面上的鞋比较多，全是单只的。可看了一圈，真没看到赤脚的人。
东西长安街一直断绝交通，没有公共汽车，只好往回走，路上又汇合了2、3个人。回到和平里中学，接近半夜。其他人陆续回来。全屋20多人兴奋的交流着见到毛主席的情况。有人虔诚地往本子上写着体会，并写上了日期：1966年9月15日。
（14）第二天起来较晚，小饭店吃了东西，研究今天到哪去“革命”。有几个人提议，到北京咱应该看看商店去。
从小不愿意到商店，光看没钱买，很少进去，所以这次没有把逛商店列入“革命”议事日程。见大家都有此意，因此临时决定，增加一项重要的“革命”活动——逛王府井商店。
记得是在东单附近下的车，一行人沿长安街往西走。王府井南口的人特别多，好几堆人在那里发传单。进到王府井，看到周围商店全部是非常革命的店名。
在各商场中转了一圈，商场中陈列了一些什么“革命”商品，因为没有注意，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
从商场出来，到饭店买了馒头，就着水啃了起来。又征求大家意见，现在上哪去。这时有一人提出，见到了领袖，咱可以返回青岛了，马上有几个人随声附和。15人中，确实有好几个家庭困难的，估计和我第一次到北京情况差不多，囊中有些羞涩。
说走就走，到了北京站，又是个人山人海。15人轮流排队，连冲带挤，折腾了3、4个小时，拿到车票。记得火车是晚上的，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
刚到北京时，就把父母的东西送到了姑家。要回青岛了，趁着这几个小时，赶快到姑家，向奶奶告辞。
回到北京站，听到有人正唱着昨天在天安门广场听到的那首“金色的太阳”歌曲。顺着歌声找去，发现几个女红卫兵看着一张纸上的简谱歌词学唱。我喜出望外，向她们请求，能否抄录简谱歌词，她们同意了。找来纸笔，迅速抄了下来。
别看我嗓子不怎么样，可识简谱。那时我们这帮初中男同学中，识简谱的没有几个人。同学们说我还是有唱歌的天赋，评价比五音不全的略胜两筹——是两个半音不全，也就是2.5个音不全。后来发现，2.5和二百五总有些不清不白，于是改为两音不全。
又扯远了。总之，回青岛的一路上，学会了这首歌。
胜利完成了两次赴京革命。这次外出又花了2元钱，还剩10元钱。两次到北京，全部所有花费共4元钱。
（15）回到学校后，发现已经乱了起来，大量学生外出串连。
有了两次串连的经验，在家休整了几天，准备继续外出革命。这次不北上了，那就南下，挨个城市革命去。而且不跟家里要钱了，就用剩余的10元钱，只给粮票就行。
南下是第三次外出串连。跑的地方多了，流窜7个城市，见到两名以后成为全国著名造反派的人物。遇到的怪事、曲折事更多。
第一站济南，爬到英雄山上。然后在徐州跑到淮海大学去了，不知道这个大学是否文革中改的名。第三站郑州，住在河南医学院的一个小礼堂中，打地铺，与新疆大学的学生住在一起。门口马路边有多人卖柿子，黄澄澄的柿子1分钱1个，或者3分钱2个。吃着柿子跑到郑州大学，见到以后成为全国著名造反派的党言川。又到了武汉，住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地板沙发床，伙食也很好。已经10月中旬了，在武汉大学第一次看到点名刘少奇王任重的大字报，还有李达的。继续南下长沙、再向东经杭州到上海已经10月底了，天确实凉了。
出来时一帮子人，途中意见不一致，你想上东，他要到西，还有提前回青岛的，到上海只有3人。那两位还要在上海住几日，我一人坐上回青岛的列车。那时没有上海直达青岛的车，在南京呆了两天，坐船到浦口。途径泰安，看到泰山，心血来潮，马上下火车去爬泰山。爬了一半，天色渐晚，不爬了，回到车站找接待站住下。
从泰安到济南，没出站台，站内转了段的时间，挤上回青的列车，已经11月上旬。
这段历史，以后有机会再接着写。
（16）我的串连，完全是自己决定，自己跑出去的，只不过到学校开了封介绍信，是青岛市较早进行串连的初中生群体中的一个。
全国初期串连，是自发形成的，个人认为最初起源于1966年6月初。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广播电台播发聂元梓大字报，大学生迅速效仿，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一些学生到北大“取经”学习，最初的串连开始。这时的串连还局限在本市本地区之内。
随着工作组进入大学，大学生与校领导或者工作组出现矛盾。例如6月5日，西安交大学生贴出“赶走工作团”的大字报，6日就有两名学生赴京告状。“告状”是否叫串连，拿不准，至少可以说是串连的前奏。
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打倒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报道，大学生的“革命”热情继续高涨。
6、7月份，各地学校中都发生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突出的典型是6月27日清华大学批斗蒯大富。7月份“赴京告状”的人逐渐多了起来。7月24日决定撤销工作组，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大会，许多学校成为无政府状态，部分学生自由涌入社会，8月上旬形成潮流。例如8月6日郑州大学的党言川赴京告状，后来他成为全国著名造反派，江青推崇宣传的“文攻武卫”一词，就是以他为首的河南造反组织首先发明提出的。
进入8月中旬，北京学生前往外地。8月11日，北京中学生组成“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到东北串连，在东北他们登上北京至莫斯科的苏方国际列车贴大字报，发反对“苏修”的传单，登车的北京红卫兵和苏方的列车员在车厢内动手打了起来。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估计苏方列车员都是些训练有素的人员，红卫兵吃了亏。准备第二天大规模报复时，被周恩来多次打电话制止。8月15日，一批红卫兵离京南下，前往上海等城市。
也是从8月中旬开始，学生们开始向党政领导机关发难。8月14日，西安交大贴出“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的大标语。15日，重庆大学学生周劲松带领3千学生上街游行，矛头对着重庆市委。16日，哈军工的大学生在黑龙江省委大院贴出大标语“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等等。受压的学生涌向北京。
8月16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召开北京和外地赴京学生大会，陈伯达发表《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学生们要求领袖接见。就在这次会后，中央决定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17）领袖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全国正式进入大规模“动乱”，“大串连”也正式开始。
全国“动乱”的第一次高潮是以“破四旧”和“大串连”为主要内容。
1966年8月28日，陶铸向毛泽东汇报：外地红卫兵来北京已有14万人。陶铸的本意想提醒毛泽东，众多的串连学生已经给北京造成巨大压力。谁知毛泽东表态：让他们统统来。
9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中发[66]450号文件《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全国这才统一了红卫兵乘车、住宿、吃饭不要钱。
这正符合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的心愿。有真心实意出来革命的，有上访告状的，有游山玩水的，抱着各种各样目的，串连学生差点把火车车厢挤爆了。
青岛几名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其中有一名我熟悉的姜姓学生，竟然串连到越南，非要留在那里的中国高炮部队，和美国鬼子打仗。
还有一位同班贾姓同学，从青岛跑到青海湖边呆了3天，事后我们调侃他：为了那位“好姑娘”，你还真到“遥远的地方”去了一趟。以后才知道，他父亲那时正在青海湖边执行科研任务。
另一位王姓同学，1966年12月从乌鲁木齐串连回来，因为已是严冬季节，新疆的接待站给他发了一套崭新的棉袄棉裤。王姓同学穿到学校，我们非常羡慕。
大串连初期，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因为家中不给钱，不敢出去。后来知道串连基本不花钱，有多位生活很困难的男同学，1966年9月下旬离开青岛，1967年2月上旬才从外地返回。那年的春节是阳历2月9日，他们春节前回到青岛，在外串连4个多月，周游了神州大地，其中两位穿着发的大衣回来的。若干年后，与老校友聚会，谈起大串连，他们才坦白：当年家中吃穿都非常困难，在外地串连坐车住宿吃饭不要钱，我们按定量交粮票，很多时候还不交。在外4个多月，基本没花钱，最后还混了套棉袄棉裤回来，给家里节省了很多费用，而且还是一次大旅游。
（18）8月份还不是这种情况，各地铁路执行情况不一样。例如，1966年8月13日，天津大学的少数学生要赴京状告校领导，火车站不免票。一些执着的学生从天津步行赴京。不知中央文革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下达指示，要天津学生乘火车进京。也不清楚铁道部如何找到他们，学生们在杨村上了火车。从此，天津火车站对学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铁路运输秩序9月份出现问题了，不得已，中央、国务院9月7日发文：从九月十日起，派军队协助铁路维护秩序。
进入10月份，全国的大串连越演越烈，铁路运输秩序乱的一塌糊涂。不少列车晚点超过48小时。例如我在济南挤上回青列车，才知道列车已经晚点约20个小时了。
各地接待前来串连红卫兵的工作和费用支出已经不堪重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正常的生活秩序。
毛泽东没发话，周恩来等人还不敢让大串连停下来，只好另想办法。
这时候，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不坐火车汽车，迈开双腿，走到北京。中央抓住这个典型，《人民日报》10月22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大力推广步行串连，以缓解异常紧张的铁路运力。
串连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10月29日，中央、国务院终于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30日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批转安徽省委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连的报告，明确提出工人不要外出串连，要进行教育。
10月29日的文件不好说废纸一张吧，可实在没有作用，红卫兵根本不听。
11月16日，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串连。面对大串连的汹涌浪潮，这份中央文件还是作用不大。
11月25、26日连续两天，毛泽东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不再接见了。
中央、国务院12月1日继续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文件《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12月25日，中央办公厅又发出不要串连的通知。全国已经进入冬季，不适合户外活动，再加上中央的三令五申，不准乘火车，大串连慢慢降温。
1966年底，中央通知中有一条，因为天冷，只是停止，明年春暖，再继续大串连。步行串连还是允许的。
1967年2月3日，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的通知》，编号为中发[67]40号。这是有关大串连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的第四条：“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尚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各地迅速取消了吃饭免费的规定，“只交粮票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到此明令禁止。
1967年春天，学生们又准备大串连。有了66年串连的经验，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个人的目标就是新疆。为了少要钱，春节开始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只要铁路免票，我们就走。
2月8日，中央军委制定《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3月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3月19日，中央发出中发[67]106号文件《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中央、国务院、军委多次发出停止串连的文件，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撤销，取消免费吃住。全国大串连终于慢慢停了下来。
我们学校军宣队传达中央指示：不准串连。火车不免票，没了接待站，我的“宏伟计划”破产了。
1967年进入了夺权时期，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之间打的一塌糊涂，此时又掀起了一个赴京告状的高潮。但这时候已经与大串连根本不同了。
（19）大串连中，铁路发生多起重大事故。1966年11月11日，合肥开往蚌埠的328次列车，在终点站蚌埠下车时人太多拥挤踩踏，死亡12人，伤29人；11月26日，济南白马山火车站2574次货车追尾撞上702次客车，死亡8人，伤93人等等。还有12月到1967年1月，在井冈山串连的学生爆发传染病脑膜炎，270多人住院，死亡3人。为了送药，1月3日动用了直升飞机，降落在茨坪南端的稻田里。
青岛的学生们基本回了家。但一些人永远留在了大串连的路上。我同班的一位张姓同学的弟弟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音讯，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何处失踪、遇难。学校中一位韩姓男同学，串连时血洒铁路车轮下。
全国的大串连！史无前例的“灾难”大串连！（全文完）
文革大串连
齐晋华
文化大革命，也称“十年动乱”。对于“动乱”是否真有“十年”之久，有些看法，在此先不研究。本文想谈的是文革初期，作为“动乱”表现或者是内容之一的大串连。
现在缺乏对大串连的研究。例如全国到底多少大串连参与者？已经40多年了，没见一个权威统计数字。只有毛泽东接见1200多万红卫兵。全国见到毛泽东的大中学生，只是串连中的一部分。很多红卫兵错过接见日期，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根本没到北京。
另外，串连如何出现的，最初开始的大约时间等等问题，探讨的文章不多。
我是大串连的参与者之一。从个人的经历，谈谈我所知道了解的文革大串连。
此帖曾发在其它网站，经过重新修改补充。
（1）开头来首打油诗：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展开革命大串连
只要粮票不要钱
知道这首打油诗，大约是1967年底或者是1968年。现在想起来，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追查“创作”或传播者，因为它确实存在篡改领袖诗词的嫌疑。
大串连是全国进入“动乱”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开始自发形成，不是有关部门组织的。起源应该在1966年6月上旬，这篇文章的后边再介绍。
领袖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全国正式进入大规模“动乱”，“大串连”也正式开始。
（2）1966年我在青岛上初三，“老三届”中的66届初中。领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前，我们这些中学生，既不知道什么劳什子红卫兵，也不知道“串连”这档事。
青岛开始串连的时间较晚，串连和青岛的“825事件”、“826事件”有关。
青岛“826事件”起因在准备串连上。
1966年8月15日，西安发生“815事件”。位于青岛的化工学院学生收到西安同学来信，化院和海洋学院的学生26日前往青岛市委，要求到西安串连，在市委门前与职工群众发生冲突。
大学生们吃了亏，发出呼吁书，指责市委组织群众镇压学生。学生们前往济南、北京散发“呼吁书”，青岛的大学生们首次串连。
1966年8月26日，是青岛学生外出大串连的开始之日。
外地学生成规模到青岛的最初时间是8月27日。哪些外地学校先到达青岛，已经找不出确凿证据了。因为青岛大学生的“呼吁书”是26日发出的，济南多所学校上千名学生乘火车赴青，27日到达。
8月27日应当是外地学生到青岛大串连的开始之日。
（3）1966年8月25日晚上“青岛825事件”时，位于黄台路的青岛医学院是青岛的造反中心，学院周围非常热闹。我就住在黄台路，医学院离家很近。25日开始，数天中在医学院内外到处乱串。可能因为初中学生，没有引起大学生们的注意。当时，不太清楚医学院附近为什么那么多人，纯粹在那看热闹。
8月28日，黄台路医学院的前门人山人海。我进入学院，正在后门附近闲逛。后门直通贮水山公园，经常关闭，一般不通行。这时有多位医学院的学生来到后门处说：北京支援我们的人来了。他们打开后门在那等着，我赶忙凑了上去。时间不长，7、8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从后门进入学校，其中一人介绍说：是北京矿业学院的红卫兵。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来串连的外地学生。
8月28日这天我是推算出来的。因为第二天（29日）揪斗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就在29日这天，我那位对党无限忠诚的老爷子察觉我整天泡在医学院内，拍桌子把我大骂了一顿，说我和“右派”学生搅到一块，将来也要打成“小右派”。心里虽然不服气，可也害怕。右派=反革命，小右派虽然稀罕，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我虽然还去医学院，但小心多了，下午不到6点，赶忙回家。老爷子骂我那天记的特别清楚，就是批张书记的同一天。
斗争张书记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从以后收集到的1966年9月份原始传单和资料中，查明8月29日开的斗争会。我在前一天看到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进入青岛医学院，这“前一天”应该是8月28日。
（4）外地一些来青的大学生8月30日返京汇报，当时有青岛的学生同他们一起赴京的。
我的一位非常大胆的校友（同校不同班）跟随他们一块去了北京。这是我所知道的青岛外出串连第一人。他是单亲家庭。
这位校友没几天就回来了，回来跟我吹了起来，不知道他“吹”的是否真实。他说：火车到达北京站，停稳后上来几个北京红卫兵，不让乘客下车。北京红卫兵说，这几天来北京串连的人太多，无法接待了。还说：车上如果有来串连的红卫兵，必须原车返回，出身红五类的欢送，黑五类的滚蛋。车上没有一个人愿意返回，同北京红卫兵吵了起来。正在这时，车下有人喊：毛主席要接见了！北京的那几位红卫兵急忙下车。车上的乘客们听说毛主席要接见，马上乱了起来，有从门上往外挤的，有从车窗上往下跳的。我的这位校友下了车，冲出车站，就往长安街上跑，然后再往天安门方向走。当他精疲力尽的到达时，街两边已挤满了人。等了一段时间，领袖等人乘车从街上开过，他看到了领袖。
他的这段描述，听的我入了迷。见到了领袖，简直了不得。我忙问：到北京买火车票么？他答复：不买票。只要说红卫兵串连就行。
我的那位校友离青赴京串连的具体日期我也记不清了。但是，因为有毛泽东接见这档子事，就好办。毛泽东8月31日接见，校友就是8月30日离开青岛的。
（5）省委宣布撤了张书记的职务，家中老爷子再也不说什么了，我立时趾高气扬起来，在学校也拉起了一路人马（记得只有5人）。此时，我的最大愿望，是如何到北京溜一圈。小时候在北京姑姑家跟奶奶住，后来才到青岛。
9月5日左右，一位庄姓同学跟我说，他发现著名历史学家范老的著作中有问题，要到北京去“告状”，想约我和他一同赴京闹“革命”。我喜出望外，立刻答应。
知道郭老和范老。初中阶段对范老的书，多没看，少没看，一本也没看过。那个年纪，对这类书看不进去。我到北京的目的，根本不是为范老的什么书，就想出去转一转。
回家跟老人一说，父母都表示同意。原因奶奶在北京，住在姑家，姑父已经去世。那时没有电话，完全靠信件联系。姑夫历史上曾在国民政府工作，有了历史问题。破四旧时期他们家中的情况到底如何，父母都不清楚，很着急。我到北京，正好可以去看看。来回又不用买票，省了车费。母亲给了一些盘缠：8元钱和15斤粮票，说好在北京只呆4天。
到学校很顺利地开出一份介绍信，内容是：两位某某红卫兵要到北京革命。胳膊上戴了红卫兵袖章，到火车站，真不用买票。
在北京，找到一个接待站（记不清是中央文革还是国务院的），我跟在庄姓同学后边，到各个房间兜了一大圈。庄姓同学向好几位接待人员反映范老书中的问题，竟然没有一个接茬的。刚听了开头，两句话就把我俩打发了。再找一位，还是如此，在接待站，我们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于是我俩要求安排住处。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开了张介绍信，到附近学校，教室内，桌椅拼成的床，领了被褥，我们住了下来。
第二天，前往天安门广场。
想进故宫参观，已经关门，不准进入。
没法，只好流窜到北京大学，记得公共汽车上也不要票。北大校园中铺天盖地的都是大字报，人群挤成一团，绝不亚于现时黄金周旅游胜地的人流。转了一圈，什么批呀、斗呀、火烧、油炸，不过瘾的再踏上几只脚，看的异常兴奋，可也昏头涨脑。
（6）第三天到姑家。小时候在此长大，离开时不到7岁，快10年没到北京了。按照地址，找到姑家所在的那条胡同。进胡同后，没再看地址，凭着模糊的记忆，竟然找到大门口。
这个四合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
一进姑家，就认出了姑姑。曾在这住过，青岛家中还有奶奶、姑姑的多张照片。可姑姑没认出我，毕竟离开她时不到7岁，现在长的比她还高。
看样子姑姑十分恐惧，她小心翼翼、略带颤音地询问：你是谁？有什么事吗？！
根本没想到她已不认识，我不解地说：姑姑，我是XX，从青岛来看你和奶奶。
好一会儿，姑姑才回过神来，大声说：哎呀！你是XX，可把我吓坏了！
姑姑的一番话，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忙问：你害怕什么？但姑姑没作任何解释，连忙把奶奶叫出来说：XX从青岛来看你了。奶奶拉着我的手，明显感觉到她的双手也在颤抖。
但那时因为年龄的关系和粗心大意，没再询问原因。
坐下后，环顾这个小时候居住过的房间。发现墙上贴着多张毛泽东像，还有好几张发黄的“光荣军属”奖状。因为我父亲一直在部队。
姑姑等人问了青岛家中的情况，并告诉我，现在她们一切尚好。
告别了奶奶、姑姑。
多年后，姑姑曾跟我说起当时的情况。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随便抄家打人，打死了许多无辜和“黑五类”的人。你的奶奶出身富农，姑父曾在国民党政府，虽然是干教育干实业，但1949年后被抓进监狱住了几年。文革初期你奶奶和我们全家人提心吊胆，见了红卫兵，就要躲着走。突然家中出现一个戴红卫兵袖章的人，又没认出你，当然是大惊失色，极度紧张。
听了姑姑的一番话，我这位当年的红卫兵，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7）还回到1966年9月的串连时期。和庄姓同学已经光荣完成在北京的“革命”任务，我提出可以胜利返回。实话说，关键是囊中羞涩，就那8元钱，已花2元，有些心虚。于是回到岛城，手头还余6元钱。
在学校，向同学们大吹一顿北京的大好形势。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潘姓、刘姓、马姓等诸多同学要我领他们也去北京闹一回“革命”。回家向父母提出再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给我6元钱就够了。加上余下的6元，就有12元钱。那年月对我们这些初中生，自己拥有12元钱，按现在说，确实有些万元户的感觉了。
父母知道姑家没有什么大事，正想给奶奶捎一些东西。他们打了几个包裹，连我共15个臭小子，上了赴京火车。事先叫每个人找个军用水壶带上，好灌水喝水。
在列车上，坐在我对面的是位约30多岁的人。上车不久，有人领着背颂毛主席的语录，背了一段又一段。中间还要唱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每人都要大声念和大声唱，否则就是对领袖的态度问题，这可是大原则。那位30多岁的人和我们一起连背带唱的。突然，在一首歌上他卡了壳，就是那首“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红卫兵造反歌曲，他不会唱。当时，他的汗都下来了。他哀求般的小声央求我，希望帮忙把歌词写出来，好看着词跟着唱。我写好后，他拿在手中感激的连说谢谢。
唱累了，背烦了，天也黑了，列车上大家东倒西歪，革命精神不知跑到何处去了。
（8）记得北京安排住处的接待站在南河沿的北京团市委楼房中。到那一看，傻了眼，需要安排住处的串连学生，在门口街道上挤的里十层外十层的。我们15人领了1个号，近2000多号，当时只安排到300多号。每1个号都有若干人。到了晚上9点，还差数百号，我们又累又困，就地在马路沿躺下。9月的北京，白天和夜间温差比较大，下半夜被冻了起来。约是凌晨2点多，只好在街上来回走动，接待站门口基本没有人，周围马路上成片进入梦乡的红卫兵。
正在这时，来了一辆卡车。随车人员说有一所学校可以安排50人，因为都在睡觉，接待站按号只召集30多人。我马上凑了过去说：我们是团体红卫兵，有15人。接待人员一算，人数正合适，没看号数就说行。我把大家叫醒，随车来到和平里小学。但小学只能接待30多人，等了近一个小时，把我们这15人安排到和平里中学。还是桌椅拼成的床。火车上折腾了一夜，马路上又睡了半夜，有这样的床，大家心满意足。找来被褥，上“桌”就睡。起来时已是中午。感觉肚皮饿了，赶紧找地方吃饭。
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在指定的地方吃饭一律不收钱，只交粮票，据说是因为学生们自己没有经济来源。粮票，每个城市居民都是按月无偿的发，因此中央决定，红卫兵吃饭，只收粮票不要钱。
（9）乘火车汽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一夜之间，红卫兵比干部、工人、农民提前100年进入共产主义。消息一传开，也是一夜之间，全国爆发大串连。
火车上那叫一个挤呀，列车行李架上躺着坐着，座位底下躺着睡觉，座位的靠背上站上人，厕所里都挤进了2、3个。铁路运输那叫一个乱呀，晚点24小时，司空见惯。撞车事件，时有发生。铁道部那叫一个赔呀，当然，赔的不光铁道部一家。
（10）扯远了，还得说吃饭问题。到和平里中学食堂，又是人满为患。住在和平里小学的外地红卫兵，因那里没有食堂，也安排到这里。和平里中学原来只供几十名老师就餐的小食堂，已经被几百名串连学生挤的一塌糊涂。来到接待处用粮票换餐卷时，见到校文革会的一位副主任，看样子是名高中生，身着黄军装，大热天戴着军帽，腰扎宽皮带，很是威风。我对副主任说，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能吃上饭，我们还要马上串连干“革命”去。
副主任看了看我们这十几人，一摆手：跟我走。黄军装来到校外一处只卖包子、馒头、稀饭、油饼的饭店，找到饭店负责人说，这些人在你们这里吃饭，他们只管吃，饭钱和粮票学校一起给你。饭店负责人在黄军装面前点头哈腰的连连称是。黄军装转过脸对我说，你把粮票收好后交给我。
填饱肚皮，已是下午2、3点钟，该“革命”去了。但具体上哪“革”，如何“革”，实在没谱。于是我领着这帮人在学校周围瞎转悠，就奔那大字报多的地方。大字报上还是些批呀烧呀的，越看越没劲，转悠到该吃饭的点了，自然就转到了那个饭店。服务员已经认识我们这十几号“革命小将”，立刻端来了饭。
第二天早饭吃的是油饼，吃饱喝足，把水壶灌满，继续进行“革命”——逛天安门广场去。中午只好花钱吃饭了，北京还没有全部实行“共产主义”，绝大部分饭店，吃饭必须交钱和粮票。
天安门城楼刷的是红色。这时候，在人能够着的地方，已经没有红色，露出白色的墙体。天安门是上红下白。这是因为串连的学生在天安门城楼处，扣下墙上的红色粉末，夹在书中等处留作纪念，以示到过圣地。红卫兵太多，红墙一人多高处的红色粉末被扣没了，变成白色。
当时对上红下白的天安门印象非常深。有两位漂亮的女红卫兵站在白色的墙边，看样子与我们一样是中学生，手中拿着本子，想扣下墙上的红粉。墙上能够到的地方红粉已经没有，她俩个子比较矮，跳了多次，也够不着。
那天逛了天安门逛前门，顺着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兜了一大圈看外国使馆，又窜到花市大街，不记得怎么走的，竟溜达到了天坛。“革命”了一天确实够累的。
逛北京城这天是9月13日，为什么记的这么清楚呢？因为第三天（15日）毛泽东接见。
（11）第二天（14日）我们又在北京乱窜了一天。
记不得到什么原因了，这天15人分成了两帮。我带着几个人来到一处地方，看到正在排队卖直径1厘米多的领袖像章，一人只能买两个。在66年9月份，这种小像章也非常难得。我看到队伍排的已经很长了，前边人比较多，有些乱。我突然灵机一动，到了前面对卖像章的人说：我们几个红卫兵来帮助你们维持秩序。那个人看了看我们胳膊上的红卫兵袖章，对身后的人说：主任，这几个红卫兵帮我们维持秩序，主任出来忙说欢迎。我们马上把前边没排队的一些人清理出去，秩序好多了。我悄悄的找到主任，要求多买几个像章。主任爽快地答应卖给我们每人10个。这些像章带回青岛，母亲等家中人非常高兴。
在和平里中学，我们15人分在两个教室内睡觉。在学校内的外地学生中，数我们青岛的人数多。其它地方都是3、5个，或8、9个结伙来京的。学校规定，每个教室中都要有一位负责人，我是15人的头，有幸成为两个教室的最高负责人。
14日回来后想早点休息。这时来了通知，让我到学校文革办公室开会。进到办公室，发现参加会议的就十几个人，只认识学校的那位黄军装，还坐着几位有红领章帽徽真正当兵的。坐好后，一位当兵的开了言，一说话，我们就欢呼起来！他说：毛主席明天要接见红卫兵！
解放军先说了一大段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时性、正确性等等的开场白后，开始做具体布置。住在和平里中学和小学这两处的外地红卫兵编为两个方队，每个方队有正副两个领队，正领队是当兵的，副领队需要一位红卫兵。这时，和平里中学的黄军装指着我说：他们青岛来的人多，他可以当副领队。
会上指定我为一个方队的副领队，真是受宠若惊。接着划分了方队。当时和平里中学十几个教室，每个教室住着20多人，大约400多人。再加上和平里小学的200多人，共约700人。两个方队，每队约350人，按教室划分好方队。当兵的宣布纪律：不准带棍棒、小刀等东西，不准带钢笔，不准随便走动，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
最后强调：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有人表态：红卫兵的眼睛是雪亮的，阶级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电影中的阶级敌人，电影一开演，革命学生就认出来了。
（12）9月15日早饭完毕，700多人集中在操场上，操场已站着7、8个当兵的。好一顿忙乱，人群被分成两个方队，排队站好。总领队的军人宣布了方队的正副领队，我激动万分的站在方队的前面，两腿都打颤。总领队在队前讲话，重复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陌生人进入方队等纪律规定。随后要求方队领队检查每个人带的东西。再就是发面包（这是中午饭）。最后总领队说：全部方便去，沿途厕所不好找。再集合好，约9点多钟，队伍出发。
开始就我们这两个方队，行进比较快。时间不长，不知从何处出来的方队，前后都是队伍了，行进速度越来越慢，有时在原地能停留半个多小时。就这样，队伍慢慢靠近天安门广场。下午，在东长安街（现在公安部大门附近）停了下来，无法前进。前边传来消息，天安门广场已经全满，进不去了。往后看了看，在我们后边的队伍看不到尾。在东长安街上，大家有站着的，有席地而坐的。前边的队伍在唱歌，是一首第一次听到，很好听的歌曲。就是那首后来唱遍全国的“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象大海洋”。我这破锣嗓子还就愿意唱歌，很想把这首歌学会。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间前边的人全部站了起来，接着听到欢呼声：毛主席上了天安门！刹时，万岁声此起彼伏。
我们呆的地方刚能看到天安门一角，根本看不清天安门上的人，人们开始激动起来，向前拥去。当兵的大声喊起来，不要乱动，要听指挥。他们的声音很快被万岁声所淹没。各个方队大乱，后边队伍中的人冲了上来，我们也是拼命往前挤去。很快人群挤成了人堆，动弹不得。人堆中只见挥舞着红语录的胳膊，耳中全是万岁声。在我身边只有潘姓同学，其他的人不知去向。
由于刚才连冲带挤的前进了一段距离，站的地方虽然还是东长安街上，已经能看到天安门上的人了。就整个天安门广场来说，这个位置离天安门城楼比较近。但是在这里看天安门城楼上的人还是不清楚。按此估计，在纪念碑以后的人根本就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人。
（13）人堆就这么僵持着，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人堆可以慢慢往前移动了。现在想来，也许是西长安街上开始往外疏导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我还是在长安街上，能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从东头走到西头，再返回到东头，向下挥着手。来回走动时，毛泽东前面没有人，天有些暗了，能看出第一名个子高的是毛泽东，第二名个子矮的是林彪，第三名比林彪高，是周恩来。只注意前边三位领导人，往后的没有分辨。这时，可能长时间的喊口号喊累了，万岁声不明显了。
天很快黑了下来，探照灯亮了起来，可能一直往外疏导人群，广场上不那么拥挤。几个大探照灯往天安门城楼上照射。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东西来回走动，向人群挥着手，不是招手。估计是要求红卫兵们赶快散去，不要老停留在广场上。毛泽东来回走动时，探照灯一直跟着照着他，林彪、周恩来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再往后还有不少人。
我一直在长安街上，除潘姓同学，又汇合了5、6个人。天完全黑下来，探照灯熄灭，天安门城楼看不到毛泽东了。我们也离开广场往回返。这时我才发现，地面上的鞋比较多，全是单只的。可看了一圈，真没看到赤脚的人。
东西长安街一直断绝交通，没有公共汽车，只好往回走，路上又汇合了2、3个人。回到和平里中学，接近半夜。其他人陆续回来。全屋20多人兴奋的交流着见到毛主席的情况。有人虔诚地往本子上写着体会，并写上了日期：1966年9月15日。
（14）第二天起来较晚，小饭店吃了东西，研究今天到哪去“革命”。有几个人提议，到北京咱应该看看商店去。
从小不愿意到商店，光看没钱买，很少进去，所以这次没有把逛商店列入“革命”议事日程。见大家都有此意，因此临时决定，增加一项重要的“革命”活动——逛王府井商店。
记得是在东单附近下的车，一行人沿长安街往西走。王府井南口的人特别多，好几堆人在那里发传单。进到王府井，看到周围商店全部是非常革命的店名。
在各商场中转了一圈，商场中陈列了一些什么“革命”商品，因为没有注意，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
从商场出来，到饭店买了馒头，就着水啃了起来。又征求大家意见，现在上哪去。这时有一人提出，见到了领袖，咱可以返回青岛了，马上有几个人随声附和。15人中，确实有好几个家庭困难的，估计和我第一次到北京情况差不多，囊中有些羞涩。
说走就走，到了北京站，又是个人山人海。15人轮流排队，连冲带挤，折腾了3、4个小时，拿到车票。记得火车是晚上的，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
刚到北京时，就把父母的东西送到了姑家。要回青岛了，趁着这几个小时，赶快到姑家，向奶奶告辞。
回到北京站，听到有人正唱着昨天在天安门广场听到的那首“金色的太阳”歌曲。顺着歌声找去，发现几个女红卫兵看着一张纸上的简谱歌词学唱。我喜出望外，向她们请求，能否抄录简谱歌词，她们同意了。找来纸笔，迅速抄了下来。
别看我嗓子不怎么样，可识简谱。那时我们这帮初中男同学中，识简谱的没有几个人。同学们说我还是有唱歌的天赋，评价比五音不全的略胜两筹——是两个半音不全，也就是2.5个音不全。后来发现，2.5和二百五总有些不清不白，于是改为两音不全。
又扯远了。总之，回青岛的一路上，学会了这首歌。
胜利完成了两次赴京革命。这次外出又花了2元钱，还剩10元钱。两次到北京，全部所有花费共4元钱。
（15）回到学校后，发现已经乱了起来，大量学生外出串连。
有了两次串连的经验，在家休整了几天，准备继续外出革命。这次不北上了，那就南下，挨个城市革命去。而且不跟家里要钱了，就用剩余的10元钱，只给粮票就行。
南下是第三次外出串连。跑的地方多了，流窜7个城市，见到两名以后成为全国著名造反派的人物。遇到的怪事、曲折事更多。
第一站济南，爬到英雄山上。然后在徐州跑到淮海大学去了，不知道这个大学是否文革中改的名。第三站郑州，住在河南医学院的一个小礼堂中，打地铺，与新疆大学的学生住在一起。门口马路边有多人卖柿子，黄澄澄的柿子1分钱1个，或者3分钱2个。吃着柿子跑到郑州大学，见到以后成为全国著名造反派的党言川。又到了武汉，住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地板沙发床，伙食也很好。已经10月中旬了，在武汉大学第一次看到点名刘少奇王任重的大字报，还有李达的。继续南下长沙、再向东经杭州到上海已经10月底了，天确实凉了。
出来时一帮子人，途中意见不一致，你想上东，他要到西，还有提前回青岛的，到上海只有3人。那两位还要在上海住几日，我一人坐上回青岛的列车。那时没有上海直达青岛的车，在南京呆了两天，坐船到浦口。途径泰安，看到泰山，心血来潮，马上下火车去爬泰山。爬了一半，天色渐晚，不爬了，回到车站找接待站住下。
从泰安到济南，没出站台，站内转了段的时间，挤上回青的列车，已经11月上旬。
这段历史，以后有机会再接着写。
（16）我的串连，完全是自己决定，自己跑出去的，只不过到学校开了封介绍信，是青岛市较早进行串连的初中生群体中的一个。
全国初期串连，是自发形成的，个人认为最初起源于1966年6月初。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广播电台播发聂元梓大字报，大学生迅速效仿，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一些学生到北大“取经”学习，最初的串连开始。这时的串连还局限在本市本地区之内。
随着工作组进入大学，大学生与校领导或者工作组出现矛盾。例如6月5日，西安交大学生贴出“赶走工作团”的大字报，6日就有两名学生赴京告状。“告状”是否叫串连，拿不准，至少可以说是串连的前奏。
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打倒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报道，大学生的“革命”热情继续高涨。
6、7月份，各地学校中都发生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突出的典型是6月27日清华大学批斗蒯大富。7月份“赴京告状”的人逐渐多了起来。7月24日决定撤销工作组，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大会，许多学校成为无政府状态，部分学生自由涌入社会，8月上旬形成潮流。例如8月6日郑州大学的党言川赴京告状，后来他成为全国著名造反派，江青推崇宣传的“文攻武卫”一词，就是以他为首的河南造反组织首先发明提出的。
进入8月中旬，北京学生前往外地。8月11日，北京中学生组成“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到东北串连，在东北他们登上北京至莫斯科的苏方国际列车贴大字报，发反对“苏修”的传单，登车的北京红卫兵和苏方的列车员在车厢内动手打了起来。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估计苏方列车员都是些训练有素的人员，红卫兵吃了亏。准备第二天大规模报复时，被周恩来多次打电话制止。8月15日，一批红卫兵离京南下，前往上海等城市。
也是从8月中旬开始，学生们开始向党政领导机关发难。8月14日，西安交大贴出“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的大标语。15日，重庆大学学生周劲松带领3千学生上街游行，矛头对着重庆市委。16日，哈军工的大学生在黑龙江省委大院贴出大标语“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等等。受压的学生涌向北京。
8月16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召开北京和外地赴京学生大会，陈伯达发表《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学生们要求领袖接见。就在这次会后，中央决定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17）领袖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全国正式进入大规模“动乱”，“大串连”也正式开始。
全国“动乱”的第一次高潮是以“破四旧”和“大串连”为主要内容。
1966年8月28日，陶铸向毛泽东汇报：外地红卫兵来北京已有14万人。陶铸的本意想提醒毛泽东，众多的串连学生已经给北京造成巨大压力。谁知毛泽东表态：让他们统统来。
9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中发[66]450号文件《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全国这才统一了红卫兵乘车、住宿、吃饭不要钱。
这正符合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的心愿。有真心实意出来革命的，有上访告状的，有游山玩水的，抱着各种各样目的，串连学生差点把火车车厢挤爆了。
青岛几名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其中有一名我熟悉的姜姓学生，竟然串连到越南，非要留在那里的中国高炮部队，和美国鬼子打仗。
还有一位同班贾姓同学，从青岛跑到青海湖边呆了3天，事后我们调侃他：为了那位“好姑娘”，你还真到“遥远的地方”去了一趟。以后才知道，他父亲那时正在青海湖边执行科研任务。
另一位王姓同学，1966年12月从乌鲁木齐串连回来，因为已是严冬季节，新疆的接待站给他发了一套崭新的棉袄棉裤。王姓同学穿到学校，我们非常羡慕。
大串连初期，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因为家中不给钱，不敢出去。后来知道串连基本不花钱，有多位生活很困难的男同学，1966年9月下旬离开青岛，1967年2月上旬才从外地返回。那年的春节是阳历2月9日，他们春节前回到青岛，在外串连4个多月，周游了神州大地，其中两位穿着发的大衣回来的。若干年后，与老校友聚会，谈起大串连，他们才坦白：当年家中吃穿都非常困难，在外地串连坐车住宿吃饭不要钱，我们按定量交粮票，很多时候还不交。在外4个多月，基本没花钱，最后还混了套棉袄棉裤回来，给家里节省了很多费用，而且还是一次大旅游。
（18）8月份还不是这种情况，各地铁路执行情况不一样。例如，1966年8月13日，天津大学的少数学生要赴京状告校领导，火车站不免票。一些执着的学生从天津步行赴京。不知中央文革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下达指示，要天津学生乘火车进京。也不清楚铁道部如何找到他们，学生们在杨村上了火车。从此，天津火车站对学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铁路运输秩序9月份出现问题了，不得已，中央、国务院9月7日发文：从九月十日起，派军队协助铁路维护秩序。
进入10月份，全国的大串连越演越烈，铁路运输秩序乱的一塌糊涂。不少列车晚点超过48小时。例如我在济南挤上回青列车，才知道列车已经晚点约20个小时了。
各地接待前来串连红卫兵的工作和费用支出已经不堪重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正常的生活秩序。
毛泽东没发话，周恩来等人还不敢让大串连停下来，只好另想办法。
这时候，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不坐火车汽车，迈开双腿，走到北京。中央抓住这个典型，《人民日报》10月22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大力推广步行串连，以缓解异常紧张的铁路运力。
串连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10月29日，中央、国务院终于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30日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批转安徽省委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连的报告，明确提出工人不要外出串连，要进行教育。
10月29日的文件不好说废纸一张吧，可实在没有作用，红卫兵根本不听。
11月16日，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串连。面对大串连的汹涌浪潮，这份中央文件还是作用不大。
11月25、26日连续两天，毛泽东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不再接见了。
中央、国务院12月1日继续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文件《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12月25日，中央办公厅又发出不要串连的通知。全国已经进入冬季，不适合户外活动，再加上中央的三令五申，不准乘火车，大串连慢慢降温。
1966年底，中央通知中有一条，因为天冷，只是停止，明年春暖，再继续大串连。步行串连还是允许的。
1967年2月3日，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的通知》，编号为中发[67]40号。这是有关大串连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的第四条：“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尚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各地迅速取消了吃饭免费的规定，“只交粮票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到此明令禁止。
1967年春天，学生们又准备大串连。有了66年串连的经验，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个人的目标就是新疆。为了少要钱，春节开始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只要铁路免票，我们就走。
2月8日，中央军委制定《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3月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3月19日，中央发出中发[67]106号文件《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中央、国务院、军委多次发出停止串连的文件，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撤销，取消免费吃住。全国大串连终于慢慢停了下来。
我们学校军宣队传达中央指示：不准串连。火车不免票，没了接待站，我的“宏伟计划”破产了。
1967年进入了夺权时期，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之间打的一塌糊涂，此时又掀起了一个赴京告状的高潮。但这时候已经与大串连根本不同了。
（19）大串连中，铁路发生多起重大事故。1966年11月11日，合肥开往蚌埠的328次列车，在终点站蚌埠下车时人太多拥挤踩踏，死亡12人，伤29人；11月26日，济南白马山火车站2574次货车追尾撞上702次客车，死亡8人，伤93人等等。还有12月到1967年1月，在井冈山串连的学生爆发传染病脑膜炎，270多人住院，死亡3人。为了送药，1月3日动用了直升飞机，降落在茨坪南端的稻田里。
青岛的学生们基本回了家。但一些人永远留在了大串连的路上。我同班的一位张姓同学的弟弟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音讯，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何处失踪、遇难。学校中一位韩姓男同学，串连时血洒铁路车轮下。
全国的大串连！史无前例的“灾难”大串连！（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