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材料力学变形量与力矩:趣说孔子与《论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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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孔子与《论语》5
61、如何理解“君子不器”？
在《为政篇》中，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教育他的弟子：君子不能学成一个器具一般的东西。“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孔子主张，一个为政的人，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能，要成就大事业，就不能满足于一技之长，但必须有专长而后变成通才。当子贡向孔子问及自己成什么才器时，孔子对子贡有过评价：“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篇》）。孔子先肯定子贡：“你成器了”。“像宗庙里盛粮食的瑚琏”。即是有用之才，但君子不器，用更高的标准看还是不够的。子贡是很有才干的人，政治活动能力很强，外交口才非凡，还善治产业，曾当过鲁、卫二国之相。子贡是孔子学生中的佼佼者，孔子主要是感到他对仁义礼乐及修身之道研究得不够深切。可见，孔子评价人成才的标准始终是把德放在首位。一个真正合格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
62、孔子如何观察与分析人物？
孔子有丰富的文学与历史知识，加上广泛的社会活动，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事情，因此，孔子极具观察人和分析事物的能力，这方面的言论在《论语》中多次出现。
“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孔子观察人物的基本原则。而这又是从对他的弟子宰予的观察开始的。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篇》）。意思是说，宰予白天睡觉。孔子生气地说：腐烂的木头是不可雕琢的，废土筑的墙是不可粉刷的，对于宰予么，还批评他什么呢？并且说：原先我对于人们，听了他们的话，就相信他们的行为，如今我对人们，听了他们的话，还要考察他们的行为。就从宰予开始，我改成这个方法。在《先进》篇中，孔子再论述了这一观点：“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孔子说：人们总是赞许言论笃实的人，可是这种人真是君子吗？还是仅仅神色上庄重一点的人？对人物的品行不能光看“论笃”，听其言观其行，然后再作判断。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篇》），君子不凭言论来重用人，也不凭人身份如何而废弃人家的话。除了听其言观其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从现象看实质。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为政篇》）。“视其所以”是看他的动机与目的；“观其所由”是看他的来源，整个行动的经过；“察其所安”，再看他平常作人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这个人的行为目的怎样隐蔽得了呢？
《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其一，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欲速成者也”（《宪问篇》）。这里说的是孔子故里一个孩子捎信给孔子。有人问孔子道：是个求上进的孩子吗？孔子说：我看他坐在长辈的位置上，又看见他同年长的人并肩走路。不是一个求上进的人，而是一个取巧求速成的人。
其二，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篇》）。闵子骞在孔子身边侍候，是恭敬端正的样子；子路则是忙忙叨叨，心不在焉的样子；冉有和子贡是刚直的样子。孔子很愉快，却说：像仲由这样，不得好死。孔子用扼要的一句话评判了常在身边几个弟子的品德修养，后来的结果正如孔子所判言：仲由在卫国的一场内乱中凭勇力以寡敌众而被剁成肉泥！
孔子认为观察事情评判人物必须防止随大流的做法，反对人云亦云的心态，而应做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大家厌恶的，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欢的，也一定要去考察，防止感情的蒙蔽。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在观察人物方面他也坚持这个标准。他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篇》）。意思是说，人的过失，和他的品性有关，我们观察一个人所犯的过失，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仁了。
63、孔子赞扬了哪些人物？
纵观《论语》全书，孔子在书中借赞扬历史人物进行政治评说，并对弟子施加教育或向诸侯国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仁义道德观。书中赞扬的人和事很多，特别是人物更广泛，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上开中华文化之基或在道德规范方面堪称典范的人物；二是历史上以及与孔子同时代的君子与仁人；三是孔子的诸多弟子及其相关的事件。现择其要者分叙如下。
尧、舜、禹是开启中华文化的先哲，在《论语》中多次赞扬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篇》）。孔子的意思是：崇高得很啊！舜和禹虽有天下，其地位却像与己无关，心里没有觉得当皇帝可贵，看得平平淡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务，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和崇高。
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篇》）。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一个国君！崇高啊！唯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他的恩德如此广博无边，民众不知道怎样去称赞他。崇高啊！他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光辉啊，他制定了礼仪制度。孔子说尧最伟大的成就，最伟大的光辉，是替中华民族开启了文化的传统。
舜：舜是“五帝”之一（或称帝舜，虞帝）。司马迁指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的化身。孔子认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篇》）。孔子赞扬说：舜有贤臣五人，天下得到了治理。又说：无所作为就治好了天下的人，大概就是舜吧？做了什么呢？使自己庄重并端正地朝南坐朝廷了吧。这些意思说明舜自己道德修养好，治国与办事不在于用人的多与少，以这个风气影响部下认真做事，就把国家治理好了。
禹：孔子又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府，古代礼服）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篇》）。孔子赞扬的大意是说：“禹，我没有要责备他的了。他自己的饮食菲薄，却尽力孝敬神鬼，享祀丰洁。他自己穿得很差，却尽力把祭祀做得华美些，他自己的住房很矮，却尽力田地水道。禹，我没有要责备他的了。
周公：“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篇》）这是孔子拿周公的美才告诫人别骄傲与吝啬。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篇》）。孔子说：“我衰老了！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孔子为什么念念不忘周公呢？主要是欣赏周公的才华与道德，及其在政治上对周朝几百年基业的贡献。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是西周的开国大臣，西周一切典章制度的制定者，也是当时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对他特别的崇拜。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伯》）。意思是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了夏、商两代，它表现的文采多么丰富啊！我遵从周礼。因夏商周三代，其文化承先启后，而周朝又进一步完善，“于斯为盛”（《泰伯篇》）。周公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博大的胸怀，这表现在他待人与用人上。《论语》记载：周公谓鲁公说：“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篇》）。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属，不使大臣怨恨没有被任用。故人、老臣没有重大原因，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哪个人求全责备。这是周公告诫他的儿子——鲁国的国君，作为领袖者处世为人的四个原则。
周公（姬旦）的食邑分封在周，故称周公，或周公旦，周即是陕西歧山东北，那里至今还留有周公庙。
孔子还赞扬了文治武功的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屡次把天下让给别人坐享的泰伯等历史人物。
《论语》中孔子赞扬的另一类历史人物以及孔子同时代的君子仁人，主要是推崇这些人物的仁义道德。他们中有善于治政治军、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管仲；多次被罢官而不生气的柳下惠；三次任楚国丞相脸上无喜色、三次被免职脸上没有生气神色的子文；有自己恭谨、侍奉国君认真、让民众得到恩惠和懂道义的郑国贤相子产；有大智若愚的卫国大夫宁武子；有不记旧仇不降低自己的气节、不侮没自己身心的伯夷、叔齐；有善于与人交往的晏仲平；有正直而为的史鱼；有坚守道德为官而忠心报国的蘧（音渠）伯玉等一大批人物。
史料称：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论语》中孔子赞扬也涉及许多弟子的名字，其中《先进》篇第三章一下子提到十个弟子的名字，“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称为孔门四科，德行排第一，显然是看成最重要的，中国从孔子开科授徒办教育，至今仍把培育人的思想品德放在首位，足见其历史渊源。
孔子的得意弟子首推颜回。《论语》中专以颜渊之名例一篇，另外，孔子在不同场合下有18次之多言及颜回的名字，主要是赞扬颜回的道德及悟性好。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篇》）。意思是说，颜回对我孔子并不是有什么实际帮助的人，可他对我孔子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又说：“回也其庶乎，屡空” （《先进篇》）。意思是说：颜回的学问修养大概差不多了，只是常常贫穷不堪。孔子还赞扬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篇》）。“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篇》）。意思是：颜回从来不违背孔子的话，对于与孔子谈论学问始终不懒惰，好像很笨，而暗地考察，颜回并不笨。这和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却不能发挥，或者是发挥了，却违背原则，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诚实，后者是权术。诚实与权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品质。诚实者利人利已，权术者利已害人，但最终也害已。
此外，孔子还赞扬子贱是位君子式的人物、闵子骞的孝悌之名、南容的德行与好学之风、还有一位会经商的弟子端木赐：“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篇》）；而澹（音谈）台灭明不是公事不登门。“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篇》）。孟之反不居功。祝鲩的外交才能等等。
64、孔子批评了哪些人物与现象？
在论语中，孔子按照他的道德观与处世哲学批评了一些人和社会现象。主要是批评当时社会上违背礼制、违背仁义道德的人和事。批评对象有诸侯国的国君及上层人物、有他的弟子。批评的态度和方法主要是善意的说教而已。
当时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周天子驾驭不了全国局势，各诸侯国自行其事。在孔子的祖国——鲁国，大权落在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手里，国君控制不住三家的专权。按周朝礼制，这三家是大夫爵位、大夫封域称家，诸侯封域称国。而这三家在礼乐仪式方面超规格而行起天子之礼：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篇》）。孔子批评说三家彻祭时歌雍诗是行天子祭宗庙之礼，这种严肃静穆的情景在三家的庙堂能见到吗？季氏更放肆，在自家庭院里摆天子排场！孔子很气愤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佾（易）是指舞蹈行列，八佾即八行，每行八人。古代舞蹈奏乐，天子八行，诸侯六行，每行六人，大夫四行，每行四人，士二行，每行二人。季氏为大夫爵位，按礼只能用四行，今用八行，是天子之礼了。所以孔子批评说：这种人坏礼的事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不忍心做呀！所以，后来出现了“季氏旅于泰山” （《八佾篇》）之事，说明季氏已不满足于在家中庭院行八佾之舞，而是急于去泰山行天子之祭了！
从鲁国大夫乱礼的事，孔子看到的是一个乱轰轰的世道，加上发生了“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的事情（《微子篇》）。孔子实在气愤而出走离开鲁国了，并批评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篇》）。流亡到卫国时，虽得到卫灵公的器重，但看到卫灵公宠爱妃子南子而把自己凉在一边时，又愤慨地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批评卫灵公是好色之徒！此外，孔子还批评了管仲的铺张浪费与一些违礼的行为；批评宋国的司马（军政官员）桓魋浪费人力物力制作大型石棺之举。总之，孔子生性直言，见到违背礼制的情况，不管是谁，他都敢于批评。这就招至一些人的反感，因而不愿启用他，有的还要加害他，如桓魋就派人把孔子招徒讲学的大树连根挖掉！逼孔子离开宋国。
65、孔子批评了弟子们的哪些行为？
比较起来，孔子的批评绝大多数是指向其弟子的，这是由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这一特殊的条件决定的。因为批评也是一种教育形式，从培养道德、健全人格这个意义讲，对青年人的某些行为缺点的批评，是一种更加善意的有效的教育方法。孔子用这种方法使一些原本粗野的弟子的德行大加改善。孔子对弟子们的批评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类：
其一，批评不增进学业的人和事。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公冶长篇》）。因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是不可雕琢的，废土筑的门墙是不可粉刷的；对于宰予么，还批评他什么呢？孔子这段话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篇》）。冉求不愿学习就说：并不是我不喜欢夫子的学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呀！孔子说：力不足，是走到半路才停下，如今你是划地为界不走了。这是批评冉求缺乏信心。孔子批评弟子中“功亏一篑”的行为：“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篇》）。大意是说：学业与修德好比那堆土造山：只差一笼土这预期的山就造成了，可是这造山人却止住了，那我也只好说他到此为止而算不上成功！虽然刚开始倒下第一笼土，但是这个造山的人立定志向，勇猛精进，那我要说他必日日进步终能成功。孔子用比喻对弟子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百不实者有矣夫！”（《子罕篇》）。意思说：长了禾苗而不开花的，有的吧！吐穗开花了却不结籽的，有的吧！这是批评有开始而无结果，浪费时光，白耗生命！孔子针对弟子中的不良现象批评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大家整天在一起，说话不涉及正经道理，喜欢耍点小聪明，难办呀！耍小聪明不做正经事，古人有这些毛病；现代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中也流行这种通病！而患这些毛病的人难成大事！
其二，批评不修德行的表现。孔子最讨厌那些嘴上说得好听，而行动不着边际的人。“是故恶夫佞者”（《先进篇》），因为“巧言乱德”（《卫灵公篇》），“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孔子认为巧妙的言辞能败坏道德，是因为说话也投机取巧，装着脸色好看，仁心就少了。孔子更严厉地批评说：“乡愿，德之贼也”（《阳货篇》）。乡愿，是道德的败坏者。什么是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似乎世上没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实际是同流合污，欺世盗名，使人难于认清他的本来面目。有人对道听途说津津乐道，习以为常，孔子认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篇》）。大意是：路上听来的，就在路上去加以解释，甚至发挥一番，这种人是道德的背弃者。这就告诫我们，为人处世，读书做学问都要深入求证与思考，不能胡乱相信传闻！否则，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
其三，批评患得患失者。孔子说：“鄙夫可与事君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篇》）。意思说：庸俗闭塞的人，是可以与他一起办大事吗？当他没有得到职位的时候，生怕得不着，既得到了又怕丢掉了。若是生怕丢掉了，那就没什么做不出来的了。患得患失，只计较个人利益，说到底是思想道德基础没打好。现实生活竞争激烈，人的心情容易浮躁，而浮躁之心更易激发和产生患得患失的思想，怎样才能克服它呢？这里介绍一下“瓦伦达心态”。瓦伦达是伟大的绳索平衡家，他曾说：“我走钢索时从不想到目的地，只想着走钢索这件事，诚心诚意地走好钢索，不管得失”。后来人们把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不考虑得失的心态称之为瓦伦达心态。请大家记住：诚心诚意，先不管得失是达到目的的法宝。
其四，批评言行中的三种过错与三种毛病。躁、隐、瞽，是人们在说话时易犯的三种过错。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音谦，意过失）：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篇》）。大意是说：陪着君子说话易犯三种过失：话没到话题上就说起来了，就叫吵扰；话已在话题上却不说，就叫做隐瞒；没看到君子的神色如何就说将起来，就叫做瞎眼。日常生活中人都易犯这三种过失。但自已看不到这种过失，孔子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提醒人们注意说话的方法和品德。
孔子还批评了三种毛病：狂、矜、愚。“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篇》）。意思是说：狂、矜、愚自然是人的毛病，但是古代有这些毛病的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狂人肆志进取，自矜的人廉洁自守；愚钝的人本质朴实。如今，有这些毛病的人却一无可取：狂妄的人放荡而没有拘检；矜持的人乖戾多怒；遇钝的人就只有诈伪。这也是孔子感慨当时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此外，孔子还批评了这样的人：“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篇》）。意思是批评这类人狂放而不正直，幼稚而不谨慎，无知无能还不讲究信用，我不能理解这样的人。可见，从古到今，要做一个真正有文化、有道德的人还真不容易，必须有意识地加强个人的文化及道德修养才能成功。
其五，批评为富不仁者。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篇》）。意思是：季氏比周公的财富还多，冉求还在为他施行田赋，增加更多的财富”。孔子说：已经不是我的门徒了，弟子可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的缺德之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主张“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篇》）。君子应救助穷急的人，不给富有的人增加财富。所以，他批评为富不仁的行为，要求弟子们攻击冉求为富不仁的行为的想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孔子宣扬仁义道德，按照他的道德观去衡量人和事，特别是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风气难尽人意，所以他批评弟子“申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篇》）。引申出无欲则刚的成语。在批评师（子张）与商（子夏）两位弟子在贤能方面的过头与不及，引申出“过犹不及”的成语（《先进》。批评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往往失之偏颇，仲由刚猛有余。“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谚”（《先进篇》）。批评“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阳货》。意即神色严厉而内心虚弱的人像个挖洞跳墙的小偷。批评见不到作自我批评的人：“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讼者也”（《公冶长篇》）。批评冉有、季路不能阻止季氏对鲁国的附属国颛臾发动的战争，引申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名句，得出了“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结论（《季氏篇》）。孔子所批评的现象所反映的是他的道德观和为人处世标准，而这些在当时推行起来阻力很大，因而他就寄希望于他的弟子及后来人去推行，这正是孔子的用意所在。
66、孔子的人才观有什么特点？
人才问题，是一个亘古及今的话题，它与一国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论语》中，孔子反复谈及人才问题。其内容大致有如下几方面：肯定人才在治理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子言卫灵公以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鲩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宪问篇》）。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孔子谈论了卫灵公的昏乱无道。康子说，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灭亡呢？孔子说：孔圉管理外交接待，祝鲩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管理军队，像这样怎么会亡国。指出国家的兴亡全靠贤才能人协力所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篇》）。这段话的大意是舜统治时代，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得到了治理。周武王说，我治国之臣有十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尧舜到周武王说那话的时候，人才是最为兴盛。十位人才中，还有一位妇女，实际九人罢了。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强调治国人才难得，有了人才，国家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另外，传递了一个历史信息尧舜之时就有妇女从政。
孔子推崇周朝的治理方式，并指出了八个有教养、有学问的人。“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微子篇》）。孔子肯定这些人治理国家所发挥的作用。
量才录用，才用相适。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宪问篇》）。孔子说：孟公绰哪怕做晋国赵、魏两家的家臣也是很胜任的，却不能到滕、薛这些小国去当个大夫。
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孔子的弟子子贡批评齐桓公为争王位而杀了亲兄弟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谋臣，管仲不殉节，还去辅佐齐桓公，这就是不仁不义的人吧？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篇》）。孔子这话的意思是说：对管仲的才干与仁义要历史地看待，他辅助桓公称霸诸侯，匡正整个天下，人民免遭战争之苦，现在还受到他的恩惠。没有管仲，我们恐怕披头散发，左面开襟而衣。难道像一般的男女那样搞点小信小节，自己去暴尸野外，还有人理解吗？中心意思是说人才懂得舍去小节而保存大节，以致对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
德才兼备，以德为本，这是孔子基本的人才观。《论语》中讲了这样一位做官的人，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篇》）。柳下惠当法官，多次被罢官，人家说，你不可以离开鲁国吗？他说：按正道侍奉人，到哪里不愿要罢官呢？若是用歪道侍奉人，何必要离开祖国呢？孔子赞扬柳下惠的高尚人格，就是主张为官者应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崇尚道德，即使罢官也要坚持正义。而坚持正义，的确会遭到一些人的阻挠和抵毁，这在古代也是如此。当这类事发生在柳下惠身上时，孔子感慨地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卫灵公篇》）。臧文仲可能是个窃取官职的人吧，明知柳下惠的贤能就是不给他官位。按孔子的道德观衡量，臧文仲就是小人。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有时小人也会当道而逞能一时，但要相信社会上还是君子多小人少。《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宪问篇》）。当孔子听说：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文子一起提升到公朝，做了国家的大臣时，说这可以谥为“文”了。为什么要赞扬这件事，在孔子看，公叔文举才不避亲，也不忌嫉家臣与自己同朝执政，而且是由自己向朝庭推荐的，这就是一种应称赞的道德之举。公叔文是德才兼备，与臧文仲比起来，公叔文子是个君子。樊迟向孔子问有关智慧的问题，孔子说：了解人。樊迟没有想通，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位置在邪门歪道的人之上，能够使邪门歪道的人正直起来。樊迟把这番话告诉子夏。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篇》）。这里，子夏引伸了孔子的话，告诉樊迟，无论作人做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这样的人，政事就清明畅顺了，以此来宣扬与贯彻孔子正道事人的思想与正道处世方法。
67、孔子是如何对待富贵的？
《论语》中，直接涉及孔子谈论富贵与贫贱的大约有六处，从中可看出孔子的观点与思想：一是个人的富贵必须依靠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二是必须建立在道德规范之上，即从正常渠道获得财富或职位。
弟子原宪问什么是耻辱时，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篇》）。这个“谷”是指俸禄，吃俸禄的人当指从政的人。孔子主张在国家上轨道，政治清明时，有职位得俸禄这是正常事，反之，国家混乱无道，也谋取职位那就是人的耻辱了。孔子不止一次向他的弟子们灌输这种思想，把国家政治的稳定作为个人求职从政的大前提和原则，做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历史上，许多人为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而传为佳话。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孔子的意思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你在那里贫贱终生，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你能富贵荣华，也是一种耻辱。为什么？前者的贫与贱是个人不争气不努力造成的后果，国家已为你创造了条件，你不能把握机遇，责任归咎于已。后者的富与贵有明显的走歪门邪道之嫌，趁国家动乱之机而摄取财富或谋得职位，这当然是耻辱。历史上确有这类人，无论是孔子之前还是之后，这类人在谋求财富与地位时不择手段。
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篇》）。无论是获得富贵，或是脱离贫困，都要用正当的办法去争取。孔子还有一段生动的名言谈及富贵问题，“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篇》）。孔子的意思是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来，那即使是执鞭赶车的贱差，我也做；如果求不来，那还是依我所好。“吾所好”指的是什么？以下孔子这段话可以说是最好的解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意思是吃粗茶淡饭，喝白开水，弯起手臂当枕头睡觉，生活虽然清苦，但乐趣就在其中，不合道义的富贵，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与我无关。这是孔子关于富贵观最有名的论说。从文学境界上看，也是写得最美的。看今天社会上一些人虽然靓车锦衣，豪宅美食，风光诱人，但内心可能是痛苦的！为什么？不义之财而常生恐惧，成为精神枷锁！再看看那些来去匆匆的民工，生活中的物质条件虽然反差大，但“乐亦在其中”，为什么？靠劳动与诚实赚钱，走正当致富之路，内心增添几多安逸之情。
孔子在与弟子探讨人生对待贫富所持态度时，也有一番高论。当子贡问孔子道：“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孔子看来：“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篇》）。在肯定子贡讲的贫贱的人不献媚，富了不骄傲的人时，再提高一个层次要求：贫贱的人过得开心，不发牢骚怨言，富了有人乐善好施。纵观社会生活，这两种层次的人都存在。孔子所想是引导不同层次的人向善而成君子。
68、孔子是否相信鬼神？
《论语》中涉及鬼神、天命的内容不多，这四个字多数情况下是分开使用的，可见鬼、神、天、命在孔子时代是四个不同观念但又相互联系着。追根溯源，古人认为人死为鬼，是人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超乎人力者的自然之力为神，泛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迷信的人把神、佛、仙所住的地方称为“天”；而“天命”是迷信者指上天的意志，也指上天主宰之下的人们的命运。
鬼神与天命，这在孔子时代完全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但又不能回避，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这是孔子对樊迟问明智问题的回答：尊重百姓认为正确的东西，尊敬百姓对鬼神的信仰，但要慎重，不可涉及之太深，这可以算是明智了。孔子还告诫弟子：“非其鬼而祭之，诌也”（《为政篇》）。不是自己族里的鬼神也去祭祀了，就是献媚。实际是要限制弟子们祭鬼神的举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篇》）这是孔子对子路询问如何侍俸鬼神亡灵的回答：对活着的人都未侍奉好，怎么能去侍奉亡灵呢？“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这两处对话既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生死问题的慎重介入，又表现出高超的灵活与机智，而更主要是表明孔子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这也是孔子有别于古代其他伟大思想家的宝贵之处。孔子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篇》）。其意思是对于邪说异端展开进攻，祸害就可以消除。这是孔子明确反对把鬼神之类的说教带入当时的政治与教育当中。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作乱和鬼神这类悖德的事情。因此，孔子不信占卜这类的迷信活动，他讥笑鲁国大夫臧文仲把智慧用在占卜上：“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棹，何如其知也”（《公冶长篇》）。意思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只重视占卜，那他的聪明智慧是怎样的就可想而知了。有一次，孔子得了重病，子路请求祷告为孔子举行延年益寿的祭祀活动，并对孔子说“祷尔于上下神祗”。孔子回答：“丘之祷久矣”（《述而篇》）。子路引用《诔》文中的话：替你向天地神灵祈求益寿。孔子说：这样，我的祷祭早就做过了，婉言拒绝了子路的安排。这表明孔子不信神灵能保佑人的平安。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对孔子的无神论持赞许态度，以为孔子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与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
69、孔子是否相信天命？
《论语》中，孔子多次言及天与天命的内容。最具影响的一句“五十而知天命”，让现代的同龄人言之而谍谍不休。孔子对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教育事业是否行得通！其态度是“不怨天、不尤人”。当颜回去逝时，孔子恸哭，发出“天丧予、天丧予”的呼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分析孔子所说的这些话，联系孔子的思想道德观和政治主张，可先下个结论，孔子既不信鬼神，也不信天命。那为什么要多次涉及这个问题呢？从孔子当时所处的客观情况看：
一是孔子无可奈何的叹惜。如“天丧予、天丧予”。又如伯牛得了恶病不肯见人。孔子去慰问他，从窗口握着伯牛的手说：不行啦，命呀！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篇》）。当有一弟子想借手中权力为孔子的政治主张扫除障碍时，孔子阻止了，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篇》）我的主张能否实行，这是命运，公伯寮怎能改变得了命运！“天生德于予，桓魋如予何”（《述而篇》）。老天赋于我才德，桓魋能把我怎样？可见孔子所谓天命是他当时无可奈何的遭遇，和人力无法挽回的叹息！即使四处碰壁的境况，孔子仍保持自己高尚的人格，不用非常手段，更不去同流合污而谋取实现政治主张的权力和利益。
二是指事物发展的自然结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这里借天象说明事物受自然规律制约而不可抗拒和逆转。“天”就是自然规律与力量，它按自己的意志运行。当孔子与弟子“畏于匡”时，孔子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予何？”（《子罕篇》）。意思是说，天如果不想断绝文化，匡人其奈我何！在孔子看来，我与弟子担当的发展文化的重任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是自然规律，匡人也阻挡不了。
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试作如下解释：“天”在这里应指人的先天秉赋，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遗传因素，如性别、个性、长相、身材、思维能力与智慧等。这些因素具有客观性，也即常说的“天赋”、“天生”、“秉赋”等，这是生命的形——载体，是纯遗传因素。“天”与“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命”主要是指时间因素就是说一个人能生活多长的时间，在活着的时间里为人处世与理事的能力就是“天赋”的展示。如能力强的人或担当大任，或创大业，自然这类人的社会地位就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大，因此常听到人们对这类人评价或称赞说：他的命真好。另外，“命”还包括人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与把握能力。这就是反映在有的人适应能力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就是总括了这一现象。人活在世上为人处世都要有时间、机遇（社会因素、客观条件），还要有把握机遇的能力（主观因素）。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说过：“所谓命运，不过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机会（客观因素）对人是均等的，而捕捉机会的能力则千差万别。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有的人一生勤奋终成大业，有的人终身平庸等。无论人生如何发展，到了五十岁时，人的体力、精神、思维都已加快退化，这时若事业没有成就，往后再难成大事了。因此，“五十而知天命”即是孔子个人经验和体会，也是他对社会现象的总结，这里的“知天命”不等于宣传宿命论，完全是人生宝贵的经验。所以，孔子告诫弟子：“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
70、孔子是否主张对父母厚养？
讲孝顺是孔子的道德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纵观《论语》全书，孔子讲的孝顺主要是重视对父母亲的厚养。厚养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与礼，死，葬之与礼”（《为政篇》）。“无违”与“事之与礼”是指在精神方面的孝顺，不要违逆中国的伦理道德去赡养父母；衣食住行及娱乐与保健等是物质方面的内容。在二者中精神方面的孝顺是厚养的第一位内容和任务。只有当儿女们都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时，父母就少一些担忧而免去诸多思想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重负，生活 才愉快顺心。还有介于精神和物质两者之间的孝顺内容是对父母的敬重。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篇》）。孔子回答子夏如何孝顺说：这和颜悦色最难！有事由年纪轻的后辈来做，有好吃的，让给年纪大的长辈先享用，难道这就是孝顺吗？为什么这样做了还不能肯定是孝顺呢？还要再看看你“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服侍父母时，对他们的缺点要婉言劝谏，父母不听，尊重父母，也不放弃我们的意见，这样我们也许很辛苦，但我们没有怨恨。“劳而无怨”才算孝顺。这里要把握两层意思：第一是敬重，这属于内心的；第二是态度，外形要和颜悦色。老人们议论说：和颜悦色喝水也甜，气势汹汹送鸡汤也难咽!内心对父母不敬重，就与养犬马无区别：“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篇》）？
厚养的另一个内容就是看你如何安排父母的晚年生活，以及如何对待生病的父母。人都会衰老，衰老而多病痛，这是自然规律。为此，孔子提出“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二则以惧”（《里仁篇》）。孔子说：要掌握父母的年龄和身体健康情况，因年龄与健康相关，既为父母多岁添寿高兴，又害怕父母年岁高距人生终点近了，儿女与父母相处而尽孝的时间短了。还要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篇》）。这是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要求：父母在世，儿女不出远门，出远门必定有个安顿父母的方法（笔者在写此节内容时，报纸连载《老年悲歌》，许多独身老人就是因子女不在身边而频发悲剧，所以，对“游必有方”这一厚养之孝道极表赞同）。现代社会，要求子女不出远门是不可能的事，但“游必有方”是情理之中的事！游与远游是不同的概念。游，就是在工作岗位上，也免不了出门在外，离开父母，再不能象农耕朝代，自种自收自享而长时间陪伴父母。远游就可能是长期离开父母而在外乡工作甚至出国工作。无论游与远游，关键是对父母生活要“有方”！特别是青年人竞争压力大，时间是宝贵的“稀缺资源”，但努力做到“有方”还是应该的。如安排好父母的日常生活、保健与娱乐、起居与安全等。总之，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篇》）才是厚养的做法。
71、孔子的丧葬观如何？
孔子讲对父母亲孝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父母亲死后丧事的操办。现在社会上出现许多本末倒置的事情，其中对父母不重赡养而重厚葬也在其中。究其原因，一则对老人的赡养过程时间长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赡养父母之事完全是自家小范围内的事，轻重缓急无计较；二则安葬逝世的老人是一次过的事，出殡之时，上有天监，下有地视，中有人观，于是乎无论富贵之家，贫困之户都大摆排场，借死人之事显阔气之声，借出殡之仪，捞孝顺之誉，葬礼越办越铺张与繁琐。结果，有权有钱之家借此机会敛财。老百姓发出讥笑说：某某家的父母亲多死几次都值得！一些困难之家为向社会讨个孝顺之名而四处举债，丧事虽然办得隆重，但还债之时遥遥无期，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孔子及弟子对操办丧事是什么态度？《论语》对这类事触及较少。但孔子有三次涉及此类事，话语都极简练：“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丧不敢不
到底丧事如何办才合乎“葬之以礼”？子游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丧，致乎哀而止”（《子张篇》）。子游的思想是根据孔子的观点引伸而来的，认为居丧只要能尽哀思也就够了。办丧事只要诚心哀痛就够了，表面上办得非常铺张隆重，内心没有一点哀痛，这不是丧礼的精神。
厚养薄葬，虽然不能断言为孔子首倡，但孔子主张对父母辈老人厚养薄葬是可以肯定的，后来出现的丧礼中的迷信与铺张形式，责任不在孔子身上。
72、孔子对自己日常生活有什么要求？
《论语》中涉及孔子对日常生活有许多要求，从衣食住行到养生之道等方面，但大前提是克奢行俭。
有一个叫林放的人向孔子问礼之本。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篇》）。“礼制”是孔子的政治主张，所以当林放问行礼的原则时，孔子说这是件大事，虽然是件大事，但在行礼时与其太奢侈，宁可更节俭。克奢行俭的意义在于“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篇》）。奢侈的人难免不谦逊，节俭虽然显得过时而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显得固陋些。“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篇》）。这些话，孔子不是说说而已，是有实际行动的。为了节省用料，大夫们行礼节时要戴麻冕，改用丝代替，孔子就支持并带头这样做。孔子看不惯当时卿大夫的奢侈生活，对卫国公子荆克勤节俭大加赞扬：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篇》）。卫国公子荆，在维修住宅时，总说差不多够标准了，稍改善一点，又说很齐全了，几乎是富丽堂皇了。这不仅说明孔子对节俭的态度，而且说明孔子对社会生活观察的细致。从日常生活中看清各类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手段，并最终看清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孔子是穷孩子出身，对当时民间的疾苦是了解和同情的，对生活的艰辛有极深的体验。经验使他知道：“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篇》）。因为节俭而犯过失的人，是很少的。无论为官或是普通百姓，克奢行俭才能常保富有与平安，因为为官者的清廉是以节俭为基础条件的。历史上许多贪赃枉法之徒都是从生活奢侈开始走上堕落的。
《论语》第十篇《乡党》共二十二章，主要记载孔子衣、食、住、行的生活情况，以及在各种场合下表现出的风貌。《乡党》篇记事为主，主要记载孔子在家乡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谨慎的言谈举止。也讲述了孔子作傧相时和在朝廷上的仪表，讲述了孔子执行外交任务出使时的仪表及不同场合、不同季节服饰的变换。还记载了孔子斋戒时的认真与虔诚，同时提及了孔子处理朋友关系的态度和方法等。体现了孔子的温、良、恭、俭、让的品格与风范。现择其要以飨读者。
关于孔子服饰的记载。《论语》是取其在鲁国为大夫及代行宰相时段。因而其服饰不仅讲究而且华贵，与当时身份相称。《孔子家语》中记载回答鲁哀公问及孔子服饰时有：“丘少居鲁，衣缝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丘未知其为儒服也。”从这段记载，可知孔子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帽子，都是乡服，亦即为鲁人所穿的服装，为宗人所戴的帽子，并不是代表儒者身份的制服。因为孔子是一位不耻恶衣恶食的平民知识分子，以他的身份是不会穿那些华贵精美的服装的。
关于孔子的饮食习惯。其名言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具体要求自己“九不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子的饮食习惯是：粮食不嫌碾得细，鱼和肉不嫌切得细。饭糟了，馊了，鱼不鲜了，肉坏了不吃。饭菜的气味难闻不吃。烹调不得法不吃，不到季节的菜不吃。割肉、切肉不合规矩的不吃。没有合适的酱不吃。肉食不超过主食。酒量以不醉为度。从市面买来的酒菜不吃。吃完了，姜不撤除，也不多吃。
关于孔子的居住。“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篇》）。孔子日常闲居的时候，穿戴整齐，态度很温和。“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篇》）。孔子慎重对待的事是：斋戒、战争、疾病。还做到“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容。”“席不正，不坐”。吃饭时不谈论问题，睡觉时不说话；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直挺着，平时家居不像参加祭祀或接见宾客那样仪态庄重；坐席摆得不端正，就不坐。
关于孔子的行走。《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在朝廷或执行外交任务时行走的风采，包括坐车的姿势。如“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意思是说当国君在场时，孔子便显得恭敬，走起路来从容安详。又如“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意思是说，孔子登上车，必定端正地站好，抓住上车时的绳子以使自己平静与安稳，在车厢内不回头看，不急剧的谈话，不指手划脚。
关于孔子的交往。“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待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入太庙，每事问”。“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孔子在与人交往中按礼节行事。当托人向住在其他诸候国的朋友问候时，要对受托的人拜两次送别。侍奉君主吃饭，在君主举行饭前祭祀的时候，孔子要尝一尝饭菜。孔子生病了，君主来看望他，他就抬头向着东方表示迎接，把上朝的礼服盖在身上，拖着大带，以示为臣身份。当君主召见孔子时，他不等驾好车马就先步行走了。有朋友死了，没有人管，孔子说：由我来负责办理丧事。对朋友赠送的物品，即使是车马，只要不是祭肉，孔子接受时不行礼。对于君臣关系。孔子认为，国君使用臣子应该按礼节，臣子侍奉国君应该忠心耿耿。不懂就问，就是礼的精神，就是求学问和作人的道理。已经做过的事不用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再规劝了。已经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了。
由于孔子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按道德规范约束自己，长而久之，自成君子风度：“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就是几瑧完美的圣人气质与风度。
73、孔子轻视劳动吗？
有一种传统的认识，认为孔子轻视劳动。理由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子路篇》）。当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种菜的知识时，孔子回答说：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菜农。等樊迟走后，孔子说只要“上好礼”、“上好信”、“上好义”，就会人心归向，贤才毕集，百姓感戴，会携家带眷前来依附你，还怕没有人来替你种田种地吗。孔子针对樊迟的提问学农的事而讲了一番礼、义、信的道理，这体现了孔子对学问以及对弟子的教育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按仁义道德的要求去修养而成为治政治国的人才。樊迟问的内容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孔子当然不高兴，“道不同，不与谋”。由于家庭环境及志向使然，孔子从小就没做过种田地的劳动，当然对如何种庄稼的问题无能以对，也不愿回答，这正是孔子的实在所在。
其实，孔子并不反对劳动。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篇》）。意思是说，爱他们，能不让他们劳作吗？看来，这是孔子针对小孩子或弟子们说的话。言为心声，孔子从心眼里强调劳动的重要。真爱一个人，特别是小孩子，绝不能溺爱，太宠爱了就走向反面。要使其劳作，体验劳动的艰辛而珍惜劳动成果进而爱惜一切社会财富。
当然，对孔子的误解还源于我们只从狭隘的体力劳动去理解人类劳动，勿视了脑力劳动的重要价值。精神财富的创造与生产，主要依靠脑力劳动，复杂的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产更是以脑力劳动为前提和代价而实现的。在传统观念看来，体力劳动才算劳动，脑力劳动是不算劳动的。所以，历史上就出现了滑稽的事：批判学校培养的学生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废人。从今天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脑力劳动已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体力劳动只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些辅助条件和环节而已。脑力劳动是复杂的过程，其劳动效率或产生的劳动成果是体力劳动所不可比拟的。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一直很低，这既有技术手段问题，也有管理层次问题。庄稼人的人均收入也是很低标准的。从这个历史与现实看，孔子不主张弟子学稼学圃的愿望是可理解和接受的。袁隆平创造发明的水稻杂交技术是脑力劳动的结晶，它大大提高了水稻的生产效率，为全人类众多人口解决了粮食问题。这一脑力劳动的成果是体力劳动望尘未及、无法比拟的。
74、孔子是否主张法治？
《论语》的内容主要是推崇周朝的礼制与德治，由此引申出孔子对仁义道德的深刻与精辟的论说。其实，孔子也是主张与倡导法治的古代政治家之一。孔子在鲁国当过司寇主管刑法工作，有判案治讼的经历和经验。后来他在流亡过程中与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或大夫谈政事时，也主张德治与法治兼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有耻且格”（《为政篇》）。孔子的主张是：用政治的道理来教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便可以苟免刑罚而没有羞愧之心。用德化来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约束他们，百姓就不但有羞耻心而且能改过向善。
如果一定要依法治罪时，孔子主张判案要准要快。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这里讲的“中”字的意思是恰当、不滥施刑罚、不询私枉法，说明孔子反对刑罚不中。孔子培养的弟子中是有人懂得判案的。孔子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颜渊篇》）。意思是说：根据某一方面的言辞作证据就可判案的人，大概就是由了吧。子路（由）不拖延自己的诺言，对判案说办就办。
在孔子的思想中，判案治讼不是最终目的。他认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篇》）。意思是说，审理讼案我也和别人一样认真。要说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那就是，我想使世间没有讼事。“必也使无讼乎！”，这就是治讼的最终目的，是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治理社会要使案件消除在萌芽状态，从积极方面、从根本上治理。这一治理的途径之一是从建设道德入手。这看似无为而治，其实是最有效的治理。
治罪先治乱。这一思想是由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提出来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篇》）。曾子说：国家政治不稳定而出现混乱，老百姓心里早已没有法治观念了。如果法官查出案子实情，不要因为查出罪人就沾沾自喜，要想社会背景、怜悯那个犯人。治罪先治乱，这也是重要而科学的法制思想。只有社会政治稳定，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人人知法懂法守法，才能使犯罪率降下来，真正达到“必也使无讼乎”的理想目的。
75、孔子为什么对诗与乐有浓厚的兴趣？
《论语》中，孔子对诗及音乐谈论的内容不算多，但论述精辟、见解独到。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礼、乐相互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而“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这说明“乐”是为了“礼”的需要，而诗的收编是和作“乐”结合的。孔子一生“克已复礼”，为“礼”而东奔西忙，当然对诗与乐为礼服务的作用非常了解，并深入其中。其二，孔子终身从事文化研究与教育活动，收集与整理民歌，为后来整理《诗经》打下基础。另外，孔子从小就下苦功夫学习音乐知识与乐器演奏技巧，在他流亡期间，几乎是琴不离手，曲不离口，对在危急关头稳定自己的情绪，振奋弟子们的精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孔子看来，诗歌与音乐的教化作用是其它教学形式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而这种教化作用是建立在其健康的思想性与知识性基础之上。
孔子对诗歌与音乐感兴趣，是重视诗歌与音乐的思想性和知识因素，所以孔子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这段话放在《为政》篇第二章，就是告诉人们：为政的人，除了思想不走邪路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为政，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意思说《关睢》的乐章，使人快乐却不太过疯狂，悲哀却不伤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应该是音乐等一切文化艺术活动的一条底线。有资料证明，现在犯罪的人员80%是青少年，犯罪因素多数受不良媒体的坏影响。美国心理学协会研究结果得出结论：含有暴力内容的歌词能导致听歌者在短期内产生倾向。特别是那些在校学生听了后普遍产生仇视情绪，并将中性的谈话理解成挑衅的言辞，变得咄咄逼人，口吐不敬之词。所以对文化艺术的思想性决不能等闲视之。
76、孔子对学习运用诗与乐方面有何见解？
健康的文化思想能引导和培养造就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是真正能把握住用优秀的作品教育人的高人。他对弟子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你看，青年人学诗的收获真不少：可以感发志趣；可以观察兴衰；可以学会与人合群；可以学得疾恶如仇的态度。近可学服侍父母，远可学服侍君上，又可以认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字。请别轻易放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一句，这是要求弟子们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从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才是诗歌及一切文艺作品的创作源泉，离开了大自然的恩赐，人类将一筹莫展。现在，人们对“鸟兽草木”这四门科学与人类的生存关系了解甚少，做出了许多蠢事。孔子个人在诗歌与音乐的教与学方面有深切的体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孔子的经验是《诗》篇使他振奋起来，礼使他能在社会上立身，音乐使他的所教所学得以完成。他告诫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篇》）。不学诗者将不善言辞，不重点学好《周南》、《召南》这些篇章，那就像向着墙壁站着，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走不通。
诗歌和音乐是文学与艺术的揉合。孔子既精于诗，又通音律。非常喜欢欣赏音乐艺术，他曾与鲁国的太师乐具体谈过音乐演奏的规律。子谙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篇》）。这一章记载孔子告诉鲁国太师音乐演奏的道理，说：音乐是可以懂得的，开始起来的时候，就是协调的，接着，五音是精辟的，节奏是明朗的，持续着缭绕不绝，终于就完成了。对当时的音乐，孔子作了比较和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篇》）。《韶》是舜时乐曲名，《武》是周代乐曲。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篇》）。他在齐国听了韶乐，一连学三个月，吃饭连肉味都觉不出来。他说，真没想到学音乐会使人达到这个境界！
孔子把文学修养、特别是对音乐的欣赏作为解除精神压力的重要手段。“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篇》）。意思说孔子爱跟别人唱歌，如果觉得别人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跟其唱和。孔子的唱和是有选择标准的，他“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篇》）。即孔子厌恶郑国的淫荡乐曲搅乱了典雅的乐曲。他对得意弟子颜回说：如果你能去治国的话，要继承历代的优秀文化。其中“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篇》）。一再肯定思想健康的音乐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积极作用。一再坚持放弃那些思想不健康的音乐并杜绝其流毒。
孔子对音乐的态度是严肃的，即使是唱歌这类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要认真对待：“子于是曰哭则不歌”（《述而篇》），意思说，孔子若当天为朋友或自己的事哭了，那天是不唱歌的。
孔子对诗歌与音乐的热爱延续到他的晚年生活。他在外流亡十多年回到鲁国后，把余生献给了整理古籍与音乐的工作。“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篇》），“乐正”即是乐章的整理与纠正工作。
77、《论语》中的《诗》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论语》讲的《诗》，是指从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它最初叫做《诗》，《诗三百》、《三百篇》等。古人认为“经”就是道，就是理，天地的大道理，人生的大道理。阐明天理人道的书称作“经”，因而“经”是最神圣的典籍，权威的著作。到西汉时，《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成为《诗经》之称。
《诗经》共编辑305篇。原先全是乐歌，它的编排就是按乐曲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有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曲调，共160篇。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如同现在说的“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风”的意思就是声调。“雅”有大雅、小雅。“雅”由“雅言”及周朝的官话引申而来。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篇》）。“雅言”及当时的官话，似今天的普通话。“雅”属朝延的“正乐”，共105篇。“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属于伴舞的祭歌，共40篇。从时间考究，《诗经》包括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即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就地域说来，主要是黄河流域，也远及长江、汉水一带，即包括今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
78、《诗》是如何编成的？
《诗》的采编来源在汉代有两种记载：即“采诗”与“删诗”。采诗就是按当时的规定，派人按时到民间去收集歌谣，包括天子视察时也有此内容，如“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再就是命民间的诗歌献上来，由乐官太师配上乐谱，唱给天子听。“删诗”，是司马迁提出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这里说明《诗经》最后的编订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
现在一般认为诗的来源大致有三种：一是祭祀诗和燕享诗，可能出自巫、史之手，有的或依据古祭歌和神话传说加工的；二是政治讽谕诗，基本是公卿士大夫自出或请人代笔而作；三是讽谣诗，则是王朝的乐官在诸侯国的配合下采集来的。当然他们在入乐时，对部分可能有过润色改编，所以讽谣诗地域非常广阔，而形成音韵却很统一。归结起来看，《诗经》的汇编工作是周王朝的乐官们做的。因为国家需要，他们又是专门从事这类工作的，加上来自民间的歌谣及上层人的爱好，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部伟大作品的问世。当然，可以肯定孔子对《诗经》的编辑一定出过力，有他的一份智慧和贡献。这说明《诗经》的编订是经过漫长的酝酿，经过无数人之口之手，最后是水到渠成。
为什么要编辑《诗》呢？这是周王朝“制礼作乐”的需要。西周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不像殷王那样一味迷信天命，而是比较重视人事。《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成王时，就提到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则小人之依”。意思是，先懂得种庄稼的辛苦，才能了解人们的境况。又说：“天命自度，治民祗惧”。意思是，天命自己要考虑，统治人民要谨慎小心。“采诗”与“献诗”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而实施的。周公旦领导了“制礼作乐”，用于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因为“礼”即宗法制和等级制相结合的一套礼仪制度。“乐”则是配合“礼”并为“礼”所用的，诗的收集又是和“乐”相关与结合的。不同场所用不同的乐舞，严格反映了奴隶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后来，西周王朝没落，平王东迁以后是为东周，东周列国战乱不断，王室卑微，奴隶制“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已不听命于东周王朝。然而，东周王朝还梦想恢复西周礼制，于是拼命抓意识形态，订《礼》、《乐》，编《诗》、《书》，以加强其思想统治。可见，《诗经》成书于东周王朝，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
79、《诗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就内容与形式讲，《诗经》有下层人民的诗歌和贵族统治者的诗歌。《诗经》中的民歌是最可宝贵的内容，它以形象的历史，反映了周朝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在于：第一，反映了人民被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所作的反抗斗争。第二，反映了沉重的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第三，讽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第四，直接抒写劳动生活情景。第五，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内容占比重最大。这五个方面是《诗经》中民歌的主要内容。
《诗经》中贵族及各类官吏、文士的诗歌中，有几类也是有意义的内容。第一，政治讽刺诗。这类诗一般写在西周末期，东周初期，揭露了这个时代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朽荒淫。第二，表现旧贵族没落思想的诗。反映了有的贵族在失去原有地位和财产后，产生的颓废思想和在无可奈何中的自我解嘲。第三，反映周朝部族发展的史诗。这些诗从周朝部族的始祖后稷诞生、成长写起，中间叙述远祖公刘由邰迁居到豳，文王祖父古公亶父又由豳迁居到岐下，建立国家，最后说文王受命于天、武王继承父志灭商，建立周朝。第四，关于农牧的诗。有些诗原是祭歌，或为祈年的祈词、或为丰收后的报神歌，有的叙述了生产过程，劳动场面，生产技术的运用等。第五，接触某方面史实的诗。如《大雅·云汉》写的是周宣王时一次特大旱灾，人民在饥荒中大量死亡，周宣王在大旱面前束手无策，惊恐不已。
《诗经》的语言艺术是对文学创作的一大贡献。《诗经》是我国古代语言的宝库，很早以来就为人们所重视和学习。孔子告诫他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孔子看到了《诗经》有着丰富的语言和生活知识，反复强调他的弟子们要学这部《诗》。《诗经》中的一些名句被广为引用而成口头语，如踟蹰、逍遥、翱翔、邂逅、婀哪，一日一秋，高高在上，不可救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巧言如簧、人言可畏……孔子还说学习《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据统计，《诗经》中有草名105种，木名75种；鸟名39种，兽名67种，虫名29种，鱼名20种；器用名300多种。
其它如描述动作、声音、形状、情景等都极具表现手法，说明了诗人精细的观察力与表现力。
《诗经》是叙事抒情的诗歌集，其思想光辉和艺术成就，首先归功于劳动人民。《诗经》自编辑以来，先是为维护奴隶社会秩序服务，作为乐歌被用于祭祀典礼和燕享仪式；春秋期间则被上层社会作为“雅言”用于酬酢和外交；战国时期又被哲学家、史学家作为经典至理引进其著作中。当《诗经》成为儒家经典后，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经学家的肆意歪曲，一部分诗被弄得面目全非。今天，我们读《诗经》，主要是学习其优秀的历史文化知识，借鉴其写作方法，欣赏其语言艺术，了解其时事变迁，从而更好地去体验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知识带来的精神享受。
80、《论语》中的《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篇》）。《史记·孔子世家》说到，“孔子晚而喜《易》，序《易》、《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意思说《周易》是孔子晚年用力最勤的典籍，因为读得多了，致使编竹简用的牛皮带断了多次。孔子亲自为《周易》作《传》，后人称为《易传》，其中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所以又名《十翼》。“翼”是助，即辅助阐明“经”的意思。
《周易》是古代的卜筮（古代用蓍草占卦的迷信活动）之书，但书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而《易传》主要是阐述《周易》哲学思想的。《周易》原是一部深奥难读的书，经孔子作《传》，后人才得以窥见其中的奥秘。因《易》产生于上古而流行于周朝，才称为《周易》，汉代后把《易》升格为经典后称作《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