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系数怎么算:从欧洲看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个英国人看文革

从欧洲看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个英国人看文革

 1966年，我在英格兰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在报纸的报道中，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了，我同情那些与我同龄的中国男孩和 女孩，他们反抗的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结构。我当时也是一个叛逆者，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也会和他们一起抗议。然而，我看的英国报纸却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 中国正走向危险的暴力无政府状态。我只把它当作英国反动资产阶级报纸的典型观点而不屑理睬。 

1968年，我在意大利米兰读大学。5 月，巴黎爆发了街头抗议并迅速蔓延到欧洲的各个大学。在米兰，学生占领了主要的校园——我们要求更民主的考试制度，结束等级制度以及消灭旧体制。G产主义 学生与法西斯分子在街头发生巷战。路上筑起路障，有人投掷石块，窗户也被打碎。警察的吉普车、警棍和催泪瓦斯有时让事情变得更糟。我很快意识到是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激起了欧州人民的反抗情绪。工人和学生一起游行穿过米兰市中心高举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大幅画像，抗议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反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和腐败政 府“毛泽东、胡志明”成了这场革命的统一口号。对革命不太抱希望的学生则坐在大学的咖啡店里，一边喝意式浓缩咖啡，一边讨论政治和革命的利弊。
无需说，这场“革命”失败了。但并非完全失败。意大利钢铁和汽车工人获得了更优厚的劳动合同，大学褪去了中世纪的浮夸之风，一些旧的阶级隔阂，种族岐视终于被破除。这要感谢毛泽东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我回到了英国——这个国家几乎并未受到这场席卷欧洲大陆的变革狂风的侵袭。我进了商学院，穿着深色套装，打着领带，研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经济理论。另外，我也研读过《资本论》，还买了一本毛泽东红宝书的英译本。
对 我来说，G产主义代表着希望，那是对更好、更公平世界的向往。它是一个理想的制度，但不幸的是，由于资本家的抵抗和象斯大林这样的人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个 理想的制度未能得以实现。我相信除了经济思维的转变，人类也需要心理思维的转变。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最好也是最后的希望。我颇有乐趣 地读着中国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坦白。它们听起来像在来自远方的欢乐晚宴上，席间一个人主动站起来，坦白自己的缺点，然后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原谅。我还读到中 国学生自愿分担农民的辛劳工作，我对这种无私和乐观的精神十分钦佩。
然而，在我的人生中，G产主义决不仅是聊天的话题或遥远的理想。1974年， 我去了尼泊尔，那是我到过的离中国最近的地方。在加德满都我参观了中国文化中心，看到的彩色杂志描绘着面带笑容的人们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这段期间 正好在批判儒家思想。 中国G产党的目的也许是使人民了解封建儒家阶级制度固有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在批评时做些夸大。我想，这只是一种手段，像任何其它手段一样 有效。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我已回到意大利教书，同时也钻研印度哲学的奥妙。在某种意义上，我对毛泽东的去世有些难过。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于在他的继任者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的走向，我却颇有些疑虑。华国锋的短暂任期结束后，被复出的邓小平所取代，这更加剧了我的担忧。我听说邓立刻开始打破 文化大革命所建立的整个社会结构。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开始惧怕中国。我被政治变革所迷惑， 也为勤劳的无产阶级大众而感到困惑。我害怕这个政权及其多变的政策。我也害怕自己的无知。我认为我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个未曾中断过的伟大文化。然而，我很好奇。
当我们降落在北京机场，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红色大国”的所有设想。她是位年轻小姐，穿着一件黄色连衣裙。她灿烂而真诚地微笑，告诉我她是我们的翻译。
她是刚从北京一所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年轻聪明，讲一口纯正清楚的英语，与我们交流时，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热情，让我觉得很可爱。在北京的十天里，我们一起共事，她让我了解到做中国人和在中国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以为会有保留的地方，我见到的是坦率。我发现彩色和纯真的热忱取代了无产阶级的灰白色调。中国人民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开放、富于好奇心以及思维敏捷。他们似乎对于未来也是积极、热情和完全乐观的。
我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已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个国家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大约三年的时间，结识了很多很好的中国朋友，而我在北京第一天遇到的那位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年轻小姐则成为了我的妻子。
所 以，我也学到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了解它的近代历史和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一段时间里曾成为欧洲年青人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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