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张春桥接管上海工作后为何压制群众运动？

2011年08月24日 11:58
来源：书屋 作者：董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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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张春桥全面接管上海工作以后，很快意识到曹荻秋们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因而在此后的工作中，张春桥基于其特有的双重身份，与“中央文革”其他人的政治观点有时一致，有时相左。例如在著名的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的一员，并不反对《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但是在他直接管辖下的上海，他非但不鼓励群众组织冲击军队，反而千方百计加强与军方领导人廖国政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9年第2期 作者：董国强  原题为：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安德鲁·维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评介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中国人，拿一本外国人30年前写的有关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小册子说事，内心多少有点感到别扭。但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确实大有来头。

我们先说说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维尔德是目前在美国学界十分活跃的老资格“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他1981年从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1981-87）、哈佛大学（1987-95）、香港科技大学（1995-97）任教。

1997年应邀加盟斯坦福大学，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文理学院国际区域比较研究分部主任等职。其早年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文革”时期的民众政治参与问题，近20年来则更多地关注于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和中国社会转型方面，其代表作有《中国乡村的“文化大革命”：空间概念、时间维度与人际关系影响》（2003）、《党内精英与中国发展》（2004）、《当代中国转型研究》（2004）、《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2006）、《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和民众政治选择：北京红卫兵派性问题起源》（2006）等。

他目前在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研究院主持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治与所有权关系”、“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学考察：组织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私有化与精英流动”、“中国农村的政权机构、亲缘关系和家庭财富”等，近期即将发表的重要论著还包括一本写作时间长达20多年的《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

这里要介绍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一书，是安德鲁？维尔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习作，当时被列入“密西根中国研究论文”出版计划，于1978年由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虽然篇幅不大（全书约150页，其中正文约80页，翻译成中文大概只有40页左右），但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确实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读一读。

首先，这本书以“文革”时期位高权重的风云人物张春桥和“文革”运动的阶段性标志事件上海“一月风暴”为研究论述的切入点，选题视角颇具匠心。通过深入考察以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为代表的中央高层以及以曹荻秋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层的政治活动，可以充分揭示当时中国政治的组织形态、政治沟通方式、以及特定的个人在组织系统中的角色分工对其政治抉择的决定性影响。而对上海工人造反运动成因和特点的全面透视，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潜流，明了群众造反组织出现、分化与矛盾冲突的社会根源，以及底层民众运动与上层精英决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就笔者所知，类似这样采用多重视角、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最后又能上升到理论层面探讨“文革”运动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国内学者中对此类研究径路有所了解的更是凤毛麟角。

其次，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成果，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条分缕析，推陈出新，颠覆了当时西方学界对“一月风暴”乃至整个“文革”运动的一些错误认知。我个人感受较深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很多西方学者从“社会冲突”理论模式出发，认为“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底层民众反抗官僚体制的社会运动。因而在他们看来，上海“一月革命”的出现乃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旧市委一班人为了维护现行官僚体制和自身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镇压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

维尔德通过追溯曹荻秋和张春桥的政治成长史，指出曹荻秋等人在著名“毛派”人物柯庆施麾下不断升迁的事实，表明他们与张春桥一样，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内“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这种政治姿态在“文革”初期并没有发生改变。1966年5至8月间上海声势浩大的“文化批判”运动——批判对象包括老资格“革命音乐家”贺绿汀、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著名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等人——就是由上海市委发动的。上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出现，以及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也与曹荻秋等人的大力支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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