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以下简称《论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以下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以下简称《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形成三个著名文件。这三个文件从理论到实验为全面整顿做好充分准备。它们既有理论的概括，又有对全党全国工作的全面部署和具体指导。《论总纲》是政治纲领，《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工业和科技两个领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纲领。
党史纪实：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三个重要文件的产生
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只有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工交战线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实效。上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47。4%。全国财政收入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积余。邓小平提议在6月召开的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集中研究怎么加快速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研究制定“章程”和“规划”这两个重要问题。这次会议提出制定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国家计委开始了这个条例的起草工作。这项工作后来又由常务副总理纪登奎负责。8月初，《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初稿完成。8月8日，邓小平要求政研室参加对这个文件的修改。
8月18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提出加快工业发展需要有这样一个条例，要求参考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进行修改。国务院会议之后，胡乔木主持对这个文件的修改，邓力群、于光远、房维中等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胡乔木强调这个工业条例要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要把工业条例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在他的主持下，对条例进行了很大的修改。9月2日，胡乔木主持完成了工业条例第二稿《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讨论稿向出席二十个企业座谈会的各地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胡乔木在听取二十个企业座谈会意见的基础上，于10月初把这个讨论稿拿到北京召开的十二省、市委书记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去征求意见。两个会议的反映是普遍赞同，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适时的文件，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希望中央尽快形成一个正式文件下发。胡乔木等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对工业条例又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和修改。10月25日，完成的《工业二十条（修改稿）》先在10月29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了一次。这个修改稿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整顿企业、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思想。这个文件原计划在11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下发。后因“反击右侧翻案风”而没有下发。“在文件起草中，文件的精神就已开始在工业领域部分落实，积极地推动了各方面整顿的发展。”
1975年6月和7月，张爱萍在国防尖端科技打胜第二场攻坚战后，邓小平决定整顿科学院。刚在中央党校第四期读书班毕业的胡耀邦于7月中旬，受命前往中科院主持工作领导整顿。邓小平交给胡耀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经过调查研究，典型试验，形成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文件，推动全国的整顿。8月17日，邓小平收到胡耀邦上报的《汇报提纲》。邓小平认为，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胡乔木也认为《汇报提纲》全文太长，思想性不够，文字比较陈旧。邓小平要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提纲全文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衡一些。
胡乔木接手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后，先约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商议修改方案。他先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然后谈了自己的修改方案。9月2日，胡乔木亲自动手改好了《汇报提纲》的第四稿。9月3日，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讨论《毛泽东选集》的选篇时，胡乔木把修改好的《汇报提纲》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阅后比较满意。他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予教育各部门。邓小平决定9月26日下午国务院会议讨论《科学院汇报提纲》。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李昌、王光伟汇报《科学院汇报提纲》，胡乔木、周荣鑫等列席会议。邓小平对《汇报提纲》寄以厚望，他希望《汇报提纲》经毛泽东批准后，用这个《汇报提纲》发动科技战线的群众，把我国科技水平提高上去，并推动文化教育战线的整顿。按照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和讨论时的意见，胡乔木等人于9月28日完成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五稿，呈送毛泽东。这个《汇报提纲》是科技、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前奏。
教育部长周荣鑫出席国务院会议，当场听取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的指示，研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他决定学习科学院的办法，起草一个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提纲。周荣鑫于11月1日看到《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清华大学已经在一周前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严厉批评。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谈话，责令其检查。周荣鑫接到通知，让他于11月14日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评。张春桥后来得知有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找来看后恶恨恨地说，在“反击右侧翻案风”中，发现迟了，要不是，这就是第四株大毒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虽然躲过“反击”的一劫，但教育部长周荣鑫被强令出院，接受追查、批斗达50余次。1976年4月12日上午，他在批斗会上当场昏厥。4月13日，他不幸逝世，终年59岁。
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以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为号召，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安定团结的指示，还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不能忘记。”（《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再次谈到：“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整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的纲。”（《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月10日，邓小平在三座门同胡乔木、邓力群等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谈话。他说，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现在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他要政研室抓紧写文章，并要求文章不要光讲现话，要讲点新话，要摆事实讲道理。
邓小平的谈话触发了胡乔木的创作灵感。5天之后，他又读到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的任务。胡乔木认为，为全面整顿作思想理论准备，也很需要抓紧写这样一篇文章。9月18日，胡乔木把这篇文章的任务交给了邓力群。胡乔木要求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讲清每项指示的意义，讲清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集中精力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还叮嘱邓力群，把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的几次讲话记录找来认真研究，把邓小平讲的意见组织到文章里去。9月19日，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拟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打算。邓小平听了很赞成，他说，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他还表示，如果文章写得好，可以约几位副总理研究一下，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同意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邓力群接受任务后，找了胡绩伟、余崇彦、苏沛、滕文生四位同志，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经过学习、研究、讨论和座谈，邓力群他们商定了文章的内容和结构。按照提纲，四位同志写一部分。全文整理完毕，由邓力群统稿改定。10月7日，邓力群在文章完稿后，确定文章的题目《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0月9日，政研室在讨论这篇文章时，胡乔木的意见是文章用批判和论争的语调写不好，这篇文章应该正面讲道理。他让吴冷西、胡绳子、于光远同邓力群等五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文章。10月20日，邓力群等同志写出第二稿，题目改为《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胡乔木看后，认为还需要再作修改。邓力群又主持改出第三稿，题目改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第三稿没有来得及送胡乔木，胡乔木已经成为批斗对象。邓力群在政研室的会议上和1976年2月29日致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的信中独自承担了责任。1976年3月2日，胡乔木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无论我对一稿二稿的内容曾提出什么意见，总之，写这篇文章的政治责任必须首先由我负。”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形成三个著名文件。这三个文件从理论到实验为全面整顿做好充分准备。它们既有理论的概括，又有对全党全国工作的全面部署和具体指导。《论总纲》是政治纲领，《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工业和科技两个领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纲领。
1976年2月，姚文元对《论总纲》做了49处批语，他把《论总纲》定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他还说《论总纲》“同五七一工程纪要何其相似！”从1976年4月，“四人帮”通过舆论工具把《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诬蔑为“三株大毒草”、“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第四期上发表康立、延风的《（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把胡乔木称为“邓小平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全国各报各刊口诛笔伐“三株大毒草”。仅《人民书报》从1976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就发展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文章和通讯，多达一百一十余篇。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作了如下分析，《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工业二十条》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企事业路线的写照，史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四人帮”之流还批判说《论总纲》是“主体”，《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两翼”；《工业二十条》是“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汇报提纲》“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一条黑线”上“两个并蒂的毒瓜”。
1976年8月，经江青提议，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改定的前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人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的三本小册子。历史辩证法就是这样公正和无情。《论总纲》等三个文件还没有来得及与广大群众见面，现在通过“大批判”这种特殊方式同广大群众见面了。如果说广大群众对1975年的整顿实践中感觉到邓小平的正确，那么恰恰是批判“三株大毒草”使广大群众从理论上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广大群众是在学习批判中体会到邓小平所提出的政策真正反映他们意志和愿望。批判“三株大毒草”完成违背四人帮的愿望，为以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奠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基础，为四人帮的倒台加快了速度。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对《论总纲》第三个文件作出自己的评价“‘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邓小平思想年谱》前引书第29页）。
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为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做了极其重要的精神启蒙和物质准备。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试验。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的地方都见效。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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