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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教坛的老黄牛

——李永才老师的教育生涯

李玉广

   李永才是我最为熟悉也最为尊重的老教师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在领导和同事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忠于职守艰苦创业的实干家；在熟悉他的群众心目中，他是一位躬耕教坛数十载的名副其实的“老黄牛”。 

 李永才生于1936年1月9日。1949年入学读书，1952年在三畦小学读完初小后，考入县一小读书，1954年高小毕业后，因为家庭的原因，不得已放弃了到奇台县中学读初中的机会，丢下书本回乡务农。在此期间，县团委、粮食局、县银行等部门都曾有意吸收他参加工作，但都被其一一婉言谢绝了。当时在他的心目中，当教师才是最神圣最光荣的职业。也许是天随人愿吧，一个偶然的机遇降临到了他的头上。经时任平顶山小学校长的高天玉老师推荐，他到县文教科参加了招用教师的面试。面试的题目是：当场写一篇题为《你为什么当老师》的作文。因为上学时作文功底就好，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有当一名小学教师的心愿，所以写起来也比较得心应手。监考的文教科科员赵玉堂看完后认为写得还不错，可以胜任小学教师工作。当即就开了一份介绍信，让他到平顶山小学报到。他至今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天是1954年11月24日，实习期三个月，月薪31.20元，转正后可提高到39.80元。尽管待遇微薄，学校又地处偏远山区，但是，一心一意想当教师的李永才还是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背上行李，满怀信心地奔赴工作岗位，当时他只有18岁。从此以后，他就和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平顶山学校坐落在木垒县城以南十多公里的一个偏僻的山坳里，有一条崎岖蜿蜒的山路与县城相连。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毛驴，条件好的可以骑马，条件差一点的就只好坐“11”号小汽车——靠自己的两条腿徒步而行了。当时的平顶山小学 不但地处偏远，而且办学条件很差，师资力量也很薄弱。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李永才，热情很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除了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教语文算术两门主课外 ，还兼任全校的体育和唱歌课。每天4到5节课，课程表几乎排得满满的。但他毫无怨言。总是尽心尽力地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位学生。特别是在体育课教学上，他的成绩尤为突出。在1957年县上举办的少年儿童田径运动会上，平顶山小学派出的17名运动员共获得个人奖42项，集体奖两项，在全县名列前茅。

1959年寒假过后，因为原白杨河小学仅有的一位老师因故离职，学校没有老师上课，学生全部失学在家长达两个多月，家长们意见很大。为了尽快解决师资问题，文教科在学期中途临时决定派李永才到白杨河任教。4月22日，他离开了工作了整整5年平顶山小学，到白杨河小学走马上任了。那是一所初级小学，在那里，它既当校长又当老师，脚踢拳打样样都来。他所带的是一个由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共三个年级53名学生组成的复式班。教师的任务就是合理的安排时间，科学的实施教学，在保证语文、算术两门主课教学的前提下，适当兼顾体育、唱歌。为了保证足够的教学时间，他利用白杨河的学生居住相对集中的有利条件，根据不同年级的特点，把学生分成早班、晚班、正常班交叉上课。四年级早饭前上两节课，三年级放学后上两节课，其余时间上正常课。这样交错安排，老师的教学时间就比较充裕，复式班“三堂混搅，互相干扰”的弊端也可以克服了。真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然老师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没有一刻失闲，但是令人高兴的是，学校的教学质量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60年，在全东风学区共十个学校初小升高小的统考中，白杨河小学的13名四年级学生，被县一小录取了12名，名列榜首。受到了县委宣传部、文教科的表扬。

1960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学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文化水平，县文教科选拔了一批工作表现好文化程度偏低的优秀小学教师到昌吉师范轮训一年，李永才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进修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和教育理论，业务素质和文化水平提高很快。1961年7月，他以门门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学业，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鉴于他在平顶山、白杨河两所学校突出的工作表现，进修回来之后，县文教科调李永才到三畦小学担任校长。三畦小学地处照壁山脚下，离县城大约只有三公里的路程。这里的社员居住的比较集中，学校的规模比白杨河大一些，学生多，教师也多，但是办学条件却比较差。教室短缺，课桌凳不够，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初任校长的李永才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挑起了这副重担。为了筹措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地调动师生们的积极性，让大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他在保证教学时间，搞好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合理规划统筹安排，有计划的组织师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和建校劳动。他根据班级多教室不够的情况，将学生分为早晚班轮换上课。早半天上课的班级下半天参加勤工俭学和建校劳动；下半天上课的学生，早半天参加勤工俭学和建校劳动。学校师生的建校热情感动了生产队的领导和社员，通过协商，三畦小学所在地的四个生产队每队给学校派了一个大工，学校也抽出两位会泥瓦工的老师当大工。带着学生修建校舍。木料和其他建筑材料，都是由李永才出面向生产队借钱购买，学生脱土坯，老师自己当木工做门窗。就这样，前后花了四年时间，共修建6幢计40间教室、办公室。工程完工后李校长报请县文教科前来验收合格后，紧接着他就开始一次一次跑文教科要求解决基建经费。就这样，要一点还一点。总算是把所欠生产队的帐还清了。再抓基建的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学校的教学管理。通过几年的努力，三畦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此期间，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他还报名参加了自治区教育厅举办的函授中师班的在职进修，自1963年开始，一直坚持到1966年，基本上完成了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且通过了各科考试，眼看毕业在即，孰料突如其来的“文革”狂潮一夜之间让他即将到手的中师毕业证书也泡汤了，造成了终身的遗憾。

自1966年5月16日开始，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作为重灾区的学校首当其冲的受到了冲击。三畦小学虽然地处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农村，但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到了一些影响。作为校长的李永才，此时的处境也很艰难。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让孩子们耽误学业，他不得不冒着可能被“扣帽子、抓辫子”的政治风险，苦口婆心地给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长做说服疏导工作，确保了学校在“闹革命”的同时，仍然能坚持正常上课。

1966年暑期，全县教师在县中学集中搞文化大革命。集训结束后，李永才被调到头畦学校工作。此时，学校已经取消了校长的头衔，他被指定为学校负责人。在头畦学校工作期间，正赶上“把学校办到到家门口，学生就近上学方便”的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头畦小学也乘势而上办起了戴帽初中班。一些具有中师或高中学历的老师被安排担任初中的课程，老师们知难而上各显其能，新办的初中班一时间也搞得像模像样。特别是蔡青山老师所教的数学、物理，在后来的戴帽初中班合校时，考试成绩赫然名列第一。为了取得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李永才老师平时很注重与生产队干部社员和贫协搞好沟通协调。生产队也把学校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学校修缮校舍时，椽子不够，生产队长知道后二话不说，就让学校打发老师领上几个学生到队上的牛圈去拆，需要几个就拆几个。正是由于全校师生的齐心协力和生产队的大力支持，头畦学校的基本建设和教学质量在当时的新户大队都是数一数二的。

1972年3月，为了有效利用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在县文教科的统一要求下，新户大队决定将遍地开花的新沟、三畦、头畦、新户四所学校的戴帽初中班合并到新户学校，并任命李永才担任校长。新户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农村学校，有 18个教学班，其中初中班 6个，小学班 12个。全校共有教职工30多名，在校生 700多名，其中仅住校生就有280多名。管理难度可想而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保证学校能正常运转，身为校长的李永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师生的吃饭、住宿和取暖、生活用煤等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他的争取下，县文教科给学校划拨了一台轮式拖拉机，但是没有拖车。他就到各生产队求援，借用队上的拖车拉煤。为了与生产队搞好关系，在农忙季节，学校也安排学生帮助队上积肥、锄草、栽树、修路、种、收洋芋等。他形象的把这种形式叫做“驴啃脖子——工变工”。学校领导也和注意定期、不定期地向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汇报学校工作，以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后勤服务搞好了，师生的后顾之忧解除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学习积极性也就高了。教师是学校的灵魂，师资力量是决定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因素。李永才校长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在吸纳优秀教师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多种渠道，为新户学校招揽了一批学科骨干教师。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户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声誉也一年比一年提高。一跃成为全县的先进学校。

1973年3月，为了提高小学民办教师的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县文教科筹划成立教师培训部，调任李永才为师训班负责人，李玉广、潘竞元两位老师担任专职教师，专门负责小学教师的离职培训，校址就定在新户学校院内。为了解决培训基地的校舍问题，由县文教科出面与新户协调，借用一幢6间的校舍做教室和学员宿舍。但是学员食堂和教师办公室、宿舍却没有着落。时任文教科科长的吕纪元同志找到李永才说：“你要想办法在尽短的时间内修一幢房子，资金问题我来解决，绝对不能影响秋季开班上课。”向来办事干脆利落的李永才校长毫不推辞的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在短时间内交情了新户学校的手续，立即开始备料施工。他只用了短短3天时间就把木料、红砖、土坯等建筑材料准备齐全，然后把工程包给了有施工能力的生产队，仅用了7天时间，6间校舍就全部完工。其中2间办公室，1间教师宿舍，1间库房2间学员食堂。为师训班10月份按期开班创造了条件。作为师训班的负责人，他对教师的生活也是十分关心。有两件事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心存感激。我是从南闸中学调到师训部的，家属和子女都是农村户口，口粮由生产队供给，这就是当年所谓的“半家户”。说句实在话，对于这样的“半家户”生产队是不欢迎的。当我从南闸调到新户的时候，县文教科和县上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杨应西都找大队领导做工作，请他们帮助解决落户问题。时任新户大队书记的王禹同也同意安排。但是生产队这一关怎么也过不去，一直拖了半年。原来的生产队已经停了我家属的口粮，新户这面又没有着落。正在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左右为难的时候，李永才给大队出了一个点子。他对大队书记王禹同说：“李玉广这个老师的语文教学水平在全县都是数一数二的，是百里挑一才调到师训班给老师上课的。现在把他家属的户口落到新户，就把他栓住了。将来师训班一旦停办，他就可以留在新户中学当老师。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让他在大队举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上讲一堂课。让大家鉴定一下他的水平。”一向就爱惜人才的王禹同书记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特意安排了一堂专题讲座。按照学习班的要求，我宣讲的内容是毛主席的著作《实践论》。当我近两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课堂上爆发出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干部们异口同声地说：“讲得太好了！李老师不看书也不看讲稿，就把《实践论》讲得头头是道，举得又是咱们农村的例子，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也正是这堂成功的讲座，不仅使我在新户大队名声大振，家属和子女的落户问题也因此顺顺当当地解决了。我想，如果不是李永才老师的“精囊妙计”，我家属的户口也不知拖到什么时候。危难时节见真情，我真的从内心感谢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一个大忙。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到文教科争取到了70元的生活福利，帮我一家渡过眼下的难关。面对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同事，除了感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以加倍的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师训班在新户只办了两期，培训了80多名小学民办教师。1975年，县上成立了五七大学，师训班即并入五七大学。李永才也随即参加了这所新型学校的筹建工作。在学校正式开学之后，这位教育战线的开路先锋就又接受了新的任命。

1975年5月，县上决定筹办东风公社高中，李永才又临危受命挑起了校长的重担。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教师，要到一所乡办高中去当校长，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有一点勉为其难。他找到当时公社主管教育的副书记樊清昇谈了自己的想法。樊书记说：“我是要你去搞管理，不是让你去上课。公社决定委派徐正烈去当教务主任，做你的助手，主要抓教学。只要你们俩好好配合。学校就一定能办好。”听了书记的一番话，本来想打退堂鼓的李永才只好鼓起勇气走马上任，开始着手筹建东风高中。学校的校址是原东风公社的旧址。摆在他眼前的是年久失修的几十间旧房子，和一大片七高八低坑坑洼洼的空地。公社要求要赶在九月份以前完成旧房子的改造修缮和新校舍的修建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根据公社的安排，东风公社所属的几个大队，各自负责承建一幢校舍，从各大队调来的老师也全部参加建校劳动。当时老师的主要任务是：一部分身强力壮的男老师上山砍伐木料并负责拉运，其余的老师留校参加平整校园等建校劳动。建校期间的李永才与其说是一校之长，倒不如说是一个总调度、总监工。跑经费、跑材料是他；与公社、大队协调关系解决难题是他、工程进度督促施工质量监督也是他；组织老师学生参加建校劳动还是他。他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马蹄表，卯足了劲，一刻也不停歇地忙碌着。当年9月，全部基建工程按期竣工交付使用后，东风高中的首届高一新生如愿以偿地坐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开始了他们的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为了创造一个更为舒适优美的学习环境，学校又在课余时间动员学生自带铁锹、抬笆子、胶轮车等劳动工具，平整校园，修建操场、打扫卫生。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昔日七坑八洼高低不平的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建校劳动基本告一段落之后，学校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入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课题就顺理成章地摆在了李永才校长的面前。善于扬长避短的李校长，很有自知之明。他礼贤下士，恭恭敬敬地拜能者为师，请老师们为学校出谋划策。同时他还启用了几位在教学管理上有一定经验学历较高的教师做自己的助手，主管学校的教学业务工作和教研组工作。由于大家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尽管东风中学的总体师资水平不是很高，但是由于教师敬业，学生勤奋，学校的学习风气很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连续几年的中考、高考中，东风中学都取得了好成绩，看到自己付出的心血和辛劳终于有了回报，李永才校长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1978年9月，新户大队从东风公社剥离，升格为乡级建制。为了加强新户乡中学的领导，应乡党委的要求，经县文教科同意，任命李永才为新户中学校长。重回新户后，他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在强化学校内部管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学校基本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等方面花大气力，下苦功夫。在短短三年里，校园里绿树成荫、校舍俨然，校容校貌有了较大的改观；通过有计划的进修培训，教师的学历达标率有所上升，业务素质也有了较大改善，教学质量和办学声誉也一年比一年好。新户中学已经迈步跨入了先进学校的行列。也就在这一年，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0年，县教师进修学校成立。当时由于短缺校舍，师训班办学老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打游击。为了解决培训基地，县文教科计划为进修学校修建校舍。时任县文教科科长的樊清昇又想到了在搞基建方面有一定经验的李永才校长。1981年，一纸调令，李永才出任进修学校总务负责人。领导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依然是修建校舍。校址就选在县三小校园的西南角的一块空地上，即现在教育局办公大楼的后面。从备料到施工由他和陈志老师全面负责。好在对于修建他已经是轻车熟路。在他和陈老师的一力操办下，仅仅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原本是一片七高八低的荒滩地上，一幢13间砖木结构的拔廊房就拔地而起。紧接着又在北面修建了一幢9间砖木结构的校舍。这两幢房舍的建成，不仅解决了教师进修学校的校舍问题，而且也一并解决了教育局电教仪器、普教成教、勤工俭学等各业务机构的办公场所。进修学校迁入新址后，李永才老师就成了学校的后勤总管。除了负责行政采购、公物管理后勤服务外，还要负责学员宿舍和食堂管理。在这里他又一次发挥了自己在后勤管理方面的专长。把教师进修学校和教育局各业务口子上后勤服务的一摊子事搞得井井有条。

1985年8月，县幼儿园迁入新址后，摊子大了，后勤管理方面的业务也随之增加，非常需要一位既有后勤经验又有责任心的人去挑这副重担。时任园长的董艳芳提出要他原来的老校长李永才老师去负责幼儿园的总务工作。教育局也考虑到幼儿园的教职工全是女同志，没有一个行当一点的人去搞后勤，确实也不行。一开始，教育局长张林山觉得让一个老校长到幼儿园去吃苦，总有点过意不去。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找李永才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不料李永才却答应的很痛快。他半开玩笑的说：“我天生是受苦的命，到那里也少不了四股子筋动弹。既然工作需要，领导又信任我，我就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这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的老校长，又满腔热情地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说实话，幼儿园里除了女人就是娃娃，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米，样样都得他操心；公物管理、食堂管理、买菜打面、拉煤供暖、打扫院落、清除冰雪，事事都得他亲力亲为。名义上是总务负责人，实际上就是管理员兼勤杂工。即便如此，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员，他始终毫无怨言，一年到头一如既往地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工作，兢兢业业的干好每一件事。看到他忙碌的身影，老师们都感动地说：“老校长一天到晚不失闲，啥心都操，啥活都干，真是我们幼儿园的好管家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85年初春的一天上午，他还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单位，习惯性地在校园里巡视了一圈。他发现从屋顶流下来的雪水，已经在廊檐下结了一溜厚厚的坚冰 。老师和小朋友出出进进很不方便，如果不小心还会滑倒摔伤。他转身到工具房拿来了斧头动手剁冰。因为冰结的很坚硬，需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剁下一块。正当他集中精力使劲剁冰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他就一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当即就昏过了过去。虽然经过医院精心救治，已基本复原，表面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但自此以后他却留下了一个头痛的毛病。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一生好强的他，生拍因此影响工作，就向园领导和教育局打了病退报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县人事局、教育局同意他办理退休手续。1986年4月，这位在木垒县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30多年的老教师，在站完了最后一班岗之后，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他挚爱的教育岗位提前光荣退休，当时他才只有50周岁，离规定的退休年龄还有十年。他三十几年的教育生涯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

循着他教书育人的人生轨迹，盘点他数十年的教育生涯，可圈可点之处固然很多。但其中难能可贵的是；一个只有高小文凭的农村小学教师，曾先后在十多所学校任职，其中既有小学、初中，也有高中、进修学校，甚至还有幼儿园。从当小学教师起步，到当小学校长，农村初中校长到担任公社高中校长，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和骄人的业绩的教师，在木垒教育界恐怕也为数不多。说他是木垒县教育战线艰苦创业的实干家，鞠躬尽瘁的老黄牛，依我看，也确实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