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距离波门:关注地方高层换届：现任领导年轻化有多省经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9:54:26
有评论认为，这一轮干部变动，是为形成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而进行的通盘谋划，为培养产生今后几十年里党内高层领导力量而作的战略性人事准备。这对于各省、市、自治区在“十二五”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十二五”战略发展目标，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本轮省市高层换届，呈现出若干非常鲜明的特点：更注重基层和群众工作经历；有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有着更强烈的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大多年富力强、学历高、具有多省工作经历；具备政治家的要求素质等，充分体现了中央用人导向与群众期待的高度统一。
本期“特别策划”从省级主要领导调整谈起，揭示德才兼备、群众公认、崇尚实干等选人用人导向和各地选官新风向……
此后，我们还将围绕地方换届用人创新和实践难题等进行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从省级主要领导调整看用人导向
作者：●文/蔡霞
在这一轮调整中，有一些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走到了地方核心岗位，这凸显了执政党对自身执政根基的重视
每届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两年，人们都会注意到地方高层干部密集调动，这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目前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62位主要党政领导人中，有20多位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变动了职务，这一轮干部变动，不仅仅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也是为形成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而进行的通盘谋划，甚至是为培养产生今后几十年里，执政党高层领导力量而作的战略性人事准备。因此，这一轮调整省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特点非常鲜明。
选用干部更注重基层和群众工作经历
在这轮调整中，有一些长期在基层工作、在群众工作部门的同志走到了省级主要领导岗位上，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这表明，选人用人不再是机械、片面地重年龄、重学历，而是更注重于干部的工作经历。
经过30多年贯彻落实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执政党已经解决了干部队伍年龄断层、青黄不接的问题，干部的学历也有了普遍的提高。目前62位省级干部不仅在年龄上是合理的梯队结构而且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干部的年龄、学历已经不是问题，但是要承担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任和巩固党执政的基础，更多地需要干部在实际工作经历中形成的能力水平。这种经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的基层实际工作经验；二是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讲，当前和今后领导干部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光靠书本知识是很难应对现实挑战的。总结干部成长的规律，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的意见》。实践证明，经历过长期基层磨练出来的干部不仅具有坚强的意志、品格，而且对国情社情民情的认识和把握也更深刻，社会经验和政治智慧更丰富。有了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就能更真实地了解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更真切地感受群众的所思所想，和群众的感情更深厚，做工作就能更好得抓到要害关键处。在这轮调整中，更强调干部的实际工作经历，尤其是选拔经过长期基层磨练而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从这些省级主要干部的工作经历看，他们当中有的从工人、农民干起，有的长期在基层单位、艰苦环境中工作，有的从基层干部到厅局级岗位经历了20多年时间。有的在担任正省级领导之前，在副省级职位上工作时间也至少有10年以上。
注重干部的群众工作经历，也是这轮调整中选用干部的一个突出现象。政党来自于社会，政党的根基在社会，政党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在社会，所以政党和群众的关系，决定着政党的命运，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不高度关注争取社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铸就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从长远角度讲，这是决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命运的根本。今天国家快速发展，更需要取得社会各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执政党把大量的精力和党内优秀人才投入到做群众工作中去，并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成长起一大批被群众所公认、为群众信得过、在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凝聚力的政治人物，以他们的人格力量为执政党赢得更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垒筑起执政党更高的政治威信。尤其是在当前，能不能做好群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大局与社会的安定和谐。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会议上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好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工作，使为群众服务成为社会管理的实质内容，在服务中达到加强社会建设等，这都含有夯实执政基础的意味。所以，这轮有的省级主要领导是从工会、妇联、共青团系统走出来，非但不奇怪，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过去有一种模糊认识，觉得党的群众工作部门历来不占据权力舞台的中心，所以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干部，一般发展前景不被看好。在这一轮调整中，一些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走到了地方核心岗位，这凸显了执政党对自身执政根基的重视。
有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有着更强烈的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这一批省级党政主要干部大多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有着鲜明的代际特征。他们和新中国一起成长，亲身见证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所有历程。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的奋斗历程比较熟悉，受党的理想信念和优良传统教育比较扎实；另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受益者、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更广阔的人生舞台。由此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自己在亲身经历、真切感受基础上的深刻认识，有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有着更强烈的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从他们以往的工作看，他们中许多人工作有魄力，勇于面对复杂问题和各种挑战，既敢于碰硬，又非常讲求工作实效。他们在过去厅局、副省的位置上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这些政绩很好地展现了他们的能力水平，是他们走到现在位置上的重要支撑。
同时，他们大多有在国外学习考察的经历，有些甚至在国外获得学位。这使得他们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敏锐的创新思维、观察分析问题的时代意识和思想解放的鲜明品格。他们高度重视研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度重视运用新的知识和工具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现代政治人才的风格特征。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他们高度重视运用互联网，拓展联系群众、沟通群众的新渠道新空间。他们中不少人履新后，即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明确的符合地方实际的工作思路，敢于并善于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从而显示出他们过人的政治才华。
具备政治家的要求素质
从这轮调整省级党政主要干部的人员情况看，这不是简单地配备省级领导班子，而是以他们都应该成为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来要求的。之所以如此高要求，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中国本身幅员辽阔，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资源储备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在各自区域范围内经济社会情况本身就相当复杂。所以，省这一级所肩负的不是简单的区域性领导管理职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治理。对省级党政主要领导来说，必须要有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本事。
二是，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了经济起步和起飞的阶段，进入了中国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全面转型阶段。这个阶段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矛盾错综复杂、并且高度关联交织的时期，也是执政党面临极大风险和挑战的时期。省级主要领导要努力提高统筹兼顾的本事，配套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并要有处置各种突发风险与意外情况的能力。同时，各个省市区的改革发展状况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未来都对整个国家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仅仅是国家政权系统的所谓中层官员，而应该是既能够高瞻远瞩地把握全局、把握长远，又善于不失原则、灵活权变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问题的政治家。
三是，从“木桶短板”原理 和“协调平衡”原理看，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更取决于党和政府能否解决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使这些问题和矛盾不至于成为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短板。同时，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社会来说，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区域内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既要承认这一客观规律，但又尽量寻求协调平衡发展的空间，制定与执行引导平衡发展、协调发展的政策。这就要求一个省部级领导像管理整个国家那样去思考和解决本区域内的问题，并且清晰把握本区域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两年调整省部级主要干部，呈现跨区域流动和上下流动的特点。一些以前在浙江、江苏、上海等东南发达省份工作的领导被调到西南和东北省市区去工作；西南和东北的干部到东部去工作，中央部门的干部下到地方省市区工作。这样的跨区域调动和上下交流，从眼前看，有利于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更好地推进各地的工作；从未来看，有了多地域、多部门工作经历的积累，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情，承担起走上中央领导，肩负领导整个国家发展的执政重任。
基本趋势是实现党内干部的代际传承和接替
要保证一个政党事业发展的连续性，就需要有政党领导骨干力量的代际传承，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已经经历了好几代的干部更替。实现党的事业代际传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政党的干部队伍朝气蓬勃、新人辈出。这是一个政党富有生命活力、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政党最高层的领袖人物，必须是经过各级岗位长期磨砺而涌现出来的杰出人才，必须要积累相当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也需要经过政党组织长期的培养与考察。这就要求党着眼于长远，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去培养和发现大批年轻干部，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因而，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县处、厅局到省部级的后备干部培养做了一个整体性的安排。
要成长为政党最高层领导集体的成员，省级主要领导岗位的锻炼和磨砺是一个必须经历的关键阶段。事实上，之前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被选举进入党的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有相当部分是在省级党政主要领导岗位工作了若干年，然后上去的。所以，2009年以来的这一轮调整，担任省级党政主要领导的干部绝大多数出生于1950年后。尤其是2010年以来调整成为省部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是清一色的“50后”，其中还包括4个“60后”的年轻领导干部。从目前的情况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现任的省级党政主要领导中有一些人达到退休年龄，有一些人将进入中央领导层，相信那时还会有新的人事调整，它的基本趋势是实现党内干部的代际传承和接替。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现任地方主要领导的三大特点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25日09:44 人民论坛杂志作者：●文/薄智跃
自2007年10月十七大结束以来，中国省级领导更替频繁。现任领导呈现三大特点。第一，年轻化。第二，高学历。第三，具有多省经验
自从十七大召开以来，大多数省级主要领导都发生了变化。总体看来，现任省级领导有三大特点。
第一，年富力强 (表一)。与四年前相比，现任省级领导普遍比较年轻。四年前，省委书记中大多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最年轻的生于1957年。当时31位省委书记，有19位生于四十年代，占总数的61.3%。当时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也有19位生于四十年代，同样占总数的61.3%。现在，省委书记大多都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生于四十年代的只有10位，占总数的32.3%。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湖南省委书记周强都是“60后”。而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更是“50后”为主，生于四十年代的只有6位，占总数的19.4%。最年轻的省政府一把手如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也是“60后”。
但是，从平均年龄看，现任省级领导比四年前还是大了一些。四年前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是58.7岁，现任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是59.7岁。四年前省政府一把手的平均年龄是58.2岁，现任省长的平均年龄是59岁。在今后的两年之内，将有8位省委书记、4位省长、直辖市市长会由于年龄原因而离任。
现任省级领导的第二大特点是普遍学历高(表一)。应当指出，四年前省级领导的学历就已经很高了。当时31位省委书记中将近一半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8位有硕士学位，4位有博士学位。31位省政府一把手一半以上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7位有硕士学位，2位有博士学位。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有博士学位，时任陕西省长袁纯清有博士后学历。
现任省级领导的学历更上一层楼。31位省委书记中一多半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12位有硕士学位，4位有博士学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都有博士学位，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有博士后学历。31位省政府一把手2/3以上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8位有硕士学位，3位有博士学位。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天津市长黄兴国、青海省长骆惠宁有博士学位。
现任省级领导的第三大特点是具有多省工作经验(表二)。应当说，四年前的很多省级领导已经具有多省领导经历。当时31位省委书记中，只有不到30%只有一省的领导经历，11位省委书记有两省的领导经历，10位有三省领导经历，1位有四省的领导经历。如张云川先后在江西、新疆、湖南、河北四个省(自治区)作过领导工作。当时的省政府一把手多省经历比省委书记略有不足。2/3以上的省政府一把手只有一省的领导经历，9位有两省的领导经历，1位有三省的领导经历，没有人有四省的领导经历。王金山是唯一一个有三个省份领导经历的省长，他先后在吉林、浙江、安徽作过领导工作。
与四年前相比，现任省级领导的多省经历更加丰富。2007年有9位省委书记有一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降低到7位。2007年有11位省委书记有两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12位。2007年有10位省委书记有三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降低到8位。2007年有一位省委书记有四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4位。张云川、苏荣、卢展工、栗战书都在四个省份担任过领导职务。
与四年前相比，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的多省经历也大大加强。2007年有2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有一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降低到16位。2007年有9位省级政府一把手有两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10位。2007年有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有三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4位。2007年没有省级政府一把手有四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1位。王三运先后在贵州、四川、福建、安徽四个省份担任过领导职务。
总而言之，自十七大以来，省级领导变动频繁。现任领导呈现出年富力强、知识丰富、具有多省领导工作经历的特点。这对于各省、市、自治区在今后的五年中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调查回顾
作者：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调查一：群众最喜欢什么样的干部？
2008年，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了“群众最喜欢的干部类型”专题调查(详见人民论坛杂志2008年第2期)。“作为一名党政领导干部，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是，对群众有感情、讲诚信、工作有建树。“有建树，有情义，有魅力，有诚信，有品位”的“五有”干部受到了受调查者的认同。其中，“对群众有感情”排在了第一位，表明了改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迫性。
德才兼备的干部最受欢迎。干部在工作中要有所作为，也是受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群众对部分党政干部在工作生活中的表现，最不满意啥？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一列的是贪污腐败、跑官买官、行贿受贿。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群众最喜欢的还是先干后说的干部，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先干后说，占63.65%，先说后干位列其次，占19.88%，再次是光干不说，占10.27%。选择这几种类型的干部都需要的占5.56%。 80.5%的受调查者认为改革创新型干部很好，这样的干部应该再多些。
调查二：群众最喜欢怎样成长起来的干部？
2008年，人民论坛杂志又组织了“群众最喜欢怎样成长起来的干部”专题调查(详见人民论坛杂志2008年第12期)。从目前我国干部成长过程来看，其成长路径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成长渐进型(自下而上，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偶发阶越型(越过几个台阶，呈跳跃式成长)、上下迂回式(由高层到基层部门挂职，再逐步走向较高岗位)、混合交叉式(党政部门交叉任职，或由高校、企业的业务骨干逐步成长起来)、公开选拔式(由公开选拔而进到领导岗位)、长期专一式(长期工作在某一领导岗位上)。
调查结果显示，59.2%的受调查者最喜欢成长渐进型干部，排在第一位，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勤勤恳恳，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的认同。
公开选拔式干部，排在第二位。受调查者认为公开选拔有助于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形成求真务实、踏实苦干的浓厚氛围，形成培养、吸引、用好各类人才的科学机制和良好环境。这类干部成长类型获得支持，说明群众在关心干部的德才勤绩廉之外，十分看重在选人用人过程中的公开、公正和透明性，希望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联系群众的能力”得到绝大多数受调查者的认可，成为当前党政领导干部最需要俱备的核心能力之一。
调查三：百姓期待怎样的选拔标准？
2008年，围绕选人用人的六大导向(注重品行导向、科学发展导向、崇尚实干导向、重视基层导向、鼓励创新导向、群众公认导向)，人民论坛杂志做了“百姓期待怎样的选拔标准”的专题调查(详见人民论坛杂志2008年第6期)。“作为一名党政领导干部，你认为目前最应该加强哪方面的修养？”调查结果显示，“德”和“廉”居首，可见当前群众对品德高尚的领导干部和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的殷切期待，老百姓将把干部的道德品质看得比能力素质更为重要。
调查结果显示，“六大导向”深得广大群众认可且肯定，不少群众认为可以逐条对照身边的干部是否符合这些要求。有24.7%的受访者认为这六条标准他们都看重，即“六大导向”应当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一个综合标准。调查显示，群众最期待和欢迎的，是这“六位一体”的干部，而非把这六个方面割裂开来。事实上，正是如此，“六大导向”，作为新时期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六条标准，是一个有机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是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的重要保证。
体会
“实干”是成就领导干部的必要素质
十七大以来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选人用人上不断提出新要求。胡锦涛同志曾经强调指出，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习近平同志曾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树立“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正确用人导向，受到党政干部和群众广泛欢迎。
近一年多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职务变动，体现了中央的用人思路或者说用人导向。通过实施此次选题及回顾人民论坛杂志的有关调查，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从基层干起的干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重视基层”、成长渐进型干部最受群众欢迎。近年来，中央提拔重用了一大批改革创新实干型领导干部。2009年底，曾两次入藏工作的胡春华被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被媒体解读为中央注重基层工作经历的典型。查阅近年来提拔任用的省级党政一把手履历，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不少虽然农民家庭出身，但通过艰苦奋斗、改革创新，一步一步走到重要领导岗位，担负重要的执政责任。
二是“实干”是成就领导干部的必要素质。从人民论坛杂志有关调查结果来看，“工作上有建树”、“从基层干起”、“崇尚实干”，均获得了受调查者的认同，可见，强调实干正成为官员必备的工作作风和执政素质。这也是地方主要领导所具有的共性特征。比如，山西省省委书记袁纯清，奉行“多干少说”的行事原则；“少睡觉、多干活”是福建省省委书记孙春兰的执政风格。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虚夸、作秀的政绩都只是过眼浮云，难以长久，甚至还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给人们带来损失。
三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才能得到群众的真正认可。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注重品行”、“对群众有感情”的领导干部最认同。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治国理政的法宝，也是我党突出的政治优势。应当承认，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的政治优势正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而中央把群众认可的优秀干部调整到重要岗位，对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意义重大。
当前，地方各级党委换届正在展开，我们期待，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让中央放心，让人民满意。(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内蒙古党委书记深入基层 湖南省委书记重视法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25日09:44 人民论坛杂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深入基层
作者：人民论坛编辑 杜美丽
》》履历：
胡春华，男，汉族， 1963年4月生，湖北省五峰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地道的农民家庭孩子。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20岁进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工作，在西藏待了约20年时间。期间有三年时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2006年3月到2008年3月任共青团书记处第一书记。之后“空降”河北。不到两年，又从河北省长的位置上被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风格：深入基层、实干、思维前瞻
深入基层：胡春华在西藏工作的近20年时间里，7个地级市去了6个，75个县市跑了50多个，曾用15天的时间，步行前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考察工作。在团中央工作时，他鼓励团干：“当我们缺少推进工作的思路，当我们欠缺开拓创新的智慧，我们就迈开双腿，到青年中去，到基层去，我们都会找到满意的答案。”到内蒙古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后，胡春华在两个多月时间内跑遍了内蒙12个盟市。
实干：据报道，胡春华曾和共青团的青年分享他刚去西藏干校对工作的经历，2年时间他钻研出一套提高工作效率的校对方法。一年后，他去改革西藏饭店。再后来成为时任西藏自治区书记胡锦涛的联络组成员。1992年他到林芝地区工作，曾和同事徒步横穿当时还没有通公路的墨脱县全境，寻找墨脱公路建设的方案。河北任职期间加强河北和北京的联系，成功化解“三鹿事件”的政治危机。到内蒙古自治区后，提出为民生“办好十件实事”，实施“十大工程”；民生工程投资高达512亿元；将2010年城镇居民和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指标提高到11%和10%，并把它作为一个硬性指标明确下来，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思维前瞻：到内蒙后，胡春华对内蒙连续7年经济增速全国第一的态势，喊了刹车，他说“抓发展的劲头不能松懈”，但“不再追求经济增速第一”， “要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留出空间；”将“强区富民”，变成了“富民强区”，语序的调整体现出全新的发展思路。
》》个性语录
* 我想，有三条是非常重要：一是要始终坚持理想；二是要始终脚踏实地做事；三是要始终不断地读书，丰富充实自己。(任职共青团中央时)
* 第一是要努力学习。第二是要勤奋工作。第三是要执政为民。第四是要精诚团结。第五是要清正廉洁。(任职河北省长时)
* 要关注平均水平掩盖下的贫困。群众收入要实事求是，要实实在在拿到钱。(任职内蒙古时期)
* 今后，我们将使用民生指标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有多高的财政收入，就应该对应多高的民生投入。(任职内蒙古时期)
*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也是政府最大的政绩。(任职内蒙古时期)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重视法治
作者：人民论坛编辑 杜美丽
》》履历：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西南政法大学民法学硕士。
1985年进入司法部工作，1995年任司法部法制司司长，1995年10月到2006年在共青团中央工作，1998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2006年9月到湖南工作，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2010年4月任湖南省委书记。
》》风格：实干、重程序、强法治
重程序、强法治：周强到湖南的第一个执政举措是列出“权力清单”，把省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界限公布于众。2007年3月，他又酝酿了一个大动作，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处理拆迁、征地、收费等问题必须“五步走”：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研究。2008年，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规范政府行政程序的地方性立法。2010年4月，中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裁量权的省级政府规章——《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浮出水面，进一步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展现“作茧自缚”的行政约束之风。
实干：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周强坚持“党有号召，团有行动”，领导共青团深入开展“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博士服务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保护母亲河行动等活动，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还获得了首届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湖南任上，周强经历了几个重大事件：2008年特大冰灾，同一年全球金融危机，湖南作为民工输出大省面临巨大压力；2010年4月，刚刚升任湖南省委书记，又遇到特大洪灾。面对重重困难，湖南省顶住压力，闯入全国“万亿GDP俱乐部”。而因为在抗洪中的良好表现，周强获得“抗洪书记”美誉。“实干派，有朝气”，是湖南人对周强的评价。
善待媒体与监督：对媒体和公众监督持开放和积极应对的态度。“坦率自信阐明真相”，“善待媒体，亲和有风度”，这是和周强接触过的媒体人对他的评价。
》》个性语录：
*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任职团中央时期)
*常怀感激之情，常葆进取之心，常存敬畏之念，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任职省长时对湖南人的承诺)
*每一次危机发生时也意味着机遇随之而来，只要措施得力，湖南这个中部大省完全可以在危机中实现“弯道超车”。(任湖南省长时期)
*湖南仍处在“负重爬坡、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是解决湖南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任湖南省委书记时期)地方换届与官员选用创新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25日09:44 人民论坛杂志作者：●文/汪玉凯
从目前来看，地方换届步伐在加快，换届要调整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这些用人导向也会体现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的调整中省部级领导调整反映中央用人导向
新一轮的干部选拔在省部级和地方都已经陆续展开。这两年中央对地方省部级高官的任用和调整，从侧面反映了中央的用人思路或者说用人导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强调坚持执政的公开性、民主性，决策的科学性方面，与过去相比，要求更高。不管是主要部委，还是省级党政一把手，他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影响下，老百姓参政的欲望增强，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党政干部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坚持公开、透明，构建阳光政府，让老百姓更多参与到干部选用以及政府公共治理的进程中。
二是更加注重领导干部的基层经历和对民生的关切。领导干部有基层工作经历，才会更加贴近实际，更加了解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形态，从而能够关注民生，关心民众疾苦。从目前选拔出来的省部级高官的情况来看，他们在这方面都经历过一些考验。
三是对领导干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素质与能力要求更高。这要求官员要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求官员要有宏观战略，要有全局观念，也要求他们要参与过一些重大的决策，这样便于他们更好地执行工作。
从目前来看，地方换届步伐在加快，换届要调整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这些用人导向也会体现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的调整中。
官员选用机制创新与用人导向
如何选人、用人、管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近年来，我国的官员选用有很多创新。
总的来说，目前各级各地干部选拔任用的改革和实践，其思想源头都在《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近几年来中央对干部任用选拔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大。2009年12月，中央下发《规划纲要》，对我国未来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规划，确定了一系列选拔任用干部的指导思想、规定和方针，比如规范提名权、实施竞争性选举、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等。选人上的一些创新如：
一，扩大了提名环节的民主和监督等。以前，很多时候对官员的提名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被提名的官员都是提前安排的；对被提名者，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改革后，提名的范围扩大了，提名过程也有了监督机制，这些选官措施和以往相比都是颠覆性的。在很多地方，副局级、处级干部等级别较高的岗位也实行公开招考，官员竞争上岗、民主推荐后进行公示，上岗后还有考察期和反馈机制。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也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2010年7月，公安部、环保部和国土部推行干部选拔改革，首先，局级职位首次公开差额选拔，同时还向社会公开选拔十多个副局级职位，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二，选拔有“德才”和“票数”两条线，票数那条线按照得票高低排序，“德才”的线则看平时德才表现和职位匹配程度排序，而相关部门则重点分析两条线出现差距悬殊的情况。这样的选拔制度改变了以前简单以票取人的情况，是很有创意的选拔机制。
三，选拔都坚持了方案、过程和结果的公开性。比如国土部的正局级干部选拔，变过去的一些人推荐，为“四推荐”：一是符合条件的干部进行自我推荐，二是空缺职位所在单位402名干部投票推荐，三是全体146名司局级干部投票推荐，四是对44名现职司局级一把手进行个别谈话推荐，最后根据会议投票推荐、个别谈话推荐情况，确定进入面试范围的预备人选。这样的选拔透明度高，选出的人公认度也高，可以有效减少非议。这些举措对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为这两种体制的改革最核心的就是选人、用人。
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就是要选出有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领导干部。具体来说：一是要清正廉洁；二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重品行落实到干部工作全过程；三是完善从基层公选领导干部方式；四是群众公认是选任干部的重要原则；五是领导干部的政绩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当然，虽然选人用人机制不断创新，但也还存在一些待完善的地方，比如官员腐败、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官商勾结、问题官员“带病提拔”等，其实质都可以归结到选官、用官以及官员管理制度机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治理官场恶习，禁止跑官、要官，防范买官、卖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与此相关，选人用人过程中如何坚持公平、公正，用好的制度、机制，选出群众公认的好官，也是比较大的问题。目前中央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严格的规定，来防备这些问题的出现，但中国5级政府，800多万公务人员，要真正落实好这些规定，非常不容易。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人民论坛记者杜美丽采访整理)
延伸阅读
选人标准的演进
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他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在革命时代，一大批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的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干部选拔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此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江泽民同志就曾经谈到，“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都面临着各种竞争和斗争的检验与考验。”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才选拔与干部选拔具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间开始建立通畅的流动机制。
2002年，经过7年的实践，《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在干部“四化”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选拔的六大基本条件。200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五种能力：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宁夏考察的时候提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格外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实践和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明确干部选拔的标准创造了条件。习近平同志提出，干部选拔要遵守“六大导向”，即：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这六大导向既是对“四化”标准的发展和丰富，也是对过去几年干部选拔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资料提供：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所长 杨雪冬)“以德为先”导向的实践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25日09:44 人民论坛杂志作者：●文/周志忍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被公认为公务员制度的中国特色之一。持续几十年，人们开始对现实中存在的“高开低走”现象感到困惑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党干部人事制度的一贯政策，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上世纪90年代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被公认为公务员制度的中国特色之一。持续几十年，人们开始对现实中存在的“高开低走”现象感到困惑：一方面，我国干部录用选拔对“德”的要求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另一方面，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意味着部分官员“道德底线”已经失守。
在我看来，官员的“德”如何衡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却在衡量任用之后，毕竟一个高度负责的服务型政府，不能完全奠基于官员的觉悟和道德自律之上。
“德”的演进轨迹体现了认识的升华和时代的进步
在我们的语境中，“红”与“专”对应，“德”与“才(能)”对应，前者聚焦于人的政治素质，后者则关注其业务素质和才能。人的政治素质有高低之分，这说明“德”是某种形式的客观存在，但在转化为可观察的行为和结果之前，“德”又包含一些“虚”的成分。正是这种虚实兼有的特性，给“德”的科学衡量带来巨大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德的衡量以“实”为基本特征，关注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等客观标准。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理解，但后来出现了“唯成分论”的倾向，“文革”中更走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极端。有历史污点的个人自不待言，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出身于五类家庭的人，也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参军、升学和就业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基本消失的认识，政治素质衡量中的“唯成分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重在个人表现”的政策开始具有实质性意义。“个人表现”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央保持一致；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即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两者兼顾与平衡是一贯政策，但侧重点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改革开放前20年突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与中央保持一致，近10年更突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间的有机统一。
上述演进轨迹体现了认识的升华和时代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德”的衡量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德”的衡量面临系列难题
第一，“德”的衡量标准趋于相对“虚化”。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是客观存在，只要挖掘并确认事实，结论比较容易，因而属于“实”的标准。相对而言，个人政治表现更多依赖当事人的言论、外在行为和他人的主观判断，难免夹杂一些“虚”的因素，衡量的客观性必然受到限制。
第二个挑战涉及两类基本政治素质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原则是与中央保持一致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间的有机统一，但落到实处并不那么简单，现实中的极端例子是“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质问。其实，这一荒唐问题的提出不能完全归咎于干部的个人素质。遗憾的是，我们的反应停留在对当事人的口诛笔伐，而对上述深层次问题没有深入探究。
第三是“言与行”、“表与里”的衡量难题。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例，判断言论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容易，判断一个干部的职务行为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比较难，即使做到“言行一致”，那还存在一个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风险，其衡量更是难上加难。第四是人的动态变化性带来的衡量难题。“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若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即使干部提拔任用时品德高尚，随着其地位和权力的变化，也可能走向蜕化堕落。现实中，所有领导干部任职前都经过严格的政治考察，但任职后还是大量出问题，英雄模范最后沦为阶下囚的例子也为数不少。
给德的衡量以合理的定位
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德”的衡量比喻为照镜子的话，目前的努力就有点“测基因”的味道：不仅考察外在言行，而且试图窥探内心，似乎要寻求某种奇特的“测心”或“读脑”技术；不仅观察现在，而且试图推断和确保未来，似乎找到具有“优质基因”的干部放在领导岗位，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雄心和创新欲望固然可佳，但操作难度不可逾越，毕竟诸葛亮凭魏延头上的“反骨”判定其个性的神奇能力，仅仅存在于小说中。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鲁斯卡教授的获奖理论是：不可能准确地判断经济形势并预测其效果。“德”的判断和预测无疑比经济形势更难。
笔者提出德的准确衡量的“不可能定理”，并非一概否定相关努力，而是想强调，应该给德的衡量以合理的定位，不要赋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科学衡量“德”基础上的预先把关固然重要，但官员任职的环境和制度建设更为根本。邓小平同志说的好，制度起决定作用，好的制度使坏人无法干坏事，坏的制度下好人也可能干不好的事。美国学者凯尔曼也说过：“我们如能寄希望于热心公益的精神，固然非常好，如果不能，就应该把我们的制度设计好，使我们无需乎热心公益的精神”。
官德评价的主体归位
最重要的制度建设首先是官德评价的主体归位。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最严重的缺陷在哪里？贪官王怀忠对此领悟颇深：现行的干部体制，实际上是上面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伯乐相马有可取之处，但看走眼的也不乏其例。不是观察能力低下，而是观察位置使然。借用观猴子典故来比喻，领导居高临下，看到的多是猴子的笑脸；老百姓举首仰望，看到的多是猴子的屁股。既然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拥戴是衡量官“德”的主要标准，何不把判断权完全交给群众？近年来各地发起“万人评政府”活动，干部考察中民意测评的权重也在持续提升，但这些活动摆脱不了运动式色彩，轰轰烈烈背后隐藏着对制度细节的漠视。比如，民意测评结果是组织内部掌握，还是当场公之于众？政府决策不透明、预算支出不透明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公众的选择建立在“知情”基础之上？瞎子摸象式的“盲评”，其意义会大打折扣。
制度建设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环境的改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多种表现层次，最高层次是积极、主动、创造性地执政为民，底线要求则是不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由于现实中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老百姓的期望值已经降低到了相当实际的地步，反腐倡廉于是成了官德建设的头等任务。从医学上看，每个人在其生命的特定阶段都携带癌细胞，当自身抵抗力难以抵御外部压力时，癌症就会出现。腐败是政治之癌，反腐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个体免疫力。环境的影响有多大？这里不妨举联想的例子。柳传志在公开场合多次承认，1990年左右，联想的计算机元器件几乎都是走私进来的。有一次被查出来罚款300多万，照走不误。联想还做过假帐偷税漏税，因为曾许诺过给销售人员高额提成，按当时的政策，需要为员工高收入付几倍的税。“当时的情况是要么违法，要么企业垮台”。他的感慨是：“在阴天里，没有人能做‘阳光企业家’”。
显然，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人的品格和行为。因此，解决问题主要靠改变环境，在于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努力主方向不应是寻觅刀枪不入、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超人，也不是探讨如何消除官员的腐败动机，而是创造适当的制度环境，在这一环境条件下，即使怀有强烈腐败动机的人也无法得逞。敏感时期的治腐之策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25日09:44 人民论坛杂志作者：●文/任建明 刘金程
制度选人的基本思路是将原本集中的选人用人权力分散到制度和群众手中，具体操作过程中，包括建制与执行两个环节
2011年开始，全国各级党委(党组)、人大、政府和政协将自下而上逐级进行换届工作。定期换届选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从宏观层面来看，党政领导机构换届是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与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政治制度，影响甚至决定了未来一个政治周期的施政方针；从微观层面来看，集中换届选举也是调整领导分工与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制度安排，对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有着深刻的影响。实践表明，换届选举是党和政府不断完善自身组织与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集中开展换届选举期间往往也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用人腐败易发高发时期。
换届选举成为敏感时期
党和政府机构换届选举期间，领导者的任免去留以及组织对自身任用安排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领导干部的正常心态，在整体上看，换届选举期间往往成为官场上的敏感时期。
第一层敏感是晋升机会的敏感性。换届选举被一些官员视为改变个人政治命运的契机，由于职位晋升资源稀缺，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将在换届期间集中展开。“干部年轻化”是我们党培养、选拔干部的基本政策，《党章》中明确提出：“党重视教育、培训、选拔和考核干部，特别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年龄是选拔干部的重要考量指标。在五年一届的政治周期模式下，换届选举就是官员谋求政治前途上个人进步的重要机会，一旦错过则可能要再等一个五年任期。在“干部年轻化”的政策趋势下，多一个五年必将意味着更高的政治风险。所以，换届选举对干部而言变得异常敏感。
第二层敏感是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敏感性。现有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采取民主测评与集中表决相结合的办法，在民主测评合格的条件下，干部选拔任用的最终决定权集中于少数领导者。即便是上会讨论，主要领导者的态度和意见对于最后的任免决定往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关心自身政治前途的官员首先要努力窥探主要领导的想法，并采取各种办法改变领导态度倾向，使之向着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方向转化。其次，还要尽力争取民主测评中的大多数支持。显然，官员晋升的资格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人，特别是少数领导者，这样，官员会在换届选举期间集中各种资源在制度规则以外“争取进步”。
换届选举的敏感性是与固定任期的工作常态相对而言的。在确定任期内，领导集体及整个干部队伍可以彼此磨合，在推动制度运行过程中逐渐建立信任与默契关系。此时，官员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资源网络与施政平台，将更多精力投放于创造公共管理绩效当中。换届选举带来的领导班子重组以及干部调整将意味着原有稳定的合作结构将被拆散，领导干部或将面临新的工作岗位与工作环境，其政治利益将在换届过程中重新分配。简言之，换届选举之敏感，根源于政治利益分配之敏感。
以短期政策工具保障换届工作成本越来越高
由于换届选举的敏感性，每次换届之年既是用人腐败高发期，也是检验各级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在用人领域反腐倡廉工作实效的关键时期。为了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保证换届工作顺利进行，党和政府在历次换届之前都曾经专门针对换届期间的选人用人工作推出系列防范与治理措施。
2010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密集出台惩治用人腐败的政策文件。8月17日，中央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印发《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对干部选拔任用中的“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8月23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了《坚决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关于12起违规违纪用人典型案件的通报》，概括了近两年来全国打击用人腐败工作的基本情况，并通报了12起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进行专题学习讨论，充分发挥警示教育的作用。12月2日，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针对干部选拔任用和换届选举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17个不准和5个一律”，提出“要严明纪律、警示在前，全程监督、综合治理，惩防并举、严格问责，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最有力的措施同用人上不正之风进行战斗，用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
可以看到，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推出的系列监督惩处措施有着内在系统性和明显的针对性。三份文件分别应对行为性质界定、典型案例警示和明确纪律体系，共同构建起一整套“严明纪律、严肃教育、严格监督、严厉查处、严密组织”的政策工具组合，集中针对换届选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腐败问题。
针对换届选举反腐倡廉的阶段性工作目标，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推出的系列政策工具可以集中力量有效监控、打击用人腐败，在短期内快速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但是换届选举工作周而复始，每次都以短期政策工具保障换届工作不仅政策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用人腐败问题。事实说明，强化监督与惩处的治理手段往往偏重于事后控制，按照疏导用于堵漏的逻辑，彻底消除用人腐败还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针对换届选举中的选人用人问题建立一套长期反腐败策略。
制度选人：根本治理用人腐败长期策略
换届选举过程中干部晋升必然是竞争的，如果缺少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机制作为竞争平台，那么谋求政治利益的官员势必展开地下竞争，在强烈的需求作用下，各种用人腐败屡禁不止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了。如果说腐败的根本是利益冲突，那么根治腐败的系统性策略必然应该是从利益分配机制入手。具体到用人腐败，即是改革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现有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中无论是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还是上级领导讨论决定，各个环节都是以人的主观评价为基础的。在现实操作中，“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真实性有待增强，反映民意、尊重民意不够与民意失真现象同时存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决定权往往集中于少数主要决策者手中，简单说，是以人选人的“伯乐相马”机制。传统选人用人体制下，一旦少数决策者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个人依附、用人腐败、逆向选择等“人治”治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势必接踵而至。历史上大量的经验已经证明，将公共利益维系于个人品德是何其危险，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现代政治文明整体上表现出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历史趋势。具体到换届选举期间的选人用人问题，则应该是从“以人选人”向“制度选人”过渡。
制度选人的基本思路是将原本集中的选人用人权力分散到制度和群众手中，先以民主评议、组织考查结果筛选候选人，再以制度客观标准衡量官员的绩效水平，作为选拔其担任领导职务的基本依据，并且在制度框架下展开公开公开竞争，最终确定干部晋升人选。具体操作过程中，包括建制与执行两个环节。
建制环节主要是根据党的干部政策，构建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确立客观公正的资格标准以及公平公开的竞争规则。执行环节是推动制度运行过程，根据既有制度标准衡量候选人的客观条件，依照制度推动“民主推荐、资格审查”等过程，领导者个人好恶标准与意见倾向不再作为最终标准，而是由制度标准和民主评议结果筛选合适的候选人。
由于传统权力思维的惯性作用，把选人用人权力从领导者手中转移到制度标准上还需要面临诸多困难。但是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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