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土墙伸缩缝沥青挡板:第一章 儿科学基础 第一节 中医儿科学发展简史

中医儿科学是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为指导，研究小儿生长发育、预防保健和疾病诊治的一门临床医学学科。

中医儿科学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祖国医学，荟萃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养育小儿和防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回顾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阶段。

一、中医儿科学的萌芽期（远古至南北朝）

根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小儿医，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扁鹊……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这是最早关于儿科医生的记载。《内经》也有关于小儿体质特点、疾病诊断及预后判断等方面的记载，如《灵枢·逆顺肥瘦》云：“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素问·通评虚实论》云：“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又云：“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如何？岐伯曰：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这些论述对后世医家进一步认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和疾病诊治，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从秦汉到两晋南北朝，小儿医学在《内经》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汉书·艺文志》载有妇人婴儿方19卷。《五十二病方》亦有“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载。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记载了用“下气汤”治疗婴儿“气鬲病”的医案，这是我国最早见于文献的儿科医案。《三国志·华佗传》记载了东汉名医华佗用“四物女宛丸”治2岁小儿“下利病”。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儿科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宋代钱乙创立小儿五脏辨证体系奠定了基础。西晋王叔和的《脉经》首先论述了小儿脉法，认为“小儿之脉快疾，一息七、八至日平”，并首次论及小儿变蒸。《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医药书中专门列出儿科、产科、妇女科等医事分科，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儿科专著，如严助的《相儿经》、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2卷、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37卷等，可惜史载的这些儿科专著已在历史中散佚。

这一时期，儿科医学虽尚未形成专业，其独特理论与临床体系也未形成，但已经有儿科的医事活动和关于儿童及儿科疾病的文献记载，孕育着儿科学的萌芽。

二、中医儿科学的形成期（隋朝至宋朝）

隋唐时期，在太医署内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学制5年，促进了儿科专业的发展。

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涉及小儿杂病诸候6卷255候，第一次对儿科疾病病因病理及证候进行了较全面和系统的阐述。该书将小儿外感病分为伤寒、时气两大类，内伤病以脏腑辨证为主；提出了“不可暖衣，……宜时见风日，……常当节适乳哺”等正确的小儿养育方法。

唐代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本着“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的观点，在《备急千金要方》中首列“少小婴孺方”2卷。从初生养护至伤寒杂病分为9门专论小儿，载方300余首，所用剂型，除汤、丸、散、膏、丹外，尚有乳剂、药粥、熨剂、涂剂、摩剂等，补充了《诸病源候论》“有论无方”的不足，是儿科学的重要历史文献。

相传《颅囟经》（图1-1）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儿科专著，但据考查，现存的《颅囟经》是唐末宋初人托巫方所作。该书为保存至今的最早儿科专著，被称为“幼科之宗”。书中首倡小儿体属“纯阳”的观点，并对小儿脉法、囟门诊法以及惊、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治加以阐述，共载方56首，其中外治方达28首。

北宋时期，各地天花、麻疹等时行疾病流行，山东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撰写了《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书中记录了用白虎汤及青黛、大黄等药物的治疗经验，是为痘疹类第一部专著。南宋刘昉等编著《幼幼新书》40卷，集宋以前儿科学术成就之大成，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专著。稍晚问世的无著撰人姓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对儿科各类疾病广泛收录论述，所谓保卫其生，总括精微。该书明确指出新生儿脐风撮口是由断脐不慎所致，与成人破伤风无异，提出了烧灼法断脐的预防方法。

南宋名医陈文中著《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病源方论》，力倡护养小儿元阳，擅用温补托毒法治疗痘疹因阳气虚衰而产生的逆证，为痘疹类疾病的治疗提出了新的重要方法，是儿科温补学派的创始人。陈文中主温补与钱乙、董汲主寒凉两种学术思想的争鸣，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学术发展，为儿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总之，至宋代，随着儿科医事制度的建立，儿科专著和以钱乙为代表的儿科专业医家的大批涌现，以及对小儿生长发育、喂养保健、疾病诊治等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医儿科学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学术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三、中医儿科学的发展期（元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金元时代是祖国医药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当时名医辈出，各有所长。具有代表性的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朱震亨的学术思想，不仅促进了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而且对儿科学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刘完素认为：“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主张用寒凉泻热法治疗小儿热性病，并将凉膈散灵活运用于儿科；张从正善用攻下法治疗热病，为小儿热病运用“上病下取”法提供了范例；李杲喜用温补，重视调理脾胃，对后世儿科脾胃病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朱震亨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养阴法见长。他们的学术争鸣，丰富了儿科学的内容。

元代名医曾世荣从医60年，编著《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其学术特点，一是对初生儿疾病论述较为全面；二是对多种儿科常见病的因证脉治作了精炼而具有指导意义的概括，如将急惊风归纳为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治法；三是《活幼心书》编写了七言歌诀，便于初学者诵习，对于儿科专业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明代初期徐用宣的《袖珍小儿方》，集明代以前儿科诸家经验，分72门，收624方，证治齐备，叙述详明。寇平的《全幼心鉴》也是明初较完备的儿科名著，对儿科医生守则，小儿生理、保育护理、疾病诊治均予汇集说明，其中对面部和指纹的望诊论述尤详。鲁伯嗣的《婴童百问》10卷，列问论述，详究小儿病源与证治，附方800余首。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著《保婴撮要》20卷，共论证200余种。其中记载了小儿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齿科、肛肠科、皮肤科、骨伤科病证70余种，辨证用药精当，内治为主，配合外治，必要时手术兼施，为中医小儿外科学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名医万全，字密斋，著作颇丰，仅儿科就有《育婴家秘》4卷、《幼科发挥》2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心书》5卷、《片玉痘疹》13卷等，其学术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就儿童养育的不同阶段，提出了“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育婴四法”。在钱乙“脏腑虚实辨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小儿“五脏之中肝有余，脾常不足肾常虚”，“心常有余而肺常不足”的观点，即五脏“二有余三不足”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了儿科学基本理论。在治疗上“首重保护胃气”，强调“人以脾胃为本，所当调理，小儿脾常不足，尤不可不调理也。”并认为“调理之法，不专在医，唯调乳母、节饮食、慎医药，使脾胃无伤，则根本常固矣。”对于小儿保育和疾病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清代儿科医家夏禹铸著《幼科铁镜》，重视望诊，认为“有诸内而形诸外”，可从望面色、审苗窍来辨别脏腑的寒热虚实，治疗上重视推拿，并以“灯火十三 〓”法治疗脐风、惊风等证，有其独到之处。《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是清代乾隆年间“敕编钦定”的，该书把清初以前的儿科学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整理和总结，立论精当，条理分明，既适用于临床，又适用于教学。清代雍正年间陈梦雷编辑《医部全录·儿科》上、下两册，共100卷，收录历代儿科医学文献120余种，内容丰富。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是一部麻疹专著，详细阐述了麻疹各期及合并症的辨证和治疗。王清任《医林改错》记载了小儿尸体解剖学资料，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总结了活血化瘀治则的实践经验，创制了血府逐瘀汤等名方，促进了活血化瘀法的研究和发展。

陈复正，号飞霞，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儿科医家之一，著有《幼幼集成》。该书详析指纹之义，归纳为：“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力辟惊风之说，促进了惊风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倡导胎教学说，重视“胎禀”、“护胎”；辨证突出八纲，治疗善顾脾胃；广集治疗之法，尤重外治方药，全书共收外治方法20多种，外治方180余首，用于外治的药物150多味。实为一部集大成的儿科名著，对临床有较多的实用价值。

吴瑭不仅是温病大家，在儿科方面也卓有成就。在其《温病条辨·解儿难》中明确提出“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体质特点，“易于感触”、“易于传变”的病理特点，“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临床用药注意点。按六气病因论述小儿温病，从三焦分证论治，治病求本，与叶桂的卫气营血学说相辅相成。二者为小儿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治疗小儿外感热病（包括多种传染病）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明清时期，由于天花、麻疹等时行疾病流行，当时儿科医家在诊治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撰写了大量的痘疹专著。仅1368—1840年400多年间的儿科专籍，目前可以查考的约200余种、600余卷，其中痘疹专书即占了120余种、320余卷。这一时期，应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已广泛传播，突出的有郭子章《博集稀痘方论》（1577年）记载用“稀痘方”；《三冈识略》（1653年）载有痘衣法；俞茂鲲《痘疹金镜赋集解》（1727年）记载，在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的人痘接种法已经盛行推广到各地；张琰《种痘新书》（1741年）记载用“佳苗”人工接种。这种“佳苗”即是“熟苗”，是一种比较可靠的疫苗。清代朱奕梁的《种痘心法》记载：“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力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若时苗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这样的处理过程，基本上是符合现代制作疫苗的原理和要求的。这种“熟苗”已是去除毒性、保留了抗原性的疫苗。我国的人痘接种法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土耳其及欧非国家，成为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清代后期，随着西医学传人我国，儿科界也开始有人提出宜吸收西医之长，中西医合参，努力发展中医学。何炳元《新纂儿科诊断学》中除传统中医内容外，引入检诊一项，用于检查口腔、温度、阴器等的变化；恽铁憔《保赤新书》主张以中医为主体，汲取科学方法加以整理；顾鸣盛《中西合纂幼科大全》等，在当时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国时期儿科疾病流行，许多医家勤求古训，融汇新知，如近代儿科名医徐小圃擅用温阳药回阳救逆，救治了许多时行病危变证患儿，由此而闻名遐迩。

四、中医儿科学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儿童健康，在发展我国传统医学的政策支持下，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学术氛围中，中医儿科学与其他医学学科一样，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医学教育方面，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现代中医中等及高等教育（图1-3），70年代开始中医儿科学硕士生教育，80年代开始中医儿科学博士生教育，90年代又开始进行在职医师的继续教育，不仅培养了大批中医儿科人才，而且使中医儿科队伍素质不断提高，成为学科发展的有力保证。与此同时，编写了不同层次的中医儿科学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各种类型题库，整理出版了历代儿科名著，挖掘了一大批对临床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的可贵资料，出版了大批中医儿科学术著作（表1-1）。王伯岳、江育仁主编的《中医儿科学》，是20世纪下半叶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大型学术专著，系统论述了中医儿科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常见病的辨证论治。张奇文主编的《儿科医籍辑要丛书》1套6册，全面整理了历代中医著作，选辑其中对现代儿科临床有指导意义的内容作了归类点注。江育仁、张奇文主编的《实用中医儿科学》，分基础篇、临床篇、治法篇，是一部紧密结合临床、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著作。汪受传主编的《中医药学高级丛书·中医儿科学》，全面反映了现代中医儿科的临床进展，介绍了中医儿科学科研方法，适用于中医儿科学专业研究生教学和继续教育。21世纪初，汪受传负责编制的《中医儿科学》网络课程，以及出版的一批视听教材、CAI课件，促进了由纸质教材向多媒体教材的转变，改进和丰富了中医儿科学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推动了中医儿科的学术进步。

中医儿科科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在突出传统望诊的基础上，丰富了山根诊、舌诊、肛门诊等内容，在四诊客观化方面，如色诊定量、舌诊微观化、闻诊声音分析等，都做了不少工作。扩大传统的四诊手段，利用血液生化检测、超声影像技术等搜集到儿童体内疾病变化信息，将其纳入中医儿科辨证体系，即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使中医儿科辨证学的认识层次得到深化，发展了儿科辨证诊断学。一些儿科常见病、证已经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主要药效学研究方法。例如：脾虚证的主要药效学研究，可以在建立小鼠脾虚模型后，做健脾益气（应激能力试验，免疫功能测定）、运化水谷（胃功能试验，肠功能试验）等方面的试验。小儿外感发热的主要药效学研究，可以做药物对发热动物模型的祛邪作用（抗病毒作用，抗细菌作用）、解热作用、发汗作用、抗炎作用、固表作用等试验。在剂型改革方面，除了进一步研究的丸散膏丹外，同时又研制出了一批新剂型，如颗粒剂、口服液、滴鼻剂、栓剂、膜剂、注射液等，以便于儿科临床使用。许多中药新药的发明，如清开灵、双黄连、炎琥宁注射液用于感染性疾病，青蒿素治疗疟疾，雷公藤、昆明山海棠治疗肾病综合征，三尖杉酯碱、靛玉红、砷制剂用于白血病等，都提高了疗效，方便了用药，丰富了中医儿科治疗学内容。对儿科疾病的中医诊疗指南研究，促进了中医儿科学向标准化方向发展，有利于中医儿科学走向世界，为世界儿童服务。

1983年9月成立了中国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中医儿科专业委员会，对于促进全国中医儿科界的团结和学术交流、推动中医儿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医儿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21世纪，中医儿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现代化。中医儿科学现代化，必须是对现有水平的超越，产生在传统中医儿科学术基础上的质的飞跃，形成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会贯通，同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首先必须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科学研究为动力、继承传统为先导、思维创新为途径，加速引进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学科学术进步的步伐。可以相信，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医儿科学的现代化，将会随着整个中医学的现代化而逐步实现。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中医儿科学形成于宋代？

2.明清时期中医儿科学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3.试述钱乙、万全、陈复正对中医儿科学的主要贡献。

4.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儿科学有哪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