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鸟瞰图:父 亲

   父   亲

    清明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家乡的古大厝被一阵阵的云雾缭绕着，大厝角的龙眼树，迴响着雨滴声，有点苍凉，给回乡祭扫的心平添不少惆怅。站在大厝内厅角，仰望着父亲的遗像，眼睛逐渐的潮湿模糊，可父亲一生乃至去世的情形却像清明雨这般清晰。

　　按乡下风俗，父亲去世已三年（实际上满二年）。他的离世说来也较突然，那是2009年清明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家兄来电话说父亲要我回去，说他活不过今天了，我与当医生的妻子急忙回家。妻子给他体检时，告诉他没啥大问题，父亲听后仅是点点头，由于还要上班，我们当晚又返泉州了。隔天家兄又来电话，说父亲可能真的不行了，都站不稳了，况且昨晚几次起床，一直叫我的名字，并且把门框抓得很响，可能身体很不适。家兄征求我们的意见，还是把他接回乡下老家吧。当晚，堂弟开车来接，父亲已走不动了，是抱着上车的。到家时，父亲就意识不清，当我与妻子赶回家时，他的眼睛紧闭着，虽然没有大声呻吟，可看出他的难受，在老式床上翻来复去，手一直抓床沿。我俯身给他吃几粒救心丹时，隐约听到：“我很艰苦（即难受）”，就这样辗转反复着，一直到凌晨二点半，半依在我与堂哥怀中的父亲，像是喘息三声后就停止呼吸。乡下说法是很福气，没有痛苦就寿终正寝了。

　　父亲就这样走完他的86个春秋，算是高龄大福，但作为亲人也是不舍的。在去世的一段时间里，本想动笔写写纪念的文字，但铺开纸张，头脑却一片眩晕空白，不知从何写起。直至今日情绪平缓时，觉得还是应当写写，算是对父亲一生及往事的缅忆，否则父亲地下有知当会责怪，枉让我们为读书人。

　　细思漫想，父亲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生于忧患；活得潇洒；死享安逸。

　　一、之所以说父亲生于忧患。

　　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农村，生活极端的艰难。1924年春，父亲出生在南安溪美山外村（现称宣化）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里，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四弟二妹，算是大家庭了。祖父是文盲，由于没多少田地，靠种田养活不了一家，只好上山打柴到县城溪美出售买粮食过日子。听祖母及父亲生前介绍，父亲很可怜，10岁多就得上山砍柴，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夏天汗水成串，冬天风寒霜冻，双脚皲裂大口子，血流不止，都要跟着他父亲、姐姐砍柴、挑柴出售，换粮食回来过日，如果是雨季，经常断炊，饥一顿饱一顿的。

　　生活的艰辛无奈，祖父抱着侥幸心理也赌博了，希望能赢些来补贴家用。但事与愿违却经常输，结果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最后连老四儿子（四叔）也被人估钱抵债了。当债主来抱时，四叔躲在床底下不出来，嚎啕大哭不走，全家人呼天抢地哭成一团。祖父心情坏到极点，破罐子破摔，还时不时继续赌，祖母百般阻扰也没用，结果吵吵闹闹不得安宁。失望赌气的祖父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砸了，可是隔天又要挑柴往卖重新买回。可怜的祖母，虽出身于英都洪氏望族，但命运不济也只能屈就，艰难的操持这个家。但噩运连串袭来，首先是父亲的姐姐（大姑）因过度操劳染上重病，临终时唯一的愿望是吃一餐饭。她死后，少了一个劳动力，家庭日子更艰难了，有时粮食没了，家里就断炊。逢年过节由于太穷，村子里的人都不愿意借给粮食、奢肉给他们，怕还不起，据说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就在这时候饿死了的，另一个妹妹因养不活就送人了。父亲成年轮到抽壮丁，为不让家中长子被抓，办事干练的祖母狠心将其三子（三叔）卖了，拿钱雇别人顶替。不幸事情一桩接一桩，贫困交加，生活的压力终于压垮个性耿直、性格粗鲁的祖父，身体一天天坏了，在子女卖的卖，死的死后，带着满腔的怨恨，不久也病逝了，终年54岁。

　　祖父离世时，留下一大堆债务，家庭愈发艰难困苦，是祖母的坚强，维持这支离破碎的家庭，她教育父亲、二叔要有骨气，要振作。母子三人同心协力，祖母操持家务豢养家畜，父亲、二叔除耕种少量田地，还照样砍柴出售补贴家用，日子才逐渐好转。听父亲说，直到临解放才偿还所有债务，分别成家立业，过上像人样的生活。

　　二、之所以说父亲活得潇洒。

　　是因为父亲从小就有点聪明悟性，学什么都快些，他进过私塾读几个月书，认识几个字，当时的六叔公是乡下医生，看到父亲智商远胜于自己的儿子，就叫其背中药汤头歌诀，准备让其接班。可惜事与愿违，六叔公也早逝，没能来得及给父亲机会。然而至晚年，父亲还能熟练背出中药汤头歌诀呢！还能依据药书开一些简单的药方，医治一些乡下常见的毛病，由此也挺受乡下缺医少药农民家庭的欢迎。同样，诚实勤劳的二叔乐于助人，善待乡亲而深受好评。这时，父亲及一家才算得上有做人的尊严，真正意义的幸福。

　　由于父亲有一点小文化，土改后的农村很需要他这种年轻人，在合作社互助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即记工分、发放一些粮食必需品等，所以在我懂事时，就知道父亲是当时的农村干部了，我与家兄的名字为何取名叫“文选、文集”呢？就是父亲看到当时农村发行学习“毛泽东选集”单行本而受启发的。由于我们兄弟学习成绩还不错，以至后来村里出生的孩子，也很多取一个“文”，字，像是要向我们看齐似的。父亲文化表达的另一方面，就是在大跃进时，由于家乡属山坡丘陵地带，十年九旱，下雨时水都流泻了，故借助当时的合作社，人多力量大，先后建起众多的水库，父亲当时是小干部，号召全体老百姓投入到建设工地上，还自编自念一些口号式的快板顺口溜，以此鼓动大家的积极性。不知后来我们兄弟俩上学后对文学情有独钟，与他的影响启蒙是否有联系。由于父亲意识到文盲的痛苦，了解知识的重要性，从我们兄弟进入学校时，就很注重早期教育，无论从背书，写字他都抓得紧，他找来祖宗留下一本族谱，对我们说：看那字写得多好，工工整整的就像印刷版一般。由于农村条件差，没能买太多的纸张，他就拣来一块红砖头，叫我们用毛笔沾水在上面练习。可以说，家兄后来能考上美术学校，当上书法家；我的字也不赖，完全是父亲的教导有方，由于他的督促和劝说，我们兄弟俩学习都很用功，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微小昏黄的煤油灯下做作业，由于专注，稍低下头，眉毛头发时常都被烧焦了，早晨天未亮就起床背功课了，这在偏僻的山村，也就成为家长们教育孩子的榜样。

　　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培养算是尽力栽培，不遗余力。家兄16岁考上厦门鼓浪屿鹭潮工艺美术学校（福建工艺美术学院前身），父亲不知高兴几天几夜，认为儿子有出息，是家族之荣耀。由于他晕车不敢坐公共汽车，却坚持用自行车把行李载到厦门鼓浪屿，陪着家兄到学校报道，此举让学校当局和众家长感动、钦佩不已。我呢，由于文革，尽管上学之路很不顺，念念停停，几多波折。但父亲总是支持我继续学业的，唯独在他未当干部、看不到读书的希望时，曾一度动摇让我到县城念高中。但舅舅们稍微说一下，父亲就再也没坚持自己的观点了，让我念完了高中，以至后来才有上大学的机会，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厦门大学毕业生。直至如今，当我回忆这件事时，总会从心里感谢父亲的。

　　由于父亲的勤奋和负责任，他做农村干部从土改一直做到退休，从村支书位置退下后，犹被镇里请去企业办作管理工作，曾经到过一个农场当负责人。说到父亲工作的勤奋和负责任，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因他在解放前饱受苦难，理解解放后的幸福，所以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足以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以致于在文革极左路线干扰下，不能很好团结全村人，而是过份强调阶级斗争，派别斗争，不能不说是与愚忠有关系。由于他率直的个性，较为简单的思维，以至于在错综复杂的农村工作中，不能灵活妥善的处理一些问题，因而得罪了不少人，也落下不少骂名，我想，除他的性格以外，与当时的政策、风气有着直接的关连。比如阶级斗争扩大化、比如过份的破旧立新，这些尽管都是当时的政策，农村干部哪能不贯彻执行呢？有时也不得不违心的做。

　　父亲天性很会吃苦，也很坚强，很能应对复杂的场面以及挫折。他当农村干部时，由于从小练就的体格，干重活粗活也很卖力，比如农村修水利、筑路他都身先士卒，走在前面，起一个农村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另面对困难挫折，他也安若泰山，照样能吃能睡，无动于衷。最典型的例子是1964年的农村“四清”运动、1966年的“文革”打倒走资派、1976年的反右倾复辟，此三次运动，父亲也是三起三落，随时免职复职，他都能坦然应对。记得有一次，他在台上接受批判，我当时已成年，立于台下脚都软了，满身冷汗，而见父亲在台上，腰板、脚都很挺立，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当晚回家，我还在为他遭批判耿耿于怀、担惊受怕时，而父亲的鼾声却阵阵传来，让我放心踏实许多。直到文革结束，父亲又恢复职务工作，他不计前嫌，照样很卖力很投入。还记得当时，他没有太多埋怨自己的不平之事，而常常为党和国家前途担忧。闽南民间有句俗语：“大寒不寒，人马不安。”每年这个节季来时，若有不寒天气，父亲总是一边掀着日历，一边喃喃自语：“唉！今年国家又不安定了！”这种不顾自己吃亏，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操，恐是当今人们难于企及的。

　　由于父亲年少贫困，以至后来过上好日子，他十分珍惜，也养成知足常乐、知恩必报的心理。故当农村干部时，他秉公办事，不贪毫厘，有清廉公正的美称。当时计划经济，农村偶尔有上级拨给的物资，如木料、化肥、粮食、补助款等，他约束自己，也不允许其他干部染指，一丝不苟、一分不差如数发放给最需要的困难户。另外他很注重农村干部形象，对社会转型，发展经济为中心所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正之风时，他火气相当大，每次与我交谈都义愤填膺，仗义执言。他的学识当然不晓得，如果社会还是老一套，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他的思维当然不明白，如果还是集体化，搞穷过渡，当今中国还是落后，落后就受挨打这种连环、因果关系。但他的内心世界，一个老党员的朴素情感也确实很可贵，记得有一年的12月26日，我刚好回老家，见到父亲特意煮了一碗面，端到厅堂毛主席像前，点上烟，口中念念有词，我问之这是啥意思，他说在给毛主席做生日，这种近乎神话般传说也真的很诚挚，让人感动。

　　父亲面对社会现实、生活艰辛，总是很淡定和坦然的。当惯农村干部的父亲，由于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曾经几起几落。没做干部的时候，他毅然随堂兄外出打工，尽管年过半百，他仍然以他的吃苦和悟性当起泥水工来，挣些钱回来补贴家用。因当时，家里经济也不好，记得当时家兄结婚时，办酒席全是父亲外出打工挣回的钱，才把家兄的婚事办得热热闹闹，同样大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及村里的亲堂。记得当时为了请客，一家子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我不知跑了多少路，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须知道当时农村，能够这样大场面为儿子结婚办喜事委实不多，这点上，古人“祸之福所依”得到很好印证，彼失彼得。父亲没有做干部有点委屈，但能够靠打工挣钱办喜事，是何等风光呀！

　　三、之所以说父亲死享安乐。

　　父亲晚年日子过得舒适惬意，大概是从50岁以后就没有再干农活了。由于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俩，生活压力不是很大。家兄1970年从学校毕业后就有工作了，而我80年代初也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可以说，家庭经济已根本好转。自从退休在家后，也就无忧无虑了，白天除了在村里走动外，其余大多时间是躺在逍遥椅上的。以至一位堂孙女这样夸他：“伯公太幸福了，不用做事，又有钱用！”由于父亲有点医疗常识，懂得个人保健，一有伤风感冒等小毛病，就自己抓一点药，或许拔些草药煎服就没事了，一生没什么大问题，从来没进过医院门。80岁时，父亲还神气十足的对来客示范，能弯腰双手掌触地，证明他的健康活力，唯独84岁时因脑血栓才不得不到医院作CT，在家里输液治疗，可惜病情好转后却因心脏衰竭而逝世。

　　父亲的离世，虽然是人生的自然规律，但我觉得还是有点突然。2008年脑血栓，经治疗身体又慢慢恢复，状态还很不错，可是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死时非常安逸、自然，没有丝毫的痛苦，实现他生前的诺言，走要走得干脆，不拖累晚辈。奇怪的是，父亲临去世之际，好像有预感，2007年春节，不知怎的，他突然对来看望他的舅舅们说，今年是最后见面一次，以后再也没机会了。当时大家都不明白，他身体还那么好，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果然不到一年他就患病了；在临终前一天，他也说过活不过今天了，果然不超24小时；更离奇的是，去世的前一天，祥山堂哥要到外地打工，是因为跑错机场而留下来，好像是父亲不让他走，要他帮忙我们兄弟料理丧事，当晚真的是堂哥与我搀扶着父亲，帮他在床上翻身坐立，以至后在我们怀中去世。还有一位早已离开家庭的亲人，那天出殡时却突然前来，刚好参加葬礼。所有这些，都让人不可理解，人临终之际，真的会准确预测自己吗？若没有的话，发生的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

　　岁月的无情，身心的无奈，每个人都要走上人生的独木桥，凄凉的不归路。父亲的一生，实在是命中注定，他先苦后甜，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对社会、对家庭、对亲人没有遗憾，以至临终时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他生前唯一的愿望是给他的后事办得体面风光些。盖棺论定的说，父亲人格虽不大完满，但也没啥大缺陷。唯独是其过于偏执的个性、文化水平不高、知识不够全面所留下某种局限。所有这些，对一个农村干部来说，实在也不忍心过份的苛求他了。

　　父亲，相信您在另一个世界，也一定过得很好，仍然一样潇洒快乐！也相信您也一如既往的关爱我们，永远的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