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粮液基本面分析:林岫：紫竹斎艺话 （连载）

    〇秋逢佳晴，教研室楼高纳风，十分清爽。午后有北师大学生来学院寻同乡学友，顺便来我处访问。我正凭窗闲望，见彼等来，遂欣然围坐闲谈。

    话题扯到文人表字，彼等认为，表字乃表述名字的文字，固无疑，然而“表述”终有巧慧平拙、直露含蓄之分。譬如杜牧，字牧之；刘过，字改之；欧阳通，字通师；文同，字与可；曾巩，字子固等，皆了无余味，太过平常，与其大诗人、大书画家、大文家的身份不称。

    彼等高见，不敢苟同。姓名，通常可受之于长辈，亦可受之于师长。表字，一般则由自己决定。表字如果也非他人所赐不可，或者连取字号也要故作伟大，看人家的脸色，人活着也真地太累了。取字，本是自康自乐的事，与身份称与不称，有甚关系？况且取字时也不知将来会有几分伟大。只要不是那些小器皇上的作为（例如汉明帝讳庄，便呼庄子为严子；唐太宗讳世民，遂改民部为户部等），楞要天下人都一致行动的话，别说是取字，纵令改名改姓，也可以自己说了算，管人家爱看不看呢。

    取字，属姓名文化，文化人专享。跟诗文创作一样，虽有巧慧平拙、直露含蓄之分，但与身份相联系观之，绝无称与不称之说。巧慧含蓄固然好，平拙直露，若果自家愿意，顺眼顺耳，也不在乎旁人说道。事实上，取字平拙直露，后来功成名就的，也不在少数。或许，正是这些平拙直露的表字，才让他们不露山不显水地获得了机遇和运气。

    奇异是一种风貌，平常也是一种风格。众皆尚异，奇异成了平常，平常便成了奇异。

    中秋节，可以不吃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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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过去有人看见丰子恺先生画燕飞柳枝，时有小燕逆风而飞的画面，很是奇怪。谦虚者不明究理，前去请教他；自以为是者说丰先生不善作画，“连画小燕子这样简单的儿童画都画不对”，曾当面向他表示不理解。对这两种人，丰先生的回答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细心观测，就会发现小燕子很会利用逆风风力，而且逆风飞行的姿态非常优美，更适合入画……”

    想当然，是聪明人的通病。以为柔弱的小燕子飞翔时巧借风力，肯定喜好顺风飞行，却不知飞鸟（包括小燕子）都习惯利用逆风飞行，既轻便省力又自由随意，而且这种特殊的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连雏鸟试飞也不例外。

    以前听书法家、佛学家虞愚先生讲述上事时，只是佩服丰先生的观察力。虞先生经常给丰氏“儿童画”题诗，二老相交甚厚，他认为“丰先生富有童心。像他那样用童眼童心去观察和感悟周围人与事的，古今无有二人”。后来笔者偶然读到达·芬奇（1452－1519）的《论鸟飞行》，方知小鸟逆风飞行的一些科学道理，不由得为那些聪明而勇敢的小鸟叫好，亦对丰氏“儿童画”的不简单肃然起敬。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科学家达·芬奇的伟大，够写几部厚厚的书。他的兴趣广泛，涉及艺术、建筑、医疗、兵器、飞行、水利等多种领域，而且因他在这些领域的成就都出类拔萃，所以论资排辈，各个领域都心悦诚服地奉他为至高无上。达·芬奇也像丰子恺先生一样观察过鸟的飞行，并且发现鸟喜好逆风飞行，只是达·芬奇进一步对各种飞鸟进行了解剖，并作了无数次水流模拟的实验，从而获得了包括鸟翅对空气压缩后产生的反作用力和切角等重要数据。其发现和结论，比牛顿（1642－1727）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理论”整整早了二百年。

    十八世纪末，拿破仑（1769－1821）把《论鸟飞行》手稿及其诸多飞行器（降落伞、直升飞行器等）的设计草图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法国。拿破仑看中达·芬奇手绘草图的艺术价值，然而在科学家的眼里，“这是一座无法估价的科学宝库”。这部书使达·芬奇获得“航空科学先知（即研究创始人）”的荣誉。

    研究人类创造性思维的专家一向认为，艺博专能是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普遍具有的特质。只不过达·芬奇的超常发挥，突出地表明广博的涉猎可以使艺术家具有更加科学发展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会让今天那些以为“一技鲜，吃遍天”的习艺者感到意外，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大辉煌，纵有当时人文大背景的作用，但确实不是几个艺专一能的大师烛照出来的，也不是万千呼唤和炒作吆喝出来的。

    艺博专能，可以通向一种大智大慧超常发挥的自由境界。能进入此种境界的，必定具有超凡脱俗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不仅是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吾国历代能一领风骚的大家，如张衡、苏轼、徐渭等也都如此。看来，对艺术家丰子恺具有科学家洞彻事物的眼睛，真不必大惊小怪了。

    事实上，很多伟大的创造都源本平凡，而平凡中又有多少出自梦想开始的童年？观察鸟儿的飞行，不只供悠闲的少年娱目怡心，还能丰富智慧，启迪诗情画意般的想像力，世上有不少昭示文明进步的东西，就是萌生于童年的梦想而后才显示出非同寻常来的。就像1798年英国航空科学家乔治·凯利（1773－1858）设计出最早的直升飞行器并实践了飞行计划，其创意即是来自童年玩耍过的中国玩具“竹蜻蜓”。一百年后，“竹蜻蜓”加上达·芬奇的直升飞行器的设计草图又变幻成了俄国伊戈尔·西科斯基（1889－1972）童年梦中的趣味飞行；当他的公司在1931年秋正式向泛美航空公司交付第一架S－42四发水上飞机的时候，西科斯基非常动情地认定“现在大家看到的正是我三十年前童年梦中的那个座舱……”。

    古代传至欧洲的中国玩具“竹蜻蜓”是否与中国古籍中再三出现过的“木鸢”、“木鹊”、“木鸡”等有关，尚有待考证，但它形似一种能盘旋凌空的陀螺飞行器，大概没有争议。据《抱朴子》的“刻木鸡以厉天”，又《韩非子·外储》记“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以及“鲁般（班）作木鸢乘之以飞”（见《酉阳杂俎》），“公输子（公输般）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见《墨子》），那些能飞上天空的奇妙物件，肯定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航空模型。由观察翱翔，到羡慕鸟飞，到插羽学鸟，到削竹木做些飞行玩具，最初的想法无疑都来自天真的童心和灵慧。虽然公输子作木鹊“以窥宋城”，也不排斥捎带点军事侦窥的目的，但笔者深信，探索飞行奥秘的初衷都充满着可爱的稚气。

    古今有多少人观察过神秘的天空和其间翱翔的无数飞鸟，唯独大艺术家达·芬奇在十五世纪写出了《论鸟飞行》，并且画出了逝后四百年才有的部分飞行器草图，为人类随鸟飞行的梦想化作现实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如果将顺风飞行看作理所当然，谁都不敢悖行思考，甚至连写画小燕逆风飞行的事都不敢为，还能有今天的“日行千万里，振翼上云天”吗？开始将鸟的逆风飞行作为人类上天思维的突破口，应该不仅仅是偶试聪明。

    这一点，很容易让人想起十九世纪初叶法国的对英海战，当时死抱着“木制船尚且会被击沉，铁制甲板的舰船无异于自取灭亡”成见的拿破仑，拒绝了设计者的革命性建议，最后法国的木制海船颠覆大海也未能越过英吉利海峡。等到半个世纪后的1859年，法国建成排水量高达5600吨的“光荣号”远洋铁甲舰时，清醒了的法国人一边得意地赞誉“光荣号”为“不沉之舟”，一边谴责三十八年前病逝的拿破仑是“愚蠢的科西嘉小子”。如果童年的拿破仑躺在草地上观察鸟儿飞行时，也注意过逆风飞行并为之心动；如果中年的拿破仑带回达·芬奇的《论鸟飞行》手稿及其诸多飞行器设计草图时能耐心地翻读一下，欧洲十九世纪初叶的历史可能会重新书写。

    年过耳顺，重读丰子恺先生的“儿童画”，翻检一些小燕逆风飞行后面的故事，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浮想联翩一番，颇生感触，援笔记此。

    〇山东一作者以楷书六条屏展示余。正文书范仲淹《岳阳楼记》，行书跋语曰：“为范公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距今已九百五十周年而作。”此语有误。

     《岳阳楼记》原文末尾有“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八字，按宋仁宗（赵祯）庆历年号（1041－1048）推算，“庆历四年（1044）春”，滕子京谪守岳州（今岳阳），第二年（1045年）重修岳阳楼，庆历六年（1046）秋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范公当时正贬知邓州（今河南邓县），此记创作时间的确“距今已九百五十周年”。但是，范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却非庆历六年（即1046）九月十五日始出。

    据史载，范仲淹少有大志，常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自勉。查史籍不便，可检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之《古文观止》卷九夹评“先生少有大志，尝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其志也，今于此发之”，又清代《古文眉诠》卷七十三也有“先忧后乐两言，先生生平所持诵也”，皆不难断乎出语时间。

    《论语·子路》有“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范公以此语明其志、践其行，毕其一生，唯鞠躬尽瘁而已矣。知范公、敬范公者，宁信彼57岁（6年后逝世）方得此语耶？

    断语不可轻下。落笔千斤重，轻心慎莫为。

    〇真正的艺术品都有价值。譬如幽谷之兰，“不因无人而不芳”。艺术品真实的价值，应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因无人问津而消失，也不因有人哄抬而飙升。

    艺术品价值确实高贵至无上者，曰无价。无价，皆有价。譬诸数学，犹“无数”乃“有数”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如果标价虚高或是虚低，全凭红口白牙雌黄道来，在虚妄中不光毁掉的是艺术品客观存在的名声价值，也会毁掉客观存在的社会公道。

    世上生而显贵，又洽得其实价的，的确太少。物之有运，譬诸人之有运，命数未必有定，但毕竟有知遇或见弃的诸多幸与不幸。艺术品亦是如此。先不知遇，而后得人知赏，忽地身价百倍千倍，拱若珍璧，犹人之一朝得宠，鸡犬升天。幸也不幸，有价也无价,有时真地说它不着。

    即使生而显贵，若遭遇埋没，天荒地老不被人知，又便如何？如同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撰书的《华清宫温泉碑（铭）》（有飞白书“贞观”二字）埋于粪壤二百余年，到宋仁宗天圣（1023－1032）初，才“自粪壤中发出之，再加刻而立于小亭”（见《说郛》卷三十七）亦是奈何。民众未必不知九尊天子李世民撰书的珍贵价值，偏偏战乱之中弃之粪壤，待宋代挖出，留拓之后，辗转来去，随后碑石又失。潘光旦刻《绛州帖》时曾取摹宋拓，惜流传甚少。现在所见的《温泉碑（铭）》是清代吴荣光摹《（伪）绛帖》的《筠清馆法帖》本。沧桑如此，足见历代文化劫难之一斑也。

    若知遇幸得生前，一旦知赏，了却万般不幸，当然人生一大欣慰。倘若见弃一生，不逢知己，逝后纵予它万般厚待，又便如何？法国画家卢梭（1844－1910）当过士兵和收税员，生前曾以画作赠人，说“留下吧，它们不久会价高十倍”，却遭到大家的嗤笑。结果在他逝后，画价翻了数十万倍。巴黎有画家卢梭全部的爱和恨，他至今也没有离开过巴黎。但是，仰慕者能从巴黎郊区简陋墓地上萧疏的落叶声中，听得到埋葬于此的卢梭的笑声吗？

    让中国学者意外的是，存世的李世民《温泉碑（铭）》唐拓本竟然也在巴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说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敦煌石室曾经发现过《温泉碑（铭）》的唐拓本，识者以为无价珍奇，然守室道士王圆箓唯利是图，贱卖给了法国人伯希和。唐拓本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拓本末尾有墨笔题书“永徽四年（653，唐高宗年号）八月围谷府果毅儿”十二字，是唐拓无疑。李世民此碑行书笔势遒健，雄厚浑成，极似其《晋祠铭》，洵属难得。

    无价国宝，失而忽得，得而忽失，加之天灾人害，幸也不幸，纵苍天有眼，奈何评说其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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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 庚午（1990）年春，余曾请河南查仲林先生治“行方”朱文印。此印刻艺清劲沉着，形意相得，余常用之。今刘炳森先生见拙书行草条幅上钤此印，问“行方”意。

    此语取自《淮南子·主术训》“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又“知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古籍中“员”即今之“圆”也。因此处“行”字取“行为”意，故旧读应为幸（Xing）。智圆行方，可作成语，意指用智（用心）可以灵通圆活，但行为（作为）必须要方正不苟。

    炳森闻之曰：“不然，不然。如果单看‘智圆行方’四字，我还以为是‘心里想的是饼子，给的是板子’呢，太容易误解了，最好别用”。吾笑而答之：“您食您的‘饼子(智圆)’，吾用吾的‘板子（行方）’，各得其妙，如何？”炳森爽朗大笑。（1996年12月20日）

    〇 年底听康殷先生说，解放前见有店出售明代陈道复（1483－1544，名淳，以字行，别号白阳山人）的绢本水墨花卉手卷，四十多元；清代画家恽寿平（1633－1690，本名格，以字行，号南田）的翎毛草虫册子，十二页不到五十元；又清代何绍基（1799－1839，字子贞，号东洲居士）的行书七言对联才二十五元。

    谈及碑版拓片之类，大康先生说在私人手上也见过由津沪购得的旧拓《颜真卿多宝塔碑》和旧拓唐太宗《温泉碑（铭）》，与另外玉件合起来不过花了六十元钱。如果那件唐太宗《温泉碑（铭）》真是旧拓，说明除法国巴黎图书馆外，海内外还有侥幸余者。

    大康先生说，“那时值钱的东西都不值钱，是因为那时手头上有钱使的人不多。那些败落的皇家子弟，屋里多少都藏有点字画、玉件之类，瞅着都是好玩意儿，一出手，就换不回来什么东西了。听说，有的边卖边哭，一个劲儿地喊对不起祖宗。倒也不是装模作样，可能真是‘金价买进，砖价卖出’，能不哭天抢地？要说败落子弟都不懂行，这不对。好字画过眼多了，两眼都练成火眼金睛了，他们啥不知道？有的不但真懂，就一幅倪鸿宝（倪元璐）的三尺行草能跟你唠叨半天的主儿，摆案子动手写字画画，活儿也绝对没说的。只是那出身，画啥啥臭都得打倒，没人敢收。落势凤凰不如鸡呗。可惜没人挪点闲钱出来买几张，留到现在看看……说值钱的东西那时不值钱，那时就如何不好，这也不对。总比现在有人拿不值钱的假玩意儿矇你上千冒万强吧？”

    谈到“古物有灵”，大康先生说他信。“几百年、上千年的东西能留下来，容易吗？是一般玩意儿吗？都有灵，那是老祖宗的魂灵。看着那些东西，琢磨去吧。哪朝哪代的古人在跟你说话呢，能告诉你很多很多事。败落子弟为啥哭？他们懂文化，跟古人说过话……要谁看古物就是看钱，那才是真正的败家子呢！爱什么国？他们把文化都给糟蹋了……”

    如此道来，俗话说“乱世读书，盛世收藏”，实在有些偏颇。乱世时，不去救世拯民，男儿何为？那时候可以读书，却不能专骛读书，读了欲作何用，这很重要，必须先想清楚。“可惜没人挪点闲钱出来买几张”的时候，也不是盛世。盛世收藏，物价实六虚四，又攀缘比高，当是愿打愿挨的事，谁也管不了；应该担忧的是，不能高卖了价钱，贱卖了文化。鼓励收藏，与惩治倒卖和造假并不矛盾。更何况，报载已有“团伙盗墓”和“造假专业户授徒”的事。

    把收藏看作是保护，这是一种境界，非有大胸界大气魄大财力的君子不可为。收藏者不管懂不懂书画，不讲境界只为占有的，无疑是多数，坐下来静心专注研究的太少。收藏成了不流通的钱箱子，过谁的手，都掀开看看里面添了些什么，诱人非非作想，都盼着能圆个直线升值的梦；那么，收藏品的文化呢？

    文化有价，有的贵重得无法论价，也不可论价，“那是老祖宗的魂灵”。

    任何有价值的藏品都有本事和传承的游历，读读藏品后面的文化，既是善待自己，也是善待历史。热爱和珍重民族文化，不也是一种故土之思，爱国之情吗？

    刚才又想起大康的话，玩味再三，颇生感触，灯下记之。（1996年1月9日）

 〇查慎行（1650－1727），原名查嗣琏，字夏重，号他山，后更慎行，字悔余，号初白、查田，浙江海宁人。少聪慧敏悟，五岁即能作诗。康熙时举人，癸未（1703）赐进士出身，官翰林院编修。工诗，精鉴赏。诗远从苏轼，近接黄宗羲、钱澄之等，著有《敬业堂诗集》、《补注东坡编年诗》等。清代文学家金石学家阮元《两浙輏轩集》评曰“敬业堂篇什之富，与带经堂相埒；才华魄力，足与阮亭代兴”，将查氏与清诗大家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有《带经堂全集》）并誉，可见高赏。

    笔者昔日读查氏诗作，行间似有东坡拂拂气势，然而掩卷细味，又觉得不及东坡之回肠荡气，盖学问涵养阅历逊筹故也。检阅手头书籍，种种皆以“诗人”目之，若以陈桥事贬赵光义的七律《汴梁杂诗》中“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适成名。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遂罢兵”观之，议论精彩且严于鈇钺，又《度仙霞关题天雨庵壁》的“地险昔曾资巨贼，时平谁敢说雄才？煎茶好领闲僧意，知是芒鞋到几回”，矫矫灼见且闲闲自在，诗笔信然。待后来拜读其《洪武御碑歌》、《王文成纪功碑》、《高斯亿为余画竹以诗报之》等古风，又知其研究碑版与书画颇得，所谓“善鉴者不必染翰”，遂信查氏确有书画法眼。然而，遍检《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等，俱不见录，深以为憾。

    近日读《南斋日记》（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知查氏曾经多次奉康熙旨意鉴定书画，甄别真伪，看来前番预料确然无疑。

    举一二。例如说鉴定赵孟頫泥金小楷赝笔事：“黎明入直（通‘值’）庐，早饭赐鲜鱼一盘。发下赵松雪（赵孟頫）泥金小楷《孝经》二册，细观纸色乃宣德磁青纸，后人赝笔也”。因二册用纸乃赵孟頫（1254－1322）逝世百年后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方有的磁青纸，遂定为赝制。

    又说康熙喜好书画，擅鉴赏，往往自己先有断定，让臣属鉴识不过聊作印证而已。康熙往往要求甚高，不但令其甄别真伪，逢着赝制，还须辨识何人所为。例如查氏所记：“黎明入直，午刻发下赵松雪泥金《观音经》一小册，圣上知其为赝笔，令臣等识认时人中仿佛何人手迹”，结果查氏等人所见略同，俱“疑是户部郎中陈奕禧所临”，遂作了回奏。

    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子文，号香泉，查氏同乡，曾官云南南安知府。同朝王士祯《分甘余话》推崇其诗书。解放前京城厂甸庙会画棚贩卖刘墉行书中堂、陈奕禧楷书经文等赝制最多，料查氏所鉴亦属此类。

    因精鉴赏，查氏于故纸也颇有研究。其咏明代宣德纸（内府御用纸）诗曰：“小印分明宣德年，南唐西蜀价争传。侬家自爱陈清款，不取金花五色笺。”说宣德贡笺，皆加钤“宣德五年造素馨纸”小印为记，其价值可与南唐“澄心堂纸”、西蜀故笺相比，虽有五色粉笺、金花五色笺、五色大帘纸、磁青纸等品种，但最为珍贵的是属“陈清”款的那种。此诗简短，可窥堂奥，非隔门藩篱之谈也。

    查氏一门风雅，与浙江人文大背景虽有关系，然海宁查姓氏族代代重家学、严家规，纵风云变幻莫测，亦人杰地灵，商儒蔚然，当殊多不易。

    据《清画家诗史》，查慎行之子查克承（生卒年不详），字坤元，，又字寄材，亦擅诗书画。画花鸟，神似恽寿平；书学董其昌，得之仿佛。

    又查慎行族子查昇（1650－1707），字仲韦、汉中，号声山，戊辰（1688，康熙二十七年）进士，累官少詹事，亦康熙年间著名书家，杨宾《大瓢偶笔》评其书曰“声山一本于董（其昌），而灵秀亦相似”；文学家方苞曾极力推崇其高德雅艺，为之作《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查公墓表》。

    道光年间，查昇五世孙查仲诰，号作舟、竹洲，亦书画家，蒋宝龄《墨林今话》评曰“作舟家学相承，代擅书画，喜作四体书及钟鼎文”。喜画花卉，学恽寿平，长于设色；又受岳父沈起鲸（著名画家、收藏家）的影响，书画名著于时。    

    查慎行、查嗣瑮(1653-1734)、查嗣庭(1664-1727)三兄弟，被清初诗坛誉为“查氏三翰林”。查慎行六十三岁乞休，十四年后，即雍正四年（1726）试题讥讽朝廷案起，二弟查嗣庭因曾受罪臣隆科多力举，入狱，病故，遭戮尸，牵累家族，其子坐死，家属流放。查慎行也被缇系入京，雍正念其端谨，放归示儆，未几卒，年七十八岁。方苞著《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全祖望著《初白先生墓表》。

    往事已矣。

    查氏逝世二百四十五年后，著名小说家金庸（原名查良镛），其封笔小说《鹿鼎记》的章回标目多选自其先祖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佳句，亦是遥祭一炷心香聊寄绵邈之思而已。

    查氏三兄弟生平事迹可检《清诗纪事》、《清史列传》、《海宁州志》、《国朝先正事略》等。（2004年7月12日）

    〇西安留学生杨希志说他在日本学会了“忍”，衣食住行，无一不忍。初至日本，处处都不习惯，忍受不了时心情沮丧，老想发火。后来听从一位日籍华人王老先生的建议，学日本人那样写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床头，每日三省，睁眼闭眼都是“忍”字，坚持日久，果然有效。小杨感慨：“忍字是中国人造的，怎么就没想到写在墙上励志呢？日本人这个‘发明’真了不起……”

    说写‘忍’字励志是日本人的“发明”，不敢苟同。余虽孤陋寡闻，却知唐代时就有“大书忍字，至于帏幌之属以绣画为之”的事。

    据元代吴亮《忍经》载，王守和心地宽和，颇有涵养，从不与人争执。“尝于案几间大书忍字，至于帏幌之属以绣画为之（甚至在床帐帷幔之类的东西上也绣上忍字）”。唐明皇觉得“王守和”这个名字不好，有点暗讽朝廷主张一团和气的意思，偏偏王又喜好写忍字，疑他有其它用心，便警戒王说：“卿名守和，已知不争（已表明不与人相争）。好书忍字，尤见用心。”王守和自有说辞，遂从容答道：“臣闻坚而必断，刚则必折。万事之中，忍字为上。”唐明皇闻之，反而以为王说得有道理，就“赐帛以旌之（表彰他）”。

    此事之前，唐太宗李世民讨并州（今山西太原）过潞州（今长治）时，见一农夫家五世同堂，居然和睦亲爱，相安无事，好生奇怪，问“若何道（用什么方法）而至此？”农夫回答：“唯能忍尔”。农夫虽然没有大书“忍”字悬壁励志的首创之功，但一个“忍”字给李世民玄武兵变后治理天下提供了开国至上良策，也功莫大焉。

    后来唐高宗幸至张公艺府第，见张氏一家九代同堂，和谐相处，愈发惊讶，问其缘由，张公艺当着皇上也书写了一个“忍”字作为回答。高宗见之，竟然感动得流泪，“遂赐缣帛（丝绸）”。以上事俱有载录，料无虚撰。

    唐代当朝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有王守和大书“忍”字的事，且言之凿凿，估计元代吴亮《忍经》那一节正是源本于此。清俞樾《茶香室丛钞》也以为有趣，不但录下此事，还点明能让张公艺九代同堂和睦的“忍”字当写在玄宗朝的王守和之前。

    忍，心上可置刀刃，见字明义，形容君子矜而不争，宽厚为上。“忍”之为经为道，其义大矣。所以，自古以来，便成了举家立业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学问。《论语》举孔子语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又借曾子语曰“犯而不较（受别人侵犯而不计较）”；《老子》有“天道不争而善胜”；《荀子》有“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左传》有“一惭不忍，而终身惭乎”等，俱言为人处世的“忍”。如果探其源流的话，王守和对唐明皇说“万事之中，忍字为上”，应本于孔子的“百行之本，忍字为上”。

    历代古贤即使都是大智大贤的话，脾性毕竟不同，有“宠辱不惊”，就有“宠辱难忍”；有“百事可忍”，就有“小事可忍，大事不忍”。书写“忍”字，对克制自己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因人而异，话不好说，但是天下悬诸楹壁供诸几案的“忍”字非东瀛首创，应该是板子钉钉，毫无疑义。        

 （1984年4月23日于日本磐田）

    〇上周日本雅马哈株式会社中国室主管铃木先生问“知其白，守其黑”六字出处，答曰《老子》。铃木颇不以为然，认为日中书画家经常书写的词语与老子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听笔者解释之后，铃木先生哈哈大笑：“我原以为是贵国王羲之的高论呢！”

    书法家常以“知其雄（强劲），守其雌（柔弱）”、“知其白，守其黑”，喻说书法的笔势结体章法，却鲜有人知此语出自《老子》。老子此语颇耐体味，意思是“知道刚强的作用，却愿意保住柔弱的韧性；知道光明显赫的功效，却愿意守住黯淡的隐处”。一反一正，刚柔显隐，讲万物知守的辩证关系，既深刻又形象生动，岂止用于书画艺术，譬诸人生万象，也是大智大慧的见悟见道语。

    今日在滨松料理店用餐，见厅壁挂一楷体榜书，书“上善若水”四字。因作者未署名款，又未标明此语出处，问随行的友人，皆道“似中华前贤语”，究竟何人，不知。又问四字意思，七嘴八舌，回答大同小异，归纳一下，意思大概是“最好的善良像水”。又问，为什么最好的善良像水呢？大家依旧茫然。

    其实，此语也出自《老子》。因为引文者和书法家往往截去后半句，只书写前四字，所以总让人糊涂。正因为这个糊涂，“上善若水”跟“厚德载物”一样，才会经常被不求甚解者，大书特书后悬于餐厅、宾馆、吸烟室、澡堂休息室等极不合适的场合，那里有的水让人惨不忍睹，不敢会意。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即是说，“最好的圣贤像水一样，它能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

    水，普通之极，却是天地之灵物，万物赖以生存的甘露。虽然水还有其它性能，例如任行、随形、趋下等，而且都与人的生存戚戚相关，独“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乃至上至善之德。

    老子说水能善利万物而不求回报，其实也是宣扬君子须“忍”，与《荀子》“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意思相同。天下只有“上善者”才能有此美德。

〇古今无巧不成书的事实在太多。

    上海掌故大家郑逸梅（1895－1992）先生藏有二印，印文一曰：“逸梅九十以后翰墨”，一曰“补白大王长寿翁”。此印印文并跋皆明白易解，但有两点必须留意。一则因郑逸梅先生居沪西长寿路，故熟悉郑老的书画家都知道“长寿翁”之“长寿”二字乃双关用语；二则刻印者署名“许瘦峰”，令观者多少感到一些陌生和奇怪。许瘦峰，虽然素非书画圈内人所知，却大有来头。

    许瘦峰，乃小说《红岩》中大笔重墨所写的革命烈士许云峰之兄，亦梁溪人氏，与撰语者孙伯亮先生比邻，二人都是郑逸梅的老友，1985年曾相携以上述二印贺郑逸梅先生九十大寿，留下佳话，亦让书画圈内人知晓，纵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家中亦有扬芬扢雅的擅艺者。

    十年浩劫中佛学家书法家虞愚遭到批判后下放劳动，跟赵朴初先生一起做过煤球。当时有人列举他们的“罪状”之一是“颠倒是非、指白为黑”，虞愚闻之，举起被煤灰污黑的双手对批判者笑道：“我们只承认‘指白为黑’，决不承认‘颠倒是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福建有位篆刻家给虞愚刻了一方印，印语是“虞生有幸”，虞愚说“直白了，终不如‘余生有幸’好”。

    “指白为黑”，又“虞生、余生”，有雅谑意，纯属天然巧合。“白、黑”，本示颜色，因对比鲜明，犹同“是、非”之比，故又转作“正、误”之喻，语法修辞称为借代。“虞、余”谐音；虞愚先生建议刻“余生有幸”印，也已经暗传了“虞生有幸”的语意。

    汉语言文字有“二异性”，此为汉字同音异义现象造成的。譬如书画家经常爱写的“难得糊涂”，就有“世间最难得的是糊涂”和“（精明时多，）很难有糊涂的时候”两种含义。又学友自安徽欲求诗书，来信曰“拨冗赐下，数字即可”；笔者当时甚忙，逾年未得，学友正好公务赴京，笔者招饮，席上戏曰：“不知阁下欲求阿拉伯数字几何耶？”如此赔罪，倒也诙谐有趣。

    古代画题经常巧取谐音，可兼得其它美意。例如画玉如意一柄，点缀二三红柿，可署其名曰“事事如意”。盖“柿柿”谐得“事事”故也。康熙五十五（1716）年六月，清圣祖在畅春苑书画摺扇，示内直诸臣、礼侍张英等，命各赋诗。摺扇上先画有白鹭二、青莲花一，故诸臣奉迎画题曰《路路清廉》（谐音“鹭鹭清莲”）。此题四字，正中开明圣主康熙下怀，朝臣尊题应制也免不了宣示君臣同乐，故而颂声一片。但古今世上君臣同乐的事（诸如欢宴游色行猎等）颇多，若能如此滋润诗书画传统文化的清露，开其眼，涤其胸，不也可以收藏些共谐的温馨吗？              （1988年4月6日）

    〇古今有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以古籍上的事对比今世，古人在很多方面都太脆弱，哪里比得上今人厉害。

    例如胆量。古代那些县爷升堂，只要衙役一阵吆喝，那作了亏心事的，匍匐在地，能吓得叩头捣蒜；纵有奸邪小人诓言抵赖，县爷拍拍惊堂木，一声“棍棒伺候”，或者手举案卷虚言“证据在此”，或者谎称冤鬼昨夜如何托梦泣诉，往往都能诈供成功。同样的事，如果放在今天，则对不起了，连小偷惯盗骗子皮条客也会说“不好意思啊，我要打手机找律师”。社会的进步让做坏事的放大了胆，别说古代的一惊一诈不好使，就是铁证如山、板子钉钉的事，都可以抵赖得一干二净。最近有朋友建议，没事时到法庭旁听席上去听听，保证能大开眼界，惊得你目瞪口呆。因为出得审判庭，大家都会说的同样一句话是“哇，原来可以这样撒谎”；这时，倘若碰巧想起叩头捣蒜的古代“奸小”来，你多半会脊背发凉地佩服今天这帮滚刀肉的厉害。

    今有安徽宣城朋友来访，示墨锭数丸，称作古物，曰“治病颇灵”。治病灵否，对此没有研究，不敢乱下雌黄。若说墨的妙用，有一事十分有趣，说来无妨，听之开心。

    据宋代李心传《旧闻》载，宋真宗（赵恒）大渐之夕，为了祈禳圣上平安，文官李文定与宰相皆临时宿于内殿。当时“仁宗（赵祯）幼冲（皇子年幼在位，古称幼冲），八大王元俨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执政患之（朝官担忧八大王会干出什么意外的事来）”。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恰逢翰林司以金盂贮热水经过，曰：“王所需也。”执勤官李文定果断地“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有毒也，即上马去”。

    李文定在国运存亡的紧急关头使了一个小招儿，取案上墨笔搅出一盆黑墨水，就把心怀鬼胎的八大王吓跑了。免去一场逼宫大戏，保住了赵祯的皇位和性命，也快活了那些“真也难写，假也难编”的史官，称得上是力挽狂澜。如果谁著《古代墨史》，说到黑墨的妙用，千万记住，要补上这段传奇。

    话说回来，倘若换作今朝，一盆黑墨水又能吓倒谁呢？吓不倒终日与墨厮混的书画家，更吓不倒权势煊赫且秽行胜墨的墨吏。假如今天的“八大王”不买账，一旦借此追究起来，非闹个人仰马翻不可的话，同意玩这种馊招的“李文定”们也会难辞其咎，那后半辈子“小鞋”就算穿定了。（2004年11月25日）

〇《开元天宝遗事》多记载唐玄宗时的奇闻怪事，有一桩说长安城富豪杨崇义命案事，颇为稀奇。此案本因杨妻刘氏与邻居李某私通，合谋杀夫，抛尸枯井，却谎言杨崇义辞家日久失踪，官府追查并拷询了杨府上下逾百人，竟无破案之罅。后来官府再次勘察杨府，架上鹦鹉忽然大声喊冤，官员即问冤情何在，鹦鹉居然直呼杀害家主者乃刘氏与李某，于是官府立即擒来刘李二犯，二犯亦以鹦鹉伸冤为天镜可鉴，便不再狡辩，如实招供了谋杀经过，此案告破。

    事甚奇巧。虽然免不了官府的“如此这般”，但有案犯招供，又枯井启尸作为铁证，冤不了刘李二犯，百姓额手相庆，就算圆满。上奏朝廷后，义鸟报恩事又感动了唐玄宗，敕封鹦鹉为“绿衣使者”，移至后宫专人饲养。中书令张说（667－730）见皇上感动，也跟着激动万分，大笔一挥，写了篇《绿衣使者传》为之张扬，于是鹦鹉成了明星，身价忽升百倍。

    鹦鹉伸冤，非鹦鹉乖巧聪明，应是官府办案人的预先安排。借鹦鹉虚诈，终须实查在先。刘李二人通奸既然非一日之事，杨府上下百余人焉得丝风不透？密谋策划，又杀夫抛尸，焉得不尽收鹦鹉眼底？初次拷询，料官府己知此案缘起“通奸杀夫”，但苦无确凿证据；待再次勘察杨府时，或许早已使人暗地训练过鹦鹉，遂得隐曲大白天下。若当时仆役先站出来指事，二犯可借口仆役挟宿怨报复云云，未必伏罪；借鹦鹉伸冤，倏起意外，又神异非常，二犯必然惊恐万分。用今天的话说，精神崩溃了，想不招都不行了。

    张说，初唐河南洛阳人，字道济，（一字说之）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累任兵部员外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封燕国公。张说善作文，长于碑志。当时朝廷重要文件著作，多出其手，又因与许国公苏颋（669－726，字廷硕，《陇右节度使郭知运碑》乃其撰书，见宋朱长文《墨池篇》）齐名，人称“燕许大手笔”。明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卷五评张说书法谓“字师卫夫人，婉美有象”。

    今山西楹联界来客闲聊，称其父出单联“黄鹤楼下黄梅雨，黄绢幼妇看黄雀衔环，黄卷青灯恨难销也”（同字冠顶格又隐字格）求对下联，已经五年未骈。此联难度至少有三，一则所用词语皆平声色字（黄）冠顶，对者也须着“绿、紫、白、黑”等仄声色字应之；二则“黄鹤楼”用名胜地、“黄雀衔环”用黄雀报恩事典（见南朝梁《续齐谐记》），对者当须一一以名胜地、事典应之；三则“黄绢幼妇”本隐字“绝妙”，见《世说新语·捷悟》说魏武（曹操）过曹娥碑，杨修释隐字事；对者也须以隐字应之，故难。

    笔者先以“绿衣使（可作动词）者”对出“黄雀衔环”，然后以李易安赋海棠词句“绿肥红瘦”酬应一下，难也不难。联曰：

    黄鹤楼落黄梅雨，黄绢幼妇看黄雀衔环，黄卷青灯恨难销也；

    绿珠井依绿野堂，绿水日辰迎绿衣使者，绿肥红瘦谁复诵之？

    绿珠井，晋石崇歌妓绿珠故居之井（典出《岭表录异·绿珠井》）。绿野堂，唐代裴度别业名，素为仕宦诗人雅会之所（事见范成大《石湖集》八卷）。“绿水日辰”，隐“清晨”二字，可对上联“黄绢幼妇”之隐“绝妙”。

    言上事时，来客问现今报章常称邮递员为“绿衣使者”妥否，答曰不如称“绿衣信使”为佳。（1999年8月22日）

    〇昨日撰联，以“绿水日辰”隐“清晨”二字，今晚灯下忽然因“日辰”（时辰）二字想起那位远在三国时期的吴国易学家虞翻来。

    虞翻（生卒年不详），吴时会稽余姚人，少好学，有高气。仕孙策孙权兄弟谋士，性耿直，不协俗，经常直谏犯忤，但析事冷静，不投合权贵喜恶，又能据易学善筮（以蓍草占卦，《礼记·曲礼》有“龟为卜，策为筮”），在军事权变混战的当时也是帷幄运筹难得的人才。

    《吴志·虞翻传》记虞翻二事颇有传奇性。

    先是虞翻得罪孙权，坐徙丹阳泾县，虎威将军吕蒙为了图取关羽，佯称有病，又借口虞翻擅医，让孙权释虞翻并邀入军中。后来吕蒙举军西上，果然顺利，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吕蒙大喜，还没有占据郡城就开始作乐沙场。虞翻及时规劝吕蒙“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意思是不可尽信对方，亦不可贻误战机，必须从速占领城池。吕蒙从之，但入城遭遇伏兵后很不高兴，以为虞翻预谋不灵。其实，降兵埋伏在先，不过以假降麻痹胜军而已，虞翻敦促吕蒙趁胜一击，虽遭遇小挫，也是出奇用兵。吕蒙怪罪虞翻，的确不知好歹。

    后来关羽既败，孙权令虞翻行筮，占卜关羽，虞翻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断定“不出二日，必当断头”。结果，关羽真地惨死，恰如筮言。孙权遂对虞翻深信无疑，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说虞翻可比东方朔，肯定是给了一顶高帽子。高帽子从来不稳，一旦惹怒主子，也难免血光罹祸。孙权既为吴王，一日大设欢宴，自起行酒，当时任骑都尉的虞翻不卑不亢，佯装大醉伏地，不起身不接酒，居然不给孙权面子。待孙权一离开，虞翻便整衣归座。孙权大怒，举剑立欲杀之。一时惊煞四筵，莫不惶遽，独大农（汉以来大司农、大农丞等俱可称大农）刘基上前抱住孙权，仗义执言道：“大王以三爵（类同后人谓酒过三巡）之后杀善士，虽（虞）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孙权吼道：“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寡人杀个虞翻有什么关系）？”刘基答得绝好：“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虞翻由是得免一死。孙权呢，还算聪明，也借此敕令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留下一条好规矩。

    以上乃史书所记，应该可信。到小说《三国演义》那儿，罗贯中偏不把虞翻当回事，第七十五回孙权欲取公安博士仁和南郡麋芳时，虞翻献计，说可以利用自己与博士仁的老关系去诱降公安。这事，怎么看都觉得把虞翻写成卖友邀功之徒，不够意思。虞翻占卜关羽筮灵，本来是添面子的事，在第七十八回也变成了孙权令平南将军吕范“揲蓍成象，乃地水师卦，更有玄武临应，主敌人远奔”，后来果然关羽被害，遂有了那句有名的“龙游沟壑遭虾戏，凤入牢笼被鸟欺”，为关羽抛洒了一掬伤情之泪。

    不管怎么说，历史上的虞翻确实非常了得，单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且多独见，就功照古今。远徙交州（广西苍梧县）时，“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按《吴书》录虞翻自述，“生于乱世，长于军旅，习经于桴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也是一名仕宦学者。特别是虞翻纠正郑玄《尚书解》多处文字错误，在文字学上应属功不可没。

    例如虞翻认为郑玄将“卯（音留）”与日辰的“卯（音瑁）”解为一字，大误。因为古大篆的“卯、柳”同字，“与日辰‘卯’字，字同音异”，意思即说，古代“柳、卯”，虽然写法有简略，确是同字。这里的“卯”，与《周礼·占梦》所言以日月星辰占六梦凶吉的“日辰”（时辰）法中的“卯”（例如点卯），是字同音异，不得混同。后来奉诏注释过《三国志》的史学家裴松之也支持虞翻纠误，曰“窃谓（虞）翻言为然”，也认为“刘、留、柳、聊”等字从“卯（音留）”声，故指出《汉书·王莽传》称“刘之为字，卯（音瑁）金刀也”，是大错沿袭。“卯（音瑁）”，十二地支第四位，言月份是二月，言时辰是晨间五至七点。譬如卯睡、卯酒、卯饭（即晨睡、晨酒、晨饭）等，唯《殷墟卜辞》的“武丁，伐十人，卯（指支解）三牢”，宋代陶糓《清异录》的“卯羹”（指兔肉羹）、《分类东坡诗》的“卯君”（指兔年生人），又《清会典事例》的“宝源局每月分二卯（铸钱单位）钱铸，每卯铸铜五万斤”等，偏属例外。

    前朝早已纠正，后代不予理睬，至今依然传讹的事，古今何止一个“卯（音瑁）金刀”？然而，以此为训，亦可开拓眼界。

    虞翻逝后大约一千五百余年，当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武进人张惠言（1761－1802）异峰突起，以经学为济时救世之道，继承三国虞翻易学，并于实用上种种发扬光大之，重“象”不重“数”，成为当时一代学师。从《清史稿》介绍另一位武进学者刘逢禄时说“中交张惠言，共通虞氏易”，以及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有“武进刘逢禄，长州宋理凤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等看，虞翻知有张惠言这样的旷代知己，也足可慰籍矣。

    张惠言字皋文，擅词赋，精易学，尤工篆书。嘉庆中以进士官编修卒。清恽敬《大云山房文集》论惠言书曰：“篆书初学李阳冰，后学汉碑及《石鼓文》。尝曰：少温言篆书如铁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晋篆书势，是晋人语，非蔡中郎语也。”其行草书法本二王，骨相参佐文徵明；篆书古朴高雅，传及吴越；曾作《邓石如篆势赋》，俨然一篇著韵篆史。

    清乾嘉间常州词派、阳湖文派及常州经学派横亘为九州四野之首，三派执牛耳者俱有张惠言。其著作甚富，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侯》、《易事》、《易言》、《周易郑荀义》、《易义别录》、《易图条辨》、《说文谐声谱》、《茗柯诗文集》。《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有传。  （1999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