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外包（CRO）行业谋变

　　一度引起业界巨大轰动的查士睿华(Charles River)收购中国最大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发组织)药明康德的兼并活动最终由于收购方大股东的反对而中止，查士睿华也因此向药明康德支付3000万美元毁约赔偿。

　　收购方大股东反对的原因，除了收购价格偏高外，还包括药明康德这样的CRO市场增长空间可能有限。

　　一时间，收购或者被收购，一体化还是功能化，转型创新还是继续忠于“服务角色”，都成为摆在中国CRO面前的紧迫问题，CRO行业加速洗牌的时代呼之欲出。

　　异军突起

　　“那时候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能赚钱，没有想到CRO现在居然能如此红火。”上海张江一位最早的CRO创立者回忆起七年前创业的情景，脸上忍不住泛出了笑容。

　　而实际上，早在2000年CRO开始在中国市场上生根发芽之前，这种概念已经在欧美医药市场上得到蓬勃发展。CRO作为研发外包组织的迅速崛起与大型跨国药企日益窘迫的研发状况密切相关。从FDA(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每年审批上市的新药数目来看，高额的研发投入并不能带来相应的新药产出。为了节省开支，提高效率，扩大利润空间，越来越多的药企将药物研发的若干环节进行外包，大大促进了CRO行业的发展。

　　拜耳医药的创新管理总监汪潜德表示：CRO已经成为大型制药企业的合作伙伴，很多药企没有精力去做的部分都可以交给专业的CRO来做，一来节省了时间，二来专业化的服务比药企自己去做可能结果更好。“而且，药企可以腾出手来发展核心优势业务”。

　　这些非核心业务，从简单化合物单体的设计，到有机化学分析，到构建小分子化合物库，再到药物化学的全面合作，目前则进一步扩展到毒理和药物代谢动力学等临床前的研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些是大型药企做的核心业务，哪些是交给CRO们做的非核心业务。

　　“原来都是我们有个想法让CRO来实现，现在我们与CRO的合作中，也有很多原创性的想法来自CRO。”辉瑞全球研发副总裁兼亚洲研发总裁杨青告诉《科学新闻》。

　　尽管CRO参与药企研发的程度不断提高，但有一点保持不变，那就是作为客户的药企是这些研发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的持有人。

　　中国路径

　　和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相比，中国的CRO兴起要晚很多，但由于中国CRO行业准入门槛低，相关人才密集，疾病谱丰富，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CRO企业如雨后春笋。有关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的CRO已经达到上千家，增速之快，令人咋舌。

　　在世界医药研发领域，一大批华人担纲重要职位，其中一些人看到了CRO蓬勃兴起，联系到中国人才集中的优势，纷纷回国进入这个行业，他们因为自身的背景把大批订单带回国，这也是中国CRO异军突起的一个原因。

　　“中国研发型的生物医药企业发展到现在，只有CRO这一类赚了钱，很多原来独立做药的人也转入这个领域。”前述张江的CRO创立者表示。

　　2000年药明康德的创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CRO的发端。从当初10万美元的投资到如今数亿美元的市值，药明康德的研发服务对象仍然集中在国外的药企，国内的大部分药企对CRO仍然鲜有问津。从2006年到2009年，该公司的收入也从7000万美元增长到2.7亿美元。

　　国内的CRO机构发展模式各有侧重。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陈春霖在创办公司之前曾经在中国药科大学任教，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取得了药理和毒理学博士学位。他说：“大部分的CRO研究服务还是与创办人的专业相关，如药明康德和尚华是从小分子的化学合成开始的。我的专业优势在于动物实验，因此美迪西也希望在这个领域获得较好的发展。”

　　事实上，CRO最初在狭义上也被称为“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药企可以委托其执行临床试验中的某些工作和任务，随着行业的发展，CRO逐渐渗透到研发的各环节“中国的CRO主要从事临床前的外包服务，尤其是化学合成，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研发，处在产业链比较低端的位置;国外的CRO从事利润更高的临床试验服务比较多。”礼来中国研发总经理张彦涛解释，这“一方面与中国临床法规的不完善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临床试验研究还不成熟”。

　　由于管理体系与西方有别，药物临床实验审批环节复杂、审批慢，所以大多数国际医药公司在中国的研发策略都是侧重于临床前的药物开发，需要临床时首先要拿到国外去做，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则主要是为了药物进入中国市场。

　　另一方面，国内药企不论在临床前研究还是临床实验，都很少利用CRO。

　　上述种种情况，也导致了中国缺乏大规模的临床CRO。

　　CRO兼并

　　兼并活跃的小型生物制药企业已经成为跨国药企迅速获得有巨大市场潜力新药的好办法，CRO之间的兼并也成为CRO提高研发效率，拓展业务，谋求更大市场份额的一种手段。

　　然而无论是收购还是被收购都存在“消化不良”的风险。“管理理念的不同会给公司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一位曾经被收购又将自己的公司“赎回”的CRO老总表示：“尤其是和外资公司之间的交易，有时候并不能带来预期的业绩增长。”

　　药明康德2008年在美国纽约证劵交易所上市后不久，即着手收购美国AppTec实验室服务公司，想借此进入大分子药物和医疗器械研发外包服务，并拓展美国市场。“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AppTec的客户订单纷纷撤走，确实给公司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药明康德的一位管理层坦诚。

　　两年后，药明康德被查士睿华的收购由于后者股东的反对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CRO行业的并购仍未消歇。除了药明康德这类以化学服务为主的CRO外，一些从事生物大分子药物研发外包的CRO也在寻求被收购的机会，“毕竟收购后的品牌优势和设备技术都能更好地加快业务的发展。”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在临床CRO方面，行业内的兼并也蓄势待发。2009年10月底，全球CRO领域排名前三的PPD公司为增强在华布局，并购了成立于2000年的提供临床服务的北京依格斯医疗科技公司(Excel PharmaStudies Inc)。依格斯在中国拥有300多名员工，而PPD则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0000多名员工。

　　两个月之后，PPD公司又斥资7700万美元收购了中国北方最大的CRO之一保诺科技。后者主要从事临床前研究，可以为PPD的临床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础。

　　全球最大的临床CRO昆泰(Quintiles)的中国区经理张虹透露，昆泰也有意收购中国本土的临床CRO，“中国的临床研究试验前景非常广阔，我们已经开始增加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

　　前路何方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国外的CRO开始并购整合，当时有人预期：CRO行业将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中小型的CRO将渐渐退出需求市场。

　　事实证明，这种局面并没有形成。拜耳医药的汪潜德认为，CRO既可以向一体化的服务发展，也可以向“功能化”发展。一站式服务的优势在于省掉了不同研发环节间的磨合时间，可以实现各环节的“无缝连接”，劣势在于庞大的组织结构不能保证每一个研发环节的服务都是最优秀的;“功能化”服务专注于研发过程中某一技术含量非常高的环节，准入门槛比较高，能够在细分领域做到最好。“不过要持续保持专业技术的优势也非常不易，意味着需要不断创新。”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制药企业对CRO的服务要求已经从单纯的动手变成了‘动脑+动手’，以前就像到餐馆吃饭，你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告诉服务员配料、做菜方法，按照要求做就好了;而现在是告诉服务员你饿了，让服务员自己想办法做出尽量可口的饭菜。”张彦涛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这种方式显然对CRO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否意味着CRO的产业升级和服务链的整合将从CRO中孕育出新的制药企业呢?

　　目前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不论是CRO行业还是制药企业都认为研发服务和研发新药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说制药企业承担了新药研发90%的风险，那么CRO只承担了10%，新药研发的投入大，周期长，而CRO追求比较直观和可靠的盈利模式。”一名业内人士表示。

　　“新药研发现在更多地用到‘转化医学’的模式，部门之间以项目为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更好从整体上把握药物研发;而CRO的各部门之间相对独立，比如一个化学合成部门的人，他的职责就是合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化合物，关心的是怎样把给定的化合物合成出来，和其他部门联系很少。”一位从事药物研发的科学家这样阐述CRO与制药企业之间的差别。

　　但也有人表示，CRO将成为新药开发的摇篮。“我们自己虽然不能做药，但是培养出了大批熟悉做药流程的科学家，他们可以成为未来医药研发的主力。”前述张江的CRO创立人说。

　　而一些CRO老总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不适合新药研发，“做外包服务更实在”，但是也有人表示，一旦国内的制药业环境变好，CRO转化为新药研发企业的希望还是很大。

　　而临床CRO的前景也被众人看好。随着中国经济和医药市场的急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将研发中心搬到中国，而且对于研发中国人群高发疾病的用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中国丰富的疾病谱，以及数目众多的临床病人，中国病人良好的依从性，中国临床试验成本远低于欧美国家的现实，都将极大刺激临床CRO的发展。

　　融入国内

　　查士睿华放弃收购药明康德曾让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CRO市场增长前景产生了疑问。不过大部分业内人士仍然持乐观态度。“虽然差不多所有国际大药厂都开始使用中国的CRO了，但是随着我们的水平与欧美同行不断接近，越来越多的现在在欧美做的比较高端的业务都会逐渐转移过来。”前述张江CRO创立人表示。

　　对此，辉瑞的杨青表示认同。他带领的辉瑞中国研发部门与国内CRO的合作就在不断深化。

　　张江那位CRO创立人还表示，中国国内药企和科研机构那么大的市场，一旦开始真正做研发，对CRO的需求肯定也是很大的。

　　然而，现状是国内药企和研发机构鲜有问津这些能够伺候得了洋人的CRO的服务。“他们嫌我们太贵了。”张江这位CRO创立人笑谈。“国内科研机构利用廉价的研究生，设备不计折旧，当然工作成本就会低很多，但问题是依靠研究生能做出来新药吗?”

　　如果说，此前中国医药业不太搞新药导致对CRO需求不足，随着去年耗资数百亿元的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的启动，如何在新药研发过程中更好地利用熟悉国际研发流程的CRO已经显得比较迫切。

　　“我们愿意尽可能降低自己的价格来帮助承接国家课题的研究所或国内药企进行药物开发，他们做出了新药，CRO的国内市场也就会变大。”上述张江CRO创立人表示。“不过现在，(服务于国外药企的)我们与国内的研究所和药企好像互不往来，大家需要更好地坐在一起来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