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塘护坡: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

世人皆以为四大发明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却不知中国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造力更是远胜于具体发明。科举制度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的表现。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的影响是广泛的。对外而言，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和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惊叹和折服。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越南、朝鲜更如中国一样是科举社会；日本也曾经学习采用过科举制度。对内而言，“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科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留下了科举的烙印。科举造就了中国的读书人群体。他们的性格就成了中国人性格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性格中，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蔑视其他行业的崇尚读书观念，宁可个人奋斗而不求集体解放的个人主义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观念，当官以求富贵的官本位观念，都与科举制度密不可分。可以称之为“科举性格”。这种性格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19世纪以前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士，无不对科举发生浓厚兴趣，并为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所折服。那时候，“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早在十世纪前后，意大利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就采用了对各阶层敞开大门的文官考试制度，伯尔曼敏锐地认为这可能是受到阿拉伯和犹太旅行家传说的中国做法的启发。中国人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的。它造就了中国的统一和历史上长期的繁荣稳定，也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使中国人对自己产生怀疑和自卑。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但是科举所首创的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全世界得以发扬光大。我国以及韩国、朝鲜、越南的高考仍然具有科举特征。被称为“现代之科举”的高校招生考试（简称高考）尽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并受到种种的批评，但人们却找不到比它更合理的替代制度。现代选拔公务员的考试，也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后创立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更是直接来自科举。国家教育部和一些省市如山东、福建等的自学考试中心还把自考与科举的比较列为重点研究课题。

　　一、从汉代察举到隋唐科举

　　1、汉代及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任何人的群体都要有管理者，管理者少被管理者众也是客观规律。管理者就是掌握权力之人。管理者如何产生，这是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原始部落中，部落酋长或首领是选举产生的；在贵族制社会中，管理者由世袭的贵族担任；在民主社会中，民众选举是常用的方式；在无政府状态下，暴力是成为管理者的基础，然而，暴力不能称为制度，因为暴力不是权力的合法来源。人们服从于暴力，是因为“不得不”服从它，而不是“应该”服从它。

　　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制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三种形式：世袭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科举制离我们最近。世袭制是在夏商周时代实行。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一级级下去，封地和身份相适应，而且往往是世袭的。政府需要官吏时，就在这些有身份的人中间选择。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人才争夺也十分激烈。推荐或者自荐成为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像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曹刿在齐国入侵鲁国时挺身而出为鲁庄公献计献策，并打败齐国军队，得以出头。那是一个“片言可致卿相”的时代。成语“毛遂自荐”就出在这时。不过毛遂自荐前已经加入了平原君的人才库。国君、贵族网罗人才的一个主要方法在当时就是招收门客。像战国四大君子都养有大批门客。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多时达到3000人。这些人由贵族供给衣食，有些人甚至要求食有鱼、出有车，连养家费也向主人要求。他们当中不乏商鞅、吴起这样的雄才大略之士；或起码有一技之长，象毛遂、冯谖、豫让、荆轲、要离、聂正、唐且等或勇或谋或忠。当然其中也有鸡鸣狗盗之徒，还有南郭先生那样滥竽充数的混饭之辈。分封制下，国家的用人制度，只着眼于某些特殊人才，针对某些特殊情况。因为国家是一级级分封下去的，人才选拔的空间并不大。但诸侯纷争，人才可以选择明君而事之，所以春秋时期有“士择君”的说法。科举制度实行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变成“君择士”了。战国时代，军事、政治人才最受重视，这种人可以通过展现自己的才能而受封，跻身贵族之列。

　　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由世袭贵族进行统治的模式面临瓦解。郡县的首长均由皇帝任命，靠推荐或自荐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候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制度来选拔官吏。但秦朝命短，未及彻底改革贵族世袭制就发生了农民起义。应该注意，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针对的正是贵族世袭制这一不平等制度。这是要求平等的政治口号，不同于明代李自成起义提出的要求生存的“均田免粮”的经济口号。秦朝速亡，非全因暴政。未能给平民精英一个出人头地的合法途径，也是重要原因。陈胜曾做雇工为人耕田，但他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甘于平庸的人。他自比鸿鹄，怀有强烈的求富贵之心，也可以说是野心。然而作为平民中的贫者，他又怎么达到富贵呢？在当时，除了革命，似乎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因为等着当政者发现自己、起用自己，实在太不确定了。怀有象陈胜这样的野心的人大有人在。刘邦、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羡慕得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一个当场说要“取而代之”。秦始皇没有给大家以分享荣耀的机会，加上暴政失去民心，终于被野心家“取而代之”了。

　　刘邦建立汉朝后，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这时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实际上是秦朝没有来得及实施的制度。世袭贵族制的残余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已经基本被扫荡了，为汉朝的安定创造了条件。汉朝的皇帝与开国功臣萧何、韩信、陈平、张良等均是出身低微。刘邦本身是农民的儿子，父兄均老实务农。在他们眼里，排行老三的刘邦简直是不务正业。刘邦不知节俭，喜欢交友和饮酒，因此常遭嫂子们耻笑。萧何是县中小吏，已算是有身份的了。韩信效仿古人，常在身上挂一柄锈剑。受人污辱，也只能忍气吞声从别人胯下钻过。可见，这时天下还残存一些游侠之风，但在人们眼中已不是正道。杰出人物并不都出身高贵。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寒门英才以应有的机会，这个社会将是危险的和不安定的。如果秦朝能及早发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人才，授之以高官厚禄，那么即便徭役赋税再重，也不至于那么快亡国。汉代君主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把能否向中央推荐人才看作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标志之一。汉之察举分两类，一是有特殊才能或专长足以定国安邦之人，称为贤良；另一类是品行端正足以为世人榜样的孝子廉吏，称为孝廉。司马相如就是因文章《子虚赋》引起汉武帝赏识和任用的。察举是要地方官留意发现这些人才并推荐给中央。汉武帝曾下诏训诫地方官员：一郡之内人口众多，不可能没有人才，察举不到只能认为官员失职。以后就形成了各郡都按一定的名额察举。汉代有一百多郡，据此每年察举的孝廉就在两百人以上。大体说来，西汉时举贤良多，东汉时举孝廉多。察举出的人才到中央后一般还进行面试，皇帝拿一些国家大事来问他，这称为对策。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经过两次对策而当上江都相的。汉武帝时设立了太学，招收一些年轻人入读，毕业按考试优劣安排录用。这些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雏形。

　　已如前述，汉政权从皇帝到大臣多为平民出身，可以说是平民性质的政权。而其实行的重农抑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政策也是对平民有利。察举只重才能品德，不重出身，甚至允许个人自荐，这都是开明的平民政策。察举制实行几十年后，官员逐渐以读书人为主，汉政权的平民性质得以巩固，统治基础扩大到全社会。这是汉帝国强大稳定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国历史之特别之处，在于自汉以后，政府再不是贵族政府，也不是商人政府，更不是军人政府，而是读书人的政府，是“士人”的政府。由于士人的广泛社会来源，以至于可以称中国的政府为平民政府，甚至称全民政府，都不为过。

　　一种制度设计，如果过分依赖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主观性，势难长久运行良好。汉代察制度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察举本意是发现真才，日久却慢慢变成地方长官的一项特权。被荐举者的光明前途，吸引无数人来争夺这一有限机会。那些与地方长官有良好交情或能给长官送厚重礼品者，在竞争中就有了优势。才能优劣只要不是太极端，在没有机会表现的情况下很难评判。而汉代的察举，缺乏硬性的客观标准，最终使察举制失去了生命力。察举慢慢背离了其宗旨。一项良好制度的败坏就是这样慢慢发生的。到了东汉，请托钻营、弄虚作假、察举不实之风盛行起来。以至民间讽语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至此，察举已去人们的信任。上下沟通的渠道一旦堵塞，社会危机也就来临了。

　　三国时代，魏国吏部尚书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官员——大小中正，负责发现和举荐人才。人才按一定标准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所以称为九品中正制。选举方法和标准也比汉代有进步，但是它仍未能摆脱对选举官的主观性的依赖。日久，上品的官职即为豪门富贵之家把持，贫寒之士根本不可能达到较高的职位。九品中正制反而形成了一个十分腐朽的制度。盛行于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代的士族制度，成了特权阶层的代名词，也就是贵族。与西方的法定世袭贵族不同，士族贵族的世袭是事实上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十分令人——有时候是令统治者十分头疼的问题，就是不管当初大家是如何平均，结果却总是分化。就算机会对大家都是平等的，结果却总是不平等的。中国历朝都在与这个规律作战，最终均以失败而告亡。拿土地制度来说，开国之初人人有田，人人温饱，相差不大。慢慢地，有人上升成为地主，有人下降成为佃农。这一趋势终有一天会危及社会稳定。于是朝廷力图矫正。例如，汉末王莽实行王田制。但积重难返，不仅换不回农民民心，连地主的支持也会失去。改朝换代就是必然了。

　　2、科举制度——从隋唐到明清。从汉代察举到三国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制度在标准客观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主观色彩仍很严重，最后不得不再行改革。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撤消了中正官这一设置，但仍以“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二科来荐举士人。隋炀帝则创设“进士”科，以考试选官，科举由此开端。唐朝使科举趋于完善，但世家大族势力仍然很大。科举官员与世族官僚两大集团的斗争，构成了唐代著名的朋党之争。宋朝使科举制度达到了巅峰，由此形成了代表性的士大夫精神。据黄仁宇先生测算，明代中期文官约有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十分之一。科举出身的文官完全居于国家的统治地位，武官被认为只是一种工具。清朝末年，科举制度文极而衰，面临全面危机，1905年被宣布废除。如果以此作为科举制度的终点，那么它自隋唐到清，前后达1300年。其间虽也有捐纳、恩荫等入官途径，但都不是正途。以考试来选拔官员就成了中国政治的一大创造。科举制度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它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是其生命力所在。

　　二、中国人的科举性格

　　科举在中国造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统治结构。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科举制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价值观、文学、宗教、哲学、教育乃至日常生活，无不处处留下了科举的印迹。

　　1、科举与中国社会结构。在中国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期间，西方世界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毫无疑问，中国的制度是更为民主、更为合理的。这就难怪科举会令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羡慕。与科举制度相适应的，是中国的郡县制度。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免，不能世袭，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所以中国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人平等的、不讲身份的、没有世袭贵族特权阶层的社会。中央的权力因此十分强大，完全控制着整个国家。为了防止官员形成地方势力，还创立了避籍就职和定期轮换等办法。这形成了中国不同于西欧的社会结构：人人都是自由民，是国家的公民，直接对政府承担义务。这使政府面向全国征兵成为可能。中国的农民是直接面对政府的，中间没有阻隔。西欧则不同。公元4世纪前后，日耳曼蛮族侵入罗马帝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小王国。整个中世纪，缺乏强有力的政权把它们统一起来。但出于安全的需要，一些农民投靠于教会或小封建主，小封建主投靠于较大的封建主，大封建主则投靠“王”，王则名义上承认皇帝的领导权。像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只是相当松散的一个军事、政治联盟。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从下而上的投靠和效忠而形成的，不同于中国周朝由天子自上而下进行分封形成的封建制，更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秦以后的郡县制度。

　　中国自秦以后，通行郡县制，封建制废而不用。其间偶有反复，但均迅即更正。封建制的弊端十分明显。受封者势力坐大，形成对中央政府的挑战。例如西汉初年汉高祖铲平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后，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希望以此来巩固刘姓江山，却终于发生刘姓王“七国之乱”。东晋实行分封，引发“八王之乱”。唐代后期节度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造成藩镇割据，唐朝因此灭亡。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前朝教训。大力推行文官统治，武将兵权被削，宋代以文官领兵打仗为常事。徽宗时李纲率兵保卫东京，还取得了胜利；南宋末年，领兵抗元的文天祥也是文官，以状元入仕。明代虽然也分封了诸王，但只是爵位并非实职。诸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任事”。虽有爵位，但并无行政司法权力，而且明法还不准诸王担任官职，不准他们干预地方行政事务。被封为王只是享受经济待遇，并非真正封建制。清初，有人建议实行封建制，雍正亲自作《驳封建论》加以批判。可以说，中国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就已经结束，为郡县制取代。郡县长官经由中央政府选拔任命，可以随时调任或撤换。他们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行使职权，管理百姓。这就形成了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封建制的社会统治结构。中国社会是政府直接面对基层民众，形成政府——农民的二层结构。西欧封建社会则是国王——领主——陪臣的多层结构。每一上层与下层均是领主与陪臣的关系，并不得越层。国王有权管理大领主，却无权干预领主的下层陪臣。因为“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

　　2、科举与中国人的政治观。由隋炀帝设立进士科起，到唐统一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得以确立，从此科举成为十分合理而有效的笼络人才的制度。政府官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全国的各个角落，政权基础由此十分广泛而坚实。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阶层。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视察端门，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那心情是看到野兽被诱入牢笼的欣喜。可以说，因为科举，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来说是皇帝带领科举成功人士来统治科举不成功人士和广大民众。只要科举有效维持，社会就能基本保持安然无事。科举不中者，论才能也可能称不上甚优，除非科场舞弊埋没一些人才。所以统治者在维持科举这么一种制度的同时，只要能让广大农民衣食无忧，自然天下太平，难有让少数野心者发难的机会。而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也多与科举有关。黄巢、王伦、洪秀全，均是因为科举失败，认识到现有秩序已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走上对抗政府的道路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达十四年，虽然终于被镇压，却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太平天国在南京仍然采用了考试选拔官员的办法。考试办法与明清科举没有大的差别，还是分县试、省试、京试三级，还是采用八股体作文，以试帖式做诗。秀才、举人、状元的称呼也没有改变。只是考试内容抛弃了四书五经改考新旧约圣经等。可以估计，假使太平天国能够成功，也仍然将是历史的重复。只是皇帝由爱新觉罗换成洪姓而已。只反皇帝不反制度、只反官僚不反特权，这就是中国人对待政治的基本态度。科举成功者虽然只是少数，却可以使全体读书人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自己成为幸运儿中的一个。科举不限制年龄，就使无数人至老都没有放弃这种希望。这是一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类似赌博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得官僚特权能够为全社会所容忍和接受。当今中国人在股市上的表现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股市被大户、庄家、内部人士操纵，广大散户成了被欺骗和玩弄的对象。为什么却不见散户有什么抗议的行动呢？有人统计，股市散户七亏二平一赚，大家都希望自己成为那赚钱的一个，因而容忍了股市的黑暗与不公。

　　3、科举与中国人的特权意识。科举制度与分封制度造成的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权力极大，没有与其抗衡的地方势力。由于科举面向全国各阶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人并没有因中央政府的集权而造反，也没有向中央要求自己的权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农民十分分散，单个地面对组织严密的政府，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所以对苛捐杂税只有忍受。另一方面是由于科举有效地把各阶层精英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分享权力，共同剥削农民。而农民子弟即使认为社会对农民不公平，也多是希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从而摆脱农民身份来改变命运，极少会为整个农民阶级进行运动。从这一角度讲，科举制度可谓阴险之极。它发现并巧妙得用人性之弱点，造就了中国人的自私性格，把个人命运的改善寄于个人奋斗，缺乏集体凝聚力。科举是平等的，但是科举的结果是不平等的。考中者为官，即可享受种种特权，地位上优于农工商等一切其他行业。对中国人来说，因为特权地位是可以争取的，所以特权制度是可以接受的，是不必反对的。贵族社会的特权意识是贵族才有的。而在中国，特权意识则随着科举渗透到一切社会阶层的思想深处。科举创造了一种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但并没有消除中国社会的特权制度。中国的特权阶层是官僚。从个体来看，他们是流动的和可以被替代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是个稳定的存在。

　　4、科举与中国人的教育观。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并不是对知识的崇拜，而是对权力和特权及物质的崇拜。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由于儒学被列为考试内容，儒家先圣孔子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师祖，儒家经典成了统领全中国读书人的思想，这造成了全中国人在思想上高度统一，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异端邪说。即使有，也打不开市场，因为人们关注的不是一种思想的正确与错误，而是信奉它能否让自己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科举既然关系到个人一生的前途命运，为取得中第而无所不用其极也就不难理解了。寒窗苦读之外，送礼请托、雇佣枪手、赂贿考官、泄露试题、夹带小抄等五花八门的手段也就跟着出来了。唐代大诗人宋之问就曾在主持考试时大受贿赂；《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董思因泄露试题被发配岭南而死。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的儿子参加明经考试，成绩不佳，杨国忠却通主考官将其取在高等。考中者固然欢喜，不中者则垂头丧气。若再有不公，则极易激愤闹事。宋代有个叫张元的考生，屡次殿试不第，一怒之下投奔西夏。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省试，为提倡淳朴文风，当时社会上推崇的“文章之士”一个也没有录取，引起考生骚乱。科举成了读书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成了读书人谋生的手段。然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落第者大大多于中第者，许多人衣食无着，穷困潦倒。1300年的科举，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一喜而疯，并非夸张。时至今日，这些悲喜剧仍在年年上演。科举自创制以来，就成为中国社会最牵动人心的一件大事。清人王士禛的笔记《池北偶谈》中，记载了许多科举状元、解元、探花的姓名，凡同乡无不津津乐道。中国儿童从小就听说那些借月光或萤火虫而刻苦读书的榜样。科举发展到后来，已在世上形成对读书求学的一种病态畸形的热爱。祖孙三代同入考场的甚至被传为佳话。清朝末年在中国传教数十年的美国人史密斯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科举的一些故事。1889年春天的北京《邸报》报道，福州的考场中有几位考生超过80岁，两位超过90岁，有的人中秀才已经60年！安徽省90岁以上考生有18位，80岁以上考生有35位。报道还说河南的13位80岁以上考生和1位90岁考生，全部“通过为期九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炼，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史密斯惊叹：“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观呢？”然而在中国，这完全不算奇观。2005年高考取消年龄限制，各地报纸有不少六七十岁的考生的报道。中国人对科举的感情，是何等深厚与复杂！时至今日，有人批评中国学生死读书，学校追求升学率，搞应试教育，却不谈背后的制度。我们的学生并非出于兴趣而读书，实是为了考试而读书。学生最不喜欢的课，为了考试，也一样背得烂熟。不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而大讲什么素质教育，没有多大意义。科举劝学，以宋代尤甚。宋真宗《劝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把读书与教育的目的说得十分透彻了。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

　　5、科举与中国人的宗族观念。中国是宗族社会。中国人有着很重的宗族观念，表现在科举上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即使在现在，读书也是一种奢侈的事，在古代更是离不开父母妻兄的支持，离不开家族的支持。这一点黄仁宁先生有深刻的分析。科举成功表面上是一个人的事，背后则是全家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明代哲学家李贽曾作过姚安知府，以后为了脱离宗族关系的束缚，竟然选择了剃度出家。散文名家归有光向朋友写信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他若离开昆山，必得携带族人百余口同行。中国古代法律讲究株连，荣耀也允许共享。父母可以因为儿子的成就而获得诰封。家族是一个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科举带来的荣耀也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家族的共同荣耀。认识到科举的这一特征，一个人做官之后，就不能对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如果他不照顾回报亲人族人，是违背中国社会伦理的。外人也并不一定称其正直，反倒说此人六亲不认。这种人一般结局悲惨。海瑞可为一例，其行为耿介连皇帝都不认同。海瑞同时代的人虽称其清正，然却敬而远之。海瑞死后财产只有白银二十两，连丧葬费用都不够，自然没有余钱回报族人。历史注定了海瑞是一个悲剧人物。历代清官大多难以逃脱此种命运。

　　6、科举与中国人的婚姻恋爱观。中国人认为的理想婚姻模式是“郎才女貌”。女貌好说，朗才的表现就是科举的成功，重才实为重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遭到父母反对，他们要战胜父母，只有男子应试取得功名这一个途径。从唐人传奇《李娃传》开始，落难公子中状元就成了中国文学作品宣扬个人成功的一个固定模式。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制度下，科举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唯一手段，科举成功就有了一切。在西方，改变命运的手段是发财。唐代传奇《会真记》中的张生与莺莺的婚事遭到老夫人反对，张生被逼赴京赶考。考试得了官后，却又抛弃了莺莺。《会真记》的作者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元稹本来爱慕一位才貌俱佳的下层出身的姑娘，后来负心另攀高枝。同时代的人包括白居易等都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反认为是善于补过者。《会真记》中双方地位对比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科举。而基度山伯爵则是因为发现了秘密宝藏而得以施展报复。西方封建社会因为实行等级制度，贵族世袭，断绝了一般人晋身仕途的道路，把人们的执着和冒险精神引入了商业与海外探险事业；中国则以科举制度把社会注意力引向求官。中国人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愚公移山的精神在科举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金榜题名”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被列为人生四喜之最大一喜。唐代新科进士有宴游曲江之俗，不仅人们争相观看，也是公卿门第择婿的好机会。到了宋代，门第观念淡化，科举成了决定一个人身份的唯一标准。王安石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金明池上路，就是新科进士赴琼林宴的必经之路。公卿有女待嫁者天不亮就在路上等候。夫贵妻荣。为妻者无不期盼丈夫科举得中，出人头地。唐代杜羔科举落第，其妻刘氏寄诗给他：“良人的确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杜羔接诗，无颜回家。回到长安攻读，后来终于得中。其妻又寄信给他，提醒他不要变心。科举成就了多少姻缘又毁掉了多少姻缘，谁能说得清？它给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关系蒙上了厚重的阴影，损害和扭曲了夫妻感情，使双方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科举失败固然是悲剧，成功了也同样是悲剧。科举对中国人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本质上是悲剧性的。

　　7、科举与士大夫精神。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科举以笼络人心。唐太宗621年平定天下，622年即开科取士。清顺治三年，天下尚未平定，即恢复科举，搜求天下有才之士。象顾炎武、吕留良等拒绝与朝廷合作的人是少数。科举吸引了大多数的汉族读书人，对于迅速稳定和巩固满清政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科举是悬于天下读书鼻子前面的一块陷饼，是诱使天下读书人与政府合作的香饵。科举的作用，一方面使政府选拔人才的目标与儒生个人的政治抱复相结合，另一方面使中国政府成为权力开放型的政府。与贵族世袭制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它却从思想深处斩断了中国人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陈胜吴广曾对王侯将相世袭进行挑战。到了唐宋，由布衣而为卿相是通过读书就可以实现的梦想。读书人那种以天下为已任、读书以报效国家的崇高理想有了制度的保证。王安石诗中豪迈地宣称“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王安石自己就是科场上的得意者，官至宰相，也是北宋相当杰出的改革家。“王侯将相有种”的不平等制度，到宋代已经完全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政治。士人，即读书人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士大夫精神由此得以发扬光大。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士大夫国家主人翁精神的真实写照。遍翻西方古代史，实在找不到如此崇高的人物，制度不同耳！若无科举，则王安石、李纲皆可能成为宋江、方腊，谁敢说岳飞、文天祥不会成为钟相、杨幺呢？此非虚言！

　　自唐时起，科举就成了联系政府与士人的纽带，进而成为政府与社会之纽带，这也是科举的生命力所在。综观中国历史，凡科举顺畅，则政府与士人、与社会关系就良好，政治也就稳定，社会繁荣进步。唐代290年中，贡举272次，仅18年停举，都是由于战乱灾荒等特殊情况。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发生荒灾，京师缺粮。仅停举一年，韩愈就担心其影响社会稳定：“一则远近惊惶，二则士人失业”。士人与科举已经结成了生死同盟。科举偶而停考，士人就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倘若永罢科举，岂不天下大乱？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设西式学堂。科举一废，朝廷与百姓最古老最有效的联系纽带被斩断，清廷又怎能不覆亡？果然，未经几年，革命爆发，帝制推翻。然而以考试选拔人才这一制度，并未被抛弃。孙中山建国构想中，就有考试院的设置。我们今日之高考，基本的做法还是传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废高考，实行推荐制，其负面影响人所共见。所以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其中一件大事就是重开高考。这不是创新，只是恢复传统，却有效地统一人心，稳定了社会局势。所以，传统的东西，无论好坏，若要一夜铲除，只能搞得更糟。科举制已经存在1300年，自有其合理性所在。武断地斥之为专制工具，培养奴才而压抑人才，并不妥当。中国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由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