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的结构图漫画版:书的起源与简帛时代

书的起源与简帛时代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读书》   作者:周蓓 
导读:　　真正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通论性书籍简史著作陆续出版，但传统书籍史研究几乎是印刷史与出版史、文献学与版本学的附庸。耿相新的《中国简帛书籍史》（以下简称《简帛》），其“研究对象及范围是用不同文字复制于不同载体上的供阅读、传播之用的信息、知识、思想文本的——也就是关于书的——全部活动”。它既包括文字形态、复制工具、技术手段以及物质载体的变迁，还包括文本的编校活动、传播方式以及商业行为；同时关注书本身的外在形式与内在表现方式以及内容类别，书籍在作者与读者间如何传播与流通，等等（《简帛》，代序）。他所赋予书籍史的这个概念从时间和空间上突破了以往对于出版物和出版的界定，使其具有延展性和关联性，将电子图书、网络数据库等新的知识载体形式归入了书籍的苑囿，从而完成从出版史到书籍史的转型，并最终回答“书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问世之前，简帛研究仅作为简牍学一个小分支而存在。随着出土文物的日益丰富，简帛研究渐次蓬勃，简帛书籍的概念逐渐清晰，但仍没有独立于简帛学术史和简帛文献学。作为一名有着深厚文献学功底和二十多年出版实践的研究者，耿相新整合文献学、考古学和出版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分类原则，将书籍史的概念置于简帛研究之中，形成其独特的研究范式，透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追溯书籍的起源，重绘中国历史上的简帛时代。
　　
　　 一
　　
　　关于书的诞生，《简帛》提出了三个必备条件：文字系统的成熟；知识体系的形成；思想传播的需要。中国文字的起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遗存发现的龟甲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到商代后期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汉字构造法以及完整记录语言信息的功能逐渐完备。甲骨文包含有卜辞类刻辞和非卜辞类刻辞，卜辞兼具信息性文字与记事性文字双重属性，主要用于帮助记忆存档，并不是为了传播而书写，它们还不是今人或商代人概念里的书（《简帛》，绪论，6页）。与此同时，很多关于农业生产、畜牧狩猎、干支数算和医学方面的知识被记录在非卜辞刻辞里，商代人对知识体系认知程度的加深以及对知识的细分与专业记载，为书籍的诞生提供了必备的知识条件（《简帛》，绪论，8页）。思想的成熟是书籍诞生的最后一道门槛。它源自对生与死、时间与空间、自然与人自身的追问，天命思想、祖先崇拜以及围绕这些思想的各种祭祀礼仪之轨渐渐成为商代思考天人之间关系的观念共识，并成为统治人间秩序的工具。思想的传播，在商代已经演成一种社会需要、宗教需要和统治需要（《简帛》，绪论，9页）。
　　从文字学角度考证，“册”字的字形在甲骨文里像数枚竹简用两道绳编成，“典”字的字形则像人用双手举持着“册”，或有宣读、祭祀之义。册、典记录史事，贡奉祭祀，用途当有不同。占卜记事是史官之职，除贞人之外，见于卜辞的史官还有尹、多尹、又尹、作册、多卜、史、大史、小史、御史等，他们同时还负责祭祀、天文、历算等。这一史官群体不仅是商代文字的书写者，而且是商代典册的著作者，从《史记·殷本纪》中能找到商代史官作册写典的多条记载。尽管至今还没有考古发现证明商代典册的实物形态就是后来的竹简书册，但可以确信，商代的典、册是最早的具有传播意义的书，它们是中国简帛书籍的源头（《简帛》，绪论，10—11页）。书籍的起源在此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这部简帛书籍史是一本溯源之作。它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条理出从简帛书籍到纸本书籍、从载体形式到内部结构的演变与继承。简帛书籍的内部结构包括作者署名、书名、目录、篇与卷、章、序、标示符号，其中的作者署名、书名、篇与卷、标示符号均有学者做过研究，但在缺乏整体架构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是碎片化的局部放大，很难对简帛书籍形成系统化的认知。《简帛》第一次将这些构成书的重要元素集合在一起，为现代人勾勒出简帛书籍的整体面貌，解答简帛书籍内部构成是如何发生及其流变的问题。以目录起源为例，“目录”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别录》，但“目”和“录”在先秦时期并无意义上的关联，“目”指眼睛，“录”的引申义是记录。《周礼》云：“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皆辨其物而奠其录，以书木曷之。”即王室的财物要逐件记录到“木曷”上（《简帛》，105页）。木曷是一种记录物品名称、数量的木制标签，伴随出土竹简上发现系有记录竹简篇题和数量的木木曷。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周礼》记载中“录”与“木曷”相连，原本是为标记财物所用，渐而发展为借用木曷的标签功能记录书的篇目数量——书的目录源头豁然呈现。这种木牍“木曷”式目录至刘向、刘歆总校群书时正式演变成型，“目”指篇目的记录，沿继“木曷”式目录的特点，“录”为诸书之叙，“目”与“录”合聚成“目录”，遂之成为书籍构成的重要部分和一个新的概念（《简帛》，106—110页）。这是书籍史研究中首次结合考古报告和文献记载考证目录的起源，整个论证过程严谨缜密而不乏趣味。
　　
　　 二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曾追问：“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简帛》，94页）简帛时代的书籍没有作者署名，现代意义的“作者”概念并没有随着书籍的诞生而出现。
　　在“作者群体”一章，《简帛》归纳出简帛书籍时期的三大作者群：史官，诸子百家，儒家、经师与辞赋作家。史官追随王之左右，记录天子言行，撰写册命文字。透过周代史官职事可以清楚地了解，史官几乎垄断了文字与知识的所有事宜。“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身份让史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知识创造和书写群体（《简帛》，250页）。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失序使“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人的思想开始挣脱天命神学，开始思考关于人的各种基本命题。解放与拯救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诸子百家无论如何划分，他们的思想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救人、救世、救国（《简帛》，254—255页）。为了宣扬本家学说，先秦诸子游学天下，游说诸侯，兴办私学，聚众授徒；他们“述而不作”，“书于竹帛”则往往由其弟子们记录完成，诸子百家成为不亲自著作的“作者”。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指出，诸子之学，乃成“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由此我们可以获悉为什么简帛书籍没有作者署名的一种合理解释（《简帛》，96—98页）。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这些思想巨擘是书籍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们开创学术源流，奠定文化基石，书籍因此摆脱诰、训、誓、命的官方面孔，拥有了真正的精神与灵魂。简帛书籍鼎盛在两汉，此时的辞赋作家显现出与另一作者群体（儒家、经师）迥异的特征，他们不仅自题姓名于作品上，而且独创意识与立言趣味十分浓厚（《简帛》，284页），表明此时作者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由于知识的高度垄断，书籍的官方传播成为权力伸展的方式，典籍则是统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简帛》，308页）。简帛书籍传播的范围集中，传播的路径自上而下，作者身兼传播者、阅读者的角色，王室、朝廷、官学和私学成为书籍流播的重要场所。简帛书籍的传播方式从官方的颁书、赐书、官学授书、求书、献书（《简帛》，309页），到民间的家传、师徒相传、赠送、借阅传抄甚至书肆相售（《简帛》，330页），经历了从殿堂流散民间、从神圣退至寻常的转变。阅读群体也存在官、私分流两个趋向，除了固有的史官、帝王、官学的学生和诸子门徒之外，新兴的士阶层逐步成为新的阅读群体（《简帛》，354页），而庶民读书阶层更是简帛书籍阅读群体多元化的体现。
　　面对连续书写、没有断字和句读、没有间隔和停顿的文字，人类早期的阅读习惯都是高声朗读，中国如此，古希腊罗马也如此。从口头阅读到书面阅读，中国书籍沿用至一九二○年的一套标示符号恐怕是对传统口耳相传的阅读训练最自信的坚持。简帛时代的学生通过“离经辩志”、断章析句而加深学习效果，这是老师教授学业的一种方法，也是学生们习惯了的阅读方式，代代相因，也就不需要更多的标示符号了（《简帛》，82页）。
　　研究阅读史最困难之处在于史料的缺乏，几乎很难找到记录阅读本身的直接材料，更何况是距今两千多年的简帛时代，要解决这个问题得采取迂回手段，至少先弄清读者读了什么。耿相新从传世文献中分拣出简帛时代许多轰轰烈烈人物的读书事迹，虽只是间接证明，但他所做的精彩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不少启发。中国传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使我们通过发掘出土的陪葬书籍中得以了解墓主人生前的阅读爱好。一位与孟子同时代的士是楚太子“东宫之师”，一九九三年从他的墓葬出土了八百零四枚竹简，经整理主要有儒家和道家两大类书籍；魏襄王之墓在晋太康二年（二八一）被盗，距离他下葬时已过去五百多年，其陪葬的书籍被《晋书·束皙传》记载，从这份书目推知魏襄王对《易》及术数类书籍尤为倾心，其次是魏、楚、晋历史，此外对兵书、阴阳家和小说家言也有涉猎（《简帛》，360—362页）。《简帛》搜集了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十数位墓主人的陪葬书目，使我们对难以取证的私人阅读有了“在场”观看的惊喜。虽然这种特殊性和个体性的挖掘无法反映当时的阅读全貌，但这一枚枚竹简毕竟带着简帛时代原汁原味的泥土墨迹和文字密码。
　　
　　 三
　　
　　抓住作者和读者，等于抓住维系书籍生命的两端。而唯有将关于书的“全部活动”置放于其时代与社会，并考察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书的生命史才堪称完整。简帛书籍处于中华文明滥觞和奠基时期，占据极为关键的位置——中国古代社会几乎一切思想智慧、统治法则、文学样式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源。它的书写、内容、编校、传播以及管理照映出整个社会与思想的互动，这正是作者想要求证并已成功做到的。
　　简帛时代的书籍曾经贵为“天命”，也曾经遭受大规模焚烧禁毁，即便到后世，依然逃脱不了盛则大举修典、衰则沦入“文字狱”的命运。书籍从诞生之初直至今日，无时不在如何服务于统治阶层与挑战权威者之间做着取舍，无时不在存续主流价值观和传递新思想之间进行权衡。为什么？因为它是思想的载体，权力的象征，受制于当世君王的好恶和统治的需要。如诸子思想起于乱世，终于治世，因乱而需要，因治而扬弃（《简帛》，431页）；再如“由禁口而禁书，由禁书而尊书，由秦皇而汉武，殊途而同归，壹之为一也！”（《简帛》，426页）这是它的幸，也是它的不幸。因为它拥有一种能使时代和社会产生变化的酵母——文化影响力。在书中，作者一面严格按照文献学方法梳理简帛书籍的内容分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一面将其对这些书籍在简帛时代中的作用和影响的思考穿插其中，这种规矩庄严与哲理轻松的搭配并不让人觉得文风有异，反而被他每一处画睛式的点拨燃起浓厚的阅读兴趣。
　　对于无法用量化指标衡量的简帛书籍的文化影响力，没有什么比历史哲学的思考更适合处理这个话题了。作者将他关于简帛书籍和简帛时代全部的感性领悟和理性思辨倾泻于斯，宏阔绚丽，深邃精辟。《诗》是周人心灵的颤音；《书》是中国政治智慧的最早教科书；《礼》是中国早期法律制度的软性说法；《乐》是中国先人精神生活的特殊享受；《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摇篮……（《简帛》，结语）简帛时代顿时在书的场景中鲜活跃动，其中深味还是留待读者自己品啜吧！
　　
　　 四
　　
　　《简帛》研究方法的实践是在反省传统书籍史研究之后的选择，并让我们看到这种创新的有效性。作者首先立足于文献学、考古学和出版学三个学科，使之相互间整合与对话，搭建起书籍史研究的平台。他对传世文献中常见的与简帛书籍相关的记载进行梳理，并将这些材料分类纳入其构架的书籍史研究范式中，这一尝试既更新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相互关联，又增强了研究的文献基础。同时引用大量考古成果和出土文献信息，与传世文献记载交相辉映地展现了简帛书籍的多种面貌。对传世文献的选择，则严格以同时代文献论证同时代的史实，尽量避免“后世之见”。此外，兼容并蓄地接受了政治史、思想文化史、阅读史等研究的启发和影响，从而使整部简帛书籍史研究在坚实古拙的叙事中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肌理。这是一部系统地以书籍史的角度探讨简帛书籍的载体形式、出版、传播、文化互动等问题的开创之作。
　　在论述过程中，由于大多章节基本都按照朝代更迭的顺序来叙述，虽然秩序井然，但往往容易忽略历史发展的迁延性和渗透性。社会与时代风貌的转型并不是完全以朝代来划分的，很多时候会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叠与交叉，如商周之际，春秋战国，秦汉之交。假如能将一些篇章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或许会更为凝炼，更能准确把握历史十字路口的动态细微。这是关于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在此不揣冒昧，希望将来能与作者共商切磋。
　　探寻书籍的起源，重新衡量书籍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为书籍的现实突围所做的沉潜与努力。每每听到作者向身边的朋友们喋喋于他的书籍史写作，都会被他对书籍的挚爱与痴迷所感染、感动，相信爱书、知书、读书、品书的你们也会掩卷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