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圈层结构图卡通:古人为什么特别重视风水

古人为什么特别重视风水　

    古人眼里的风水术

    这个题目，大致相当于古书所说“开宗明义章节一”，因为失却了古人重视风水这一社会基础，也就无所谓风水之术可言。从字面解释，风水的意思，就是宅地或墓地周围风向水流的形势。晋代郭璞的《葬书》说：“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家们认为，宅地或祖宗墓地吉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导致住家或葬者一家以及子孙的祸福。从这一认识出发，风水家们反过头来又可通过仔细观察人家住宅或墓地周围自然环境的好坏，来推知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这就又是由风水术引发出来的相宅和相墓之法了。所以如果从广义说，风水术除了指导人们怎样寻找生气结聚的宅地、墓地之外，还理应把相宅、相墓之法，也都囊括进来。由于懂得了怎么样的自然环境才是属于风水宝地的原则，相宅、相墓的吉凶也就迎刃而解，所以体现在风水术中，当以寻找生气结聚的最佳自然环境为第一要义。

    在传说中，有“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制五宅姓，管辂制格盘择葬地”的说法。考之实际，至少在战国末年齐、燕一派的方术中，就已萌生了风水术的芽苞。《水经注·易水》曾载燕宫遗地说：“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可见择地筑宫，配合山水景观的建筑美学，在战国燕国等地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然而，风水术的正式兴起，并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开来，则还是在两汉之时。汉武帝时，曾会聚占家动问：“某日可取妇乎？”结果“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吉，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由于“辩讼不决”，最后不得不“以状闻”。制曰：“避诸死期，以五行为主。”后来，主张选日的堪舆家，和主张“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的形法家，由于在各自的实际活动中关系密切，所以时日一长，就慢慢合而为一，成了风水家了。东汉以后，风水术在社会上大为流行，所以风水家便也就称为堪舆家。关于两家合并以前的著作，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堪舆家有《堪舆金匮》十四卷。直到后来，清代钱大昕《恒言录》卷六还认为：“古堪舆家即今选择家，近世乃以宅相图墓者当之。”

    说穿了，风水术其实就是一门建筑学上有关选择土地的生态环境，旁及方位，以及择日的独特学问。

    因为古人非但重视生前住屋，并且重视死后择葬，所以从总体来说，风水术的标的就离不开建筑和筑墓了。

    人活着要住屋，这在风水术中叫做阳宅。《黄帝宅经·总论》说：“凡之阳宅，即有阳气抱阴；阴宅，即有阴气抱阳。阴阳之宅者，即龙也。”《水龙经·总论》也说：“若祗取大荡，阳宅尚有归收，阴墓必难乘按。”文中所称阳宅，就是生活中一天也脱离不开的住宅。

    古人重视阳宅的原因，《黄帝宅经·序》曾明确指出：“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种，其最要者，唯有宅法为真秘术。”接着又说：“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而祸止，犹药病之效也。”为此，结论是：“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冈，并同兹说。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目见耳闻，古制非一。”

因为有着这种“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的传统说法，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阳宅风水的好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晋书·魏舒传》记载，魏舒幼年丧父，寄养在外祖父母的家里。后来“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父母见魏舒年幼聪慧，认为一定会应相宅者所说的话。魏舒也说：“当为外氏，成此宅相。”这里，魏舒的意思虽然是说，我长大后要好好努力，干一番事业，以证实舅氏门宅当出贵甥的相法，并且从此以后，“宅相”还成了外甥的代称；可在另一方面，却为我们道出了当时相宅风气的盛行和人们对居宅风水的重视。

    在古人眼里，这种阳宅风水是好是坏，直接关系到“家代昌吉”或“门族衰微”的说法，并不是什么耸听的危言。在《晋书》里，还另有上党鲍瑗家因为“安宅失宜”而多丧祸贫苦的一则记载。当时，鲍瑗被丧祸贫困扰得焦头烂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便去请教淳于智。淳于智占卜后根据所得卦象说：“为君安宅者，女子工耶？”鲍瑗回答：“是也。”淳于智又问：“此人已死耶？”鲍瑗回答说：“然。”接着，淳于智说：“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宅东北有大桑树，君径入市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折新马鞭者，便就请买还，悬此树三年，当得物。”鲍瑗听了他的话，前去市上买来马鞭，把它挂在大桑树上三年。后来鲍瑗浚井，“得数十万铜钱，杂器复可二十余万”，于是家道中兴，家里生病的人也都霍然而愈了。

    文献记载，三国时孙皓流徙丁奉一家。到了晋朝，丁家的旧宅先后住过的有周额、苏峻、衰真、司马秀等大户人家，然而结果却都“凶败”。此后，又由臧焘去住，“亦频遇丧祸”，所以大家都说这是“恶地”。当时有个名叫王僧绰的人，平时“常以正达自居”，认为“宅无吉凶，请为第，始就筑，未居而败”。

    为了望知人家宅第的吉凶，《地境图》“望百家宅法”的说法，很有奇趣。书说：“有赤气者，家有泛财。白气入人家，有财不保。黑气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气者，有银，地宝也。”

    阳宅风水既然直接关联到一户一家“家代昌吉”或“门族衰微”的根本问题，那么阴宅风水的重要性又怎样呢？

    所谓风水术中的阴宅，指的就是坟墓。《礼·杂记上》说：“大夫卜宅与葬日。”疏说：“宅为葬地。”由于住宅和葬地都号称宅，所以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就把葬地称为阴宅。如《水浒传》一百二十回就说：“我若死于此地，堪为阴宅。”人死了要进墓，因为古人看重丧葬，故而在他们的心目里，阴宅风水的重要性非但丝毫不减于阳宅，并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唐新语》是唐代刘肃的著作，书中卷十三说：“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襚服明器，罗列千里。坟土未干，家毁子死。”坟墓逾制，罗列千里，这样大摆阔气，还有什么吉利可言？而且这样千里罗列下来，显然也不符合风水术的择墓原则，所以两者合在一起，就难逃“坟土未干，家毁子死”的灾难了。

    宋代方勺在《泊宅编》卷上中，也曾谈及阴宅风水的重要性。会稽山是东南的巨镇，周围占地大概有六十里之广。山的北面延出好几个垅，由于风水奇佳，选择在这里落葬的人家纷至沓来，然而墓地占着正垅的，就赵、陆两家的祖坟而已。这垅上赵、陆两家祖坟的位置，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过来好像几案，而案外又有尖峰耸起，名叫梅里尖地，又叫文笔案。占着这样的好风水，所以陆氏葬后，孙子陆佃当上了尚书左丞的大官；赵氏葬后，曾孙赵抃也登上了太子太师的高位。结果“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文末作者叹羡：“二垅同一山，而有曾孙追贲于九泉，盛哉！”

    在何薳《春渚纪闻》卷第一《杂记》中，作者曾提到“定陵兆应”一则道：信州白云山人徐仁旺，曾经上表奏说，和丁晋公“议迁定陵事”。定陵是宋真宗赵恒永定陵的省称，所在地在当今陕西省富平县的龙泉山。争议下来，徐仁旺“欲用牛头山前地，晋公定用山后地”，意见统一不起来。为了据理力争，徐仁旺一方面力诉后山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起火，郡郡兴盗”；另一方面甚至立下了自己愿意先关进大理寺监狱，以待三年后的吉凶，错则处罚的决心，然而最后朝廷还是没能采纳他的意见。

 当时，朝中一班人听了徐仁旺慷慨激昂的陈词，都不以为然，直到后来，“金人犯阙，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后，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方才大家叹服，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牵涉到帝王之墓的风水，而帝王又是统治全国的天子，所以古人认为，如果帝王陵墓风水不好，非但朝廷覆亡，还会祸及全国。

    从上所说，《宅经》认为：“宅墓以象荣华之源，得利者听作遂心，失利者妄生反心。”再之，《宅经》还对宅和墓之间的关系作了括要的叙述：“墓凶宅吉，子孙官禄。墓吉宅凶，子孙衣食不足。墓宅俱吉，子孙荣华，墓宅俱凶，子孙移乡绝种。”对于宅墓的吉凶，青乌子的说法是：“其宅得墓二神渐护，子孙禄位乃固。得地得墓，龙骧虎步。物业滋川，财集仓库。子孙忠孝，天神佑助。”青乌子是“汉时人，精地理阴阳之术，而史失其名”。晋代郭璞的《葬书》曾推崇古来所传《青乌先生葬经》说：“先生之言，简而严，约而当，诚后世阴阳之祖书也。”为此，风水术在称为堪舆术之外，又得了个“青乌术”的雅号。

    而《黄帝宅经》还从子夏“墓有四诀”的话引申开去：“墓有四诀，商、角二姓，丙壬乙辛。宫、羽、徵三姓，甲庚丁癸。得地得宫，刺史王公，朱衣紫绶，世贵名雄。得地失宫，有始无终，先人受苦，子孙当凶。失地得宫，子孙不穷，虽无基业，衣食过充。失地失宫，绝嗣无踪，行求衣食，客气蒿蓬。”接着又引子夏论宅的话说：“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

    古人大多是信命的，这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风水术兴起以后，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就是宅墓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到子孙辈们的吉凶祸福，而命又是与生俱来、不可违抗的。那么，宅墓风水和命运吉凶在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宅墓风水好而子孙命不好，或者子孙命好而宅墓风水不好，又该听从于命呢，还是听从于风水？这里，子夏的回答是，命是必然有的，可是宅墓的吉凶，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命运的吉凶，正确的做法是把两者综合起来考虑，子孙命好的不可忽视宅墓风水对于子孙命运的影响，子孙命不好的，谨修宅墓风水，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作相当的挽回。

    也正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在人们心理上引起的重大反响，所以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人们也就特别地看重宅墓风水了。

    还在秦始皇时，有术者说金陵有天子气。为了保住自家的江山，于是秦始皇就派遣“朱衣三千人凿方山，疏淮水，以断地脉”。地脉一断，也就坏了风水了。

    最有趣的要数明末崇祯帝和李自成之间的一场风水战，原来历代封建帝王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天下并使之万代相传，都十分重视对于葬地风水的选择。一处墓地的选定，都往往要经过反复的踏勘和全国一流风水先生的参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威胁到明王朝江山时，崇祯皇帝就派出专人到陕西米脂去平毁李自成的祖坟，想借风水的法宝来割断他蒸蒸日上的生气。而从李自成一头来说，当他的农民军队攻占凤阳朱氏老家以后，也一把大火烧毁了崇祯帝祖辈的皇陵。结果出于历史的安排，崇祯帝自缢煤山，李自成兵败身死。可风水家们却不这样去想，并因此而又捞到了一个事实依据。

长期以来，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风水之术，不仅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之如痴如狂，深信不疑，就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学士，也都趋之若鹜，对于风水术有着极大的兴趣。由于有着这样庞大的社会基础，所以反映到史籍中来，也就不绝于书了。

    方回是尧时有名的隐士，传说他曾著有《山经》说：“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文中，方回饶有深意地把看风水的葬师和医师扯在一起说，如果山川能够说话，那么葬师就没有地方吃饭了，同样道理，如果肺腑能说话，那么医师们也就因此失去作用而面如土色了。对于方回著《山经》的事，我们可以断言纯是出于后人的伪托，然而这里的一些话，却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山川是不会说话的，所以地师寻找风水宝地，就显得并不那么容易了。

    《周礼·夏官·司马下》说：“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影）。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宫。”结合《诗经·大雅·公刘》所说，可知这一时期，人们选择邦国都鄙，以及迁徙人宅，总要把考察山水自然形胜、测量日影、丈量土地提上议事日程，实为后世风水术的滥觞。

    至西汉，《汉书·扬雄传》卷上载有扬雄《甘泉赋》说，“属堪舆以壁垒兮……”张晏注解道：“堪舆，天地总名也。”孟康则认为：“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后来，唐代颜师古判定：“堪舆，张说是也。属，委也，以壁垒委之。”可见到了汉代，作为风水前身一支的堪舆之术，是由“造图宅书”的神来命名的。

    翻开《后汉书·袁安传》，袁安父亲去世，袁安为他物色落葬之地，在道上碰到三个书生，三书生指着一块地告诉他：“若把你的父亲葬在这里，子孙辈便就可以世代为上公了。”结果袁安按照三书生的话把父亲下葬到了那块地里，果然自此之后，累世贵盛得可以。

    管辂是魏时著名术士，《三国志·管辂传》说他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靠在一株大树上独自哀吟，精神不乐，别人问他缘故，他说：“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最后竟然应了管辂的话。玄武、苍龙、白虎，朱雀为“四灵”，当时管辂随军而行，因受启于《礼记·曲礼上》所载：“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北斗星）在上，急缮其怒。”加之班固的《白虎通义》中也说：“左青龙（木），右白虎（金），前朱雀（火），后玄武（水），中央后土（土）。”所以便就有此一番联想和发挥。

    《晋书·羊祜传》记载，有术士相羊祜祖坟上有帝王之气，羊祜听说，为了明哲保身，怕出乱子，便主动掘断地势，毁坏地形。当这以后，相地术士又说：“尚出折臂三公。”后来羊祜果然坠马折臂，但还是做到了三公的高位。又同书《周光传》记载，陶侃将葬亲，家里忽然跑失了一头牛，在寻找中，有老者告诉他说：“前面的山冈有只牛眠睡在那里，不知是不是你家里的。我看这地方的风水很是吉利，如果把这里选作葬亲的墓地，当位极人臣。”于是陶侃就把牛在山冈上的卧处选为葬地，这就是风水术中有名的“折臂三公”和“牛眠地”的出处。

 南北朝刘义庆撰《幽明录》说，有个名叫孙钟的人，平时种瓜为业。一天，家里来了三个清气飘然的异人，一番寒暄之后，孙钟设瓜招待了他们。交谈之中，三个异人对他说道：“示子葬地，下山百步，但不要回过头来看我们。”孙钟听了他们的话径直走下山去，然而要不了十六步，就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只见三只白鹤向高高的云堆里飞去。后来孙钟就在异人所示的地方葬了他母亲，并生了儿子孙坚。这则故事，虽然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并且“孙钟设瓜”的成语，还被用作善有善报而广泛应用，然而在实质上，说明这一时期，人们虽然迷信风水，可是却又不能人人都懂，于是就借仙人来指点迷津了。

    南朝的梁武帝时，社会上曾流传有“鸟山出天子”的民谣。为了这个民谣，梁武帝派了专人四出，只要逢上用鸟来命名的山峦，就都毫不留情地凿断地脉，破坏风水，所以当时长江下游东南一带各种名称的鸟山，没有一处是完好的，只有长兴的雉山漏网。后来陈武帝霸先称帝，他的祖坟正是筑在这漏网的雉山上的，竟然应了民谣的说法。

    根据《北史》和《隋书》记述，萧吉字文休，博学而通阴阳地理之术。一次萧吉路过华阴，看到大臣杨素冢上白气连天，就暗暗对隋炀帝说道：“杨素家里当有兵祸，这是灭门之象，除非改葬，才可避免。”隋炀帝听后，就从容地把萧吉的话转告给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希望他早日改葬。可是，握着重兵的杨玄感对此却认为是个吉利的兆头，于是便以辽东未灭，一时顾不到私事为借口含糊了过去。不久，杨玄感起兵反隋，围攻东都洛阳不克，又转而西取关中，及至阌乡（今河南灵宝西南），被隋军赶上，兵败而死。从文献记载看，萧吉有关风水的著述有《宅经》、《葬经》等。

    《大唐新语》是唐代刘肃的笔记著作，其中卷十三有一则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正月，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去京兆为妻子岑氏落葬，临去之前，徐坚向张说讨教兆域之制，张说当即发了这样一通议论：“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礼有升降贵贱之度，俾存没之道各得其宜。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弘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仆常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敛而旁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不致瓦甋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僧弘之说如此，皆前贤未达也。桓魋石椁，王孙倮葬，奢俭既过，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人用赖焉。及其葬也，俭不逾制。将穿墓者曰：‘必有异应，以旌若人。’果获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坚，四门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后终吉。后优诏褒赠，宠及其子。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襚服明器，罗列千里。坟土未干，家毁子死。殷鉴不远，子其择焉。”这种兆域之制和土龙、水龙，以及有关落葬奢俭得中的说法，在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又如“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的理论，可以看出对于墓地上面的环境保护，古人也是十分注重的。

    当年，黄州（在今湖北省）有浮屠泓师精于风水，张说对他十分敬佩。《丑庄日记》曾载，一次，张说请浮屠泓师为他买宅，泓师告诫他不要在宅屋的东北打洞。后来，宅屋东北无故塌陷了一丈多，为此，泓师预测：“公当富贵一世，而诸子将不终。”张说想要平整土地，泓师说服他说：“客土无气，与地脉不连，譬如身疮痏，补他肉无益也。今之俗师妄言风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则令补筑增辏，便谓藏风聚气，岂不谬哉！君子无惑焉可也。”

五代之时，后晋大臣王建立对风水很感兴趣。《旧五代史·王建立传》说，王建立临终，在病榻前语重心长地嘱咐儿子：“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养生，梓以送死。余生为寿百，刻铭石室，死当速葬，葬必从俭。违吾是言，非孝也。”为什么王建立要如此这般吩咐儿子呢？原来原因在于：“榆林其冈重复，松桧蔼然，占者云：‘后必出公侯。’故建立自为墓，恐子孙易之也。”

    宋代名士洪迈著《夷坚志》，其书乙卷第十一有“刘氏葬”一则很是奇特，刘延庆少保从小失去父亲，后来祖父亡故，刘卜葬于保安军。这时有人对他说：“君家所卜宅兆，山甚美而不值正穴，盖墓师以为不利己，故隐而不言。若启坟时，但取其所立处，则世世富贵矣。”刘延庆闻言便照着他的话做，在勘地定穴时以墓师所立之处为墓穴，墓师见状不禁泪汪汪地说：“谁为君言之？业已尔，无可奈何！葬后不百日，吾当死，君善视我家，当更为君择吉日良时以为报。某日，可舁柩至此，俟见一驴骑人即下窆，无问何时也。”刘氏听他说完，心里也觉得很难受，可是对于“驴骑人”的说法，又不能不感到疑惑。待到下葬之时，刘延庆为等“驴骑人”经过，从早起一直等到中午，才见一个村民肩上背着一头小驴经过，于是及时葬了祖父。原来当时山下小民家里的驴子刚生了一头毛色奇异的小驴子，小民好奇，就把小驴子扛在背上去给主人家看，这就是“驴骑人”的来历。葬后过了三月，墓师果然一命呜呼了。后来刘延庆位至节度使，儿子刘光世官至太傅杨国公。以上这些，都是刘尧仁对作者洪迈亲口说的。其事看来虽然奇异得离了谱，可是作为一说，也不妨故妄听之。

    “客土无气”是《太平广记》卷七七引《大唐新语》和《戎幕闲谈》的一席话，这在明朝张岱的《夜航船》卷十四《九流部》中也有所提及。《夜航船》说：“浮图泓师（唐代齐安人，今湖北黄州）与张说市宅，视东北隅已穿十二坎，惊曰：‘公富贵一世矣，诸子将不终。’张惧，欲平之。泓师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连。譬如身疮痏，补他肉无益也。’”这种“客土无气”的说法，在风水术中也受到十分的重视。

    在《夜航船》同卷中，张岱还举“真天子地”一则道：“明王贤尚梦人授以书：读书可以绯，不读此止衣绿。数日于路得一书，视之，《青乌说》也。潜玩久之，乃以善地理闻。时为钧州佐，上取以往命相地，得窦五郎故址，曰：‘势如万马，自天而下。真天子地也。’”

    在诸多宋人笔记中，何薳的《春渚纪闻》是很有名声的一种。书中卷第二《张鬼灵相墓术》一篇道：三衢人张鬼灵，小时候父亲让他跟同里人学相墓术。后来忽有所悟，就以鬼灵作为名字。宋徽宗建中靖国初年，张鬼灵来到钱塘，请他相墓的人闻风而至。当时有个姓周的县令，括苍人，因为也爱好风水地理之术，于是就准备了饭菜把张鬼灵请到家里。周县令问道：“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指示图画，可言克应否？”张鬼灵说：“方位山势不差，合葬时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周县令听说，就起身指着墙上的一张坟墓所在地图请教，张鬼灵仔细看了半天，才说：“据此图，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车坠此潭，几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发祥自此始矣。”周县令回答：“实在有这件事。”随之，张鬼灵继续话题：“是年此坠马人，必被荐送，次年登第也。”听到这里，周县令不觉起身握着他的手道：“吾不知青乌子郭景纯何如人也。今子殆其伦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马从之，马至潭仄，忽大惊跃，衔勒不制，即与某俱坠渊底，逮出气息而已。是秋发荐，次年叨忝者，某是也。”又有蔡宏、蔡靖兄弟的先墓在富春白升岭，也请张鬼灵去看看吉不吉利。张鬼灵来到墓下端详道：“此墓当出贵人，然必待君家麦瓮中飞出鹌鹑，为可贺也。”蔡宏回说：“前日某家卧房米瓮中忽有此异，方有野鸟入室之忧。”张鬼灵应曰：“此为克应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荐者，即是贵人也。”这年秋天，蔡靖“果为国学魁选”。平时，张鬼灵常对人说：“我亦患数促，非久居世者，但恨无人可授吾术耳。”两年以后，张鬼灵果然与世长辞，当时还只有25岁。《春渚纪闻》把张鬼灵的相墓术说得活灵活现，不可思议，显然有着极度的夸张成分在内，然而从另一面看，可知当时社会上对相墓术是相当注重的。

  由于阴宅风水到了宋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朝廷大官有时还会因皇陵的事而吃官司。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为我们陈述了这样一件事：宋真宗崩驾以后，丁晋公为山陵大礼使，宦者雷允恭为山陵都监。及开皇堂，看到泉脉坌涌，丁晋公便“私欲庇覆”，于是“更不闻奏”，擅自移开了好几十丈。当时有人认为，丁晋公这样一移，就把皇陵移到了绝地，以致朝廷大喧。这时，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理。当时，丁晋公虽然早已失了天下人心，可是却还秉政，掌握着朝廷的实权。在审理案件时，具体经办人许公深知丁晋公为人机智而多心眼，因此“凡移行、推劾文字，及追证左右之人”，一切都推在雷允恭身上，一点也不关联到丁晋公。定案之时，许公要向皇上汇报，丁晋公心想，这总没问题了，便同意让许公面呈皇上。待到皇上接见许公，许公才将丁晋公擅自移动陵墓位置的事托了出来。这样，丁晋公“竟以此投海外”，而许公便开始参知政事了。案情在查办过程中尽管有些插曲，但却全由丁晋公为山陵大礼使时，“及开皇堂，泉脉坌涌”，“欲私庇覆，遂更不闻奏，擅移数十丈”而起，可见有关皇家的风水大事，是来不得半点差失的。

    皇家择葬如此重视风水，社会上也同样如此。宋代方勺的《泊宅编》卷上说：“吴伯举舍人知苏州日，谒告归龙泉，迁葬母夫人。已营坟矣，及启堂，见白气氤氲。紫藤绕棺，急复掩之。术人视处，知自是吉地，因即以为坟。然颇悔之，舍人竟卒于姑苏。”为了不懂风水而被人抢去为坟的吉地，竟至悒郁而死，可见风水宝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南宋末年赵与时的《宾退录》中，还提到朱熹和宾客谈论风水的话：“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可见理学家朱熹也是笃信并擅长风水之术的。

    在明清文人的笔记或文集中，奢谈风水的篇章也屡见不鲜。徐霞客是明代有名的大旅行家，在他一生北抵晋冀，南尽粤桂，西极黔滇，东至浙闽的大规模游程中，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对风水之学作了地质学和美学意义上的探索和考察。为此，当代杨文衡先生曾在1990年撰有《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打开《徐霞客游记》，当年潘来的那篇序文就曾提及：“其（指徐霞客）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檐曝杂记》是清代大诗人赵翼所著的史料笔记，书中卷二有《相宅董仙翁》篇，说赵翼家乡有个壬申年进士，名叫董华星的人，平时精六壬奇门之术，尤其擅长于相宅。壬申年会试之前，需要在贡院前借屋居住，赵翼曾和董华星约好同住一处。当时，赵翼先去座师汪文瑞家拜访，不料汪文瑞却为他借了一宅，因为碍于情面，于是就只得让内弟刘敬舆去董华星处一起居住，自己不能住一起了。其时董华星和另一位同乡符天藻已住在了董华星亲自择定的一处屋里。两场考试以后，赵翼前去董华星处叩问屋里有几个人会考取，董华星回答说是：“三人俱可隽，恐符君或失之，盖夜卧须各按本命定方位，而符怀疑，不我从也。”出榜，果然董华星、刘敬舆都中了进士，赵翼和符天藻落第。又有一次，江苏巡抚庄有恭请董华星去相察正在建造中的衙署吉凶，董华星指示改修了几个地方。不久衙署落成，庄有恭准备上堂办公，董华星让他择一吉时而出。到时庄有恭刚一坐停，辕门外就传来报喜的鼓声，原来这时传来了巡抚官加宫保的好消息。此外，有个康基田的县令，因为家里有子弟应秋试，就去问董华星吉利不吉利。董华星先问他祖坟朝什么方向，然后再叫他在坟的某一个方位立一灯竿，这样以后，子弟中某一年生的一个就可笃定考中了，结果果然应了董华星的话。因为董的相宅预言多有奇验，人家都叫他为“董仙翁”。

    尝鼎一脔，历代史籍中有关风水术的记载远远不止这些，然而我们却又不难通过这里的这些记载，了解到我国从古以来对于风水术重视到何等程度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