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浇筑心得:沈宝祥：胡耀邦与华国锋（下）

沈宝祥：胡耀邦与华国锋（下）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

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前排从左至右）（资料图）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批评“新老个人迷信”

　　前面讲到，胡耀邦要求我们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是这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老的个人迷信继续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个人迷信——颂扬英明领袖，到处挂英明领袖的像，高呼英明领袖万岁。但毕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对此更有旗帜鲜明的立场。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信中接着说：“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王立本进而指出：“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作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以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王立本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

　　敬礼

　　华国锋

　　一月十六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借此机会大讲了一下。他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讲了北京市委落实这件事的情况，然后从更广的角度对这样的事发表了中肯的评论。

　　胡耀邦说：

　　我为什么要从这封信说起？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问题。

　　这次同志们结业，中央领导人没有来与同志们见面、讲话、照相，在许多同志想来，可能是个遗憾，感到美中不足。但是事情往往也是两点论，从另外方面来想，确实可能有好处。中央开过三中全会，你们回去讲：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央同志没有来同我们照相，这不是很好吗，多少年来我们每次会，不管哪一级，都是一把手一定要到场讲篇话，照个相，这才叫做领导支持了，一定要这样才算数。仔细想起来，这种风气并不好，对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利。

　　他接着说，党的三中全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还向学员提出，你们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应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这里，还应当介绍胡耀邦的另一次讲话。

　　1979年2月28日上午，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这次讲话中，他也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他具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同志们，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们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呀，正确呀，伟大呀！同志们，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呐！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也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噢。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嘛！

　　胡耀邦这一次旗帜鲜明的讲话，是对新的个人迷信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刊登了《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一文，又在212期(1980年6月20日)刊登《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笔者是这两篇文章的撰写者。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新老个人迷信一起清算。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先后作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批评华国锋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具体表现，并指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胡对华的“五个承认”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具体分析一下，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与许多事情有直接牵连，尤其是不少重要的专案，都是汪东兴亲自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直接牵涉到他。所以，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态度。特别是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他批评大寨坚守老一套办法。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那天华主席讲保守思想，有些人把落后的东西看作先进的，把僵化的、保守的东西看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华国锋并没有因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疏远他。从上述他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看，他对胡耀邦是那么地信任和器重。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这次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集中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现将他的话抄录如下：

　　自从“两个凡是”以来，我说实际上这种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一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帜(的态度)，都不许动；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思想，从思想领域到政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一套。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都不许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会清？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县委对省委也一样。这个思想不冲破，怎么得了！所以，邓副主席讲，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现在各级都有这个问题。

　　1978年8月23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

　　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过去错的也不许动，今后是你上面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照搬，从实际出发，今年是没有希望了，明年是否能做到？一个县、一个公社，都要从实际出发。主席在井冈山时说“拿本本来”，现在是“拿文件来”，别的都不算，报纸、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针、实际情况，都不算。

　　1978年10月11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

　　现在有些干部有个忧虑：是否是十二次路线斗争，是不是要抓什么分子。我们就在思想理论上讨论，不要讲前途命运。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千万不要搞进攻的姿态，可搞防御的进攻。你说我砍旗，我说你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不说你砍旗。我说林彪是假高举，不说现在是假高举。

　　胡耀邦很注意防止在干部中产生又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觉，强调这个讨论是解决思想理论问题。

　　很明显，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次提起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其言耿耿，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就胡耀邦来说，他没有从华国锋那里直接感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挡，相反，华国锋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还有一点，包括胡耀邦在内，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化，需要全面看，要作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