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青冷料:在武大讲文革记录稿之一

远在北国的一位友人，忍受着讲座录像音频嘈杂不清的折磨，将整个讲座的第一段文字稿整理出来了，我做了一点小小的订正，开始发在这里。我不知道会不会顺利发出，试一试吧——

各位，晚上好。一会儿谁能够调一调机器，要不然大伙一个晚上耳朵就要受罪了（麦克杂音很大）。非常感谢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学弟和学妹们，让我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武大的五月很漂亮，武大五月的晚上更漂亮。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学生们谈恋爱的时光（笑声），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儿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文革。

43年过去了，确实非常非常漫长，漫长到足以长成两代大学生，但是文革­——这样一件搅动了上下三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一个重大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告退，尽管有很多很多力量在想让大家忘掉它们，把它们从我们的历史典籍当中毁掉，从那些过来人的脑子里面把它们挖掉，但是跟数千年以来那些当政者的努力一样，我想文革会呈现它的真面目，文革只有在我们彻底地对它进行清理、思考，并且让它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化为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时候，它才会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正常的事情。

（换话筒）

来之前我还在想，对这样一个如此陌生的话题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我半个小时前来到这个课堂，发现基本上都坐满了，有些没有来的人也用书本书包占了座位，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武大举办的各种讲座很多，窗台上走道上都挤满了，那是武大非常令人神往的一段时间，可惜那段时间并不太长。

我想今天给大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文革。

来之前我从电脑上随机地挑选了七首歌（指讲座开始以前播放的七首语录歌，造反歌等），还有胡杰拍的一部片子《我虽死去》。他还有另外一些片子，我希望大家找来看看。胡杰是一个非常棒的电视人，他在电视台上干过多年，是一个非常棒的摄影师，但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相，他毅然辞去了那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自费去挖掘历史真相，刚才我们看到的《我虽死去》就是他拍的一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的一个记录片。这部影片所以送给了你们学生社团联合会，是因为这部片子不可能在公众影院或是电视台看到，但是对于一代年轻的学子，我想，你们最好能够了解一下。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文革很早就开始了。也一直在强调一点，一直到今天文革并没有结束。那么我想从我们这代的青少年谈起，也就是说，从青少年眼中的文革青少年经历的文革来谈谈我对文革的一种感受、认识和反思。

我是1949年生的，哦，很长时间被人家美誉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的小时候被称作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常年是听着这些美丽的充满了壮丽的梦幻的儿歌长大的，有些歌甚至一直传到了你们这一代，包括像《让我们荡起双桨》。1949年让中国社会的形态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急剧的转变，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如何开始的，它会向何方走去，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充满了巨大的魅力，它的新鲜感，它的豪情壮志，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和全新的社会语言，让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大师们，在那一瞬间都糊涂了，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我们很长时间里面是把1949年10月1号当作我们民族国家的生日，有首歌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那么就是说在1949年10月1号以前，我们的祖国是不存在的，她从1949年10月1号才开始诞生了，一个民族国家才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样的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一种宣传，它让所有的中国人陶醉了。在这样的一种陶醉当中，我们这群孩子的父母亲，不管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们给孩子的教育，都跟党中央和毛主席保持着高度的极端的一致。从小我们听到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组织的话”，因为组织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的化身。最后还要加上一句“听老师的话”。那么，这四个方面对于一个混沌未开的、所有的资讯材料全依赖自己的师长父母和国家宣传机器而获得的这一代人，他们的整个成长经历就必然地打下了这样的时代的烙印。刚才我挑了七首歌，这七首歌不是我们全部的内容，在我们数以万计的歌曲当中，我是比较随机地挑的。这七首歌首先是要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第二是热爱领袖，热爱领袖在其后的十几年当中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领袖就是一切。然后呢，要坚决革命，勇于斗争，要把一切敌人消灭干净。那么刚才看到的一个短片的开头实际上就是北师大女附中那些平时如此儒雅的女生，她们在实践着多少年以来我们的政治教育、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教给她们的一切。用棍棒，用拳打脚踢，在几个小时当中结束了自己一个老师一个校党支部书记的生命，而她们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她们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天经地义的、符合革命的道义原则、符合我们多少年教给她们的这样的一种革命伦理事情。

我记起来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是什么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这一类的东西，刚好他过一座桥，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一个小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确实……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这个地主是这样的一类人,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边那样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说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那么，当时的青少年，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受了十七年的这样的教育，这个十七年的教育极其成功，通过家长、老师、学校和各级组织，以及到我们全部的宣传媒体（当时没有电视，我们听到的是广播，我们看的是电影，还有舞台上的歌舞），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通过正常渠道能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书刊教给我们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就像一个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种最单一的食品，他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诉他，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种食粮。所以在这一点上，数千万的青少年（我说的是在校的）就顺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当这些人过了十年以后，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人回头控诉文革，说文革耽误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文革弄得我回城无路，那么我想说一声，当初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起码在我的视野里）是反对文革的，是拒绝走进文革的，或者是内心有很大的抵触的。文革对于这样的一批青少年来说，不管是初中学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迎来了一个自己的节日。我记得当时，在文革前几个月，我写过一首很短的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它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因为在文革前的17年，我们一方面受着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教育，英雄主义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教育，极端的乌托邦的教育，但同时，我们在和我们的内心做着极其艰苦的挣扎，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临着一种价值选择的痛苦，那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当你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当你进入青春期以后，当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以后，当你身上萌生了某种爱意，或者被别人关爱这样的一种情境的时候，那么有许多东西是人类天生就具备的，你有个人的一种情怀，你有思念，你有去阅读许多和这相关的书刊、去看很多与此相关的电影这样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刚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学乐器，不是用乐器去演奏我刚才放的那样的乐曲，而是能够表达一个个人的内心的情怀的甚至是私密情怀的这样的一种音乐。

（换麦）哦，拿这个，像个小乌龟一样（笑声）。那么当时的青少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身心分裂极端矛盾痛苦当中，而在当时，可以说后来文革所有受害的领导、老师或者是自己的家长，都参与了谋害自己孩子的过程，他们谁都不让孩子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家长，包括那些在这个世上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甚至大半个世纪的家长都不跟孩子说真话。我想，可能是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让所有的中国人，特别让中国的明白人闭上了嘴。

我们1956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级学生，到了第二年，学校的很多老师，特别是我们喜欢的一些老师不见了，后来发现，有一些老师已经到操场上扫地了。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更没有人说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说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个时候社会就已经开始对我们隐瞒真相，所以当隐瞒真相的这些老师在九年以后，他们自己在校园里受到冲击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许多右派的干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为走资派拖到舞台上操场上或是大街上游斗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们说话，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到了1966年文革的时候，恰恰是有劲没地方使，我们当时有很多同学密谋要去越南打仗，不是去跟越南打仗，要去帮越南和美国佬打仗，因为当时越南已经开始跟美国干起来了。越南的那样一种艰苦卓绝的战争，通过电影，通过歌舞——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优美，非常凄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会拍成的电影，还有一部话剧叫“南方来信”——把整个越南的这样一种战争，无限地诗意化了。本来我们这一代人就经常感慨，我们要早生几十年多好，我们可以去爬雪山过草地啊，我们可以去抗日战争啊，我们可以去打蒋匪啊，我们可以跨过鸭绿江同美国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