圬工材料:杨银禄：1977年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2)

杨银禄：1977年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2)

　　批判人当场质问张春桥：“政治局开会议审议一号文件时，你参加了没有？”张春桥板着脸，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批判人又问：“你既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会后又表示极为不满，你这不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的两面派吗？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我们认为你拥护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你不仅反对毛主席，你还反对党中央。”对于这样的尖锐质问，张春桥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二是批判他对周总理的治丧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是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吊唁活动，拟安排6万人参加，共5天时间时，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周恩来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作者按），笼统地、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时，江青、张春桥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说：“现在全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会后，列席会议负责悼词起草工作的李鑫、周启才问汪东兴：“悼词中被删去的那句话怎么办？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而且应该再展开，写得更具体实在些。”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悼词由邓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带着修改后的清样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示，并说明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去为好。”李鑫、周启才带着修改好的清样直接到邓小平家中，报告并表达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清样，毅然在稿子上亲手加上了那句重要评语，并在清样上写了“送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阅同意，挫败了“四人帮”企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三是揭批张春桥在发生“天安门事件”时的反动言论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因此遭到诬陷。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1977年11月，我们面对面批判“四人帮”时，虽然“天安门事件”还未正式平反，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此时，对“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所犯的罪行，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批判人对张春桥说：“在1976年4月5日凌晨，你站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对着天安门广场咬牙切齿地说：‘北京市连这点事都对付不了，用高压水龙头激嘛！’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说：‘那怎么行呢！’你张春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群众闹事，不就是这样干的嘛……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你张春桥竟然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

　　批判人继续说：“你张春桥以上这些反革命言论的用意很清楚，企图利用这次‘事件’制造更大的事端，更加残酷地镇压对你们‘四人帮’强烈不满的人民群众；同时嫁祸于邓小平，促使党中央、毛主席对邓小平采取更加严厉的处分，达到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你这一招多么阴险毒辣！”

　　说到这里，张春桥没有任何表情，仍一言不发。

　　四是批判张春桥的老婆叛变的问题

　　有证据证明，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战争年代叛变过。批判人质问张春桥：“你的老婆文静是不是叛变过？”张春桥不说话。第二次质问，仍不说话。第三次质问时，逼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那不是叛变，是临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张春桥被批判了两个半天，不管别人揭什么批什么，他不是低头不语，就是仰面不言。有的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了，气愤地说：“张春桥，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呀！”这样刺激他，他也一声不吭。

　　姚文元问啥说啥

　　12月1 日上午对姚文元进行了批判。

　　姚文元胆子比较小，显得很紧张，头冒虚汗，有时两个腮肌肉抖动，眨着一双大眼睛，特别注意工作人员的发言。有时他没听清楚，还问一下：“你刚讲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态度比较老实。

　　对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三个问题：

　　一是姚文元四次为江青作证

　　第一次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查找鲁迅手稿的情况。因为当时傅没找到江青，无法进入钓鱼台，随即与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电话联系后进入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江青闻讯后恼羞成怒，诬陷傅崇碧是私闯钓鱼台，到钓鱼台是来抓人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据说有癫痫病史，没有见过这种激烈的斗争阵势，精神一刺激，紧张得晕了过去，手中的公文包掉到了地上。江青立即高喊：“他拿皮包打我！”无论傅崇碧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紧急会议，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了：“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腹部……”姚文元是全程亲历者之一，本应替傅崇碧说几句公道话。但他为了讨好江青，连做人的良心都不要了，竟然随声附和为江青作伪证。

　　第二次是1972年1月28日晚12时，毛主席突然生病，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没有摸到，工作人员紧张起来。周总理知道后，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当江青去了以后，毛主席已经苏醒。江青离开主席的卧室来到值班室，大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所说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2月2日晚10时，江青叫我给周总理、张耀祠和主席的医生打电话，请他们12时到怀仁堂开会，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江青还特意告诉我，通知姚文元也参加，他年轻记忆力好，叫他认真作记录，将来叫他作证。我把江青的原话在电话里告诉了姚文元。姚说：“我一定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按时与会，请江青同志放心，将来如果有事我会作证的。”

　　第三次是2月3日下午1时左右，周总理拿着一小瓶药来到怀仁堂东厅，与江青商量给主席服药的问题。总理说：“医生推荐了一种药，建议给主席服用，为了慎重起见这种药我先吃了，没有感觉有什么副作用，建议给主席服用。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如何？”江青听了以后对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说了，我请文元同志来，请他作证，他年轻，记忆力好。”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叫他立即到怀仁堂来。姚来后，我告诉他事情过程，他听了以后说：“我明白江青同志的意思了。”于是大踏步地进入东厅。

　　第四次是3日晚上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专题研究主席的治疗、保健问题，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在会上讲：“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江青再一次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毛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这番话，江青连续讲了两遍，没一个人附和她。等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平稳后，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了主席。主席听后，对江青的表现和言论很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

　　有一天，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主席要家里人到他那里开一个会，请江青同志去。”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叫我打电话问问总理，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谁。我遵嘱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说：“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东兴同志、耀祠同志、我，还有江青同志。”我报告江青时，她对我说：“我建议再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文元同志，因为他年轻，记忆力好，主席用什么药，主席有什么指示，以后姚文元可以作证。”我给总理打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时，总理说：“这样做不好，名单是主席定的，不可能随便改动。”江青才没有如愿。在我给总理打电话请示之前，江青叫我先给姚文元打个电话，叫他做好准备，怕到时找不到他。江青有把握地说：“我想总理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当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时，他丝毫也没有犹豫地说：“好好好，我去我去。”表示甘心情愿地去为江青作证人。

　　江青以家里人的身份，准时到达毛主席的办公室兼书房，准备研究主席用药和听取指示。江青没有想到，毛主席当着周总理、汪东兴、张耀祠的面，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席的一顿批评，使得江青低下头来。这样的结果叫姚文元作证，能证明什么？

　　姚文元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不该都听江青的，我对不起总理，对不起傅崇碧同志，向他们道歉。”

　　二是批判姚文元助纣为虐

　　1972年8月12日，江青在北京会见维特克，姚文元陪同。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在广州谈了6次，谈话中江青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中央其他领导人，并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为此，毛主席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切姚文元是知道的，他不但不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多次为江青修改谈话记录、封锁消息，助纣为虐。

　　批判人说：“江青谈的内容，应不应该向一个不了解的外国人谈？”姚文元答：“当然不应该。”

　　“既然不应该，你为什么封锁党中央、毛主席，掩盖江青的罪行？”姚这时说：“我认错，我认罪。”

　　批判人说：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江青把记录稿送给了周总理一份，总理召集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总理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办法追回。”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1973年3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查询维特克在同江青谈话以后，回到美国写了一些什么文章，朱穆之遵照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搜集。1974年初，外电、外报、外刊开始报道有关情况，其中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这些情况都被姚文元扣压。姚文元给朱穆之打电话说，“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许登刊登报”，极力掩盖、包庇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

　　姚文元听了以后，说：“你们批判得对，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是批判姚文元编造、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说起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华国锋随即就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王洪文和江青也亲笔记录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姚文元竟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六个字改了三个字，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并在他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大肆宣传。

　　“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实质，就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方针办。姚文元说：“毛主席逝世前后，我们感到形势很紧张，我们认为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以至少在短期内保持形势的稳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会马上就发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政治斗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王洪文心虚恐惧

　　12月2日上午对王洪文进行了批判。王洪文看上去身体很不好，面色青紫（据说他以前患过肝炎），精神呆滞，内心恐惧。批判王洪文，主要针对三个问题：

　　一是游手好闲辜负期望

　　工作人员说，1972年9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把你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进住钓鱼台作为接班人培养。11个月后的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可谓一步登天。你本应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努力进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可你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成了花花公子。钓鱼台是国宾馆，经常有重要外宾在这里下榻，且住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也经常在那儿办公和休息。你却在那里毫无顾忌地打猎、射击、钓鱼。你配备了高强度照明设备的越野吉普车、有充足弹药的高级猎枪以及盛猎物的容器等，打猎的次数很频繁，隔几天就打一次，且次次均有收获。到郊外打野兔，到玉渊潭公园打野鸭。你打枪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出了楼门就开枪射击。离你王洪文居住的十六号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桥，这里行人和来往车辆较多，小桥的旁边有几棵高大、挺直、苍劲的古松，成了你练习枪法的靶子，被你打得遍体伤痕。工作人员从这里路过时，提心吊胆，就怕你打枪。为了保护水质和维持安静优美的良好环境，钓鱼台管理局规定严禁钓鱼，你不管这些，经常在钓鱼台钓鱼。毛主席说过：“钓鱼台无鱼可钓。”你是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寓意不懂，还是有意对抗？当你钓上了一条大鱼以后，对工作人员说：“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这不是钓了一条大鱼吗。”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那时，我忘乎所以了。”

　　二是另立中办架空中央

　　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逝世。9月10日，王洪文就派工作人员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王洪文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要求重大问题直接与米士奇联系，企图切断各地与党中央、华国锋同志的联系渠道。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向米士奇转达王洪文的话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的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米问：“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吗？”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批判人问：“王洪文，情况是这样的吗？”

　　王洪文一边擦汗，一边回答：“是这样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严重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三是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7日，“四人帮”有预谋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以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跟“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当时“四人帮”在钓鱼台进行了密谋，18日即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的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四人帮”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实现组阁的阴谋。毛主席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主席指示唐闻生、王海蓉回北京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主席还指示唐闻生、王海蓉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批西。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诡辩说：“我那次去长沙，不是告状，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是政党的组织关系。”批判人立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在事实面前，王洪文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光明磊落，不光明正大”，是“搞阴谋”。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退休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