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平整度允许偏差:毛泽东——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光荣旗帜

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光荣旗帜 ——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 沙健孙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
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３３２页）。他为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社会
解放和人民幸福，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毛泽东曾经用热烈的言辞称颂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
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其实，这种性格同样属于他自己。这也是他说自己的心与鲁迅相通的一个重要
原因。如果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那么他自己就是在整个革命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
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９８页
）。
    作为共产党人，毛泽东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他一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关心和支持被压迫民
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与此同时，他又是最忠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在维护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他从来都坚定、明确、执着，不曾有过半点含糊。他永远坚决地走自己的路，从来
不跟在任何大国的后边亦步亦趋。他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一面永
不褪色的旗帜。
            一
    中国革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一方面，它必须同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另一方面，它也不能不同共产国
际、同苏联发生联系。对于这两方面的关系是否能够正确处理，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与前途。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都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策略，从而为中国人民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开辟了走向胜利的道路。
    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曾经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帝国主义势力从来都是以自己的强大
来吓唬人的，而殖民地半殖民地有许多人也确实怕吓。因此，如何看待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在斗争中首先
遇到的问题。毛泽东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揭示了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帝
国主义的外强中干的本质，教导人们必须在战略上藐视它们，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他指出，帝国
主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只要克服这个缺点，把数万万的人民动员和组织
起来，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打败的。这个论断，给予了被压迫人民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帮助他们
挣脱奴隶主义的思想束缚而建立起应有的自信力，使他们敢于面对强大的敌人去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的权利。
    当东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在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
前，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他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领导敌后军民给予侵略者以坚决有力的打击，
由此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当蒋介石集团主要地依靠美国的支持发
动反人民内战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
将要同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并没有什么力量。我们在战术上固然应当重视它们，在战略上却必须敢于
藐视它们。当中国人民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估计美国不会轻易出兵，另
一方面又是把美国大规模出兵侵略中国、人民军队不得不直接同美军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也估计在内的。尽管
如此，我们仍然认定，不管美帝帮助蒋介石多少，甚至直接出兵，也不能挽救其覆灭命运。渡江战役中，人民
军队炮打侵入中国内河长江、驶向我方防区妨碍渡江的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正是中国人民对于可能发生的外
国武装干涉将采取何种对策所作的一个明确的宣告。显然，没有这种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任何敌人所屈服
的英雄气概，中国革命的坚持和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坚决而无畏地捍卫中国的民族利益，同时又明确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他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时，要求人们“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在中国外交
史上，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曾经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
占上风。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应当汲取历史上的这些教训，“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
方面要善于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同一
切外国的关系的。以同美国的关系为例。还在抗日时期，他就通过美国外交官转告美国当局，要求他们不要片
面地支持国民党；同时表示希望同他们在战时的合作关系能在战后继续下去。他明确地讲过，“美国无需害怕
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助蒋内战政策
的同时，仍然主张“采取和美国以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尤其希望在两利的原则下发
展（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探讨建立正常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途径，考虑到
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这一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经由黄华向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以私人身份来北平，
中共中央领导人可以在北平接待他。只是由于美国当局坚持敌视人民中国的政策，中国人民关于同美国建立正
常关系的愿望才没有实现。但上述情况清楚地说明，毛泽东对西方国家采取的态度是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
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在提出对待帝国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的同时，毛泽东还规定了处理同苏联、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正确准则
。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得到过共产国际、苏联以及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的帮助。不过，对于
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和苏联不仅出过一些好的主意，而且也出过不少错误的主意。本来，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外
国指挥中心来指挥各国革命，这种作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更何况各国党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对这个中心发
出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这就使事情变得更复杂了。２０年代末期、３０年代前期在中国党内盛行过
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几乎把中国革命引入绝境，这是
大家都清楚的。
    毛泽东重视“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但是，与那种要求以中国革命服
从并服务于保卫苏联的利益的主张相对立，他坚持维护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独立地为
中国革命承担责任；与那种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或外国革命的模式的作法和要求“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百
分之百的忠诚”的主张相对立，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提出要把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
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１５页、第２卷第５３４页）。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
共产党人必须自觉地把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努力“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
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
秀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应当“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认为自己的一个任务，就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切“发扬光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结果。其中的许多结论不仅不
是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是直接违反他们的有关错误指示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注
意汲取了国际革命的经验，同时又富于独创性。主要地依靠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这个产
生于欧洲的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才获得了在中国借以实现自己的民族形式，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
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思想不仅以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
而且也使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思想、道德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得到了升华。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人民
来说，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思想，它由于扎根于中国大地而成了他们所需要的，同时又
是他们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和可以掌握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也就不是从属于任何外国的政治团体，它由于
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能够充分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而成了“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才觉醒起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并且
经过伟大、艰苦、曲折的斗争，结束了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历史，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创建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邓小
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６３页）。对于有过光荣的过去、又经历过难堪的屈辱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
，重新站立起来，这有着多么深刻的历史含义，这是多么的值得宝贵和珍惜！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
造者、引导中国重新站立起来的历史巨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有极其崇高的和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是很
自然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
和民族尊严的严重任务。如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打交道，应当同苏联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依旧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实现上述任务所必须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主张，新中国应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尤其是
加强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尤其是苏联等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此同时，
他认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明确指出，不许有哪
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
是不允许的。根据这样的原则，他曾经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革命胆识，果断地处
理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美国打交道的问题。
    在一个长时间里，美国不愿正视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这个历史事实，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军事上
威胁、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为了捍卫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１９５０年，当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派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
国的国家安全时，刚刚成立不久、面前仍然有着重重困难的人民中国，敢不敢同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
国进行直接的武装较量？就成了一个需要立即予以明确答复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讨论是否参战的问
题时坚定地指出：“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如果在这个关
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当然，决定参战，就必须准备迎
接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指出，我们要作好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
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样的准备；但同时要相信，“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
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同朝鲜人民一起最终赢得了这场反侵略
战争的胜利这个事实，证明了毛泽东上述决策的英明。这个胜利，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
义。它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获得了必要的教训，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这场战争是解放战争在特殊条件下的延续。不赢得这场战争的
胜利，中国的独立是不巩固的，中国人民要在和平环境中安心地进行经济建设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胜利，同时
也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
豪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条了不起的经验”（《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对于
这个问题，他后来还曾说过，“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有些人做
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
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
发展起来”（《论十大关系》）。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我们就不可能光荣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这是
很显然的。
    毛泽东认为，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我们不仅要敢于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
且必须努力建立自主的经济。他指出，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起，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共计１０５年时间
，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除了抗日战争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
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的。他总结这段屈辱历史的教训时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
术落后”。因此他认为，我们在推翻腐败的社会制度之后，还必须彻底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态。“如果不在
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
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
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他提
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的民族得以在世界上自立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中国
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它在政治上的独立才能是巩固的。他说过，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如果处处仰赖别人
，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是可能重新丧失的。尽管中共八大以后，他在处理
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失误，没有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这方
面的教训应当认真汲取；但是他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建立自主经济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有
生之年，他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为实现中国的经济独立这个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个历史功绩也是不
可抹煞的。事实上，只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独立了，中国才有可能实行有利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
对外开放，才有可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往来。
    ５０年代后期，帝国主义势力看到自己采取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等政策都难以达到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
目的时，便开始提出要更多地采用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
主义的这种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全党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他指出，
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
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１９６４年６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
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
可能灵。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为了粉碎帝国主义者关于使社会
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计划，他一再强调，全党同志尤其党的干部必须提高抵御和平演变的自觉性，努力防止党
和国家改变颜色，必须警惕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会导致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必须造就千百万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便使帝国主义者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于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归于
破产。尽管他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上发生过严重的偏差，并且曾经把一些不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
主义加以反对，从而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们当然应该引以为戒；但是，他关于防
止和平演变的许多论述，是富于远见的，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
重大的历史价值。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走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泽东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
的东西都要学”。当然，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他说过，“外国资产阶
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论十大关系》）。就是对于外国资金，如果可能的话，他也
是主张适当利用的。新中国成立之前，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曾经设想，独立的新中国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接受外国投资。还在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就提出过“和外国商人以至
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建立工厂、发展交通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有关决定，对外资企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
理和区别对待”的方针。只是由于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企图以此在经济上扼杀新生的人民
共和国，这个设想在当时才没有实现。５０年代中期以来的一个时期，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缓和。毛泽东
和党中央希望发展这种形势，抓住时机，加快国内建设。他指出，我们除了应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加强团结与合作外，要把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
间的中间地带（后来，他把这些国家称作第二中间地带，而把亚非拉地区称作第一中间地带），争取同它们发
展关系。６０年代初期，我们就曾经从西方国家引进过若干先进技术设备。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７年，我们
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价值３９．６亿美元的先进技术设备。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对于美国
，毛泽东认为，一方面要反对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威胁，一方面要争取同它和平共处，通过协商解决两国之间的
争端。１９６９年，根据他的指示，四位老师曾举行国际形势座谈，并向中央呈送了有关国际战略问题的报告
；陈毅还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在得知美国总统尼克松有意访华时，毛泽东向美国记者
斯诺表示，“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陈毅生前得知有关信息后说过，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主
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尼克松。随后，两国联合发表上海公报，中
美关系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尽管在这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上还有许多艰难的路要走。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
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
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８页）。
    “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同上）。毛泽东不仅反对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同时也反对了苏联的霸权主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考虑到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坚持敌视中国革命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为了“达
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７３页）。不过，当时
的斯大林对新中国还是有疑虑的。他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两年对我
们的压力很大”（《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０年中国抗美援朝以后，他才打消了这种疑虑。有一段时间，中
苏关系发展得比较顺利。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给予了有力的援助，这对于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化的初
步基础、增强中国的自力更生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苏联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由来已久，即使在建国初期
，中苏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这一点，只要看一看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访苏时他同斯大林之间的摩擦，就清楚
了。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赫鲁晓夫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
线以后，急剧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历来强调，要努力维护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
他又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决不充当它的卫星国；必须注意对苏联的经验采取分析的态度
，决不随人俯仰，而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他一再告诫人们，中国要用自己的
头脑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
    １９５８年，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样两项建议，显露
出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两项建议是涉及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因而决定严词予以
拒绝。他明确地告诉他们，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还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
岸”。次年，赫鲁晓夫在内部会谈中，为了推行“美苏合作”的外交路线，竟然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我方作出
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这种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拒绝。６０年代初期，当苏联将两党
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并作出撤走在华专家等决定时，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坚定地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
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
，建设自己的国家”。当苏联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企图使中国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时，中国政府尖锐
地向他们指出，这种作法，是“要大家服从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但是，“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
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对于苏联方面的军事挑衅，中国人民也坚
决地给予了回击。在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又曾对苏联方面表示，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
邻友好关系来。正因为如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
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这个结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里
所说的社会帝国主义，指的就是当年苏联领导人推行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大国霸权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既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又不能照抄苏联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的一个时期，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
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
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在扩
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了要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苏联经验的问题。
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论十大关系》）他批评一些同志“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明确指出，“那
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他不赞成赫鲁晓夫等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错误态度。他既明确地肯定和维护斯大
林的正确方面，又认真地研究他犯错误所提供的教训。他在《论十大关系》这部著作中论述的许多正确思想，
就不仅是在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而且也是在汲取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强调，我们一定
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包括斯大林讲得对的方面，但是，“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他还指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应当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外国有用的东西，我们应
当吸收，这样做，是为了“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这个话，他是直接针对艺术问题讲的。但这个原则，不只适合于艺术，而且适合于我们整个的建设事业。
１９５７年，他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１９５８年，他针对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个情况，确立
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５０年代中期以来，他还直接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为开辟中国自
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如同在５０年代初期同美国进行武装较量一样，毛泽东在５０年代后期以来坚决顶住苏联的压力，这是冒
了很大的风险的。我们不能不估计到，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利用它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影
响，动员追随它们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来反对中国，孤立中国共产党；而且在后来，它们也确实这么
干了。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地对中国
人民负责任的政党，是决不能屈服于任何大国的霸权主义，决不能听命于任何大国、大党的指挥棒的。为了坚
定不移地走自已的路，我们必须作好为迎接这种风险而付出某种代价的准备。应当承认，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
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
设道路，是特别艰难的，不能不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历某种曲折，发生若干失误甚至严重
的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于我们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
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而造成的两次大错误、大挫折。尽管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的沉重，我们党毕竟自己
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且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
本路线，并由此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的新局面。在８０年代末期、９０年代初期，当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中国人民仍然毫不动摇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社会主义的旗帜仍然在中国
大地的上空高高地飘扬，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人民从自身的经验中懂得，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党，由他们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中
国人民的切身的事业，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使他们进一步体会到
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事情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是独立地走自己的路，
而是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在几十年里，我们的经济固然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经得住不
久以前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那一场严峻的考验。既然你从来都是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的，人家变
了，你还能不照着变吗？
    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奠基人和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伟大探索者，毛泽东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所建立的历史功勋是不朽的。应当看到，毛泽东的事业和思
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
命斗争经验的结晶”（《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９页）。只有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把中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胜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关于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
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一系列论述，他关于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
来说，将永远是一宗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一种必须遵循的原则，一个巨大的鼓舞力量。
    当然，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在
评论孙中山时讲过这样的话。我以为，这些话也适用于评论毛泽东本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主张割断历史。我们应当把今天正在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如实地看作是毛泽东所开
创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
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
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６４页、第２
６２—２６３页）。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