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丢失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丢失

　　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

　　汪东兴知道刘俊秀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久，袁文才、王佐都死在刘俊秀的老家永新，鼓励他带头“抛砖引玉”。刘俊秀摸了摸头说：“主席，我在苏区时就想这个问题，不明白的

　　地方很多，譬如过去我一直不了解1929年1月为什么让刚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下山？怀疑这个决定和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丢失有没有关系？”

　　刘俊秀敢说真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用目光鼓励刘俊秀说下去。刘俊秀的夫人孙玉衡近年回忆，刘俊秀当时坦白地说，这些年上井冈山次数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带着问题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这种怀疑站不住脚。

　　刘俊秀问毛泽东：“还记得宁冈大仓村附近大庙村有个叫苏兰春的年轻人吗？那里人都说毛泽东在他家里住过几天。苏兰春和袁文才比较要好，袁文才、王佐被杀后，他几十年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井冈山第一次丢失的原因搞清楚了。”

　　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继续看着刘俊秀，听着他的介绍：

　　1929年1月1日，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开后还不到一个月，湘赣敌军纠集18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围魏救赵”，出击外线解井冈山之围。

　　刘俊秀说他去看过柏露会议的地址，是一个木行，叫横店，旁边有条溪水可直接运木头到茶陵等地。张平化也对他讲过柏露会议的基本情况。

　　张平化以炎陵县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柏露会议。会上，红五军留下守山是毛泽东提出的，彭德怀会上提出过不同意见，后坚决服从命令。在毛泽东等人心目中，守山比较外线作战，是一个相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任务。1928年8月黄洋界保卫战，三十一团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就打垮了敌人。红五军数月跋涉太辛苦了。

　　(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

　　会后，袁文才被调任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元月14日，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了井冈山。那一年井冈山下了百年难遇的大雪，整整下了49天。

　　红四军下山不到10天，敌人就来到山下。宁冈驻了五六个团，斜源村驻了一个团。打黄洋界哨口。哨口工事做得很坚固，又是冰天雪地，敌人整整打了五天，打不进去，准备退兵。不料斜源村驻扎的敌团长，用80元银洋买动了经常捉石蛙的陈开恩，领兵走泸泉州小河道，没有冰冻，避过黄洋界哨口，下到小井。哨口红军不知敌人是从哪里上来的，抵挡不住，彭德怀只得率领红五军突围，去了赣南。王佐没有走，带着三十二团在山上打圈圈。小井伤兵措手不及，被敌人赶到田里，没有一个投降，全部被机枪打死、打漏的，被枪托一个个砸死。大井仓库的粮食，一粒都没有搬出，全被敌人放火烧尽。进剿的敌人在大小五井茨坪烧杀五六天后退走。

　　王佐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怎么知道黄洋界背后有条小路？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便到下湖子调查真相。了解到是陈开恩告密，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了起来，准备杀掉。王佐母亲出来求情，让留下一个陈家吃奶的婴儿。王佐怒目圆睁地说，陈开恩带领敌人对大小五井杀光、抢光、烧光，把几百号伤病员全部用机枪扫光，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叫“不留种”)，我不能留下这个坏蛋的儿子。王佐母亲再次求情：“孩子没有罪。”王佐想了想，最后没杀这个孩子。

　　(2005年12月26日王佐孙子王生茂口述)

　　1929年6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赣南和红四军会合后，听从主席收复井冈山的要求，率兵回来，在袁文才和王佐队伍的帮助下，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彭德怀部队随之转移。

　　袁文才从红四军跑回来，王佐举双手欢迎，特委和宁冈县委一些人看法就不同了。陈正人在江西省委高级干部中说过这件事。刘俊秀要王卓超说一说。

　　王卓超生前回忆，刘俊秀将难题推给他，当时有点儿措手不及。陈正人在井冈山时期是遂川县县委书记，红四军下山后，他曾任湘赣特委常委，建国后又是江西省委第一任第一书记，想来他对这一段历史是了解得比较多的。陈正人当时怎么说的，王卓超在115房就怎么讲。

　　王卓超先请教主席，陈正人说快下山时，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到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主席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做初步传达，逐段逐句地念“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两句话时，袁文才、王佐也在场，他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接着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及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主席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为了改造帮助两人，让袁文才跟随部队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何长工留下当宁冈县委书记。有没有这个事？主席肯定地点头。

　　袁文才后来随部队行动，在进军途中，却又跑回来了(刘辉霄也跑回来了)。陈正人认为袁文才怕随军行动生活艰苦，缺乏斗争的坚定性。

　　刘俊秀这时插话：听说袁文才回来是刘辉霄看到了“六大”文件这段主席没有读的话，两人一商量跑了回来。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矛盾比较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到党内来，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王怀，后来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都属于土籍，与客籍的袁文才不和。袁文才私自从前线跑了回来，特委这些人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只有主席派到特委工作的特委常委宛希先不同意开除袁文才的党籍。

　　刘俊秀介绍，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比较投缘，关系非常好，坚持只让袁文才受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这样，宛希先与特委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29年秋，特委找借口将宛希先私自抓起来。宛希先抗议逃跑，被重新抓住，用铁丝穿住他的两脚，枪杀在押送途中。

　　宛希先死了，袁文才、王佐与特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委内部再没有人为袁文才、王佐说话，顺利做出杀袁、王的决定，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永新错杀事件发生了。

　　(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

　　王卓超回忆，汪东兴此时说话，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八万字的信，谈到袁文才、王佐事件。彭德怀笔述，1930年2月，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红五军军部，说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①

　　据陈正人回忆强调，那晚他没有去红五军军部，杀害袁、王那天晚上，他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他这个决定。他当时已不在特委工作，到安福当县委书记。也可能是彭德怀记错了。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经过也不完全是彭德怀了解的那样。

　　刘俊秀介绍了毛泽东当年派到王佐部下当连长的张国华(1955年中将)1960年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一段回忆：“1930年2月，袁、王部队下山到永新，对部队的动员口号叫：‘五军要打吉安，我们守永新’。之后，一个晚上在永新解决袁、王部队。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由北门入城的，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一部分赤卫队。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等部队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打死在自己的房子里，王佐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潭。”张国华当天是在永新王佐部队里，彭德怀当天没有去永新。

　　刘俊秀提到宁冈的苏兰春，当年和袁文才比较熟悉友善，曾对永新事件作过专门调查，写过一个材料：

　　袁文才、李筱甫是朱昌偕假说要袁文才去打吉安约到永新的，朱昌偕用驳壳枪把袁打死了，朱又对李筱甫的脑壳打了一枪。这时外面包围的人高声大喊：“只打袁、王，不打士兵和官长。”把袁、王部队的枪一起缴了。王佐、刁辉林、谢华光在逃跑时淹死在东关潭。其余士兵有的淹死，有的从屋栋上跌下来，跌断手脚，余下的人被俘。只有艾成斌连没有损失，他带部队走另一方向，退至何乌周家过河，从九龙方向返回井冈山。以后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他们投降肖家璧反共去了。

　　袁文才、王佐1930年2月被错杀的具体原因和发生经过像画面一样展现出来。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点起第二支烟。汪东兴一边给主席续水，一边讲他看红五军李聚奎写的一个材料，讲袁文才、王佐被杀后，部队在井冈山人民中威信下降，汪东兴复述了李聚奎讲的那段经历。

　　李聚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第四大队(那时李聚奎任四大队大队长)。他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王、袁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

　　汪东兴提到李聚奎，刘俊秀又想到永新老乡贺敏学，说贺敏学对这件事一直很有看法。

　　贺敏学的看法比较尖锐：袁、王不存在什么受编不受调的问题，当时永新的局面已经打开，按理应该继续发展，培养好这支部队。袁文才下山后半途逃回来，成为杀他的一个借口。袁、王被杀后，敌人就占领了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丢失了，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余部投降了红军的对头肖家璧，井冈山直到1949年江西全境解放才回到我们手中。萧克那么会打仗的人，1932年带兵回来打井冈山都没有打下来。说明什么问题？袁、王被杀，帮助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帮他们做了。

　　毛泽东静静听完这些材料和基本看法，问：“你们了解了袁文才、王佐家属掌握的情况吗？了解任何事情都要从各个方面多分析，多考虑。”三人认真地点头，再次感到毛泽东思考问题的辨证的思想方法和提问的画龙点睛。

　　那么，袁文才、王佐的家人对错杀事件怎么看呢？

　　王佐的大孙子王生茂近年谈了谈相关情况和看法，他说：大队红军下山前，龙超清与袁文才矛盾已非常严重。1930年袁文才抓民团头子罗克绍制造枪炮，没有马上将他杀掉，又加深了与特委的矛盾。

　　1930年2月王佐到永新开会时，带有两个警卫员，一个在东关潭淹死；一个逃回来，叫黄元山(黄坳人)，后跟王云隆投降了肖家璧。他从永新逃回后对王佐妻子兰喜莲说：

　　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开会，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员的手迹要他们去的。2月20日，王佐和袁文才到了永新住处，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散步，王佐对袁文才说，怎么东关潭的浮桥撤了。袁文才告诉他听说是打吉安用。王佐说，打吉安还差这几节浮桥？袁文才说，你这个山古佬，打吉安要不要坐船去。袁文才、王佐在街上看见永新赤卫队在买白布，王佐对袁文才说，我们这次下来可能是凶多吉少？又过了一个晚上，王佐仍不放心。对老庚说：“两三个晚上都睡不着。”袁文才说：“你是疑心重，今晚我们互相换一个房间。”两人换了房间，当天深夜出事了。特委的人知道王佐会武，先到他的房间准备干掉他，谁知把毫无防人之心的袁文才杀掉了。

　　红五军第四纵队郭炳生部伪装成国民党的部队。黄元山跟着王佐骑马往浮桥经过东关潭，中间浮桥已撤，掉到河里，水漫了上来。黄元山对王佐说：“师长，我过不去了。”(红四军下山，王佐部队先编入当地独立师，王佐任副师长，1929年5月中旬编入红五军第六纵队任司令员，简称师长)王佐说：“你过不去，转回去，缴枪算了。”这样，黄元山转了回去，没有死。他亲眼看到对方一枪把另一个警卫员打死了。王佐等人死了一个礼拜后，永新方面要我们去认尸，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人去认的，因王佐手上带着一个玉琢，认出来了。王佐带的公文包和驳壳枪都被拿走了。

　　王生茂回顾奶奶兰喜莲讲，王佐被错杀后，红五军的部队追到茨坪。此前特委送了一封信本来要送给住在王佐家的党代表。结果送错了，送给了王云隆手上。信上写要没收王佐的财产和追杀亲信，王云隆赶快将全家从宁冈竹冲搬回下庄。红五军追到茨坪时，没找到王佐家里的人，便转回去了。13岁的张国华在王佐部下当号兵，知道袁、王在永新被错杀的历史。

　　红五军打安福，调王佐部队去，当时王佐部队去了，王佐生病未去。贺国中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安福一仗未打好。王佐打南雄是卖力的。打安福这一次，王佐确实有病，要不，过去没有编入红五军都支持他们打仗，现在编入了红五军第六纵队反而不支持了，说不过去。

　　王佐重孙王华文，现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办公室工作，大学文化，他分析：

　　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反映了几个问题，宁冈县委本地人利用职权和“六大”决议杀土匪首领的意见借刀杀人。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尖锐，宁冈和永新县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枪，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委员的话，其他人指手画脚，他有些不买账。当然王佐、袁文才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有些问题，被掌权的土籍人抓住不放。

　　作为彭德怀，错杀袁、王，也要负一定责任。没有调查，偏听偏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亲自去处理，没有更多的思考，特委请求派部队就立即出兵，自己内部矛盾采取强硬的行动草率处理。

　　曾祖父有武功，原先准备安排头一个干掉他，因他连着两三个晚上都睡不好觉，觉得特委有阴谋，袁文才不相信，当晚两人换了房间睡觉，这样，袁文才先被击毙在床上。

　　(2005年7月25日王佐重孙王华文口述)

　　王华文说，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出将军，其直接原因是过早错杀了袁、王，经历此事件侥幸回来的人都说共产党把袁文才、王佐干掉了。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相信共产党了。错杀袁、王后，共产党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副营长，弟弟被错杀后，王云隆一度进退两难，当地党组织要没收王佐财产和追杀亲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云隆投靠了肖家璧。从正面走向反面。当然王云隆本人也有私心，他1946年去世了。

　　1930年2月，在永新城同时被杀害的还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的陈慕平和王佐的把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以及三十二团军需处长、智囊李筱甫等骨干分子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是对井冈山有突出贡献之人。

　　李筱甫，出生宁冈一富裕家庭。年少思想激进。1928年2月，组织全县群众参加新城战斗，任全县暴动队总指挥，带领两千多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取得了新城战斗胜利。2月21日成立中共宁冈县委会，李筱甫被选为县委委员。同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军需处长。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筱甫被选为财政部负责人之一。边界各地打土豪的金银首饰和战场上缴获的金银，当时都统一上交边界政府，由李筱甫统一保管。他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坚持不乱花钱。在红军中一律实行统一平等的经济供给制，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两角，四角即四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确保了红军5000人的供给。1928年5月起，他又主持在大陇创办了红色圩场。动员白区群众把布匹、食盐、药材运到红区来卖，是一个很有经商头脑的红色理财家。1930年2月一同被错杀于永新。

　　李筱甫被错杀时，他的儿子李值民已十七八岁。李值民今已去世，孙子李桃芳、李祖芳、李流芳均愈不惑之年，李桃芳是退休小学教师，李祖芳、李流芳都在老家务农，全家有四名党员。三位孙子回忆：

　　祖父李筱甫不会打枪，也没有背过枪，很会出主意，是个智多星一样的角色。容纳毛泽东的队伍到井冈山，就是李筱甫向袁文才提议的，李筱甫比袁文才大9岁，袁文才对他言听计从。

　　永新出事那天，李筱甫曾向袁文才说：“袁猴，今天满街的白毛巾都没有了？”袁文才笑着对祖父说：“你要去找女人就去，不要找其他借口。”他这样一说，李筱甫倒不好说什么了，李筱甫有一个相好在永新县城，袁文才误会了李筱甫的提醒。那时两人睡一个套间，因李筱甫不会打枪，所以袁文才睡在外面。那天先解决卫兵，放了哨，没有用枪杀死了哨兵。再用枪打的袁文才，我祖父拿出枪，从门缝里开枪，只胡乱打了一枪，手臂被打伤了，后被打死。同村的李根勤去了，回来说的。李根勤个子高大，枪法又好，跑了回来，仍参加了红军。

　　李筱甫尸体被领回，已变形。祖父右脚是连趾，认了出来，埋在老屋后面。

　　对这个问题，袁文才的后人怎么看呢？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1993年去世，他生前和弟弟肖常隆，又名袁耀厚(谢梅香与袁文才手下肖福开1932年结婚次年所生，任吉安军分区后勤部长)经常讨论此事，他们思考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认为：

　　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前夕——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陂头会议，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红四军前委扩大职权为领导整个根据地军队、政府的领导机构，共同前委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据有关记载，彭德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开会所在地离红五军驻地不远，会议精神应该传达很快。按照新的组织程序，杀袁文才、王佐必须经过前委才能决定。

　　很显然，红五军这次行动，彭德怀没有经过前委，也没有冷静想一想，朱昌偕等边界特委领导人能平安无事来到红五军军部，说袁、王要对湘赣特委一网打尽已经不攻自破。红五军以一面之词，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确实有草率之嫌。

　　再说，当年鼓动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湘赣特委书记朱昌偕，1908年生于永新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19岁入党，1930年2月到红五军军部时，年仅22岁。湘赣特委常委王怀1902年出生，1926年入党，时年28岁。与袁文才、王佐有重大隔阂的湘赣特委执行委员龙超清，1905年出生，1925年入团、入党，1930年2月到红五军军部时，年仅25岁。湘赣特委常委陈正人，1908年出生，1925年入党，时年22岁。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951年张国华入藏前，毛泽东与他谈话，说处理袁、王是不对的，后来张国华体会是指彭德怀，这是否也包括彭德怀当年的阅历远远超过湘赣特委几个人，又是多次与王佐并肩战斗过的战友。

　　当然话说回来，错杀袁、王这件事的主要责任仍不在彭德怀，他只是像张飞一样办了一件糊涂事，影响很大。

　　(2003年7月19日肖常隆口述)

　　在对待袁文才、王佐问题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战略上较大的思想差距。如果没有错杀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根据地是很难第二次丢失的。这样，中央苏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能合围成功，中央苏区毫无地理屏障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如果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存在，或许是柳暗花明另外一种局面。

　　遗憾的是，历史悲剧的无情，就在于它永远不存在“如果”，历史悲剧的深刻，也在于多少年过去，它才重新揭示“如果”。

　　那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怎么看呢？

　　5月25日，毛泽东在提醒应该了解被错杀家属掌握的情况后，声音低沉地说：

　　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

　　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说，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对过去的历史，对事不对人，没有轻易赞同对特委几位同志以及对红五军彭德怀的责难，而是将它上升到路线，教育大家，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

　　1965年毛泽东上井冈山，绕道杭州、上海回北京，即吩咐贺龙、康生派人和彭德怀谈话。9月上旬，由主席亲自提议，党中央通过，分配彭德怀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9月2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亲切地说了十六个字“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树立威信”。这是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中南海交谈后，两人第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