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重式挡土墙怎么设计:《误会多余的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5:44:35
           误会多余的话
 我临死的时候,心里一定也会有“多余的话”,至于能不能、会不会说出来,我不知道。多余的话不是遗嘱。遗嘱是对别人的交代,多余的话是对自己的交代;遗嘱交代的多是身外之事,或者是怎样安置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肉身的事,多余的话交代的是自己活着时经历过的事。“多余的话”,是将死的自己跟活过的自己谈天,对别人或许是多余的,对自己并不多余。把多余的话说出来,是生命中最后一件痛快的事。
记不清什么时候知道“多余的话”,应该是很早以前,听比我大的孩子聊起过,模模糊糊记得那时瞿秋白被视为叛徒,“多余的话”是叛变的自白书。当时我心中的叛徒形象是王连举,还有一个只闻其名不知其形的蒲志高(那时《红岩》小说和电影都处于被禁之列),小孩都会唱:“叛徒蒲志高,看你往哪儿跑,双枪老太婆,一枪打死了……”(类似的童谣还有:我是李向阳,坚决不投降,鬼子来抓我,我爬围墙,墙上有个洞,我钻进洞,洞里有张纸,我拉泡屎,鬼子一进村,踩了一泡屎。)当时没读过“多余的话”。一是没机会读,“多余的话”大概得算毒性很强的毒草,被高度隔离,我这样的小屁孩,更是没机会看到。二是不敢读,怕自己年纪小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怕中毒。这种怕,今天都找不到一种相似的恐惧,要打比方的话,就像闹非典时遇到非典病人的害怕。现在没有什么书会让人不敢读,就算少儿不宜,孩子也不会害怕。有人怕别人读一些书,那是另一种怕。两年前,找朋友推荐了一些中国人写的关于“我”的书,其中就有“多余的话”,这才仔细读了。被人指为叛徒,也不出瞿秋白的意外。“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就凭这句话,当年有意想把他误会成叛徒的人,不误会都难。
误会像偶然的影子“误会”,“历史的误会”,在“多余的话”中一次次跳出来。本想考北大,指望堂兄资助学膳费不成,只好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考上,就进了俄文专修馆,为“谋一碗饭吃的本事”。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同学愿意干,自己就成了学校的总代表之一。读了几段俄文的倍倍尔的书就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连这个“会”的准确名称都没记住。卷入五四运动接近马克思主义,瞿秋白说这就开始了“历史的误会”。为了看看那个“新国家”并且研究俄国文学,抓住《晨报》派记者的机会去了俄国。莫斯科没有俄文翻译,就到东方大学当了翻译。接着做了陈独秀的翻译,跟他回到北京,后来当了中央委员。陈独秀退出中央后,“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支持中央政治局”。自认为是半吊子的“文人”,却成了党的领袖,瞿秋白自问:“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一次次的偶然,最后拖上了长长的误会的阴影。瞿秋白这样的“历史的误会”,不是谁都能赶上的。但是,即使在今天,生在怎样的人家,考没考上大学,考上哪所大学,学了什么专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结识哪些朋友,找到怎样的工作,发没发财,升没升官,谁不是在一个个偶然中误打误撞地活到今天?“我爸是李刚”,是不是偶然,有没有误会?相遇是偶然,分手时相遇是误会;结婚是偶然,离婚时结婚是误会;当官是偶然,贪污被抓时当官是误会。偶然之后,误会总是难免的。我想成为怎样的人,跟我是怎样的人,原本就是两回事,我以为我是怎样的人,可能就是个误会,更不用说我以为我会成为怎样的人了。 误会的另一面:在被动中纠结误会的名义下,总藏着许多心底的不情愿。“我得”做这个“我得”做那个,“只能做”这个,“只得”怎样,“不得不”怎样,“勉强着自己”,“极勉强的”,“时时刻刻压制着自己”等等,类似的词句在“多余的话”中频频出现。用今天的话说,瞿秋白活得很累,他自己也说“我不过刚满三十六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疲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活得累,累在被动,在被动中纠结。如果不那么被动,少一点勉强和压制自己,不要用自己今天的言行误会自己今天的心境,即使误会,那也是另一种误会,不会在一个误会上不断叠加另一个相似的误会。面对偶然,并不总是别无选择。误会不全是偶然,被动总是落下遗憾。

形势是另一种误会     如果不那么被动——回头想想容易,当时没有如果。赶鸭子上架,鸭子是被动的。人跟鸭子不同。人的被动,一种跟被赶上架的鸭子相似,受制于别人的或者是自然界的强力,比如在菲律宾被枪匪劫持了,或是躺在床上遭遇泥石流了;还有一种,是迫于形势,迫于自己认识和感受到的形势。成为学生领袖,做翻译,当上党的领袖,面临反对时坚持做领袖,瞿秋白每一次都感觉到被动。他每一次被动,服从的都是一种外在形势的压迫,用他的话说,是“形格势禁”。做什么选择,都不能摆脱形势。但是,形势并不完全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形势还是自己内心的判断。瞿秋白每一次为形势所迫,都潜藏着内心顾虑,自己不这么做,就会对别人产生怎样的影响或是印象。不想对别人说不,只好对自己说不。尤其革命就是要不断地对社会对世界说不,一个不愿意说不的人,怎么会不时时被动?自己怎样看外界看外人,怎样看别人眼中的自己,都会影响自己对形势怎样判断。瞿秋白说出来的,是形势误会了他。他没有明确说出来的,是他先误会了形势。我以为别人眼中我是什么样的,我以为别人希望我怎样,都可能是一场误会。很难说是被动的性格造成了对形势的误会,还是对形势的误会促成了内心的被动。误会和被动,在形势判断中纠结在一起。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怎么才算识时务?
历史没有误会自己的天性加上人生际遇,一辈子就这么走过来了。无巧不成书,没有误会也不会有历史。当一切已经成为历史,误会也就不存在了。今天活着且预计明天自己还会活着的人,才琢磨误会。
一个人的死期多不确定,即使确定,也可能来不及把一生“多余的话”写出来,甚至来不及在心里过一遍。未到临死之时,不时对自己说说多余的话,可能让自己活得不一样些,至于误会是会多些还是少些,死了才知道——是别人知道。忽然想看萨达姆的“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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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评这两天病了,病中有一种强烈感觉:临死要写下“多余的话”真不容易。只是轻微的连头痛脑热都没有的身体不适,我的脑子已经停摆,没力气说话,连心里都没话,多余的不多余的都没有了。别说写,想都不愿意想。这么说来,临死之前要是能有条不紊地把自己多余的话说出来,实在不容易做到。现在写完了,一定是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