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郧菜: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研究（关乐原）--青灯黄卷——我的呐喊

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研究

    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古人对人才的重视

   ● 国之瑰宝

    “贤才，国之宝也”，对人才作用有深切感受的明太祖朱元璋这样定位人才的地位，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本人正是在一群得力人才的辅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没有刘基、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这些猛将谋士的辅佐，朱元璋是无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对这一点，朱元璋有深刻的认识。

    最早将人才的地位定位为“国之宝”的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地形》中，孙武指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朱元璋和孙武的这一定位，并不过分。翻阅中国古代史，我们不难看出，凡是大有作为的君主，都无一例外的重视人才，会用人才，各朝各代的开国之君就是最好的印证。不重视人才，残害人才的君主，几乎无一例外的毫无成就，有的甚至身死国破，那些亡国之君，有几个不是因为用人不当造成的？

    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和魏惠王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齐威王与魏惠王相会，魏惠王自夸魏国有十颗明珠，当他问及齐威王有什么宝物时，齐威王回答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独十二乘者？”（《资治通鉴·周纪》）。听完齐威王的话，魏惠王满面羞惭而去。魏惠王以珍珠为宝，而齐威王视人才为宝。

    对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两个国君不同的成就。在齐威王治国期间，齐国成为诸侯国之首。而魏惠王治国期间，魏国处处挨打，公元前330年，秦军大败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迫使魏惠王献出河西之地。第二年，秦军又攻占魏国的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皮氏(今陕西河津西)、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曲沃(今三门峡市西南)等地。南面的楚国也于公元前323年大败魏军于襄陵，夺取8个邑。次年，秦国又攻取了魏国的曲沃、平周(今山西介休)等地。魏惠王后来两会齐威王，都不得不卑躬屈节。

    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和项羽对人才的不同态度也充分证明了人才的重要战略意义。

    刘邦文有张良、萧何、陈平，武有韩信、彭越、叔孙通，帐下人才济济。而项羽则“一范增而不能用”，结果，刘项之争，以刘邦获胜，项羽自刎于垓下告终。刘邦帐下的人才，有许多本来都是项羽的部下，著名的有陈平、韩信、彭越、叔孙通，这些人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司马迁在《史记》评述韩信时说项羽：“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之用。”

    东汉哲学家恒谭曾说人才是无价之宝，其他一切珍宝都无法与人才相比。可见古人对人才作用有至高无上的评价。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代雄才曹操对周公旦极为折服，就因为周公重视人才。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贤人，为接见人才，洗一次头，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三次中断。都只因为迫不及待的要去接待来拜见他的贤士。《韩诗外传》卷三记载着周公的这一事迹：“成王封伯禽於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 国之栋梁

    在古代，房屋是木结构，有栋有梁，都是支撑房屋的主要骨干，承受着房屋的全部压力。古人认为人才的作用，就像栋梁一样重要，没有人才的国家，就像没有栋梁一样，是一盘散沙，是无法持久的。

    宋朝名相王安石认为：“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文公文集·才论》）王安石的这种“栋梁论”在古代很普遍。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就曾对子皮说“子于郑国，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和子皮都是郑国有名的贤才，正是因为他们，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时期，弱小的郑国却能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不是重用人才，晋文公重耳也无缘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重耳是礼贤下士的明主，他有一段逃亡的经历。四十三岁那年，晋文公因骊姬陷害，被武士勃抵追赶到蒲城，砍了一只袖子，逃到狄国（在今陕西渭水一带）。当时跟随他逃难的，还有晋国的一帮文人武将，较有名的是狐毛、狐偃、赵衰、魏仇、狐射姑、颠颉、介子推、先轸等人。正是靠着文人武将，晋文公才得以复国兴邦，创造了晋国在春秋时期一百五十多年的霸主地位，这在三百多年的春秋史中，是唯一的。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能把狐偃、赵衰、贾佗等人才当父亲、老师和兄长一样敬重。先轸甚至唾骂过晋文公，晋文公不以为意，反而重用先轸，正是有这样的用人气度，晋国才能由衰转盛，成为春秋各国中的霸主。

    晋文公复国后，对曾经有杰出贡献的人才进行大肆封赏，不慎漏了介子推，后来醒悟后到处找介子推，介子推躲进深山，晋文公就烧山逼介子推出来，结果介子推被烧死山中。晋文公号啕大哭，命人将旁边烧剩下的残木劈成板子，做成木鞋，穿于脚上，用以“以志吾过”。这种气魄，在信奉君权神授的封建王朝，很少有君王能具备。

    ● 股肱耳目

    三皇五帝中的舜，曾经将大臣比喻成帝王的“股肱耳目”，舜曾经作过一首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他把自己比作元首，而把大臣们比作股肱。

    “股肱耳目”都是人体中的重要部位，没有股肱耳目，元首的作用根本就无法发挥。舜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从他的这种比喻中可见一斑。

    墨子曾说，君主使用贤能之士，就好像是“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墨子·尚同中》）

    唐朝开国名臣魏征也曾经有过形象的比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魏征将君臣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说得非常详尽，唐太宗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会用人的君王，正是因为他能把君臣之间的这种“元首”和“股肱”的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才开辟了大唐盛世。

    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经说过：“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不靠人才辅助而能王霸天下的君主，历史上从未有过。

    ●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项羽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唐朝的李观在总结项羽失败的原因时得出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结论。这一结论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非常的普遍性。

    凡是善于用人的，不管是帝王还是商人，都能取得伟大的成就；而凡是不善于用人的，即使地位显赫，也必然走向没落。

    三国时期的袁绍，门第、声望都非常显赫，但是最终却身败名裂，袁氏子弟没有一个有好结果。而曹操、刘备、孙权之所以能够三足鼎立于乱世，跟他们每个人身边有大量的贤才猛将不无关系。曹操三下求贤榜，刘备三顾茅庐，孙权礼贤下士，都被传为佳话。

    “人兴则举，人亡则灭”。对于任何一个集体来说，人才所起到的都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古代明君，最重视的就是“访贤”、“求贤”、“得才”。

案例：燕昭王筑台求贤

    燕昭王即位时，刚刚被齐国打败的燕国衰败不堪。雄图大略的燕昭王励精图治，为了为先王报仇雪恨，燕昭王决定招揽人才，求教于当时的智者郭隗：“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

    郭隗先生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郭隗论述了各种领导者之所以成就不一样，在于他们对人才的态度不同。

    听完郭隗先生的话，燕昭王继续追问：“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说：“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

    郭隗以一个寓言告诫燕昭王，要重用人才，就要落到实处，只要落到实处，人才不用自己去求，自然会上门来。燕昭王听了郭隗的话，立即重用郭隗，筑黄金台，以师礼待郭隗。果然不出郭隗所料，看到燕昭王如此重用人才，各国人才争相来燕。齐国的邹衍，赵国的剧辛，魏国的乐毅纷纷来到燕国，在他们的帮助下，燕国一步一步富强起来，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国终于打败齐国，夺了齐国七十多城，而助燕昭王打败齐国的，正是魏国来的乐毅。

    二、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古人用人的大局观

● 广揽贤才，以为己用

    独木不成舟，在用人方面，贤明的君王都是大量任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烽火连城的战国以“六国相随终属秦”而告终，与秦国在用人方面的大局观有很大的关系。秦国自秦穆公开始，各代帝王都将“招揽人才”当作头等大事，用人的规模也非常大，只要有可用之处，秦国统统欢迎，一时之间，各国的谋略之士纷纷前往秦国，献计献策，秦国得以强大。

    秦国本来只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地处偏远的西戎，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秦国成为霸主，秦国赢就赢在人才之战上。秦穆公死后，秦孝公刚刚即位，立即下令求贤：“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国的公孙鞅（商鞅）就被秦孝公的求贤诚意感动，来到秦国献策，商鞅提出的改革方法遭到了秦国显贵们的反对，秦孝公力排众议，起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奖励力耕力战，使秦“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高度评价商鞅变法的意义，说“卫鞅（商鞅本姓公孙，为卫国人，故人称卫鞅。后因秦王封商为商鞅的采邑，故名商鞅）相秦，天下灭亡之始也”，可见，战争的本质不过人才之战而已。

    秦惠王继位后，又用了张仪，张仪是魏国人，可是在魏国却穷困潦倒，后来跑到楚国去游说，楚王连接见都没接见他。有一次，去楚国的令尹昭阳家做客，令尹家里丢失了一块名贵的璧。令尹家看张仪穷，怀疑璧是被张仪偷去的，把张仪抓起来打个半死。直到到了秦国，才得到秦惠王的重视。当时，其他六国合纵抗秦，秦国面临的压力相当巨大，张仪献“连横”之策，很快就破了六国合纵，迫使六国服从秦国。

    秦昭王继位后，国事开始变得艰难，军政大权掌握在宣太后和穰侯手中，秦国眼见要衰微，秦昭王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竟然以君主之尊，五跪范雎，在范雎的帮助下，秦昭王顺利的收回了王权，并用“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控制了六国。

    始皇嬴政“奋六世之余烈”，重用相国吕不韦，称其为“相父”，后又重用李斯等人。吕不韦和李斯都是重视人才的贤相，吕不韦所编著的《吕氏春秋》有很大的篇幅是专门论人才的，李斯在秦始皇驱逐他国客卿时写下了著名的《谏逐客书》，秦始皇得以醒悟。秦始皇广招天下贤才，一时之间，咸阳成了各国贤才聚集之地，尉缭、王翦、李信、蒙恬等人都得到了重用。尉缭更是被秦始皇尊为师，尉缭出走，秦始皇竟派人四处追寻，亲自向尉缭谢罪。

    秦国最终能统一天下，可以说是秦国历代帝王广揽贤才，以为己用的结果。

    ● 天下之事，败于专而成于共

    每个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君王也不例外，所以古代贤明的帝王，从来都不会独断专行，其优点就在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广泛采用别人的智慧。

    明太祖朱元璋曾说：“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至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他又说：“治天下者，必赖群才”。图治的朱元璋知道，以天下之大，靠一己之力，是无法达到“治”的目的的。所以他不拘一格，什么样的人才都招揽，这种用人的大局观是极为难得的。

    “狐裘之白，非一腋之毛”。兴国安邦，建功立业，靠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墨子说，“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墨子·亲士》），他又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可见，只有众贤，广泛网罗各色人才，才能集腋成裘，终成大业。西汉的扬雄在总结汉高祖刘邦成功的经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刘邦之所以能够争得天下，在于“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

    ● 全面任用，不使偏倚

    人才必须有合理的结构，不能有偏倚。众多的贤能之士，如果结构不合理，反而无法成就大业，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反面教训的。有军事人才，没有理财人才，前方的仗也打不下去。有理财人才，没有国防人才，照样要受人欺负。国家就像人体一样，缺了眼睛耳朵，只有手足，是不健全的。同样，缺了手足，只有眼睛耳朵，也是没用的。

    刘备在早期，就曾吃过这种亏。刘备的武将关羽、张飞、赵云，每个都是武将中的杰出之才，但是身边由于缺乏谋略之士，结果到处颠沛流离，连个根据地都没有。直到得到诸葛亮之后，才文武之才兼备，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一。

    刘邦曾说自己：“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刘邦的成功正是因为决策有张良这样的战略型人才，后勤有萧何这样的理国之才，而征战，则有韩信这样的大将。

    《刘子》的作者曾说：“五行殊性，俱为人用；文武异才，并为大益”，“士用各有时，未可偏无也”，强调治国要有多方面的人才，而不能偏爱一种，不重视其余类型的人才。

    唐太宗用人就非常善于用各方面的人才，“房玄龄能谋，杜如晦善断，魏征能谏，王珪知人，李靖精于军事”，这些人才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而唐太宗都能用起来，把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他无论在战争还是在治国方面都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管仲相齐，向齐桓公推荐“五杰”：“夫恳田创邑，辟土殖谷，尽地之利，则臣不如宁戚，请置以田官。登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重富贵，不避死亡，则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谏臣。决狱执中，不诬无罪，不杀无辜，则臣不如弦宁，请置以为大理。平原广囿，车不结轨，士不旋蹱，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则臣不如王子成甫，请置以为大司马。君如欲治国强兵，则此五子足矣。如欲霸王，则夷吾在此。”管仲所举荐的五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五个人组合起来，则涉及到治国强兵的各个方面，而管仲自己又是把握大局的人才，这样的人才结构当然是非常合理的。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天下，与采纳管仲的建议，任用这五杰有很大的关系。

    可见善于用人的，必定从大局上着眼，而不会有所偏倚。

    三、中国古人用人原则

●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一直是中国古人用人的两条基本原则。一般来说，在权力继承、物质利益继承方面，古代基本上是按照任人唯亲的原则。而在辅佐人才方面，从理论上说是重视任人唯贤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做到任人唯贤的君主非常少见，几乎所有的君主在任用人才方面都会或多或少的任用一些自己亲近的人。

    任人唯贤的观念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尚书·咸有一德》中有“任官唯贤才”句。春秋战国时期，任人唯贤的风尚非常流行。掌权人物“养士”成风，著名的有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吕不韦等人。许多王侯将相，都是礼贤下士的典范。周文王、周公旦都是其中的典范。尤其是周公旦“布衣之士，执贽所师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在他代行国政的七年之中，他竟然举用了超过一万人的贤才。

    墨子曾专门以五千多字来论述任人唯贤这个问题。墨子认为，王公大臣执政，要想国家富有，人民众多，就必须任用贤才。那些“不能以尚贤事”的王公大臣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墨子认为不用贤才，是国家贫穷、治安混乱的根本原因。墨子还说贤才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认为古代圣王为政势能做到“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提出，为政者就要对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馆长”，对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

    可以说，历朝历代贤明的君王将相，无不是任人唯贤的典型代表。在实行禅让制的远古时代，国家的统治权都是交给贤能之人执掌的。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古风仍然时有体现。许多贤能之士都能做到“让位于贤”。郑国大夫子皮曾极力支持子产，只是因为他看到了子产的才干。所以他把治国大权交给子产，并且在其他的王公大臣反对的时候，亲自带领军队威慑子产的反对者。事实证明，他对子产的判断是对的。而后来子皮想让自己的儿子从政的时候，子产竭力反对。子皮在听完子产的分析后，认为子产是有道理的，竟能谦恭地认错，这是非常难得的气度。

    唐太宗和清世宗在用人方面都非常重视任人唯贤，唐太宗曾经对魏征说：“朕所举者，非朕独私，以能益百姓也。我于宗娅古人，苟无能，终不得任。”唐太宗的这种以百姓利益为出发点、唯才是举的用人观在重视宗亲的封建王朝非常难得，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对确有才能的部下，唐太宗从不吝啬爵位俸禄，对于王室宗亲，唐太宗也不会特别优待。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自认为自己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功劳应是一等，对权位比自己更显赫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不服气，唐太宗就毫不留情的指出李神通的过错和不足之处。唐高祖为了加强李氏宗室的力量，曾经大封宗室数十人为王，其中的一些甚至身在襁褓，就得到封王的待遇。唐太宗执政后，就改革了这一弊政，除了一些确有功劳的宗室的郡王身份仍有保留之外，其余的全部被降为县公。唐太宗表示：“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资治通鉴·唐纪》）

    在对待旧人方面，唐太宗也并不偏私。唐太宗即位后，对原李建成、李元吉府中的才智之士，大量重用，唐太宗最重视的魏征就是李建成府中的旧人，唐太宗不但不将这些过去的政敌当作仇人，反而把他们提拔到比自己府中的很多旧人还要显赫的高位上，结果引来了很多怨言。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则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贞观政要·公平》）

    清世宗雍正皇帝一生劳碌王事，鞠躬尽瘁，他在吏治方面的作为，堪为封建王朝君主中的佼佼者。其用人的唯才是举，不因私亲的观念，对“康雍乾盛世”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雍正一朝，出过不少贤能的大臣，政治上也颇有创新，“摊丁入亩”和“改土归流”等新锐政见都得到了实施。这是非常难得的。

    任人唯亲的亲不但包括自己的宗族、亲戚，还包括身边的一切亲近的人以及一些故交。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对执政者的影响很大，所以有很多执政者在用人的时候很喜欢用自己亲近的人，即使他们没有才能也照用不误。与“任人唯贤”相比，“任人唯亲”反映的是一种感性的用人观，而“任人唯贤”则是一种理性的用人观。

    从古到今，任人唯亲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他们的下场也大多是失败的。项羽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的领导者，“非诸项不得用”，项羽所用的人基本上都是项氏宗亲或者一些外戚故旧，陈平、韩信这些贤能之士在项羽的手下都得不到重用。而最后项羽四面楚歌的时候，背叛他的尽是他用的那些亲戚故旧，项羽自刎于垓下时，追随项羽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亲朋故旧。逼迫项羽自杀的吕马童，正是项羽的同乡。刘邦的心腹项伯，是项羽的亲叔父。

    袁绍重用的人也全部是自己的亲属，他的儿子、外甥都是一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但是全被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而投奔他的刘备、关羽、张飞等人，全因是无名小卒而不得袁绍重用。漫有英雄百万兵的袁绍最终只能兵败官渡，吐血而死，成为天下人耻笑的对象。

    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在用人唯亲和用人唯贤的问题上能够做到一点私心都没有。亲戚朋友中，确实有才华的，也敢于大胆使用。唐太宗就是这样的，长孙无忌虽为外戚，但是功劳很大，才能突出，唐太宗就提升他为司空。长孙无忌顾及到自己是外戚的身份，固辞不受，唐太宗坦然表示，他用长孙无忌是因为看重他的才干，而不是因为他的外戚的身份：“今日所举，非私亲也。”（《资治通鉴·唐纪》）

    ● 德才兼备

    中国古人在用人方面另外的一条原则是要求德才兼备，尤其是重德。

    “亲君子，远小人，此前汉之所以兴也。亲小人，远君子，此后汉所以败也。”诸葛亮在上书蜀汉后主刘禅时曾经这样说。所谓君子和小人，古人曾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有德者为君子，无德者为小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最理想的人才。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一再强调“唯有才行是任”、“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重视人才的“德”，是千古不易的一条基本的用人原则。“德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而以德为先”。正是看到了人才的德的重要性，各代帝王在用人的时候都特别重视人才的德。齐桓公一代霸主，得管仲等人的帮助国势大振，但是到了晚年，用了小人，结果死在宫中几十天，尸体腐烂了也没人知道。

    “政者，正也”，孔子特别强调治国用人要走“正道”。自古乱国的那些人未必没有才能，从其蛊惑君主，排挤异己，打压正直人物来看，他们都很有手段，但是，由于走的是邪道，所以，没有一个不是祸国殃民的家伙。

    司马光曾经把人才按照才和德分成四类：德才兼备者，有德无才者，无德有才者，无德无才者，司马光认为，在这四类人中，最可怕最不能用的就是无德有才者，这类人就是小人。小人乱国的事情屡有发生，汉朝的王莽、宋朝的秦桧、明朝的刘瑾、魏忠贤都属于这类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破坏作用相当巨大。

    尚书记载着伊尹的一段话：“任官唯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伊尹认为，只有有才能和德行的人，才能用。

    为了能够将“德”和“才”标准化、规范化，便于辨认，各代的贤臣明主都没少努力。姜尚曾经提出“六守”和“五才”的标准，“六守”为：“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六韬·六守》），“五才”则分别为“勇、智、仁、信、忠”（《六韬·论将》）。在这里，其实，“仁、义、忠、信”都是属于“德”的范畴，而“勇、智”则属于“才”的范畴。

    古人所强调的“德”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德的“外”，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对君主、对人民的态度上，古代强调有德之才必须做到忠君、爱国、爱民。孙子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地形》）吴起也强调人才要爱国爱民“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古代用人者要求人才必须在大是大非上坚持原则。两国相争的时候，这种忠君爱国爱民的人才往往意味着“人心所向”，是“仁义之师”，百姓支持。李闯王当初起义的时候就很能得民心。

    二是德的“内”，这就是个人的修养，属于个人品质的范畴。要言之，则主要要做到廉洁奉公、表里如一、淡泊名利、防欲节度、宽宏大量、孝顺能忍等。所以，“忠臣出于孝子”，各朝各代的用人者都很看重一个人的品行。汉将李广，一生建功立业，但是最终只能被封为偏将军，就因为他的气量过于狭窄。

    在对人才德方面，古人认为，一般来说，忠直之臣和奸佞之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敢于谏诤，而后者多是些会拍马奉承的小人。所以，古人对谏臣诤子非常看重。

    国有谏臣，家有诤子。

    谏诤被古人视为忠直的表现，没有诤臣的国家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前途的。君王听不进谏诤，则臣下很难反映实情。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刚愎自用，予智自雄，自以为是，拒绝听取一切善言，从而众叛亲离，终于国家灭亡。

    商纣王也是不听诤言的典型代表，比干等忠臣惨遭屠戮，导致商纣背离人心，人才外流，最后终于死于非命。汉朝的灭亡与汉末的几位皇帝刚愎自用，不听任何诤言的关系很大。汉灵帝即位后，谏议大夫刘陶、司徒陈耽都因为谏诤被杀。结果自己受人蒙蔽，至死不悟。

    历史上最能接受臣下谏诤的是唐太宗，唐太宗亲眼目睹隋炀帝因为不听谏诤身死国亡，所以特别重视谏诤。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正因为唐太宗能够如此礼贤下士，采纳谏诤之言，所以唐朝有一大批的正直之臣，其中以魏征为首。魏征敢于直面指出唐太宗的失政之处，使唐太宗下不了台，有时甚至令唐太宗暴怒如狂，但是唐太宗并不因此而加罪魏征，反而在各种场合下嘉奖魏征的“直言”行为。对于臣下的正确意见，唐太宗是真心采纳，从来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孔子有句经典名言：“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孔子家语·六本》），贾谊也非常强调谏臣的重要：“三代之君，则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资治通鉴·汉纪》）古代的思想家都认为直言是非常重要的，吕不韦曾说，君主如果“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吕氏春秋·贵直》），意思是说，君王要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又不喜欢听直言的话，无异于把水的源头堵住而想得到水。

    与谏诤之言相对应的是谄佞之言，小人们一般最擅长谄佞，因此，贤明的君主都非常反感谄佞之言。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听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

    一般来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君主喜欢听诤言，则忠直之臣得宠，正直之言自然能上达天听。君主喜欢听谄佞之言，那么围绕在他身边的肯定是一群小人。正所谓，“上贤，则下无不肖。” 

    正邪不两立。

    司马光曾说“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自古正邪不两立，用人原则一旦发生错误，所牵连的不只一个两个人，而是一群人，整个人才群体都会被感染。

    伍子胥曾对吴王夫差说“忠臣掩口，谗夫在侧。邪说谀辞，以曲为直，养乱蓄奸，将灭吴国”。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言，反而听信谗言，杀了伍子胥，结果伍子胥曾经作出的越王勾践必然要灭吴国的预言成了现实，吴王夫差死的时候吩咐臣下埋葬他时，蒙其面，因为他没有面目到九泉之下去见伍子胥。

    因为有靳尚这样的人在身边，楚怀王身边的正义之士一个个受到排挤，屈原就不得不自投汨罗江。最后，楚怀王客死他乡，成了普天下的笑柄。

    正邪不相容的现象，在明熹宗的时候表现得最为厉害。明熹宗时，魏忠贤把持朝政，陷害忠良。御史杨涟、左光斗等人上书弹劾魏忠贤，结果惨遭报复，死于非命，杨涟死的时候，被土囊压身，铁钉贯穿两耳，左光斗被炮烙。随后，魏忠贤又掀起东林党案，把朝中反对魏忠贤的人统统打成东林党人，大肆制造惨案，贤能之士四五百人全部死于魏忠贤的构陷，明熹宗朝正直人才被一网打尽。

    由此可见，在用人问题上，原则一错，就全盘皆输。“庆父不去，鲁难不已”，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贤之才的危害。“陟一善而天下之为善者劝，黜一恶而天下之为恶者惧”。从历朝历代的用人史来看，不懂得用人方法的危害还在其次，首要的是不能在原则上犯下错误。而所谓原则，就是一定要重德，要以“德”为“才之帅”。

案例：强项令的故事

    据《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时，有一个叫董宣的人当上了洛阳令。湖阳公主的苍头杀了人，没地方跑，只好躲在公主家，等到公主出行的时候，架车的奴仆中有这位凶手，董宣拦住公主的车，叩见公主，要求公主交出犯罪的苍头，公主不肯，董宣竟然直接呵斥苍头下车，亲手杀了他。公主到光武帝面前告状，光武帝大声叱骂董宣，要杀了董宣。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自杀。”意思是说皇帝重法，说完自己要自杀。光武帝连忙让人拦住董宣，但是要求他向公主磕头赔罪，董宣认为自己没有错，硬是不肯，就算别人按住他的头，他也不肯俯首。光武帝为其忠直感动，听从了他的谏言，还“赐钱三十万”，在官场上引起震动，从此，官员们都争相进诤言。

    四、古人用人的艺术

● 乱世重才，治世重德——不同历史时期用人不同的策略

虽然重德是古代用人的一条基本的原则，但是在治世和乱世，用什么样的人，是各有侧重的。拨乱反正的时候，首要的是才能；而励精图治，固守祖业的时候，则特别强调“德”。在这个问题上，魏征说得非常透彻：“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就是在太平时期，也会有重才重德的分别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特别需要老成持重的守成之人。而在吏治衰败，政治制度需要进行改革时期，就非常重视有才能的人。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曹操为了能够统一天下，在国家大乱的时代，就明令“唯才是举”，表示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品行略有亏损，也要大胆使用。建安十五年，曹操发布《求贤令》，就曾表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勾于渭浜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无有所遗。”曹操大胆的突破了前人重视人才的德行的传统作风，不拘一格的广招有才能之士，这与当时正处于乱世的现实情况是很有关系的。建安十九年，曹操又发布了《饬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进一步申明了自己用才不拘于品行的限制：“夫有行之人，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而言，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再下《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下属对那些像苏秦、韩信、陈平这样的品行有亏的才能之士一视同仁，大胆推荐使用。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敢于“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历代的开国之君，在战乱年代用人的时候，都不会拘泥于人才的品行，但是到了治天下的阶段，就会重视人才的品行。刘邦所用的韩信和陈平，在德行上都有亏损。陈平盗嫂，韩信年少无行，受人胯下之辱，都曾经有曹操所说的“污辱之行”，但是刘邦大胆的使用，因为陈平的智谋、韩信的勇略都是当时最为出色的，他们在刘邦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功劳最大，因此被列为汉初三杰。

    但是刘邦统治天下后，就接受了谋臣的谏言“马上得天下，岂能以马上治天下？”改变用人策略，大量的提拔有德行的儒士，重视儒学,“行仁义，法先圣”，“逆取而顺守”。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儒学之士得到了重用。这, 为战后汉初大局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而在太平时期的不同阶段，用人也是应有差异的。唐初国家尚未完全稳定，需要大肆改革时，唐太宗就任用杜如晦这样的“能断”之士为相，杜如晦敢于革新，符合时局的需要。等到大唐政治格局基本稳定的时候，需要加强执行，进一步稳固各项国策的时候，唐太宗就任用房玄龄为相，新唐书如是描述房玄龄的性格“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这样的人才是适合守成的，而这种时候又恰恰不能用过于急躁，一心想有所创新的人才把握大局。在这种情况下，用房玄龄是最合适不过了。

    ● 举大美，捐细行——用人不求全责备的度量

    《论语·微子》记载过周公的一句话：“无求备于一人。”周公认为，用人是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完美无缺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要想找出没有缺陷的人才，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真正贤明的领导者在用人方面很有度量，他们并不会斤斤计较于人才的缺点，而敢于大胆的委任。诸葛亮曾说“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能够去除污垢，那么就不一定非要用江河之水；只要能跑得快，也不一定要用良马；只要人贤可用，就不必要求人家得像圣人一样完美无缺。

    康熙用人的时候也能够做到“举大美，捐细行”，他曾说：“人难求全责备”、“盖人有长短，弃短取长始能尽人之才，若必求全责备，少有欠缺即行指摘，此非忠恕之道”。所以他对已被革职的河督于成龙，仍然敢于复职使用，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于成龙恪尽职守的优点，相信于成龙能够吸取教训，治好黄河。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任用宁戚的时候，有人提醒齐桓公去宁戚的故国卫国考察一下宁戚的时候，齐桓公说：“问之，恐其有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齐桓公的这种度量和气魄令人折服，正因为这样，当时各国的贤能之士才乐意为其所用，为齐国的迅速壮大作贡献。

    另据《资治通鉴·周纪》记载，子思曾经向卫侯推荐过苟变，说苟变“可将五百乘”，结果卫侯却说，苟变曾经吃了人家的两个鸡蛋，因为这个原因，卫侯不太愿意用苟变。子思说：“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子思告诫卫侯，用人的时候就要像木匠用木一样，要取长舍短，不要因为两个鸡蛋而把一个干城之才废弃不用。

    求全责备貌似周全，其实是不现实的。世间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所以孔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韩非子也强调用人时要“不吹毛而求疵”，庄子也讲“君子不为苛察”。刘劭甚至在其《人物志》中将各种类型的人才会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罗列出来，他强调任何人都会存在两面性，有优点必有缺点。用人的时候如果抛不开人才的各种小缺陷，就几乎无人可用。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叹息眼前无人可用，多数与他们心胸狭隘，过于求全责备有关。

    ● 用人不疑，充分授权

    用人不疑这一点相当难做到，从古到今，很少有帝王能够在这方面善始善终，即使雄才大略的汉高祖刘邦最后也对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干将产生疑惑，成了个卸磨杀驴的皇帝。一代枭雄秦始皇在任用大将王翦攻打楚国时，也犯了不能“用人不疑”的毛病，要不是王翦善于韬光养晦，一会儿向秦始皇要房子，一会儿向秦始皇索求封地，用这种方式让秦始皇误认为他王翦是个胸无大志，只爱贪小便宜的人，就很难让秦始皇将倾国之兵交付给王翦了。

    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上》中说：“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才，而可共成事”，用人的首要前提是能够相信下属，不能相信下属就无法充分授权，无法充分授权必然造成下属不能完成任务，而且不信任人，也很难让被用者鼎力襄助。

    商鞅在未推行变法前就对秦孝公说：“夫富强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惑于人言，二三其意，不行。”在这里，商鞅就强调用人一定要相信人家。管仲在回答齐桓公关于成就霸业的问题的时候，也曾做过类似的表述。管仲说，不能知人，有害霸业；知而不用，有害霸业；用而不信，有害霸业；信任了又被小人牵制，有害霸业。宋朝的司马光说得更为透彻：“用贤而不能专，与不用同也。明主为之不然，审求天下之大贤而用之，专信之，举社稷百姓而委属之，虽有至亲不能夺也，虽有至贵不敢争也，虽有谗巧不能简也，确然若胶漆之相合，视其际而不可得见也。然后贤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忧怨贼之口，不惧猜之迹。”（《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功名论》）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就犯了猜疑臣下的毛病，他不相信任何臣工，崇祯刚愎自用、满腹狐疑的性格缺陷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朝末年的名将袁崇焕曾经数度大败清军，只要有袁崇焕在的地方，清军根本就无法攻进，努尔哈赤就死于袁崇焕之手，皇太极也奈何不了袁崇焕。但是最后崇祯皇帝却听信谗言，无端怀疑袁崇焕通敌叛国，降罪于袁崇焕，自毁干城，最后自己身死国破。

    执政者与下属之间的互相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任重者必然怨多，治国治军都极为复杂，如果皇帝委托大臣治国治军，而又容易听信谗言，对大臣产生不信任感，往往会导致本来非常好的政治改革方案也会功败垂成。所以，明智的君主绝对不会怀疑自己的属下。

    战国早期卫国最为强盛，魏文侯想攻打中山国，任用乐羊为大将，西门豹为副将，但是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国任职，所以许多人反对魏文侯任乐羊为大将，认为任用乐羊为将很危险。但是魏文侯听说乐羊曾经劝阻过自己的儿子，让其不要在中山国为官，因为中山国君荒淫无道，所以魏文侯坚决信任乐羊。后来，中山国君以杀死乐舒为威胁要求乐羊退兵，乐羊也不为所动，结果，中山国君不但杀死乐舒，还将乐舒煮成肉羹送给乐羊，这丝毫没有动摇乐羊攻打中山国的决心。最终乐羊攻下了中山国。等乐羊回国后，魏文侯赏给乐羊两个密封的箱子，乐羊打开后才发现，整整两大箱全部是诽谤他反叛的奏本。乐羊这才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攻打下中山国，与魏文侯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有很大关系。

    ● 尊重贤士，以礼相待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是诸葛亮自己一生的写照。刘备三顾茅庐，一生以师礼待诸葛亮，临死前托孤于诸葛亮，甚至对诸葛亮说，刘禅可以辅佐就辅佐，不值得辅佐就直接替代了刘禅。刘备对诸葛亮的这种尊重正是诸葛亮一生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重要原因。

    能尊重贤士是刘备的过人之处。徐庶在刘备帐下的时候，刘备对徐庶也是言听计从，以师礼相待，徐庶被曹操胁迫，不得不离开刘备的时候，刘备相送一程又一程，甚至要求部下将树林伐掉，因为树木挡住了刘备的视线，使得刘备无法看到徐庶的背影。这种礼贤下士的气度，成就了刘备一生的事业。

    赵子龙出生入死，救出刘备的儿子刘禅，刘备看到自己的儿子和鲜血染袍的爱将后，重重地摔下刘禅，并说：“为汝这一竖子，险损我一员大将”，感动得赵云跪地表示刘备的知遇之恩，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答。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人和人之间的尊重和信任是互相的，君王不尊重臣下，臣下当然也不会尊重君王。

    王安石在《委任》一文中有过类似于孟子的表述：“委之诚者，人亦输其诚；委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诚相照，恩结于其心，是岂禽鸟视而不知荷恩尽力哉？”“固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国士待人者，人亦以国士自奋。”

    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虎会曾经说过：“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矣；辨者不为使，则使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疆侵”。可见在用人的问题上，尊重贤能之士是非常重要的。

    荀子曾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可见古人对于尊重贤才是非常看重的，甚至认为对贤才的尊重与否已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存亡。尊重贤才乃是对贤才最好的一种精神激励。因此，古代的帝王要想成就大业，基本上都会对人才以师礼相待，给予丰厚的俸禄和充分的尊敬。“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嘉祐集·远应》）。古人有国士之说，对待国士就必须尊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只有这样，人才才会乐为所用。

    ●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人各有长短，用人者尤其要注意扬长避短。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强调对人才要做到量才施用：“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桶为栋梁，委大于小，是以钟盂而盛斗筲。”大材小用和小材大用都是错误的用才方法。

    诸葛亮在用人上就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马谡本来是个很好的军事理论家，用来作军事参谋是最好不过了，由于缺乏经验，根本不能用作指战人才，但是诸葛亮在关键时刻还是委以重任，导致马谡失守街亭。刘备也曾犯过大材小用的错误，庞统“非百里之才”，而刘备一开始却看不起庞统，仅任用他作县令，要不是诸葛亮回来极力推荐，庞统也不能被刘备所用。

    清人顾嗣协写过一首《杂兴》：“骏马能历险，耕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望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合理使用人才，就要充分发挥各人的特长。王安石曾说：“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王文公文集·上皇帝万言书》）

    一个人只有当其特长被用时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刘劭提醒用人者一定要做到两点，一是“抒其所能”，另一点是“抒其所欲”。“抒其所能”就要求在用人方面必须针对人才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而“抒其所欲”则要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其实，人才的积极性与其才能能否得到正确使用有很大的关系。庞统在被任用为县令的时候，就每日醉醺醺的，根本不到县衙理事。

    针对各种人才有不同的能力和愿望，姜尚曾经说过，用人者要做到：“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怨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获固守之，获阨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只有“用人之长，弃人之短。”

    所以古代会用人的帝王将相，都是鉴别人才特长的高手，他们能够根据各人不同的特长，扬长避短，用其长，而不计较其短，这样的用人艺术是值得借鉴的。

    五、古人识别人才的技巧

    用人首先就要得人，得人之要在于知人，知人才能善用，善用才能致治。这一层层的因果关系非常紧密，失其一环，都难得人才。

    人才的难得不是因为人才稀缺，而是因为缺乏像伯乐这样的能够分辨出千里马的用人者。所以古人说“知人者智”，孔子甚至认为鲍叔牙比管仲更为难得，因为鲍叔牙能够分辨出管仲的才能。

    知人确实难。难就难在人太复杂。人的思想多隐蔽在外表之下，人有很强的伪装能力。仅凭观察，很难知其本质。貌似善良的人很有可能包藏祸心；貌似迟钝的人很有可能奸诈无比；侃侃而谈的人有可能像绣花枕头，根本就不实用。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本质与其表现出来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差异。

    白居易有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王莽篡位之前，谦恭贤能。他官居要职，权倾朝野，在飞蝗为灾时能带头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拒绝将女儿送入帝宫；将太后所赐的聘礼分给媵女。而自己穿的衣服还打了补丁。但是一旦时机成熟，王莽就撕破伪善的脸皮，谋权篡位，大肆诛杀正义之士。其城府之深，又有几人能识别出来？

    而管仲在未得志之前的种种行为与其具备的才能品行也极为不符，管仲自己说：“吾始困时，当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若论管仲未得志时的种种作为，一般人只怕只能认定管仲是个贪生怕死、贪婪无耻之徒，但是鲍叔牙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管仲之所以这样做的种种苦衷，并且看出管仲的超人一等的能力，试问，鲍叔牙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又有几人能具备呢？

    所以说辨识人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古人认为知人者所具备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孔子的弟子在问孔子何谓“智”时，孔子的回答是“知人”。荀子则说：“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荀子·解蔽》）古人还说过“荐贤贤于贤”，意思是说能够荐举贤才的人，其实比贤才自身更贤能。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辨识人才方面，古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 听其言，察其行

    观察是最常见的识别人的方法。而观察的方法，无非就是听和看，古人说“听其言，察其行”，要鉴定一个人的才能和品德，就要从其平时的一举一动中去了解这个人的能力、处事方式、性格习惯和道德修养。

    而在观察上，是绝对不能靠一次两次的观察就下结论的。要长期观察，王安石说：“试玉须烧三日满，辨材需待十年期”，对一个人是否人才，有时需要观察十年才能下结论。一种固定的环境往往很难看出这个人的能力和道德修养，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就很能看出这个人的本质了。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观察就要观察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环境之中的种种反应。不如此观察，是很难看到一个人的本质的。

    ● 责实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苏东坡全集·议学校贡举状》）所谓责实，就是重视实践，从实际行动中去考察人才的能力。苏轼的这一原则可以说是最到位的，夸夸其谈之徒一遇到实践就会手忙脚乱。纸上谈兵的赵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墨子曾说：“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墨子·尚贤》）也就是说，对待一个人，不但要听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过什么，从实践中去考察他的才能，授予官职之前一定要慎重考察。孔子也有过类似的言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孔子强调不能从一个人的“言”中去分辨他是否有才华，而应多方面考察其行为，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才能和品行。

    ● 试之以事

    试之以事很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试用，在正式任用之前，先经过一个试用期，在试用期中去具体考察一个人的能力与品行。这种方法在武则天统治唐朝的时候非常盛行，武则天创建了“试官制”，就是在正式任命官员之前，先让考察对象在任上试着做一做，通过对其实际行动的考察以辨别他是否真的有适合该职位的才能。

    虽然人才的确很难辨别出来，但是，古人通过总结，还是发现了一些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在帮助我们辨别人才的时候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姜尚的八征说。“知之有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六韬·选将》）

    《将苑·知人》的七观论。“夫人之性，莫难察焉。善恶虽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人的心理虽然是难以考查的，但不是不可查的，“知人之道有七：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劝其变；三曰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庄子的九征说。“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其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庄子·列御寇》）

    庄子的八疵说。“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捴；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希意道言，谓之馅；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之恶，谓之谗；析交离亲，谓之贼；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此八疵者，外以乱人，内以伤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谓四患者，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庄子·渔父》）

    《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吕氏春秋》的《论人》对辨别人才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吕氏春秋》把观察人的各种方法总结为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八观”是：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六验是：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同时，《吕氏春秋》还认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反映出他的能力和品行，所以他的六戚也非常重要：父、母、兄、弟、妻、子。而四隐则是“交友，故旧，邑里，门郭”。

    刘劭的“八观”、“五视”、和“七缪”。刘劭是我国古代杰出的人才学家，其观点影响力极为深远。“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辩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辩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选。”“五视”的内容是：“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七缪”是：“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

    此外，诸葛亮的“七征”和魏征的“六正”、“六邪”等观念也颇有影响力。

    六、古人选拔人才的方法

    不经选拔，人才往往会被埋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泛泛的谈论要用人才，是得不到人才的。选拔人才是要实施一些实实在在的招揽措施和选拔方法，并且要能做到秉公行事，不能有偏私。爱才的君主，对于国家的抡才大典，都是非常重视的。唐太宗在开科取士时曾抑止不住兴奋的说：“天下英才，皆入我彀中”，历朝历代贤明的君主在选才时都非常的隆重其事，以展示自己的爱才之心。贤明的统治者对抡才大典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也极为痛恨，清朝康熙年间，就曾因为科场弊案而腰斩舞弊大臣张廷璐。

    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古人在选拔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实行了制度化，这些宝贵的经验，直到今天，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招贤

    招贤是最早的人才选拔方式，效果极佳，直到今天，这种方式还在被各种用人者广泛使用。春秋战国时期，招贤在各国极为兴盛。

    招贤要靠宣传，这一点古人已有很深刻的认识。在过去，为了能够招揽到素质高的高级人才，一些有作为的君主甚至采用一些比较有轰动效应的方法。比如齐桓公曾经在宫廷前点燃起巨大明亮的火炬，意在向人表示，他准备日夜接见前来投奔他的各国贤士。而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大概要属燕昭王，燕昭王为了招纳贤士，高筑黄金台，表示这座黄金台就是为了招揽天下能人奇士的。此外，周文王葬死骨的做法也非常典型，据传周文王曾经亲自埋葬见到的死骨，以此来向天下表示他重视人才。

    一般来说，比较通用的是帝王下招贤诏令。汉高祖刘邦曾经下求贤诏：“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酇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汉书·高帝纪》）求贤之诚，见于言表。明确要求下属不但要广泛招揽贤才，还要以礼相待。

    汉武帝刘彻的《求茂才异等诏》也颇有影响力，汉武帝在诏书中说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在诏书中，汉武帝充分肯定非常之人才的重要性，要求属下官员认真访求。

    曹操是封建王朝王公大臣中下诏求贤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所下的求贤令之多，堪为历代君王之最。曹操通过求贤的方式得到了大批的人才，这是他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的重要原因。

    古人招贤的诚心也非常难得，最为有名的就是刘备的三顾茅庐，刘备为了得到诸葛亮的辅佐，而不惜三次亲自到诸葛亮的茅庐中去拜访诸葛亮，最终感动了诸葛亮，终于出山辅佐刘备，三分天下而得其一。

    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位君主招贤的诚意甚至高过刘备，那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为了能够说服齐国的隐居贤士十臣稷，五次拜访这位隐士。一天三次登门拜访，均未见到。他的随从人员劝说他就此作罢，“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见，亦可以止矣！”齐桓公却认为“不然”，他说：“士之傲爵禄者，固, 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言辞恳切，终于在第五次拜访时见到了十臣稷。齐桓公的这一举动感动了天下之士，各国贤能之士纷纷前往齐国，为齐国的壮大，齐桓公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荐 举 制

    荐举制在古代也非常盛行，所谓荐举，就是由身边的人才或者在职的官员推荐贤能之士。管仲曾说：“豪杰辱于泥涂，不遇吸引，何以自显？”就是说贤能之士多隐藏在普通百姓之中，没有人推荐，是很难脱颖而出的。管仲本人就是因为得到鲍叔牙的推荐才被齐桓公重用的。管仲得用后，又推荐了“五杰”。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得到刘备的重用，也与徐庶和司马德操的推荐有很大的关系，而诸葛亮得用后又向刘备推荐了与其齐名的庞统。这些都是古代荐举制的典型示例。

    《春秋谷梁传·昭公》中曾言：“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在这里，古人认为挚友、官员和王者都应有荐举贤才的责任，不举荐贤才是失职和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隋唐以前，荐举是国君选拔人才的主要形式之一。许多贤明的君主甚至将荐举列为官员们必须执行的公务之一，制定了荐举制度。荐举制度明确规定各级官员荐举的任务，对荐举的人数甚至有量的规定。汉朝从汉高祖刘邦始，就有多位皇帝下诏要求下属必须举荐贤能之士，以供朝廷使用。

    荐举制的一个弊端是很容易造成任人唯亲的现象，荐举者本身不贤的话，就会只顾着向朝廷推荐自己的亲朋好友，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真才实学。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执政者还制定了惩罚荐举不当的制度，如果被荐者最后被证实为没有才能或者德行不佳，推荐者负有同等的罪责。唐代的贤臣魏征就曾经因为所荐举的人违法犯罪而受到牵连。而对举荐人有功者，还会进行封赏，这大大的促进了举荐制度的推进。

    据说上古三代就明确规定“诸侯三年一贡士”，连续三次进取的士人如果都是名副其实的贤者，就会受到奖赏。多次举荐不当，也会遭到贬斥，连续三次举荐不当，就会削去爵位；连续六次举荐不当，封地减半；连续九次举荐不当，就会被削掉全部封地。武则天治国时期，更是重视荐举制，她一方面要求各地官员必须大量推荐人才，一方面严格制定控制作弊的措施，凡荐人不当的，荐人者与被荐者同罪受罚，严重的对荐举者和被荐者同时施以极刑。

    ● 军功爵位制

    招贤和举荐制度，确实可以帮助王公大臣遴选出一批出色的人才，但是这两种方法共同的弊端是过分依赖用人者的主观意识，并且，每个人所知毕竟有限，所以无论是招贤的君主还是荐举的王公大臣，其实都无法比较全面的从底层遴选出出色的人才来。

    所以，古代一些贤明之士还发明了一些其余的比较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军功爵位制就是其中的一种。军功爵位制是遴选军事人才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它采取按照军功的大小，由国君赐给臣民田宅、食邑的爵禄制度。这种制度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西周宗法社会的官爵世袭制的弊端，世袭制使得无能者尸居其位，真正的人才反而不受重用。导致国家疲弱，不堪一击。所以一些贤明的君主就开始尝试用人体制的改革。

    魏文侯是最早推行这种变革的诸侯之一。魏文侯在李悝的建议下，根据“食有劳而禄有功”，将俸禄奖赏给有能力和功劳的臣下，对无才能而占有官职的人进行，打击旧贵族的势力，魏国的政治出现新局面，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锐人物掌握实权，魏国的经济、政治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诸侯国之一。

    后来，法家、兵家的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如申不害、燕昭王、吴起和商鞅等人开始逐步完善军功爵位制，使得这种制度更具操作性，此后，军功爵位制度逐渐成了各朝各代沿袭使用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始创于曹魏时期，曹丕执政时，荐举制度开始日益腐败，地方的门阀势力把持了选举大权，任人唯亲、任人唯私的现象泛滥成灾。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门阀势力之间的矛盾，曹丕时代的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了“九品中正法”。九品中正制的基本内容是：由中央政府选择“贤有识鉴者”出任州、郡的“中正”，中正是一种官职。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中正官”的主要人物就是察访本州、郡的士人，将士人根据其才能与德操评为三等九级，即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吏部授予官职的时候就根据中正官品定的品级来定。九品中正制实施的初期，确实起到了识别鉴定贤才的作用，贯彻了曹操的用人“不计门第”的原则，但是到了司马懿掌握朝政大权后，这种制度开始变味。门阀体制再度横行，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 科举取士制

    隋唐以后，为了能够更多的吸收真正的贤能之士加入到统治阶层，朝廷开始实施科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后来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科举取士制是历史上最为科学的选拔人才方法，它始创了考试制度。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才选拔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以考试为主。

    科举取士制为隋文帝始创，隋文帝统一天下后，改革前朝弊政，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了考试法。公元587年，隋文帝定制，每州每岁贡士三人，各州县保荐文章华美、才华突出的士人，应秀才科，接受特别考试。公元599年，隋文帝更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明确要求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关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德）、“清平干济”（才）二科举人。

    后来隋炀帝为了补充各类官员的需要，扩大了分科范围。将隋文帝的二科科举制拓展为十科科举制，十科分别是：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絮、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臂力骁状。后又将十科改为四科。后来，隋炀帝又设置了进士科，作为选拔更高级别人才的重要手段，明确规定，所有人都可以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通过朝廷考试的办法，选择最高级别的人才。

    隋朝的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促进了封建王朝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的民主化进程，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逐渐被科举制度替代。

    此后的唐宋明清各朝各代都沿袭了科举取士制，并逐步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改进，使之越来越科学，在国家选拔人才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科举制度也存在很多弊端，尤其是历经千余年的沿袭之后，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制度使得许多人成了科举考试的牺牲品，读书的目的只为了应付考试，以便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了能够学到真才实学。所以黄宗羲激烈的抨击科举制度，认为“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自科举之学盛，世不复知书矣”、“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剿袭之中”……黄宗羲等人所指出的科举制度的弊端的确存在，并且科举制度以考试定人之才能，确有不到之处：一是用这种方法考察不出真正有为之士的真才实学；二是考试无法考察一个人的品行；三是科举制度的兴盛，使得读书人都成了一心追逐名利的利欲熏心的小人，破坏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体系；四是科举制度对学术、科学的发展确有阻碍作用。

    所以到鸦片战争的时候，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强枪利炮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因为科举制度催生了一批的儒腐之士，这些人把持政权，延缓了中国经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导致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在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大大的落后于西方各国，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七、古代人才的考核方法

    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古人在用人方面非常重视对人才的考核，认为考绩是“选贤任能之大略”（杜佑《通典·选举志·序》）。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不少的王公大臣和思想家提出在任用人才后，要在实际工作中对人才的实际能力进行考核，荀子曾说：“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荀子·君道》）荀子还对校之以功进行了一些详细的描述：“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错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 诚无之者若白黑然，可诎邪哉？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

    魏征也曾提出：“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缋黜陟，寨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贞观政要·择官》）唐朝的另一名臣陆贽也强调“考课贵精”（《旧唐书·陆贽传》），陆贽强调一方面用人要广开门路，进贤多多益善，且能用人不疑，求才不倦；另一方面也应做好考核工作，要“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

    最初的考核制度基本上只涉及到“功”和“过”，因为这是容易考察出来的，但是后来也强调了对人才才能的差异性进行精确的考核。并且逐渐创建了一些非常精确的考核方法。这些考核方法中比较典型的有周朝的八法、六计，汉代的“六条判察”，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以及宋代的“八课”、“八最二善”。

    周朝的八法、六计。“八法”是对官员勤政方面的考核，其实质是考核官员统辖组织机构的八条标准：(一)官属，即考察组织机构；(二)官职，即考察组织中成员的职守；(三)官联，即考察组织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的情况；(四)官常，即考察组织的原则性；(五)官成，即考察组织的工作程序；(六)官法，即考察组织的处事原则和方法；(七)官刑，即考察组织的各项条例，尤其是奖赏制度；(八)官计，这是考察组织内部进行考绩的方法。而“六计”主要侧重于对官德考核。考核的内容“皆以廉为本”，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

    汉代的“六条判察”。六条判察又名“六条问事”，为汉武帝始创，汉武帝执政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个州，每个州设一名“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刺史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对各个州进行考核。刺史虽然官职很小，俸禄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县令的俸禄，但是权力却极大，因为他是代表皇帝治狱，可以监察二千石官员。六条判察总结了古来官场舞弊的一些主要方面，具有很高的概括性，所以历来被统治者称许，后世的统治者甚至认为汉武帝的六条判察是万世不易的良法。

    六条判察的具体内容是：一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是“二千石不奉诏书，不遵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是“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加罚，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伪言。”四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

    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唐代对于有品级的官员，是按照“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来进行考察的。四善考察的是被考察对象的德行，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则涉及到各种职守方面的官员的具体才能，是属于才的范畴。这种“二十七最”的标准已经非常近似今天我们所说的“职位分析”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宋代的“八课”、“八最二善”。宋代考核人才的标准沿袭了唐代的一些体系，也是以“善最”为标准，不过略有改进，“二善”仍然是德行方面的标准，八最仍是对才能方面的考察标准。“八课”也是对官员才能的一种具体评定标准。

    “二善”是：一曰德义清谨，二曰公平勤恪。“八最”是：一曰断狱平允，二曰赋人不扰，三曰均役屏盗，四曰劝课农桑，五曰赈恤济穷，六曰导修水利，七曰户籍增衍，八曰整治簿书。而“八课”则是：一曰劝学垦田，二曰植桑种枣，三曰赈贷葬枯，四曰兴发坑治，五曰奉诏无违，六曰诱进道徒，七曰赋税趣办，八曰能按赃吏。

    以上考核后来又配以“臧”、“否”、“平”三个评价等级。“治效显著者”，即治理效果显著的为“臧”；“贪刻庸谬者”，即贪污、刻薄、庸禄、荒谬的为“否”；无功无过者为“平”。

    北宋时期的李觏又提出了以民利为准的主张。强调，考核官员政绩应“下察之人”，看看“百姓康乐乎?”（《李觏集·效实》）“百姓乐业而无冤人，则书以为功。反是，则劾以为罪”。（《李觏集·安民策》）

    到明朝后，朱元璋创建的考核制度分为两种：一个叫做考察，一个叫做考满。所谓考察，就是对于天下所有的官员进行考察。不限于哪一个官员的具体的任期。考满则是对一个官员的阶段性任职进行全面考察，在官员任职的三年、六年和九年的阶段，进行考察，这叫考满。考满三年叫做初考，六年叫做再考，九年叫做通考，通考就是把这九年任职期间的表现都考察下来。考察的等级根据工作表现，根据官员所承担任务的繁重程度，定称职、平常、不称职。在此基础上，决定升迁还是降职。

    清代的考核制度大体与明代相同，但是在执行力度上，清代曾经一度相当强大，清代历史上有六位明主，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中绝无仅有的，清代的皇帝重视视察民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都曾深入到民间进行实地考察，有效的防止了官员们蒙蔽朝廷情况的泛滥成灾。

    八、古代人才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中国古代激励人才所取得的成效令人吃惊。历朝历代，都会涌现出大批的坚持原则、一心一意为国家、为君主、为民众而不惜牺牲自我的忠义之士，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今天，中国古老的人才激励方法仍然吸引着无数的研究者，包括西方的一些研究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激励人才的方法就相当高明。从周朝末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数百年间，诞生的“为知己者死”的壮士难以计数，产生的感人故事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其中以“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最为感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一向惜墨如金，但是在为荆轲作传时却一改常态，为一个刺客写了相当长的一篇传记，司马迁的这段记载至今读来仍然荡气回肠，让人顿生悲壮之感。荆轲本卫人，深受燕国太子丹器重，为报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虽然明知不管刺杀秦王能否成功，都慨然而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正是其感人至深的地方。

    晋朝的文学家陶渊明也写了一首长诗纪念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司马迁、陶渊明等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事件的赞许正反映了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正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将荆轲的这种为主赴难的精神作为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他们对荆轲的遭遇深深同情和认可。

    在这个故事中，“燕丹善养士”具有极为关键的决定作用，如果不是燕丹善于激励人才，那么像荆轲这样的英豪之士是不乐意为其所用的。那么，燕丹养士有什么诀窍呢？其实燕丹养士的诀窍就是被中国古代的王公大臣们普遍使用的人才激励技巧。古人的激励技巧说起来其实非常简单，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 晓之以义

    “晓之以义”的激励方法之所以能够奏效与中国古代重“义”的传统有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尚侠重义、忠君爱国的精神在中国古代被奉为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对中国古人影响非常深刻。这个“义”字含义极为丰富，它的成分中既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情义，比如荆轲与太子丹之间的情义；又有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天下”，关心苍生的大义。而后者则更能让人为之牺牲自我，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观点很能得到忠义之士的共鸣。恻隐之心、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苍生受难，百姓受苦，是最能激发烈士们为国捐躯的因素。

    太子丹正是用这一点来激励荆轲，当时秦王暴虐成性，秦军杀人如麻，导致普天之下，民不聊生，史书记载，秦将白起一夜之间坑赵兵四十余万，这种残暴之师很能引发人们的同仇敌忾之心。太子丹在荆轲面前着重渲染了这种观点，激发了荆轲拯救黎民百姓的忠义之心。这是太子丹能够成功激励荆轲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司马迁和陶渊明对荆轲刺秦王的行为高度认可的主要原因。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事件中，与荆轲一样为赴大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不止荆轲一人。田光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之后，竟然自刎以报荆轲，田光本人也是被大义激励起来的一位忠义之士，而田的行为毫无疑问感染了荆轲。甘愿自刎献出人头以助荆轲接近秦王的樊于期，也在精神上大大的激励了荆轲。荆轲的好友，击筑的高渐离同样是一位忠义之士。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被燕太子丹用“晓之以义”的手段激励起来的。

    这种用文化激励人才的手段极为高明。岳母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毅然赴难，可以说都是这种“晓之以义”的文化激励的结果。

    ● 动之以情

    除“晓之以义”之外，太子丹还擅长利用个人情义来感动荆轲，这种“动之以情”的激励方法也非常奏效。动之以情的技巧并不复杂，只要做到了在人格上尊重下属，在俸禄上厚赏下属，下属就很容易为之所动。

    太子丹对荆轲的厚赏和尊重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也让荆轲除了选择“士为知己者死”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动之以情也是其他的帝王将相常用的激励手段之一，刘备摔阿斗，就是在用动之以情的激励方法来激励赵子龙。吴起领兵打仗，总是身先士卒，爱兵如子，部下有人脚上生有脓疮，吴起亲自用口去为人吸脓，这种动之以情的领导艺术相当奏效，所以吴起所带的士兵都是愿意为吴起抛头颅，洒热血的。

    ● 赏之以利

    赏之以利也是中国古人常用的激励手段之一。在这方面唐太宗的做法堪为典范，他封赏功臣时从不吝啬，对功臣的功劳他能高度评价，唐朝的凌烟阁绘有二十四功臣画像。唐太宗言出必行，封赏决不分亲疏，而只论功劳的大小。赵国的大将李牧每次受到赵王的封赏时也分文不取，全部转赏给自己的部下，这种赏之以利的激励措施让部下极为感动，征战时全部奋不顾身。

    人才的激励，需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双管齐下，中国古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九、古代人才的培育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中国古代的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培育人才，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收徒讲学，孔子诲人不倦，前后所收的弟子多达三千余人，其中最著名的贤弟子多达七十余人。

    在中国古代，像孔子这样的自觉的致力于教育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都把培育人才、传递知识当作己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情怀。与孔子同时期的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人都育有大量的弟子，当时各国仕学相当发达，真正有才能的学者对人才极为爱惜，皆以“得英才而育之”为天下最大的乐事。

    这种精神代代传承，延续不断，汉朝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两程，明朝的黄宗羲，清朝的方苞、曾国藩、胡林翼、张之洞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直到今天，师道还是为人所重。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心都很强，都能自觉的从事教育，以育人为己任。中国历史上文明的岳麓书院、白鹿书院、东林书院、潇湘书院等知名书院都是由这些儒林名士一手创办的，他们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吕不韦曾言：“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尚书·泰誓》也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名言。荀子的论述则更为详细，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存。”“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开明的君主都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朱元璋就曾说过“治天下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导为先”。康熙也曾经说：“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储养之源，由于学校。”

    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仅在言行上，许多贤明的君主还直接投资教育。中国古代有官学和私学两个教育系统，前者是政府直接投入兴建的，后者也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些贤明的君主和地方乡绅甚至不断资助私学的发展。

    ● 官学

    官学是由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的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

    中央官学始创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不稳定，影响了官学的正常发展，官学时断时续。到唐代以后，中央官学极为发达，制度也相当完备。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北宋的学者云集，他们对官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到南宋以后，官学再度衰落，此后，中央官学一蹶不振，到清朝末年，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

    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朝廷对太学和国子监非常重视，户部有专项资助太学和国子监的资金。太学和国子监的学生中有很多被提拔为国家的高级统治人才。中国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太学和国子监通过考试遴选人才，考试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要求都极为严格，在遴选人才方面一律遵循用人唯贤的原则，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

    除太学和国子监之外，中国古代还有大量的专科学校，以培养各种各样的实用人才，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

    除中央官学之外，各地也有自己的地方官学。地方官学最早建于汉平帝元始三年，当时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吏多系儒者，对于修缮学宫，提倡兴学比较重视，因而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官学和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

    两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地方仍然兴办官学，但是规模已经不如以前。隋朝的地方官学虽然设立了，但是基本上形同虚设。唐代的地方官学曾经一度发达，不过自天宝后开始随着大唐盛世的逝去而逐渐衰退。宋朝地方官学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设立，诏诸州府军监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允许设置县学。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撤销限制，所有州县一律置学。辽、金立国后，也重视地方学校的建设。各县设县学，县学基本上都会设博士以及助教学官。

    元代的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路、府、州、县四级，均有相应学校，但是普及程度并不高。明朝明太祖建国之初，开设了大量的地方学校，不但全国各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还在防区卫所设有卫学，乡村设社学，以及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等有司儒学。明朝鼎盛时期全国合计有学校一千七百余所。清代在地方官学方面基本沿袭明朝旧制。依其地方区划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并于乡间置社学。各地均设专职学官。

    除了各种形式的官学之外，宗族学校在封建时代也非常发达。宗族学校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中国古人的宗亲观念非常强，一般显贵的宗族都有自己的学堂，供全族子孙读书用，这些学堂一般是由宗族共同出资或者由宗族中的一些达官富商资助。与此类似的还有各省的会馆，也是扶持教育的重要机构。

    在古代，贵族学校也曾陆续出现过。贵族学校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唐宋时期渐渐发达。明朝的宗学和清代的旗学和宗学也属于这一类型。

    ● 私学

    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私学的历史，私学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所占的地位甚至比官学更为重要。私学的历史也较官学的历史更为悠久。

    中国古代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以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西周的衰落，导致原来西周的官吏开始到各诸侯国谋求出路，“养士”成为风靡一时的风尚，“士”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开始崛起。这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竞争的局面，尤以儒家、法家、兵家、道家、墨家等学派影响力为最大，到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混战急需要“士”的参与，士的身价倍增，私学更加盛行。

    汉武帝虽然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到东汉末，私学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官学。汉代一大批经儒大师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到了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两晋私学则更发达，名儒聚徒讲学，每人的学生多达数百甚至数千人。南北朝时私学虽然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是仍然很兴盛。隋唐的私学盛极一时，隋朝的王通，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家大师，门人弟子遍及全国，唐代的众多卿相绝大多数竟然都是王通的弟子。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兴盛。寺庙多得数不胜数，寺庙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席位，唐代佛教产生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等宗派，对佛教哲学进行独立发挥，对宋明理学和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到宋代以后，书院开始兴盛，书院开始于五代，但是兴盛于宋代。宋代出现了一批有名的书院。书院最初由私人设立，后来由政府控制了一部分。北宋最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嵩阳、茅山、华林、雷堂等八大书院。著名的学者多在书院从事私学教育，如石介、孙夏、胡瑗、程颐、程颢、吕祖谦、陈亮等。明清时期，书院的发展颇受周折，不过不仅未被毁灭，反而日益昌盛。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的俊杰英才，一些大儒创办的书院影响尤为深远，如王阳明先后创办的龙岗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等，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复建的东林书院也名噪一时，影响力最大。清代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的“学海堂”对清代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影响极深，全国的知名学者以及两个书院的毕业生后来秉承两书院的精神，到全国各地办了许多学院。

    除了书院之外，私塾、村塾、乡校、小学、冬学等规模更小的私学机构也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的技能性强的知识多是通过师带徒，父传子等传统教育模式代代相承的传下来。还有很多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是自学成才的。

    十、古代士人的品行节操

    中国古代无论是政府，还是教育家都非常重视对学子进行道德教育，所以古代中国曾经涌现出了一批品行卓越的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摆在第一位的。影响中国古代士人的道德情操的因素有很多，政府的鼓励，文化的熏陶，教育者的教诲，家庭的重视都促进了士子们道德情操的培养。“士林”的自律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对德行败坏的士子的行为极为不齿，士的德行有亏，则会受到上层人士的排斥。而且士林的这种不齿的情绪很容易感染周围的群众，明末清初的钱谦益、洪承畴等人就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落到好下场，士林对其憎恶之情甚至波及他们的后代，钱、洪的后人几乎无可立足之地。就连一生清廉勤谨的张之洞，也因其《劝学篇》和倡导洋务运动的行为受到士林的谴责而苦恼不已。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品行，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刚正不阿

    直道而行是中国古代士林最推崇的品行之一。中国古代士人重视直道而行主要是受孔子的影响。孔子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中国古代士人的“直道而行”的理念甚至令统治阶层都极为头痛。老子曾经告诫孔子，不要一味直道而行，“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他善意的提醒孔子过于正直的品行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但是终究孔子一身，仍然是秉承着正直的做人原则。孔子的这种“直道而行”的做人原则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这种正直的品行更成了士林的标本。

    唐初的魏征、宋代的包拯、明朝的张居正、清代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都以品行正直而闻名于世。在原则问题上，他们甚至敢于顶撞皇帝。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敢于谏诤、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模范贤臣。即使在魏忠贤一手遮天的明朝末年，直道之臣仍然层出不穷。对付政敌，魏忠贤可以说用尽了一切酷刑，惨死的东林党人从监狱拖出来时个个体无完肤，在如此巨压下，朝中仍然有那么多的正直之臣敢站出来指责魏忠贤，以至于魏忠贤屠戮的所谓东林党人多达数百人。

    ● 安贫乐道

    孔子曾经极力推崇他的学生颜渊，就因为颜渊能安贫乐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安贫乐道精神，孔子曾经有许多表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在孔子看来，道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甘愿选择道义而放弃富贵。

    孔子的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最著名的就是晋朝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安贫乐道的精神成就了中国古人的气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了千古伟人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在物质利益的冲击下，古代许多贤士大多能淡然置之，这种节操确实令人崇敬。

    ● 清正廉洁

    晚清名臣张之洞死的时候家中居然无钱为张之洞办理丧事，最后是张之洞的一些门生和朝中的一些正直的官员凑钱为张之洞办理的丧事。像张之洞这样两袖清风的官员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并不少见。张之洞的前辈曾国藩就是清廉大臣的杰出代表，作为清朝中兴第一能臣，曾国藩的地位在清朝极为隆重，但是他仍然坚持教导子弟要勤俭持家、保持耕读的传统。宋代最著名的清官包拯在离任时，百姓赠送一砚他都拒不接受。这些清廉者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气概令人折服。

    张之洞有一副名联，其中一联是：“无求便是安心法”。公生明，廉生威。清廉的影响力和时代穿透力都极强。唐朝大历年间，皇帝任命杨绾为宰相。听说这一消息后，御史中丞崔宽立即将自己花园中号称“天下第一”的楼台亭阁全部拆除。汾阳王郭子仪也立即将自己家中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因为杨绾为官廉洁自律已经闻名天下。

    ● 慎独自律

    古人在慎独自律方面所作出的表率，具有垂范千古的作用。慎独是一个人把道德律条内化为个人品行的重要表现。一个人在无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做到品行端正，表里如一，确实难得。

    中国古代的大儒，无不推崇慎独。“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

    ● 仁孝爱民

    仁孝爱民的本质都是一个爱字，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博爱精神。儒家对“仁”的注解是：“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仁所体现的是一种博爱众生的精神。而孝乃是对自己家人的爱护，这种爱古人认为是最基本的一种爱。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的家人都做不到爱，也就更谈不上对他人的爱了。所以历朝历代都推行以孝道治天下，就是提倡人们要有爱心。在古代，人才的两个最基本的要求乃是孝和廉，所以最初国家推选的人才都被称为“孝廉”。爱民则是将博爱精神具体到自己所管辖的民众的身上。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这种思想在古代的士林中很受欢迎，在君王残暴昏暗的时代，总会有人敢于揭竿而起，为民生大声疾呼，不惜冒着“杀身成仁”的风险，这种精神极为伟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可以说是这种博爱思想的具体体现。

    除了上面提及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品德之外，古人在道德情操方面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勤俭、爱国等，这些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