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自做猴车断轴装置:“红旗渠”的故事——“唱红”特别随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7 08:22:49
“红 旗 渠”的 故 事
——“唱红”特别随想之二
(原创:应学俊)
如重庆“唱红”之响动不是如此之大,笔者大约不会想到一些久远的事。由于年龄、经历和所研究的兴趣,导致在听到某些被称为“红歌”之歌时,有一些与更年轻者或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一样的联想,姑且称之为“特别随想”。这样的特别随想不少,故有“之一”“之二”或更多。
没仔细查,在中宣部和重庆市推荐的曲目中似乎没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纪录片《红旗渠》主题曲《定叫山河换新装》,但在“(重庆)中华红歌会”开幕式上有了这个曲目的表演,故可视为官方认可。听着那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笔者的思绪飘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
一、红旗渠是被生存环境恶劣逼出来的
“红旗渠”位于河南林县——原名“引漳入林总干渠”工程,称为太行天河,全场71公里,大部分渠线从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通过,施工难度非常大,施工人员也冒着生命的危险。始建于1960年的红旗渠实在了不得,可称为世界奇迹,正如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以那么劣质的装备把美国兵赶到朝鲜三八线以南一样,令许多外国人称奇而无法理解。笔者也为之深深感动,中国人真的了不起,它也是林县人民的骄傲。“红旗渠”与长城相比,虽然长度不可比,但其难度应当大大超过长城的修建。因林县缺水到危及人的生存,这才逼出了穿山越岭“引漳入林”的工程,后来更名为“红旗渠”。网上搜索印有鲜明文革时代印记的纪录片《红旗渠》不难,无须笔者赘述。
二、红旗渠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其实正相反
“红旗渠”始建于1960年,竣工于1969或曰1970年。由于竣工于“文革”期间,于是便被誉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似乎有点不太靠谱,其实总干渠到分水岭1965年就通水了——正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研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原子弹1964年爆炸成功,氢弹1967年研制成功,一些人便都将其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也是完全不靠谱的事情(文革1966年5月始发动)。不过也难怪,文革中是把一切工作成就统统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包括医生治好了什么疑难杂症或某司机开车几十万里无事故等等。
林县人民是了不起的,林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杨贵也是了不起的。但是,杨贵却因“红旗渠”而几度沉浮,差点丧命。红旗渠开始兴建的1960年,正是中国所谓“三年极端经济困难”以及大饥荒时期,据央视网报道资料:“统计数字显示,1960年河南省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而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了两百万之多。这种情况下,中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可见饥荒到何种程度(点击链接)。在后来中央调整经济工作的过程,“红旗渠”曾被要求下马。中央对当时经济工作调整的政策是必须的,岂能再搞“大跃进”而人畜不保?但林县当年大旱,不修红旗渠也是死路一条,修了还兴许有大的改观。于是杨贵不忍让红旗渠半途而废,但却因此被批为“个人英雄主义”、功利主义,违背中央决定,差点被撤职查办。然我党总是告诫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而到了“文革”,杨贵则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革命”对象,被罢官管制劳动,被整得差点生命难保。红旗渠建设停滞,遭到严重破坏,是了解他的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的某些记者保护了他,报告周总理,总理下令保住了杨贵,保住了红旗渠,这才在1969年基本竣工。红旗渠的建成与“文革”何干?如有关系那就是遭到文革干扰和遭受挫折的关系。在修建红旗渠这件事上,杨贵书记沉浮不定,命运多舛,无须细表……
三、纪录片《红旗渠》主题歌无法承载红旗渠的精神、故事中的丰富、复杂的内涵
当我们今天在唱着《红旗渠》主题曲时,唱着“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定叫山河换新装……誓把河山重安排,……荒山变成大寨田”时,有多少人能想起、记得当年的杨贵书记所受的劫难,有多少人能从红旗渠的一波三折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呢?一个劲儿的唱歌是容易的,但认真的思考却是困难和痛苦的。红旗渠近10年建设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如果总结起来,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对改进我们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许比简单地唱唱它有价值得多。
而产生于文革中的纪录片《红旗渠》主题歌,其歌词无疑也带有深深的文革烙印,与我们今天正在践行的“科学发展观”有悖。请看——“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定叫山河换新装……誓把河山重安排,……荒山变成大寨田……”这里面有个人崇拜、形而上学,有不能提倡的“誓把山河重安排”这样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话,还有不符合因地制宜故不再提倡的“学大寨”的口号。我们今天还以高调推荐来唱这样的歌,很容易在“集体无意识”高亢的歌咏中不知不觉引导人们重新回到原来某些不正确的思维中——比如个人崇拜、形而上学以及违背科学发展的理念,这是我们“唱红”的主导者完全不应忽视的大是大非问题,并非笔者吹毛求疵上纲上线。群众可以错唱、唱错,可以“集体无意识”,但主导者却不应没有冷静、客观的理性思维以及对“唱红”之“红”的认真审视。
英雄的红旗渠、英雄的林县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的好书记杨贵、许许多多在红旗渠建设中牺牲、负伤的百姓或英雄都是我们不应当遗忘的,是值得颂扬的——然而刻着文革烙印的纪录片《红旗渠》主题曲歌词则是应当好好修订的。《重庆商报》载文“作曲家戚万凯创作了一首歌曲《啊,红歌》,歌颂红歌,为唱红歌叫好,他在这首歌曲中称赞红歌‘能斩妖除魔,歌声中站起了一个新中国’”——此说是有些片面的:什么是“红歌”?那些宣扬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形而上学以及实际上在宣扬“文革”的歌算不算“红歌”?□
林县人民穷则思变、困则思变、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永远发扬的,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应当回到这首“红歌”所唱的时代,认为因此可以随意“安排山河”而无须考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和发展,或者认为还是应当以某一钟思想来“武装”便“无往而不胜”,那就大错特错了。□
2011年7月13日
◎ 看完此文,如有兴趣,可以看看当年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的讲述,很能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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