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路施工方法:思想：性别的追问

思想：性别的追问
王周生
大约10年前，即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朋友王政博士(现为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副教授)回国，恰逢她孩子生日。我买了个娃娃送去，却发现她的孩子是个3岁的男孩。怎么能给男孩送娃娃呢？于是心里不安。我向王政表示歉意。她奇怪地问，这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男孩不能玩娃娃？我说，男孩应该玩飞机坦克变形金刚，培养阳刚之气，女孩才应该玩娃娃培养温柔之情。她又问，这是谁规定的？为什么要这样规定？难道女孩不该有阳刚之气？男孩不该有温柔之情？
我一愣。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之后，我接触了一些西方妇女学的理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概念呈现在面前，那就是“社会性别”，英文为“gender”。我试图弄清“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关系。生育带给女人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女人无法和男人平等，但是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不只是因为先天的生理差异，社会文化后天造成的性别差异，更深地禁锢着人们。随着学习的深入，我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不断地追问：性别究竟是什么，女人究竟是什么，女人的美是什么，“女”作家是什么……事实上，所有关于女人的追问都是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对我们文化的追问。于是，我写了一些体会文章，渐渐形成一个课题——“当代文化与社会性别”。
于是有人说，啊，你是女权主义！
我不敢冒充主义，对于我来说，主义太宏大。我关注的是身边事。我提出问题，却远远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对于英文“Feminism”一词，在中国它被翻译成“女权主义”，我一直心存疑虑。英文单词的本意没有一点“权”的意思，确切地说，它应该翻译成“女性主义”才对。在欧美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从争取财产权转到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所以这个词的含义也从早先的“男女平等主义”、“女性主义”演变成了“女权主义”。20世纪初，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妇女解放和权益作斗争，也就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女权主义”。上一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运动的结果，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妇女学》，近几年又叫《社会性别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大都设立这门专业，有的叫妇女中心，有的干脆叫妇女学系。不管贴的是什么标签，大家为的是同一个目标——性别平等，人性提升。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以我国妇女地位高而自豪：我们“自强、自尊、自爱、自立”，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男女同工同酬，有产假、例假，还有哺乳期……总之，我们从来不觉得比男人矮一头，特别是10年“文革”期间，我们甚至在外形上都和男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切，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致使我们觉得没有什么“苦”可诉。其实，我们更应该向西方妇女学习，抛弃那些“自然”的好感觉，认真反思我们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上而下给予妇女的平等权利削弱了，在完全靠自身的能力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中国妇女感到了明显的不平等，何况，在意识形态领域，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正在迅猛回潮。只要不做鸵鸟，不把头埋在沙堆里，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问题。
1874年，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一书中借主人公之口，阐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男女关系的平等模式。
法国大革命期间，两个为着推翻君主制度、建立理想共和国而并肩战斗的战友，在牢里进行最后的对话。一个是因人道的理由放走敌人而被判处死刑的郭文，一个是代表革命政府判郭文死刑的审判官西穆尔。临刑前，西穆尔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来看望老友郭文，在最后的时刻，他们讨论理想中共和国的模样时，郭文认为，如果女人是男人的女仆，那么男人也是女人的男仆；如果男人在他自己的家里是一个皇帝，那么，女人在家里就是一个皇后。
西穆尔问：“这就是说，你想使男人和女人的地位……”
郭文说：“平等。”
西穆尔说：“平等！你这样想吗？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
郭文说：“我说的是平等。我没有说相同。”
第二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主张在理想的共和国中男女平等的革命者郭文倒在断头台上，同一时刻，痛苦不已的审判官西穆尔对着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
他们身后，理想的光芒四射。
这是120多年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个年代，女人只是男人的仆人，更不要说有财产权和选举权。雨果勇敢地表达了一个深植于内心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怀：女人是男人的仆人，男人是女人的仆人——男女平等。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男人也能成为“女人的仆人”，然而，100多年后，以法律的形式，它在许多国家被实现了。雨果的思想依然闪烁光芒，尤其是那句“我说的是平等，我没有说相同”是多么深刻，因为，只有承认先天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男女平等，才是真正的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