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问道仙宠大逃亡被怪秒:重塑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23:59:15
重塑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 ■鲍宗豪
文化强市要“强”文化产业，但更要“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软环境”。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要形成一个既能促使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证社会文化事业满足大多数市民文化需求，保障大多数市民文化权益和谐共生的社会空间。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文化强市、文化强省成为我国不少省市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城市竞争力战略选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弄清：文化强市“强”什么？仅仅是“强”文化产业还是“强”城市的“软实力”？“文化强市”的重心仅仅是“强”一流的标志性文化设施，还是“强”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即能保障市民公平公正地享受文化权益的社会空间？
文化强市“强”什么
我认为，文化强市要“强”文化产业，但更要“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软环境”。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但还不是“软实力”的全部。在城市“软实力”与“软环境”相对一致的意义上看，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社会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为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均衡、协调的发展空间，又能为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保障文化权益提供公平、公正的空间。
只有形成了城市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和谐发展的社会空间，才可以说该城市在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提升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方面走出了关键性一步。因为城市空间并非纯物理的安排，常常体现了生活于城市社会空间中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战略观、战略规划、战略选择。离开了对城市社会空间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常常会流于形式，或只是一种“理想”。我们在确立文化强市战略时，必须重视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问题，必须把城市社会空间当作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实现可持续推进城市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战略的社会基础来认识、来规划。
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
城市空间结构由各构成要素在城市地域范围内的有序分布和组合而形成。城市的一切功能活动都是在各类基本城市物质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各要素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也就带来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类型。
20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它是应用古典人文区位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观点和学说。这些城市空间理论的贡献在于从经济的视角来探索城市空间的结构，但并没有将城市空间的研究与阶级、种族等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也看不到地理学政治的影响，当然更没有涉及城市空间的性别视角。
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提出了“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与“国家化空间”三个层面的空间分析理论，同时更聚焦于“社会空间”的分析，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认识论”的观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概念。种种空间理论的思考大致有两种向度：一是把空间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解释；二是关于精神的建构，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又运用“间性空间”理论考察纽约、伦敦等城市文化的混杂现象，提出了城市空间重构理论。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空间转向”及其对“空间”的反思，不仅体现在城市设计、城市建筑、城市地理等学科中，而且对城市化、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产生一定影响。我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实质上是反思西方城市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城市社会之后，反观城市空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列斐伏尔、卡斯特对“社会空间”、“流动空间”的关注、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实质上是给正在进入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的提醒：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分化问题，更要重视在规划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布局文化产业园区时，从城市发展的战略层面，从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的社会空间视角，对城市紧张的物理空间进行战略布局，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可持续地推进城市的文化产业和社会文化事业。
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到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已达到48%左右。在快速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一是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分化。中心城区和郊区虽是城市地理空间的区分，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心城区与郊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族群、不同人口素质的差异。我国的郊区城市化虽然改变了“传统郊区”的状况，但是，中心城区仍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具有郊区无法相比的重要性：中心城区是高利润率产业与高收入社会群体的首选之地，并在不断排斥低利润率产业与低收入社会群体；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仍远远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产业密度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密度都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综合性功能也是郊区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低收入社会群体特别是外来人口主要滞留在城市边缘的郊区。
二是城市空间的贫富分化。在我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以豪华别墅区、高级公寓区和高标准小区为代表的高收入居住区；以安居工程和经济实用型小区为主体的中低收入居住区；以旧城衰败街区、经济效益差的工厂企业单位旧有公房、自建简陋房和政府新建廉租房为代表的低收入居住区等。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都会不自觉或被迫向他们所属的阶层聚集，形成“富人区”和“穷人区”。“富人区”占据城市核心地段，享有便利的交通，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较高的生态质量和景观品质。而弱势群体只能被迫迁往郊区或被指定的低标准社区，使得贫困人口的社会交往网络进一步恶化；穷人社区的教育也很可能受到影响，从而造成新生代的就业能力降低，失业加剧，构成贫困的循环积累。
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
针对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空间的“分化”现象，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关注社会空间重塑问题：
一是城市人性化空间的重塑。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建立在适应农业文化的土壤之上。但是在传统城市街区的空间设计中，非常讲究街区空间的收放，它体现出古人对于空间的丰富多变性的追求。街道宽窄的处理，在人们向前的移动中不断地调节着人们的视线和心理感觉。传统的城市街区中，道路两侧的建筑物的凹凸有致实现了视线的跳动感，别有韵味。
但是，现在的城市街区，似乎已很少看到这种收放互换的传统空间布局了。笔直的水泥路两侧，仍是笔直而整齐的建筑物，缺少美感。站在街的这头，整条街可以一览无余，一直看到街的那头，也更不用说像划蛋糕一样条条块块千人一面的居住区了。从目前的中国城市看，汽车道、停车场、步行道、广场、绿地、游戏场、运动场、花园等公共地段成为禁入或不适宜活动的空间、与社会交往不甚相宜的空地，公共空间的意义被扭曲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汽车社会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城市的空间结构。汽车社会化一方面是由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单位、族群加入汽车社会而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汽车成为城市社会空间中交往的主导，行人要战战兢兢、气喘吁吁地小跑着走过马路。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以汽车的社会化空间拓展为本。
同时，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新兴起的大量房地产楼盘，对新型楼盘小区的居住者来说，具有某种空间占有性，可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是一个个的封闭式空间，这种封闭的空间越多，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空间就会越少，这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建设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任何违背人性的想法、做法，都是与城市风格追求的终极目的相违背的。
二是城市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的重塑。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它不同于过去的城市时代，而是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新的城市世纪、城市时代。针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弊端，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城市主义，初衷是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引导城市核心价值的发现，恢复传统的城市魅力，反对不理智的郊区无序蔓延，重建城市，建立适宜居住的真正社区。它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并与新经济时代各种要素相结合，重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邻里社区来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模式。新城市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的思想，应成为21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更科学合理地重塑城市社会空间、构建和谐城市社会形态的一种重要借鉴。
三是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价值重塑。在群体认知层面，对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认识与评价，是人们对城市的个性、地域文化、环境文化整体的认知与评价。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然而，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变化中，恰恰体现着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享受文化权益的状况，反映着城市市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要以“人性化”空间重塑为核心，以社会空间资源配置的均衡化为途径，在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发展城市空间社会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既能促使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证社会文化事业繁荣、满足大多数市民文化需求，保障大多数市民文化权益和谐共生的社会空间。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不仅将为城市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而且将成为城市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软环境”品质的战略空间。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文化强市要“强”文化产业，但更要“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软环境”。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要形成一个既能促使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证社会文化事业满足大多数市民文化需求，保障大多数市民文化权益和谐共生的社会空间。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文化强市、文化强省成为我国不少省市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城市竞争力战略选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弄清：文化强市“强”什么？仅仅是“强”文化产业还是“强”城市的“软实力”？“文化强市”的重心仅仅是“强”一流的标志性文化设施，还是“强”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即能保障市民公平公正地享受文化权益的社会空间？
文化强市“强”什么
我认为，文化强市要“强”文化产业，但更要“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软环境”。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但还不是“软实力”的全部。在城市“软实力”与“软环境”相对一致的意义上看，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社会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为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均衡、协调的发展空间，又能为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保障文化权益提供公平、公正的空间。
只有形成了城市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和谐发展的社会空间，才可以说该城市在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提升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方面走出了关键性一步。因为城市空间并非纯物理的安排，常常体现了生活于城市社会空间中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战略观、战略规划、战略选择。离开了对城市社会空间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常常会流于形式，或只是一种“理想”。我们在确立文化强市战略时，必须重视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问题，必须把城市社会空间当作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实现可持续推进城市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战略的社会基础来认识、来规划。
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
城市空间结构由各构成要素在城市地域范围内的有序分布和组合而形成。城市的一切功能活动都是在各类基本城市物质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各要素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也就带来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类型。
20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它是应用古典人文区位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观点和学说。这些城市空间理论的贡献在于从经济的视角来探索城市空间的结构，但并没有将城市空间的研究与阶级、种族等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也看不到地理学政治的影响，当然更没有涉及城市空间的性别视角。
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提出了“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与“国家化空间”三个层面的空间分析理论，同时更聚焦于“社会空间”的分析，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认识论”的观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概念。种种空间理论的思考大致有两种向度：一是把空间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解释；二是关于精神的建构，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又运用“间性空间”理论考察纽约、伦敦等城市文化的混杂现象，提出了城市空间重构理论。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空间转向”及其对“空间”的反思，不仅体现在城市设计、城市建筑、城市地理等学科中，而且对城市化、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产生一定影响。我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实质上是反思西方城市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城市社会之后，反观城市空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列斐伏尔、卡斯特对“社会空间”、“流动空间”的关注、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实质上是给正在进入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的提醒：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分化问题，更要重视在规划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布局文化产业园区时，从城市发展的战略层面，从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的社会空间视角，对城市紧张的物理空间进行战略布局，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可持续地推进城市的文化产业和社会文化事业。
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到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已达到48%左右。在快速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一是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分化。中心城区和郊区虽是城市地理空间的区分，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心城区与郊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族群、不同人口素质的差异。我国的郊区城市化虽然改变了“传统郊区”的状况，但是，中心城区仍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具有郊区无法相比的重要性：中心城区是高利润率产业与高收入社会群体的首选之地，并在不断排斥低利润率产业与低收入社会群体；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仍远远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产业密度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密度都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综合性功能也是郊区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低收入社会群体特别是外来人口主要滞留在城市边缘的郊区。
二是城市空间的贫富分化。在我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以豪华别墅区、高级公寓区和高标准小区为代表的高收入居住区；以安居工程和经济实用型小区为主体的中低收入居住区；以旧城衰败街区、经济效益差的工厂企业单位旧有公房、自建简陋房和政府新建廉租房为代表的低收入居住区等。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都会不自觉或被迫向他们所属的阶层聚集，形成“富人区”和“穷人区”。“富人区”占据城市核心地段，享有便利的交通，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较高的生态质量和景观品质。而弱势群体只能被迫迁往郊区或被指定的低标准社区，使得贫困人口的社会交往网络进一步恶化；穷人社区的教育也很可能受到影响，从而造成新生代的就业能力降低，失业加剧，构成贫困的循环积累。
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
针对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空间的“分化”现象，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关注社会空间重塑问题：
一是城市人性化空间的重塑。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建立在适应农业文化的土壤之上。但是在传统城市街区的空间设计中，非常讲究街区空间的收放，它体现出古人对于空间的丰富多变性的追求。街道宽窄的处理，在人们向前的移动中不断地调节着人们的视线和心理感觉。传统的城市街区中，道路两侧的建筑物的凹凸有致实现了视线的跳动感，别有韵味。
但是，现在的城市街区，似乎已很少看到这种收放互换的传统空间布局了。笔直的水泥路两侧，仍是笔直而整齐的建筑物，缺少美感。站在街的这头，整条街可以一览无余，一直看到街的那头，也更不用说像划蛋糕一样条条块块千人一面的居住区了。从目前的中国城市看，汽车道、停车场、步行道、广场、绿地、游戏场、运动场、花园等公共地段成为禁入或不适宜活动的空间、与社会交往不甚相宜的空地，公共空间的意义被扭曲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汽车社会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城市的空间结构。汽车社会化一方面是由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单位、族群加入汽车社会而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汽车成为城市社会空间中交往的主导，行人要战战兢兢、气喘吁吁地小跑着走过马路。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以汽车的社会化空间拓展为本。
同时，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新兴起的大量房地产楼盘，对新型楼盘小区的居住者来说，具有某种空间占有性，可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是一个个的封闭式空间，这种封闭的空间越多，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空间就会越少，这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建设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任何违背人性的想法、做法，都是与城市风格追求的终极目的相违背的。
二是城市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的重塑。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它不同于过去的城市时代，而是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新的城市世纪、城市时代。针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弊端，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城市主义，初衷是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引导城市核心价值的发现，恢复传统的城市魅力，反对不理智的郊区无序蔓延，重建城市，建立适宜居住的真正社区。它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并与新经济时代各种要素相结合，重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邻里社区来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模式。新城市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的思想，应成为21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更科学合理地重塑城市社会空间、构建和谐城市社会形态的一种重要借鉴。
三是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价值重塑。在群体认知层面，对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认识与评价，是人们对城市的个性、地域文化、环境文化整体的认知与评价。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然而，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变化中，恰恰体现着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享受文化权益的状况，反映着城市市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要以“人性化”空间重塑为核心，以社会空间资源配置的均衡化为途径，在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发展城市空间社会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既能促使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证社会文化事业繁荣、满足大多数市民文化需求，保障大多数市民文化权益和谐共生的社会空间。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不仅将为城市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而且将成为城市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软环境”品质的战略空间。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