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在１９６３年考入苏高中，本应在１９６６年毕业，但适逢文革开始，于是又在苏高中呆了两年，１９６８年秋天才离开苏高中到农村去插队。岁月如流，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只剩下一些碎片，下面就是其中较为完整的几片。

苏高中琐忆

苏高中原来叫苏州中学，五十年代取消了初中部，就改称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

苏高中在苏州市以及苏州地区的范围内真可说是大名鼎鼎，家喻户晓。它坐落在苏州城南的三元坊，据说明清时代那儿曾出过三个状元。每当公共汽车开到三元坊站，女售票员就用吴侬软语报站名：“三元坊到哉！到苏高中的旅客请下车！”对在苏高中对门的苏州医学院却一字不提。苏高中的学生也对对门的大学不屑一顾，如果有人要表示谦虚，说自己考不上好大学，就说：“我只能到对门去！”此话要是传到医学院师生的耳朵里，肯定要把他们气死。

那时进出校门是必须佩带校徽的，我们也很乐意佩上一枚白底红字的校徽，那样在苏州城里走来走去觉得很光荣，而且确实会引来同龄人及其父母的羡慕的目光。烧开水的阿胖每到星期天就换上呢子制服，佩上与老师一样的红校徽，仪态万方的走出校门去。有的同学鄙夷不屑地说阿胖又要去骗女朋友了，其实阿胖的行为是合法的，老师和工友都佩红底白字的校徽本是校方的规定。

我从乡下的琼溪初中来到苏高中，还没进门就被那气势宏伟的大门镇住了。大门里面开满鲜花的花坛更使我惊讶万分，我们琼溪中学只有上级来视察时才临时在校门口摆几盆花，哪像这儿平常日子里也能看到一大片的姹紫嫣红。

正对着大门的是“立达楼”，当时我没读过《论语》，还以为“立达”是一个人名字。立达楼是实验楼，楼里有四间物理实验室和四间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的名字分别冠以“电学”、“光学”、“热学”和“力学”，看看门口挂的牌子就使人肃然起敬了。化学实验室的名字比较朴素，只以“第一”、“第二”作标志。新生入学教育时我们排着队从这些实验室鱼贯而过，那些仅从课本插图上见过或根本素昧生平的仪器使我眼花缭乱。琼溪中学的张老师给我们上物理课和化学课时，只是偶尔搬几架仪器到教室来作演示，一下课就拿走了，根本不许我们摸一下。在苏高中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做实验，这一下提高了我对物理、化学的兴趣。要是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还学不好理、化，那准是冥顽不灵的笨蛋了。

校园里有两个水池，一个名碧霞池，另一个名辰雨池。两个池之间是一座小山，名道山。道山上树木葱茏，山顶有个石亭，亭子里那块“道山亭”的匾是清末的苏州状元陆润庠手书的，足以证明这里是出人才的地方。

我很喜欢坐在辰雨池西侧的石凳上看书，从那儿正好可以看见立达楼在池中的倒影。可惜当时全班同学中谁也没有照相机，我没能留下一张风华正茂的我在池边的留影。等到我日后带了相机重到辰雨池边时，却已是两鬓染霜了！

苏高中的地址原是苏州的府学，被改建成体育馆的大殿上依然悬着“明伦堂”的匾额。校园的后部与文庙相连，语文老师说当年金圣叹哭庙的事就发生在那里，当时我还不知道金圣叹是谁，也就没有深究其事。

从此我就在苏高中里读起书来，以为这里将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出发点，没想到几年后正是在辰雨池畔彻底埋葬了我全部的理想。

苏高中的宿舍之一

苏高中的学生全部是住校生，这是学校的规定，即使你家就住在三元坊，也只准周末回家，平时必须住在学校宿舍里。

我对住宿条件不太在意，一间大房间，住十七八人，虽然挤一点，但是挺热闹，尤其是在晚自习下课以后、熄灯铃未响以前的那三刻钟里，有说笑的，也有吹拉弹唱的，简直嘈杂得像茶馆。不过熄灯铃一响，顿时鸦雀无声。负责管理宿舍的沈先生会在暗中察访（苏高中凡是年龄较大的的老师都称先生，这也是使我们肃然起敬的地方），看哪个宿舍还在发出声响，那是要汇报给班主任老师，作为违反纪律的事件记录在案的，谁也不敢大意。

床都是双层木床，全室只空出两个下铺，用来放脸盆、牙具，其余的统统有人睡觉。睡上铺还是睡下铺，大有讲究。一般说来，上铺的优点是比较干净，别人不会轻易爬上去，其缺点是爬上爬下的挺麻烦，而且挂蚊帐也很不容易。我分到了上铺，不过我没有蚊帐，倒省去了敲钉子、拉绳子的麻烦事。我把草席一铺，床铺就算整好了。下铺的主要缺点是别人会来乱坐，床单很难保持整洁。不过说实话，我们的床单差不多一学期才洗一次，到了后来上铺的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开学的第一天，宿舍里最热闹了，除了同学外，还有许多家长进进出出。然而学校管理得很严格，规定家长一律不准在宿舍里留宿，其实那个床铺也绝对不可能睡下两个人，很快宿舍里就只剩同学了。

第二天晚上，沈先生陪着校长、总支书记以及教导主任等校领导来视察宿舍。一行人走进我们的房间，个个笑容可掬。他们走到我的床边，校长忽然问：“你怎么没有挂蚊帐？”

我回答说：“我没有带蚊帐来，妈妈说明年再给我买蚊帐。”

不知何故他们一起笑起来，校长回过头去对沈先生说：“明天先借给他一顶！”沈先生连声称是。

第二天，沈先生真的取来一顶蚊帐借给我，使我免去了蚊子叮咬之苦。后来我才知道，学校里有现成的三十来顶蚊帐，专门用来借给同学的。僧多粥少，根本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就制定了政策，先把蚊帐的数额分配到各班，然后经过相当复杂的申请、评审程序，再分发到同学之手。想不到昨晚校长偶尔经过我的床铺，竟使我占了一个大便宜！其实我们宿舍里没有蚊帐的同学远不止我一个，但是校长没有从他们的床前经过，就无缘得此幸运了。

我一生中万事都不顺利，对那次偶然降临的幸运始终难忘。后来文革时批判校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却从未在上面签过名，就是还记得那顶蚊帐的缘故。

到了冬天，学校里发下一大堆稻草垫子借给同学，这是人人都有份的，除非你自己放弃。草垫子大概用过多年了，已被压得很单薄、坚硬，还有一股霉味。我们领到后放在院子里曝晒几天，才变得蓬松一点，不过比起家里铺的松软清香的新稻草来就差得太远了。

苏高中的宿舍之二

苏高中的男生宿舍与女生宿舍都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分别建在两个大院子里，女生在东院，男生在西院。两个院子是连在一起的，中间只隔一道墙。墙有一丈来高，要想爬过去并非难事。不过学生都以礼自守，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张生跳墙的事，更不会有“东邻之子”来登墙而窥。

男女宿舍之间虽然谈笑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偶然大风把晾在东院里的衣服刮过墙来了，男同学看见了花花绿绿的女生内衣裤，会很不自然的掉过头去。而寻找衣服的女同学则红着脸走进西院来捡取，然后飞一般地逃出去，倒好像西院里住的是一群流氓。

期末将至，我们都觉得盖了几个月的被子该洗一下了，被子确实已经很脏，有点“布衾多年冷似铁”的味道了。可是我在家里是专管汲水、买米、打煤饼等力气活的，拆洗被子是姆妈（后来也有小妹）的事，我虽然看见过她们干这活，自己却从未做过。不过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能够学会原来不会的事情。我就专门去买了一块肥皂和一根粗大的“鞋底针”，决心自己来拆洗被子。

我狠狠地用板刷刷我的被里和被面（它也是棉布的，也一样的脏），几乎把一块肥皂用光，才用清水漂洗。不料晒干后，布面上出现了一道道的白痕，这才知道肥皂擦得太多了。

套被子的问题更加严重，我没有事先把棉胎晒松，结果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法让针刺透两层棉布和一层棉胎。后来我心生一计，把针尾顶在床板上用劲压，好不容易总算刺透了一针。不料如此艰难地刺过几针后，针忽然折断了！重新出去买回一根针，不久又断了！于是我一下子买回三根针，并大幅度地扩大针脚的长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斗，才算在最后一根针尚未折断之前把被子套好了。

寒假中我回到家里向姆妈如实汇报拆洗被子的经过，姆妈笑弯了腰，同时又责问我：“你就不会请女同学帮帮忙吗？”她哪里知道我们与女同学是素不往来的呀！

然而到了高二的下学期，竟发生了一次男同学夜闯东院的事件。

那天夜里，寒风呼啸。半夜时分，忽然从东院传来女生的尖叫声和哭声，把我们都惊醒了。侧耳倾听，叫声中有“救命”和“抓小偷”这两句话。有小偷！大家兴奋起来，紧接着就听到沈先生在走廊里大声呼喊，让我们快到东院去。我们三下两下套上外衣，有人连鞋也没穿，就呼啸着冲出已经洞开的西院大门，又冲进东院大门。

这时很多女生已跑到室外来了，她们七嘴八舌地抢着报告事情经过，我们听了半天，仍不得要领。几个住学校宿舍的单身男老师也闻讯赶来，他们指挥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跟着体育老师朝校门口去追击，另一路留在东院仔细搜查。闹腾了个把小时，两路人马都毫无所获，校园里才渐渐安静下来。

事后才弄清楚，那夜确有一个小偷潜入东院，当他去偷一个女生盖在身上的毛衣时，女生惊醒了，就大叫起来。小偷其实并未逃走，他只是躲进另一个女生的床底下，等人群散去后才从容地溜走。而第二个女生目睹小偷钻进她床下，却一直缩在被窝里不敢声张！

事件虽然过去了，但是夜闯东院的经历却让男同学们兴奋了好多天，大家仔细地回忆每一个细节，热烈地争论当时决策的对错，并指责那个胆小如鼠的女生。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如此兴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与男女有关的暧昧情愫？却是谁也没有想过。

苏高中的食堂之一

苏高中的学生全部住校，当然也全部在学校吃饭，大礼堂就一身二任，平时当食堂用，开大会时就当会堂用，只需把那些饭桌搬到一边就行了。厨房紧挨着礼堂，有一扇门相通。开饭前，食堂工人就把排满了饭盒的大蒸笼抬进礼堂，并在每张饭桌上放上一盆菜。

有时我们在礼堂里开会到了开饭时间，食堂的工人就从那扇门里探头探脑地往礼堂里窥视，甚至还有饭菜的香气飘过来，大家便一起诅咒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发言的人。有一次八班的一个“全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台上汇报学习心得，竟然从上午十点一直讲到下午一点还不肯住嘴，害得我们在下面直咒他立刻中风倒地而死。

搭伙的制度分两种，一种叫“全膳”，就是一周七天都在食堂里吃。另一种叫“星停”，是“星期天停膳”的简称，就是星期天不在食堂吃，那是专为家住苏州城里的同学而设计的。我们来自各县的学生当然吃“全膳”，要不星期天到哪里去吃饭呢？

然而不久就有精明的同学发觉，事实上吃星停更合算，原来那样每周可以退回一斤粮票和三角钱，自己设法对付星期天的三餐。虽然麻烦一些，但是那一天就不会被食堂的师傅盘剥了。食堂的师傅们个个脑满肠肥的，要不是从我们的伙食费和粮食定量里揩到了油水，怎么可能气色比老师还好？他们每个月也不过挣三十几元钱罢了！

有一天我班的小王身体不适，没上第四节课，中午十一点半就到食堂去了，刚巧看见一个师傅把一盆菜放在饭桌上，随手从盆里捞了一块肉塞进嘴里。从此我们就管那个师傅叫“偷肉吃”，不过他属于伟大的工人阶级，大家只敢在背后叫叫而已。

吃饭虽然是我们一天中最盼望的事，但是也带来不少烦恼。最常发生的是拿错饭盒。饭盒都是自备的，盒盖和盒身上都刻着姓名。刚入学时有些同学用红漆写名字，过不多久就漫漶不清，后来一律改为铭刻了。然而即使如此仍会出错，原来我们的用餐程序是吃过一顿饭后便把洗干净的空饭盒放进蒸笼，由师傅们在饭盒里加米加水，再蒸下一顿的饭。师傅们工作起来太粗心，便时常发生饭盒张冠李戴的错误。开饭时饭盒一排排的平躺在蒸笼里，大家按照盖子上的名字各觅其盒，常会拿对了自己的饭盒盖而错吃了别人的饭盒。

按理说每份饭是同样的量，师傅们加米时用一个特制的小杯舀米，并用尺子把高出杯沿的米刮去，像化学老师用量杯一样的精确。虽然那个专管量米的师傅在操作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半个拇指放在小杯里，从而使实际放进饭盒的米略少于规定的量，但是他干得非常熟练，而且对每个饭盒的主人一视同仁，所以每个饭盒里放的米是绝对一样多的，吃错了饭盒也不会吃亏。可是有些女同学很挑剔，嫌男生的饭盒脏，当她们发觉自己的饭盒盖盖在别人的饭盒上，而自己的饭盒却正被某个男同学捧在手中享用时，往往会大叫大嚷，弄得双方都很尴尬。

不幸的是，这种错误几乎总是由男生犯的，原因在于男生总是先奔进食堂，而女生却经常姗姗来迟。每到上午第四节课还剩十来分钟时，坐在教室里的男生便“不安于室”了。我们收起课本、文具，摸一下一年到头都放在口袋里的饭匙，摩拳擦掌的等待下课。铃声一响，便以跑百米的速度奔向食堂。当女生们娉娉袅袅地走到食堂时，我和陈本业已经在食堂外面的水池边洗饭盒了。

幸好我对自己的饭盒认得非常准，甚至不看铭文也能把它从热气腾腾的大蒸笼里一眼认出来。我在三年中只犯过一次误吃女同学饭盒的事，在这方面，我的修养已达到“不贰过”的地步了。

苏高中的食堂之二

在食堂吃饭的另一烦恼是饭和菜都不够吃。

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天一斤米，经过师傅们的雁过拔毛，吃到嘴的大概只有八九两，这实在与肚子的实际需求相去甚远。有的乡下同学从家里背来一点米，洗过饭盒后放进少许，没想到师傅们看到盒中已经有米了，怕盒主吃得太胀，便相应地往里少加一点米，结果往往是欲益反损。

我没有从家里带米到学校来过，但是曾往饭盒里放过一块糕。那天中午我美滋滋的奔进食堂，本想今天可以饱吃一顿，没想到打开饭盒一看，糕倒在里面，米饭却明显的少于平日。我气得马上到厨房去与量米的师傅论理，他仔细考察了我的饭盒后自觉理亏，才答应加晚饭米的时候给我一点补偿。

饭不够吃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不患寡而患不均”，反正大家都吃同样的量，至少男同学都是同样的不饱，所以并未带来什么气恼。经常带来纠纷和烦恼的是菜。我们的菜是按桌供应的，每桌一盆，八人共享。早饭只有咸菜，一般不会有什么矛盾发生。中饭和晚饭都吃炒菜或炖菜，颇有些油水，纠纷和烦恼便接踵而至了。

刚入学的时候，每桌的名单是校方乱点的鸳鸯谱，男女混合。其好处是女生对菜的多少不很在意，她们又不大乐意掌勺分菜，即使我们稍微给自己多分一点也不要紧。其坏处是她们总是迟到，我们站在餐桌边望断秋水仍不见她们的倩影，便先取走自己的份额而把她们的留在盆里。没想到几个女同学并不总是同时来到，结果倒数第二个来的女生以为盆中的剩菜都是她的，便给最后的姗姗来迟者留下一个空盆。这样的轩然大波发生过好几次，是非曲直连班主任或团支部也难以断决。

幸好不久学校里就发扬民主，让我们自行组合桌次了。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男同学便组成一桌，因为总是最早奔进食堂，便自号“苏高中第一桌”。

“第一桌”当然一定有我和陈本业在内，此外我们也很欢迎管佛根参加。管佛根并不是最早奔进食堂的人，但是他有一个旁人绝对没有的优点：不吃荤腥。不但不吃鱼和肉，而且不吃任何含有猪油的菜。我曾研究过其中的原因，发现他有好几个姐姐而没有兄弟，因而怀疑他是父母从佛寺里许愿求子得来的，故取名佛根，且自幼戒荤。问他本人，却笑而不答。虽然我们经常是食无鱼，而且菜盆里也决不会有大块的肉，但是细细的肉丝或小小的肉丁倒是经常出现的，于是管佛根便常常放弃他的一份，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可以享用的菜从八分之一盆上升为七分之一盆，也即增加了五十六分之一盆的量，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有时我甚至痴想，要是班里有四五个管佛根，那就好了！

排定桌次以后，我们就选出一个桌长，负责分菜的事。桌长是校方让选的，虽然不算是学生干部，但事关众人的福祉，须是德才兼备者才能胜任。我深受大家拥戴，当选了好多次。尽管大家还开玩笑地增选了副桌长及分菜监察委员等，但那都是虚职，并不真正管事的。

于是我经常在众目睽睽之下拿起菜勺，往各人的饭盒里舀菜。我先处理菜盆面上的一薄层荤菜，再分底下的蔬菜，最后分汤水。我大公无私，一视同仁，既不多给自己，也不多给陈本业。等到书读到高三，我的分菜技术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随意的操勺挥舞，却使得大家都心悦诚服，绝无怨言。

“桌长”是我在苏高中里担任过的唯一职务，可惜我从未在履历表里填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