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人reeker图解:学者张可治的悲涩人生

在重钢档案馆，珍藏着一册1947年由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印制的理论专著《工言》，书中谈“感应”，论“合作”，话“谕言”，说“机事”，最后又从一个普通的数字“3”生发出许多人生至理。其视野之宽、洞见之深，令人称奇。因为担心书名被人误解，作者特意在自序中强调，这不是一本教人“工于言”的技巧书，而是一位“工者”关于工程与社会关系的感悟和心声。

《工言》是一本奇书，其作者的身份也不寻常。他就是时任钢迁会主任的社会知名学者张可治。

出身名校的青年俊彦

张可治， 又名“志拯”，189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聚族而居”的中农之家。青少年时代，张可治胸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博览群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在这所全国闻名的学府里，张可治虽然偏重于读“实科”，但对科学普及和社会活动同样也充满了兴趣。在当年的《清华学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所撰写的《七十年来科学发达史》、《美国实业发达记》、《灯光之改良及进步》等文章。他还和洪深、周金台等同学一起演出了话剧《罗宾汉》，很多年后仍为清华学子们所津津乐道。

1916年，年仅17岁的张可治从清华学堂毕业，随后顺利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并于1921年获机械硕士学位。

1925年，张可治学成归国，先后出任浙江省赴欧洲考察专员、浙江工学院和中央大学副教授、教授。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在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期间，张可治创办了机械工程研究班，这是中国最早的研究生班。

走出象牙塔

抗战爆发后，张可治随校入渝，后来又在中国兴业公司出任过一段时间处长。这是他与钢铁工业首次结缘，尽管很想干一番事业，但由于公司上下被孔祥熙等权贵牢牢把持，张可治空有一肚子理想，无处施展。期间，目睹重庆水上交通秩序的混乱，他向当局递呈了《呈拟改善陪都各水码头上下客货交通之计划案》万言书，结果也未受重视，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重新回到中央大学教书的张可治给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和兵工署副署长杨继曾分别去信，希望能够在兵工署从事技术工作。俞大维是张可治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的同学，杨继曾是张可治1926年考察德国时的旧相识，两人都对张可治的为人和学识十分了解。恰逢1946年3月钢迁会爆发了震惊山城的“三二三”惨案，劳资矛盾激化，兼任钢迁会主任的杨继曾急于脱身，于是举荐张可治接任钢迁会主任一职。

1946年4月，张可治接到杨继曾的复函，在21厂办事处与杨继曾就接掌钢迁会一事进行面谈。张可治此前已听闻钢迁会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就连21厂厂长李承干也不敢接，但考虑到这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做事机会，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夹缝中的艰难改革

1946年5月1日，张可治正式走马上任，随行只带着学生顾吉衍一人。

尽管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钢迁会的状况和工作环境还是大大出乎张可治的意料。

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国统区经济崩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就厂内而言，“三二三”惨案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强化了对职工的控制，厂内充斥着国民党、三青团、稽查组、防谍组、警卫队和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给张可治的工作带来很多额外的压力。其中，尤以警、稽势力为甚。

钢迁会的警卫队共4个中队，有五六百人之众。警卫队表面上受厂长节制，实际上完全不把书生做派的张可治放在眼里。警卫统领袁时中养兵自重，经常借故平定“匪患”对厂内职工甚至张可治本人进行恐吓和骚扰。稽查组是特务组织，常常打着稽查旗号在工人当中培养黑暗的势力，或非法加害工人。张可治无力改变这一状况，只好通过约法三章，对其权力进行限制。他要求警卫队人数不能超过500人，警卫队士兵无事不得进入厂区，稽查组不得过问和干涉厂里的日常事务。他自嘲地将此称为“头发丝牵老虎——以理服人”。

尽管受到上级官僚和厂内党棍、稽查和厂警等黑恶势力的掣肘，张可治还是对钢迁会进行了大力整顿。他从裁并骈枝机关入手，惩治贪腐，精简干部，引进人才，尽其心力，努力改善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抗战期间，钢迁会共有6处8所1室和9个附属机构。经过张可治的整顿，只剩下3处6所1室和4个附属机构。为了全面整顿綦江铁矿矿务，他费尽唇舌，托请已在南京谋职的地质专家孙传明前来助阵。在他任内，除组织试制重型钢轨外，还对1942年就开始修筑、时作时辍的綦江铁路进行了续修。这条铁路所需的钢筋、钢轨、道钉全部由钢迁会提供，枕木就地取材。在张可治的督促下，这条铁路于1947年11月1日正式通车，解决了钢迁会生产急需煤铁的运输难题。

无奈辞职

在旧政权行将就木的大形势下，张可治的种种努力显得是那么的吃力和徒劳。再加上他不喜应酬，不擅交际，与当局的关系貌合神离，去意渐生。

1949年初，钢迁会的经济情况变得异常恶劣，加以法币贬值，职工的温饱都成了问题。此时，新任稽查组组长走马上任，来到张可治的家中，趾高气扬地宣称要整顿厂内风气，并且要支配员工生活，干涉福利和行政。张可治忍无可忍，将其臭骂一通，两人不欢而散。

春节过后，张可治主动向兵工署递交辞呈，同时给兵工署署长杨继曾去私函请辞。5月8日，准予张可治辞职的命令到了，但新任厂长还未到职。这一天，工人到马桑溪赶场，被当地民团打死一人，抓了几人，引发群体事件。张可治闻讯，顾不上吃晚饭就赶往出事地点，慰问家属，安抚工人，多方奔走，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将事件解决。

6月2日，心力交瘁的张可治正式离职。在重庆解放前四、五个月里，他赋闲家中，种菜，看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生活。

黯然离世

解放后，张可治重回教育岗位，在重庆大学任教。1956年，全国教授评级，张可治成为全国寥寥的二级教授。课堂上，他的渊博知识和精深思想给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机械学院留校任教的乐山小伙黄尚廉，受张可治“天地万物皆振动也”的思想鼓舞，开始了金属切削机床振动动态特性的研究，成为享誉学界的专家院士。

“文革”期间，张可治因主张教授治校打成右派，身心备受折磨。他所教授的金属切削工艺学也被讽贬为“车圆棒棒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