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头铁罗汉下集 老电影:“中国钢铁之父”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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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壶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卒谥文襄。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钢铁冶炼业是张之洞兴办近代企业的重点,他倾尽心力创办了汉阳铁厂,为我国重型工业首开先河。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中国钢铁之父”。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忧国难,“清流”转“洋务”

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张瑛是贵州省兴义府知府。《清史稿》记载,张之洞从小就很有才智,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独特个性。他9岁即熟读四书五经,13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在他早期的从政道路上,由于学识过人,遇事敢言,屡屡有惊人之举,被视为一股清新不俗的政治力量。

张之洞所处的时代,恰逢西力东侵、国难深重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门洞开后列强的欺侮与掠夺,张之洞认识到只有通过学习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奋发图强,才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由“清流”一派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开铁禁,筹设炼铁厂

与同时代的封建官僚相比,张之洞很早就预见到了钢铁工业对强国富民的意义,并以此为自己的多年夙愿。当他还是山西巡抚时,就有过在当地开矿山、办钢铁厂的想法。调任两广总督后,看到洋铁大量进口,白银外流,就在广东兴办了一些官办小型企业。这些小铁厂用土法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劣,根本无法与洋铁竞争。有鉴于此,他委托驻英公使购买了冶炼机炉,准备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建设新式炼铁厂。在1889年9月20日呈交朝廷的《筹设炼铁厂折》中,他向光绪皇帝慷慨陈述了设厂的理由:“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决于铁。”

为配合筹建炼铁厂,张之洞还在当地开办了矿务局,制定了《矿务条例》,开放了“铁禁”,鼓励民间投资开矿。在他的支持下,佛山铁矿开始开采。

调湖广,创立铁政局

广州设厂初成定局,张之洞却在此时被朝廷调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南段。此时张之洞聘请的勘查铁矿的外籍矿师已到达广东勘矿,在英国购置的机炉也已装箱待运。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对办铁厂毫无兴趣,以广东铁矿资源不足、财政困难等原因建议将铁厂移地另办。而张之洞也不愿意他苦心策划的铁厂项目假手他人,于是,在他就任湖广总督后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促成清廷将铁厂移建湖北,由户部拨款200万两库平银(清代虚银的一种,为政府征收赋税和国库其它收支活动中称量银两的标准)作为建厂费用。

1890年6月3日,张之洞正式在武昌三佛阁设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自己最信赖的洋务干将蔡锡勇为总办,负责铁厂的购机、设厂、采铁、开煤等工作。

排众议,厂址定汉阳

关于汉阳铁厂厂址的选择,在当时已众说纷纭。按照西洋惯例,大型钢铁企业选址,或者接近产煤地,或者接近产铁地,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获取利润;李鸿章建议近煤矿设厂;盛宣怀建议设厂于大冶黄石港东首,以便就近取用大冶铁矿;比利时矿师白乃富主张把厂址设在武昌城;蔡锡勇和英国人亨利·贺伯生倾向于在武昌府和黄石港之间另觅高地。

1890年,张之洞先后组织了15批30人次到湖北、湖南、陕西、四川等地查勘矿产,并多次派人对武昌府、黄冈县沿长江南北百余里的地方进行厂址勘察。对于厂址,张之洞除了考虑运输、原料等经济成本,更多的是从铁厂建设“岁靡巨款,易动浮言”、“司员虚浮、匠役懒惰,为中国向有之积习”、“通达洋务的人才难得”等方面算政治账。他决心把来之不易、并寄予厚望的铁厂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地下,方便“时常亲往督察”。

由于张之洞的坚持,总理海事事务衙门同意以汉阳为厂址兴建铁厂。1894年,汉阳铁厂投产出铁。张之洞十分欣喜,不但参加了开工典礼,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都亲往视察。

后来,果然有同僚向朝廷参奏张之洞“辜恩负职”,说他“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亲信人言,浪掷正供”。清政府责成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彻查,结果发现参奏不实。张之洞因“系怀时局,力任其难”“谋国公忠,励精图治”更加受到清廷的信任与倚重。

选贤能,官办改商办

早期的汉阳铁厂是不折不扣的官办企业,这其实是张之洞情非得已的选择。早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表示“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初步表露了“政府倡导扶持,民间投资运营”的办洋务思想。但钢铁工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张之洞的想象。汉阳铁厂的创办共花费了580万两白银,是清政府所办各类工业中耗资最多的一个企业。为筹措这些经费,耗费了张之洞很多心血。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臣力小任重,时切悚惶。加以督工筹款,事事艰难,夙夜焦急,不可名状。惟以此事为自强大计所关,既奉谕旨饬办,不敢不身任其难,惟有竭其愚诚,殚其绵力”。

汉阳铁厂投产后,因缺煤缺焦,经营一度十分困难。恰逢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清政府要负担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张之洞再也无力从朝廷筹措专款以解决铁厂的困境。

1896年,张之洞奏请朝廷,将汉阳铁厂招商承办。环顾宇内,他觉得最有能力将汉阳铁厂办好的人非盛宣怀莫属。这年5月24日,张之洞正式将汉阳铁厂交给盛宣怀,但行政人事权仍由他亲自掌管。汉阳铁厂进入了官督商办的新阶段。

除汉阳铁厂外,张之洞还创办了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东南大学前身)、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等许多有影响的新式学堂和实业。晚年,张之洞升任礼仁阁学士,授军机大臣,入阁拜相,达到了权力顶峰。他根据洋务派长期的实践活动和“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著名的《劝学篇》。1909年,张之洞在北京逝世。1938年汉阳铁厂西迁重庆后,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后发展演变为今日重钢)为纪念张之洞对于汉阳铁厂及中国钢铁工业的创建之功,将总部命名为“香涛院”,并将会刊定名为《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