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黄羊角一克多少钱:中国悍匪排行榜－－-龙治民杀死无辜群众48人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1:24:27
中国悍匪排行榜－－-龙治民杀死无辜群众48人案 龙治民1984年至1985年先后杀死无辜群众48人案，是一桩极端原始、残酷的凶杀案。十余年来，国内也没有新闻媒体报道过。据闻龙杀人毫无理由，无怨无仇的也杀，想杀就杀，就埋在院子里。人们推测：48具尸体恐怕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埋尸之处恐怕不只限于龙家周围。真是最随意的杀人犯。
案发王墹村
公元1985年5月28日。
这一天，用陕西省商洛地区中级法院一位龙案主审法官的话说，“是龙犯的末日”。这一天有两支发自民间但互不相闻的侦捕队伍，分别经过十多个和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艰苦顽强的调查追踪，竟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追捕到了同一目标！
一支队伍来自商县刘湾乡叶庙村。时间推后12天，1985年5月16日，村民杜长英起了个大早。他先到自家猪场转了一遭，接着洗漱、吃饭，把当日猪场的事务给媳妇交待了一遍，然后去叫他哥杜长年。兄弟俩前一日约定：今天去城里赶集。
他夹着一只化肥口袋，打算在集上给猪买些豆饼。他四十余岁，精力充沛，心力更强，同1985年间千百万商县农民一样揣着一个小康之梦！
杜家兄弟上路的时间约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那时商县县城通往各乡的公路上还没有出现载客的三轮摩托，只有一日往返一次的班车，所以杜家兄弟是走着去的。好在叶庙村与县城只隔一座南秦岭，十余里路。过了南秦河大桥，走到南秦岭脚下的商县造纸厂门前时，杜长英想起一件事：前不久他给该厂卖过一次麦草，当时出纳不在没领到钱。他从身上找出那张收据，让杜长年稍等，自己走进厂子。其时约9点到10点之间。一会儿杜长英从厂里出来，说出纳又没在。因为出纳员侯义亭是杜家表亲，杜长英便抱怨道：“下回见了看我咋骂他！如果政府把这个厂子也‘责任’了，就象当年的作坊那样，看他还胡逛！”
杜长英把那张麦草的收据重新装到身上。此收据上的款额是1.85元，就是这张1.85元的收据，成为揭开这一幕举世震惊的惨剧的重要线索。
杜家兄弟翻过南秦岭，走过丹江桥，10点左右他们来到西关。
西关很早就是商县县城一个繁华的地段，80年代新街区在旧街之北辟建之后，热闹不减当年，是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门户，赶集的乡下人肩挑手提的农副产品均在此集散。自80年代始，这里又自然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农闲时节，经常可见一些衣衫不整的青壮年男女蹲在门口，东张西望，寻找雇主。
杜家兄弟在这里分手了。这一别竟成永别！
下午4点杜长年回到西关。等了一会，见等不着兄弟，自己先回去了。傍晚7点多，杜长年在家里吃夜饭，杜长英的媳妇寻上门来了，见了杜长年她不觉一怔：“长英呢？咋不见长英回来呢？”“这人！”杜长年咕哝着走出院门，看天色还亮，便对兄弟媳妇说没事，长英可能让啥事绊在路上了。夜里10点多长英媳妇又来了，说长英还没有回来！杜长年沉吟片刻，说长英是不是让哪个熟人拉住，歇人家屋里了。
12天以后，5月27日，长英还未归家。黄昏，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走到商县造纸厂门前时，猛地想起兄弟掖进怀里的那张卖麦草的收据。他找到出纳员侯义亭，说了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义亭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变得严峻起来。他说前两天有个人拿一张麦草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侯便问那人是怎么回事，那人说杜长英欠他钱，一直赖着不还，后来他在街上堵住了杜，杜说身上没钱，只有一张麦草条子，他就把麦草条子拿了。
杜长年说：“你就把他放过去了？”
“……”
“这人什么模样？”
侯义亭回忆了一下，说：“个头很矮，十几岁的娃娃似的。圆眼，大耳朵……耳朵比常人大些，戴一顶布帽……好象是秃头，口齿很伶俐……”
杜长年想了想，觉得好象见过这个人。
“年龄是不是40岁左右？”
“对！”
见过！是在兄弟家见的，去年的什么时候。记得姓龙，家住杨峪河乡王墹村。
5月28日，杜长年约集了8个精壮汉子，气势汹汹朝王墹村奔去。走到南秦桥南，杜长年拦住众人，他忽然觉得此举欠妥，如果事情真出在姓龙的手里——他不敢深想——这样成群结队而去岂不是打草惊蛇？于是他把众人分成数拨儿，分别布置在南秦岭、造纸厂、南秦桥一线，自己带领几个装做打工的样子散散漫漫地向王墹村走去。西行不远，杜长年突然站住：太巧了！目标竟不期而至，前方一百米处，一个矮子在公路边的树荫里正摇摇晃晃迎面走来！杜长年急忙把同伴拉到路边一家杂货店的屋檐下，吩咐他们暂时不要惊动龙，等他过去以后远远跟着。自己折回去找侯义亭。
半小时以后，造纸厂的传达室里，侯义亭指着从窗外走过的那个矮子，对杜长年说：“就是这个人！”
怎么办呢？侯杜二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现在就把龙扭住吗？侯义亭曾说过此人“口齿伶俐”，如果他几句话就把麦草条的事搪塞过去又该怎么办？
先跟着他再说！
中午12点多，龙在城里转了一遭后，终于确定自己是被人盯上了。早在翻南秦岭的时候，他就感到身边浮游着一种异常的气氛。现在他往西关长途汽车站走去，为了进一步测证他面临的危险是否存在，他紧走了几步，果然，身后不远处也有人紧走了几步！跑？是跑不过他们的。他朝周围张望了一回。末了一闪身，一屁股坐在街头一个医药摊上。等杜长年和侯义亭他们赶到时，龙正龇牙咧嘴呻吟着，一条腿上贴满了膏药。
“还认得我吗？”侯义亭上前问道。
“你……噢，纸厂管钱的出纳么，咋不认得哩。”龙讪讪的笑道，一边对江湖郎中说，“还有这……也疼哩。”
侯义亭又问：“说老实话，杜长英的麦草条子到底是咋落到你手上的？”
“唉，你咋这样说话哩？”龙一脸恼相，“你是公安么？我给你说过他欠我的钱！”
杜长年问：“他啥时把条子给你的？”
“有些日子了。哪一天我记不得。我在西关碰见了他，问他要帐，他就把麦草条子给了我。妈的，才一块八毛五分钱！他欠我二十多元哩！”
龙的回答头尾周全，无一丝破绽。杜长年他们又不知该怎么办了。
“他人呢？”看到龙从医摊上起身欲走，杜长年匆忙问道。
“我咋知道哩！”龙的回答挺硬气。他含糊的说，“去西安了吧。他说去西安做活挣钱还我。”
“去西安？为什么不给家里说一声？”
“他没给家里人说？这人！”
龙的谎言里似乎没有破绽，但他撒谎的本身却让杜长年他们看出他心里有鬼。于是他们把龙从医摊上扯出来，要带他去派出所。
一下子撞到了龙的神经！他蹦跳着喊叫起来：“咋咋？大白天抢人哩！凭啥要我去派出所？凭啥？偷人了还是放火了？知道我是谁吗？龙先进！县上树立的典型！要我去派出所也行，可是你们得先说点啥哩！”
这一番狡黠的表演非但没有唬住对方，反而进一步把他心里的鬼魅展示了出来。杜长年他们不由分说，拖着龙就走，龙也就叫喊了一路。走到西关长途汽车站，龙往地上一躺，象一摊烂泥一样，任你怎么拉也拉不起了。
许多人围拢上来，询问道：“这人咋了？偷人了？骗人了？”于是龙的嗓门又粗壮起来：“我一没偷人二没骗人，凭啥？啊？！”杜长年他们一时无言，龙的声音愈来愈高，愈来愈显得理直气壮，因而也赚得了愈来愈多围观乡亲的抱打不平。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在人围里观察了多时的黑脸小伙走到杜长年跟前，低语道：“大哥，我也正找这人呢。你们先看住他，我去叫人！”
黑脸小伙是另一支侦捕队伍的成员，这支队伍来自商县上官坊乡。1985年元月22日。上官坊乡村民王治龙、王玉堂等人分别从邻村把赵栓义、王喜娃、宋存锁三人请到王治龙的姐夫、村支部副书记、复员军人姜三合的家里，说是请他们喝酒。客人一进院子便喊“三合”，见没有姜三合的应答声，就问姜的媳妇：“三合哩？”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治龙哐啷一声把院门闩上，脸一沉，厉声问道：“正是问你们呢！姐夫是去年冬上和你们一起去宁西林场做活的，你们回来了，姐夫呢？今天你们不把人说出个下落，别想出这个门！”
当下三位客人脸色大变，同声叫道：“啥？三合还没有回来？！”
“三合和我们仨腊月二十几就从西安回来了。那天是阳历10号。车到商县就黑了，我们在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到街上转了转，想着快过年了，给屋里买点啥。中午我们回到西关车站寻车回家。一个人走到我们跟前，40岁的样子，个头却跟十几岁的娃娃一样。他问我们是不是从山外做活回来，我们说是，咋了？他说不咋，说他屋里有活，一天五元，问我们做不做。我们说眼看到年跟前了。都急着回家，一天十元也不想做哩！三合却有些动心，我们说你就恁财迷，挣多少是个够？说归说，其实我们也想做，就问那人得几个人，那人说挖猪圈要不了这么多人，要了三合一个……”
一封急信发往胜利油田。姜三合的哥哥姜银山接信后便感到弟弟的失踪凶多吉少，即向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火速回商。
之后姜银山数次向单位续假，一直续到6月。这期间他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未见回音。
持续数月的寻访，使姜银山、王治龙、王玉堂他们掌握了这样一个重要情况：赵栓义三人说的那个叫姜三合做活的矮个男人，在商县城郊许多商贩的脑子里都留有印象：一，那人的相貌异于常人；二，他常在县、郊流窜；三，商县地处秦岭腹地，外来的流动人口很少，一个人若常在城里出现，很容易被人记住。他们反映：那个矮子经常出没于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处，春节以后，就是说他叫走姜三合以后，还有人见过他，见他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
这一情况令姜银山他们兴奋，又让他们惶惧：这个矮子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断叫人给他家做活？据赵栓义等人的描述他衣冠不整，一副贫相，不象是什么专业户，家里何来那么多的活路请人去干？他又拿什么付人家工钱？人口贩子吗？然而象姜三合这样见过世面的精壮汉子也是他能贩得了的吗？
姜三合已不在人世的预感越来越真实地迫压在他们心头。
那时已经是5月中旬，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一人在城里巡游，其余的人分别在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地守侯。
西关长途汽车站对面有个搬运社，姜银山在守侯期间常去那里讨水喝，就和门房熟了。一天他要回家取干粮，就把盯梢的事托付给了这个热心的门房，告诉他如果有情况可到西关找王治龙等人。
姜银山走后第三天，5月27日，一个黑脸小伙走进搬运社，他与门房是同乡，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做民工。闲聊中门房说起姜家的事，小伙子一怔，说起一个人，和姜家要找的那个人的相貌十分相象。
“你见过他？”门房说。
“见过，昨天才见的。中午我在街上闲转，这人走过来，问我想不想寻活干，我和他说了一阵工钱，没说成。其实我在工地有活干……”
门房忽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是这人，你不要去工地了，给头儿告个假，就守在这里，姜家给你付工钱！”
第二天，5月28日，黑脸小伙在一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看见了他要找的人。
半小时以后，黑脸小伙领着王治龙、姜银山、王玉堂赶到了现场。两支发自民间而互不相闻的侦捕队伍相遇了。双方把各自的情况简单的交换了一下，感到事情严重，便把此时已感到事情不妙而不再鸣怨叫屈的龙从地上拖起来，押往公安机关。
途中龙再一次坐在地上，赖着不走了。此时是下午4点。杜姜两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姜银山、杜长年等人看住龙，由王治龙、王玉堂去报案。
他们先是就近找城关派出所，值班员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问龙是哪里人。听说是西南乡的，值班员说：“你们找城郊派出所去，我们只管城里。”于是他们跑到城郊派出所。该派出所只有三名干警，那天一个在家照顾患病的家属，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没在班上，在班上那个干警家就在所里，当时正在屋檐下做饭。听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的陈述，他说：“人是你们在城里抓住的，姜、杜二人也是在城里失踪的。对吧？那你们怎么寻到城郊所来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相互看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王治龙说：“我们……找过城关派出所，可……他们说让找你们……”
“他们说的，那就找他们。”
二人无奈，从城郊派出所退出来，思谋再三，末了硬着头皮再度来到城关派出所。
“怎么又来了？”城关派出所说。
二人嗫嚅道：“城郊派出所说……人是在城里抓的……”
值班员看看表：5点多快下班了，问道“那人是啥地方人？”
“王墹的。”
“王墹呀，你们找杨峪河派出所吧。”
王治龙和王玉堂楞了半天。回到西关，他们把姜银山和杜长年拉到一边，把上述遭遇讲了一遍。杜长年大感惊异，说：“他们咋是这样哩！”这时龙在一边看出了眉目，不禁又张狂起来，喊道：“看，人家公安都不管，你们到是凭啥哩？”王治龙怒气顿生，冲到龙跟前咬牙切齿道：“再喊叫，看不把你狗日的打死在这里！”
“打呀，打死一个给我看看！”龙并不示弱。
姜银山把王治龙拉过来，对大家说：“不要急，都想想，看在城里有没有个顶事的熟人。”
一句话提醒了杜长年，有，而且还是个得力的熟人。杜家有个老表，是县公安局的退休干部，就在城里。
下午6点多，杜家的那个老表带他们找到县公安局副局长董启堂。董启堂认真听取了杜姜两家的陈述以后，当即把刑警队长王扣成叫来。二人商量一下，感到此事确非寻常：如果仅一人的失踪与龙有关，倒也罢了，而两个互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有关，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遂决定将龙收审。
傍晚7点多龙被带进商县公安局预审股的审讯室里。
“叫什么名字？”
“龙治民。”
“哪里人？”
“他们没给你们说？”
“问你是哪里人？”
“杨峪河乡王墹村人。我是龙先进。”
“什么？”
“我是有名的龙先进呢！不信你们问问去。”
王扣成打电话询问杨峪河派出所，看来对方对龙治民相当熟悉，说龙的上述交待属实。至于龙的“先进”称号也确有其事，是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80年授予的。
接下来的讯问十分困难了，龙治民并不否认他与杜长英、姜三合有过接触，但他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这么一段话：
“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他欠我20块钱。以后他去哪儿？我咋知道。”
“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干了多长时间？起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一个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
审讯陷入了僵局，不久局长周玉也来了。他们照例对龙治民宣讲政策，用严厉的口吻告诫他；“要老实交待。”但对龙，这一切辅助手段似乎都不起作用。讯问持续了三个小时，没有多大进展。
晚上9点多，城关乡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刑警王扣成走出审讯室，问周玉局长；“这边怎么办？”周玉说：“你留下来继续审，我去城关乡。”一直到凌晨3点周玉带人从城关乡回来，这边对龙治民的讯问仍没有进展。王扣成他们已显得十分疲惫，抽烟抽得嘴都木了。在过去的6个小时里龙治民不断说他是“贫农成分”，是“受政府照顾的移民”，是“龙先进，为计划生育作过贡献”等等，似乎显得很可笑。对此，后来地区法院一位对龙治民其人有着较深认识的法官分析道：“如果龙犯是想用这些‘光荣的头衔’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的确可笑。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龙犯的用意是什么呢？也许是想让审讯者在他这番可笑的表演的‘可笑’后边，看到他不过是一个‘老实、愚笨’的农民。”实际上，到了凌晨3点，讯问者不禁自问：这么一个矮小愚笨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
关？
放？
他们犹豫起来。
最后他们决定：先把龙治民关起来，明天到王墹村龙的家里看看再说。凌晨4点，一道铁门把龙治民关进收审室。他随即喊叫起来：“你们咋随便关人哩，国民党嘛！”喊声在静夜显得特别尖锐，又十分虚弱。就像白日的嘈杂声和患者自己的呻吟能稍止疼痛，而夜深人静时病痛便会全都涌出来一样，自白天被杜、姜两家拿住到现在，将近一个昼夜里，一直被他的虚张声势的吵闹虚掩着的恐惧，此刻弥漫上来，紧紧围住他。孤立于王墹村口的那幢土屋浮现在眼前。那是他的家，即便在白天，室内也像深井一样的昏暗。昏暗的门背后，靠墙矗立着一只鼓胀的塑料口袋，像一袋受潮板结的化肥。外人很难看清，塑料袋里是一具白森森的裸尸！
龙治民想：这具裸尸本来应该是那个把姜家的人引到西关车站的黑脸小伙，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黑脸小伙怎么会和姜家搅在一起？如果没有他，如果他此刻正呆在塑料袋里……我会被关在这里吗？在西关汽车站，杜家眼看都拿龙治民没有办法了！如能暂时从杜家手里走脱，只走脱一夜，只给他一夜时间，他就可以永远走脱了。黑脸小伙是他在5月26 日碰上的，同往常一样，他迎上去问道：“做活不做？起猪圈，一天五元。”
小伙说：“我在城里有活，一天十元哩！”于是这小伙的厄运便转到了那个买鸡娃的老太婆头上。她叫李云，50多岁，拾掇得干干净净，看不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离开黑脸小伙，龙治民在西关集市上瞄准了她。那时她正在一个卖鸡娃的笼担跟前瞧着。他上前搭讪：“想买鸡娃？你来……”十分神秘地把她叫到一边，指着叽叽喳喳的笼担悄声道：“那也算鸡娃？跟麻雀儿子一样！”他自称是养鸡专业户，什么品种都有。听说他是王墹人，李云相信了，因为王墹是全县有名的养鸡专业村。《商洛报》和商洛电视台曾作过报道。于是李云随他来到王墹。其时天色已暗，李云急着要看鸡娃，他说既然大老远地跑来，要买就买个称心如意。晚上看不来公母，不如先歇下，明天再说。李云看看那张炕，像是嫌脏，最后还是脱鞋上去了。坐了一会儿，她说村里咋恁静呢？他说今晚有电影。人都去场上看电影了。“你不看吧？这阵怕也快演毕了。”他说用轿抬我也不去呢，“在西安那阵还没把人吵死！”这他才知道她那人在西安工作，还是一家服装店的大经理。“经理？”龙治民一怔，问她：“你咋不在西安住？”她说住不习惯，吵人得很，三天两头闹病，就回来了。还是商县城好，人少，人熟，清净，务务果树养养鸡，啥病都没有了。龙治民不言语了，蹲在地上闷头抽烟。这老婆有福不会享。想：人家的命咋都恁好呢！
5月29日早晨，王扣成揉着酸涩的眼睛，呵欠连天地走进县公安局。在院子里他碰见预审股股长苟步云，就说：“老苟，你去王墹看一趟吧。”
苟步云带着一个年轻的刑警骑自行车去了。当时局里只有一台老式北京吉普，停在院子里以备紧急情况使用。
这期间看守所所长石宝贵曾来局里，说昨晚关的那个矮子在清早就开始吵闹，一直没有停点，嗓子都喊哑了。问王扣成：“你们到底拿他怎么办？”王扣成说：“等老苟回来再说。”
中午12点多，苟步云带回来了如下情况：
龙家十分脏乱，窗户都用土坯堵上了，屋内十分昏暗，像个地窖。问了一声，才知道炕上坐了个人，那人是龙治民的老婆闫淑霞。闫淑霞下肢瘫痪。搜查结果，虽未发现明显的犯罪证据，但有几个疑点值得注意：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有几处好象被铲过；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呈乌紫颜色，像血迹；龙妻闫淑霞的行为颇为古怪，令人费解。在苟步云搜查的时候曾说：“屋里没啥。”过了一会儿她却没头没脑地说：“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晚上我睡在炕上，听见外间有动静，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问她怎么回事，她又不说了。过了一会儿，又没头没脑地说：“我洗衣服，水红红的。”这时一位陪同苟步云他们搜查的村干部对闫淑霞呵斥道：“胡说啥哩，那怕是你的月经！”并对苟步云解释道：“这女人脑子不够数。”
苟步云得出一个印象，感觉龙治民家跟个黑店一样。
听完上述汇报，王扣成沉吟了一下，对苟步云说：“你先去吃饭，下午咱们再去一趟。”
下午一点多，王扣成、苟步云带人再赴王墹，这次动用了吉普车。
王墹地处商县城南一岭相隔11华里的南秦川，人口830人，居住集中，在商县属大村大社。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公路从村前经过。村庄坐落在公路南边的一块台地上，与公路相距30余米。这也是龙治民家到公路的距离，因为那幢低矮的瓦顶土屋像王墹的“照壁”一样立在村口。
那幢土屋坐南朝北，门前偏西三米有一株柿树，朝南是耕地，顺坡势而下直至公路，其间无任何障目之物，站在屋前，公路上的景物尽收眼底，同样公路上的行人也会将屋前的景状看得清清楚楚。屋东紧傍邻居，屋西是龙家的猪圈和厕所，围有一堵半人高的土围墙。墙外是进出王墹的村道，村道一端蜿蜒通达公路，另一端在龙家东南角处西折，从龙家后窗下经过，然后分成数条支道通向村庄各处。就是说，这幢民宅的东、南两侧都临着人来人往的村道。
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是王扣成他们的第一感觉。
但是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上午苟步云来时，龙家大门开着，现在门户紧闭，吊着一把锁！龙妻闫淑霞干什么去了？他们找到村治保主任赵新田，赵说：“她跑不到哪去，一天也挪不出村子。”赵新田在村里寻找，十几分钟之后提着一串钥匙来了，说闫淑霞就在房西边的一口辘辘井那里。她没干什么，就那么呆呆地坐在井边。
关于这一情节，后来被民间演绎成了这样：赵新田从闫淑霞那里拿来的只是半个钥匙，而钥匙的另一半掌握在龙治民手里，对到一起才能打开龙家那把锁。战国时的虎符似的。于是就有了王扣成派人去看守所问龙讨钥匙，龙说丢了，最后从龙的鞋里搜出来的神话。但是，如果把这种神话视为龙治民那具有原始味道的狡黠性格的一种写照，你就不会一笑了之了。
门一打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尽管苟步云有言在先，屋内的腌臜景象还是让王扣成他们吃惊，根本不像一个久居次地的农家，而是乡镇废品收货站和盲流栖息地的综合。内部结构倒和南秦川人家一样，进门是堂屋，左右两厢有两段半截墙隔开，半截隔墙与南墙之间的空处就是门洞。堂屋的右侧是锅灶，门左有一张梯子搭在阁楼上，搭楼板的木椽从两厢的阁楼伸到堂屋空中，且参差不齐，主人也不知把他们贴墙锯掉。进西厢，靠西墙是一只破旧的半截柜。北边是炕，炕与堂屋的灶火相连，西厢靠南墙处则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柴草，空酒瓶，破步片等等，满地都是，用脚拨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东厢更加黑暗，污浊，杂物充盈，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
搜查断断续续进行了40余分钟。
没有搜出什么。
至于梯子和那只半截柜上看见的斑点，究竟是什么，一时还无法断定，而这间屋里的斑斑点点实在是太多了。王扣成再一次从屋里走出来时，看见柿树底下曲蜷着一个女人，30余岁，头发乱蓬蓬的，双目呆滞，一声不响地望着这里。赵新田说这就是龙妻闫淑霞。王扣成向她走过去，她往树跟前挪两步，她是用双手撑着两只木凳把自己的身子往前送的，两条腿跪在地上。赵新田说，她的两腿展不开。王扣成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想问又不知道该问她什么，就说：“我们是县公安局的，要把你家里检查一下。刚才你不在，就先让赵主任做见证人。你来了就好……”闫淑霞没有反应，漠然的望着在她家门口进进出出的干警。
王扣成回到门前，一股臭气又从屋里冲出来。搜查时他曾问赵新田龙家为什么这么臭，赵说农家就这味，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现在王扣成的嗅觉渐渐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时隐时现，一阵一阵的。那是一种他熟悉的味道：死尸的腐味。他让干警不要抽烟，在一次走进去，寻找腐味的臭源。但是又觉得这味道满屋都是，细细嗅时又消失了，消失在原来的臭味中。他走进黑暗的东厢，赵新田说：“对了，这屋好象有个萝卜窖。”扒开杂物，果然看见一个萝卜窖，但里面是空的。可是那种气味越来越浓……
就在这时，在堂屋和屋外的干警突然听见东厢房传来一声骇人的惊叫，接着赵新田跌跌撞撞跑出来，脸色惨白，一双充满恐怖之色的眼睛怔怔望着大家，指着东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众干警涌进东厢房，黑暗中，渐渐看见王扣成站在那里，几件锄、撅、铁锨倒在他脚前，再往前是一堆散乱的麦草，草下浮现出一具，不，是两具相互拥在一起的裸尸！
“好狗日的！”王扣成说。
随后他发出命令：停止搜查，封锁现场，控制闫淑霞，他则乘上吉普车，火速返城，向正在县委开会的周玉局长汇报了情况，周玉指示他带一些人速返王墹。周玉则向地、县领导作了简要汇报。
与此同时，看守所里仍不时响起龙治民的吵闹声：“我是龙先进，刘县长亲自给我发的奖哩！”
石宝贵不禁在心里抱怨：咋给我弄来个这货，也不说咋办……电话铃响了，是王扣成的声音。没容石宝贵开口，便传来王扣成凶狠的喊叫：“把龙治民给我铐起来！”
“咋了？”
“铐起来就铐起来！把镣加上！情况回头再说！”
“完了！”龙治民在哗啦啦的镣铐声中瘫坐在地上。响彻在他脑际的就是“完了”二字。然后脑中一片空白。
“他们发现那个塑料袋子了？”他想，“不用说发现了。太容易发现了，就在眼皮底下呵！他们打开房门时，稍用点劲儿，左边的一扇门便会被塑料袋子反弹回来……引导他们去搜查门后。他们先看到的会是一只架子车轮子，把轮子一搬——塑料袋肯定是被这样发现的！”
他们发现杜长英了吗？他倒希望他们发现的是杜长英。如果先发现的是李云，公安和杜家自然不会罢手。如果先发现的是杜长英——与杜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就两个吧，两个总比三个少一个。这样一想龙治民觉得他们发现的不是李云——眼皮底下的最容易被忽略——他们找到的可能就是那两具相拥而卧的尸体。
用麦草条子兑换现金，这才实实在在是让龙治民后悔的一个举动。他怎么会知道出纳员是杜家的老表呢？5月24日，就是他杀掉杜长英的第九天，他往县城去，路过造纸厂时，他站住了。麦草条子就揣在他怀里。他曾犹豫了一下，不，犹豫好多天了，要不要把这张条子换成钱。直到5月25日去县城时，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他从造纸厂门前走过来，走出几步又站下来，摸摸怀里的纸条，又折回来。把一块八毛五分钱揉成纸蛋撒到丹江或南秦河里吗？他才不会干这种疯事。他在造纸厂门前转来转去，已经被门口卖凉粉的小贩注意到了，如果再不进厂，会让小贩起疑心的。近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不论走到何地都被人注视的感觉。他走进厂里，如果出纳不在就算了，过丹江时把条子扔掉算了。可出纳偏偏在：“你咋拿别人的条子来领钱呢？”“你咋知道？”“杜长英是我老表。”他大吃一惊，想收回条子，但已经来不及了……走出造纸厂，他出了一身虚汗，庆幸自己那番谎言编得还算囫囵。
现在想来，灾难的日子不在昨天——5月28日，而在5月16日。16日的前几天，他身上很难受，心慌，夜夜睡不好觉，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往家里叫人了。16日那天他在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一带转悠了几个来回，没有遇到一个适合的猎物，心想今天算球了。转回西关时遇上了杜长英。这可是熟人啊，还到他家去过呢。龙治民上前搭讪，问杜长英现在在屋里弄了点啥事。杜说看了十几口猪，也叫养殖专业户啦。龙治民冷冷的说：“这二年都成专业户了！”同时心想，熟人又咋？想起夜里的心慌劲儿，他跟上杜长英，问杜到集上买啥。杜长英说想给猪寻些豆饼，可是没寻见。龙心想，他身上装着买豆饼的钱哩！嘴里说：“现在人都吃菜油，你去哪里寻豆饼哩。”杜说就是，到了集上才想起这茬儿。龙问他还有啥事，杜说在没有啥事了，转转就回去。龙说：“转啥？转也是白转，跟我回去，帮忙把那点洋芋锄了。你知道地里的活儿我做不动，媳妇又是个瘫瘫。”杜长英说：“你拿啥付我工钱？我可是只要现钱。”“现钱就现钱，做一天三个元，咋样？”“你有钱？”杜长英疑惑的问道。龙治民说：“咋？只兴你有钱？前天我才揽了活——给人说了一门亲。我和你一样，只收现钱哩。”杜长英向街上张望了一回，咕哝道：“得给我哥说一声哩。”
怎么？和他哥一道出来的？龙治民犹豫起来。杜长英却说：“算了，咱走。”
到了龙家屋前，杜长英不肯进去，说：“我不进去了，你看你把屋子弄成啥了，臭得跟茅子一样！”龙治民心想：你小子死到临头还嫌这嫌那哩，再过几天，你会跟着一块儿臭哩。到了洋芋地，杜长英又弹嫌他：“你看你把地弄成啥了？草比洋芋秧子稠。依我说就甭锄了，绿绿的一块草地也好看，锄了草，洋芋就没有几棵了。”龙说：“锄你的，恁多废话哩。我给你烧水去。”
那时午后的太阳正红，龙治民蹲在门前，眯眼看着养殖专业户在坡下的地里给他白干，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做财东的感觉。
夜里，他照例用那把老撅干掉杜长英，从他身上搜得买豆饼的钱和麦草条。
还有一个失误：让他们同时发现了两具尸体。如果仅杜长英一具尸体，龙治民还有回旋的余地，他可以编造个故事，说杜长英不是个东西，连他的瘫瘫女人也不放过，我不砸他砸谁？他们若问闫淑霞，那半傻的瘫女人想必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让不少来客睡过，睡她的都是谁在她脑子里是一本糊涂帐。
可是稍后几日他把收购酒瓶的小伙的尸体往杜长英身边拖的时候，还说：“来，我给你找了个伴儿。”
如果5月24日与造纸厂出纳侯义亭的遭遇在先，他就不会再把收购酒瓶的小伙叫到家里来了。实际上那一块八毛五分钱让他心慌了好几天，花钱花别的钱而不敢花那一块八毛五分钱，好象那钱跟反动标语一样，一出手就会被人抓住。
猎杀收瓶小伙是在造纸厂遭遇的前两天，杀掉杜长英的第六天，5月22日，那天早上他一醒就想，今天得拾掇一个。念头一生就控制不住了，好容易捱到下午4点，再也捱不住了。他离开王墹，顺公路向东走去。4点多县城的集市已散，再去城里已经无益。走到哪里是哪里。走到南秦桥南他停下来，不久一个小伙从桥北走过来，有十六七岁，肩上扛着一只尿素口袋，有一些瓶子在里边响。龙治民一眼便看出他操的营生，并知道他在城里游走了一天，已将所获卖给废品收购站，袋里的几只瓶子是回来的路上收的。龙走上前去，跟小伙子打个招呼，然后以长者的口吻数落道：“我看你娃也是个下不了苦的，才几点就收拾了摊子往回走。”小伙子憨憨一笑，说收不下嘛。龙说你只会把眼往城里瞅，就不知道去乡下转转？小伙说乡下更收不下了。他要的是啤酒瓶。龙说：“乡下人就不喝啤酒？现在乡下人也用啤酒待客哩！没有城里人喝得多就是了。城里瓶子多，收的人也多，所以你收不下，乡下瓶子少，收的人也少。你想，从过年到现在，一个村子攒的瓶子还装不满你的口袋？”一席话说得小伙两眼放光。
“今天还收不收？”龙问。
“收，有了就收嘛！”
“那好，路也不远，跟我到王墹去。前几天村里人还说咋不见收酒瓶的人来哩。”为打消小伙因他的热情而可能产生的疑惑，龙又说：“叔只是为给你帮个忙，一个瓶子我只提五厘。咋样？叔要不是力气不济，也想做这营生哩。”并且长长叹息一声。
回到王墹时，是6点多。小伙皱着眉头在龙的堂屋里喝了一碗水，便起身要去村里。龙说：“不急不急。”小伙说太阳都快下去了。这时龙不留神脱口而出：“今晚你还想回去？”
“咋？”小伙一怔，眼里闪过一丝疑惧，不由得抓紧那只尿素口袋，仿佛这个矮子叔要的是他的口袋。龙自知失言，随即咧嘴一笑，说：“这娃，叔还能把你咋？我是说这一阵人都趁凉在地里，你找谁收瓶子？要收只能在人回屋吃夜饭的时候，收毕天就黑黑的了。”看见小伙不好意思的笑笑，龙治民松了一口气。心想：最近是怎么了？说话做事没有过去沉稳了，比如杜长英就不该杀……小伙说：“那我这阵儿作啥？”龙说：“帮叔把猪圈起起吧。不让你白做，五厘的分成我不要了。”
吃过晚饭，他对小伙说：“你也做乏了，我替你去村里吆喝吆喝，让大家把瓶子送来。”小伙子是做乏了，依在灶火墙上只嗯了一声。
龙治民在村外转了一圈，进屋刚想说：“一会儿人就来……”却见小伙子已经在灶前睡着了，脚边摆着几只瓶子。
是她给寻的瓶子？他往西厢炕上看了闫淑霞一眼，冲她笑笑，算是对她的褒奖：这婆娘也知道先用几只烂瓶子稳住小伙了。但是闫淑霞突然说道：“他还是个娃哩！”把龙治民吓了一跳！他恶狠狠地瞪她一眼，示意她闭嘴。然后回到穿堂。小伙还在酣睡，并发出阵阵鼾声。龙治民从他脚下掂起一只瓶子，一只大个的葡萄酒瓶子。他想：还没有使过酒瓶子哩，试试看咋样。
就在瓶子落下的瞬间小伙突然睁眼，直到他被击倒，那双眼才完全睁开。
两个藏尸窖
1985年5月29日下午2时许，当王扣成带领除值班外的全局所有干警，乘坐一辆借来的车，由县城再赴王墹时，心里对这桩凶案规模的估计也就是两条人命，这和报案者只杜、姜两家的情况相吻合，那么死者也就是杜长英和姜三合了。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骇人的发展将接踵而来！赶到王墹，只见龙家门前人声嘈杂，全村的老少都被惊动了出来。治保主任赵新田和几个民兵正在维持秩序。王扣成吩咐干警从车里取下标杆，以龙宅周围两米处为界，圈出一个现场保护圈。此时是下午4时许。谁也不会想到，再过一小时，保护圈还得向外扩展两米。
王扣成的目光落在闫淑霞身上，她被控制在柿树底下。王扣成摸了摸别在腰上的铐子，最终没有给她铐上。便顺手把两扇门往开拨了一下。突然两扇门被反弹回来。西边的一扇是被锅台抵住的，东边的一扇是被什么东西抵住的呢？王扣成走到跟前，用脚踢了踢门后的一堆乱草，草滑落下来，露出一只架子车轮子。然而它并非唯一的碍物，在车轮的后边还有什么东西。他搬开车轮，是一堆柴草。他踢了一脚，的确是触及柴草的感觉：虚松。他向前再踢一脚，不是触及柴草的感觉了，是一种实物，但不坚硬，显然触及的不是墙壁，仿佛是粮食或化肥。他扒开柴草，露出来的的确确是化肥袋子，那种盛氮肥的半透明的塑料袋子，但袋里盛的不是化肥……
他差点喊叫起来。浑身的毛发直奓！
他走出屋子，带上房门。望着众干警，半天无语。但他的脸色和眼神已告诉了战友：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第二次命令停止搜查。
5时左右，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武克令和公安局周玉局长赶到现场。随后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亦相继赶来。
法医的初步鉴定如下：东厢房的两具尸体均为男性，已经不同程度的开始腐烂，死亡日期分别在四天和十天以前。经杜家辨认，其中一具确为杜长英。另一具却不可能是姜三合。姜的失踪在半年以前，他若被害，尸体至今会完全腐化。另一具面目尚可辨认的尸体是谁呢？姜三合又在哪里？而塑料袋里的尸体为女性，约五十岁左右，死亡日期在三四天以内。她又是谁呢？
案情变得复杂而不可捉摸了：这会是一桩什么样的凶案呢？
干警们带上警犬对龙家再次进行搜查，甚至一根草一根草地搜过，没有新的情况了。
没有了吗？但愿案情到此为止。姜三合也许真的如龙治民所言，另有他途而与此案无关？如果真是这样，只需要弄清女尸和另一具无名男尸的情况就行了。这时已有人提议可先审龙治民。
干警到王墹村民中了解情况，村民反映：因为龙家肮脏和龙本人性情孤僻不合群，大家很少去他家。他家常来一些外乡人，村里人都不认识。有一个情况引起王扣成他们的注意：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
王扣成走到柿树跟前。闫淑霞仍然面无表情，用呆滞的目光望着门前的一切。王扣成问：“你知不知道你男人干啥瞎瞎事了？”
“他？干的瞎瞎事多了，成天打我……”闫淑霞说。
“没问你这个。你家门前是不是有过一个窖？”
“有一个坑，不知是啥时弄平了。”
“你来指指。”
闫淑霞挪到门前指了一个地方。王扣成他们有点不相信，因为闫淑霞指的地方离门槛还不到一米。谁家会把萝卜窖挖在出门落脚的地方呢？王扣成叫赵新田找人取锨挖挖看。一个民兵挖了几锨以后，突然停了下来。
“咋了？”赵新田问。
该民兵没有回答，他显得很紧张。只见挖出的土里含有一些尚未腐化的苞谷叶。
“挖呀！”赵新田催促道。
那民兵接着往下挖，踩锨的脚老在锨上打滑。更多的苞谷叶被翻上来。当又一锨土被翻上来时，那民兵突然向后一退，像蛇蝎缠手一样哇的大叫一声，把锨一扔逃离了现场。
围观的村民哗的涌上来，又被干警和民兵挡住。
夕阳之下，只见那锨的锨头上，粘挂着什么东西，再看所挖之处，有一些红色的液体泛上来，将泥土浸湿。
王扣成又叫来几把锨，先不深挖，而向四周开掘，直到不见苞谷叶为止，清理出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然后下挖……
表层敷土很薄，只有两公分，然后露出一层苞谷杆。刚才那个民兵之所以迟疑了一下，是因为锨头感觉到了苞谷杆的弹性，而他以为是触及到了实质性的东西。
现在，苞谷杆被揭开了……围观的村人中胆大的，不顾一切的冲破封锁线涌过来，顷刻又炸了巢似的惊呼着散开去！
打眼一瞧就有八九具尸体，是用当地人码柴禾的码法码的，码得很整齐，头足彼此交错倒置，因而十分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还有一层或不止一层。
包括在场的指挥者们，再也无法保持哪怕是表面的镇定，他们怔怔望着尸坑，一时不知该下达什么样的指令。倒是一些干警和民兵在惊愕之余仍未忘记维持秩序。实际上秩序已无需维持，人群哗然之后，便是一片寂然，现场内外的一切仿佛像影片中的定格一样，都凝然不动了，甚至连空气也凝固了。
人们都被噩梦般的场景魇住了。
然后人们从魇中渐渐苏醒，首先是人群中的为父母者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急忙搭住孩子的眼睛，匆匆带他们离开现场。而现场勘察的负责同志终于发出了如下指令：暂时停止勘察，立即上报省厅！
不久，武警大队一个排警力荷枪实弹从县城乘车赶来，封锁了现场。同时另有一连在城内随时待命，军分区独立连亦处于戒备状态。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
此刻是黄昏7点多，夕阳将天空涂染的殷红如血。
再说龙治民，整整一下午，他像抱着救命稻草似的抱着一个信念：“他们这是诈人哩！”并用这些年在社会上听说的种种关于警察在审讯中“诈人”的故事来支撑这个信念。他想：多少次面临险境，他都化险为夷，这一次为什么不能呢？也许他们连王墹都没有去哩，顶多给杨峪河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去王墹看看。而杨峪河派出所的作风他是领教过的。他想着想着，窗外天色渐暗。甬道尽头的铁栅栏响了。不是送饭来的，只见那个姓石的所长带着一个看守，腾腾腾地向这边走来，模样显得十分凶狠。龙心里一惊！他们打开牢门，也不说话，姓石的从兜里掏出钥匙，喀嚓把他的铐子打开了！
没事了？龙治民因极度紧张而哆嗦起来，他想顺势再喊几声冤，不料胳膊被他们一人一只拧到了背后，接着铐子在背后“咔”地响了一下。不久，又走来两个看守，在门口一边站一个，肩上背着枪。
第二天，5月30日，天亮不久，王墹到县城这段平时颇为萧冷的公路路段便喧闹起来，一辆辆大小车辆接踵向王墹驶去。车上有昨日未到现场但接报后一夜未眠的地县领导，有前去换防的武装部队，有前去进行全面勘验的司法人员。不久，王墹村头的路边、地里停满了车辆。但整整一上午，现场都处于冻结状态，因为陕西省公安厅于昨天傍晚接报后，回令商洛地区公安处及商县公安局，勘察工作暂停，待省厅派人下来再做处理。
午后2点多，几辆当日清晨从西安出发的警车，经过六七个小时的疾驰，抵达王墹。车上下来的是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和他带领的一班刑侦干部。
在他听取汇报的同时，省厅的刑侦人员对现场进行拍摄，然后挖掘工作开始。
那时“3号坑”（按罪犯所挖时间先后排序，与警方挖掘顺序相反）已经用席围了起来。
王扣成找到赵新田，请他继续协助。他说那当然，但转身寻觅时，刚才在现场的几个民兵都没了踪影。他向围睹的村里人走去时，人们像避瘟神一样纷纷避开。至于昨天挖第一锨的那个民兵，说他的神经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你看，现在手还软哩，连锨把怕都捉不住，别说起尸，连席围子我也不敢进。”赵新田动员了一圈，没有动员来一个掘尸的村民。赵新田对王扣成说：“这事出在王墹，大家应该进义务，可现在人的觉悟……过去是给记工分哩。”王扣成心里明白，便给当天的现场指挥张景贤副厅长说了，张说给他们钱。
王扣成和村干部商量。因为尚不知坑内积尸有几层，有多少具，不便论件记工。最后达成协议：就这个坑共30元。
重赏之下仍不见勇夫……
无奈刑侦人员开始自己挽袖子，戴橡皮手套了。这时王墹村民鱼老汉站了出来。他所想的不是报酬，而是“这活咋能让干部们做呢？”他含了一口白酒喷在口罩上，戴上，走进席围，用锨在坑里清出一块落脚处，跳下去。不久又一个村民走进席围，除了口罩和橡胶手套，他还戴了一付墨镜，以使那些白森森的尸首不那么刺目。一会儿，更多的村民又走进席围，他们想的不再是钱的事，是因为席围里传出话来：再来几个人。
勘验工作继续进行。
起尸，照相录象，编号登记，解剖……
黄昏7点多，掘出的尸体数目已经升至20。夜幕降临，勘验工作停下来。王扣成对周玉局长说了那段时间里唯一的一句调侃的话：“这跟临潼的兵马俑一样哩！”
5月31日黎明，“3号坑”的挖掘与尸检工作重新开始，尸体的数目继续上升。
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
对于和平时期的凶杀案，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勘验人员相继走出席围，摘下口罩扔掉，长长出了一口气。
然而干警们不敢稍有松懈，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案情还有扩大的可能，但也无迹象表明案情会就此终止。稍事休息之后，大家手执有金属尖头的标杆在龙家周围探测。谁也不希望再有所发现，即使再发现什么，也希望是有关的物证。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就在这时，上午11时30分左右，当一个干警再一次把标杆插进土地时，他突然僵止在那里，人们的目光向他聚拢过来……
他手下感到了一阵虚空。
“2号坑”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该坑在“3号坑”东侧两米处龙家的猪圈内，形状与“3号坑”相仿，南北纵向，长2米，宽1米，深1.5米，掘出8具尸骸，排列整齐，头足彼此倒置，与“3号坑”如出一辙。可见坑内被害者先于“3号坑”内被害者遇害。
就在勘验工作进行的同时，消息在民间不胫而走，地震般强烈的撼动了商洛全境。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来。早在5月29日，屋内三尸被发现之后，由于尸体的状况和异乎寻常的藏尸方式，即在王墹周围引起了不小的惊动，当天就有附近村镇的人赶来观看。虽然消息也传到了商县县城里，但三人遇害这一事实尚未超出人们的经验，城里来人不多。“3号坑”被发现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围观者中间城里人明显增多。
从5月30日开始，已王墹为中心，方圆几十里外出现的情景，用王墹村一位村民的话说，“就跟赶庙会一样！”王墹东西两段的公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至于来自商洛其他县的观者，开始多是顺路来看看，再后几日就有了成群结队相约而来的外县人。那一个星期里涌向王墹的有多少人次呢？据王墹人说少说也有十几万。
与此同时，一些新闻媒体，如“BBC”、“日电”、“*国之音”、“西欧新闻中心”等，不知通过何种途径获知了这一凶案的消息，迅速的报导出来。
追缉“同案犯”
6月1日，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署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报了案情，正式将此案定名为“5.28案件”，急速上报陕西省委、中共中央，请求公安部和陕西省公安厅协助指导破案。
“5.28案件”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省、地县对这一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特大凶案予以高度重视，狠抓不放，查个水落石出。同时要通过此案，深入检查党政工作中的问题和漏洞，要注意当地干部队伍问题。
随后，由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
一个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各级公安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地委副书记王殿文任副组长，下设审讯组、调查走访组、现场勘验组。6月4日，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侦破“5.28案件”成为商洛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警力不足从各县抽调，工作人员不足从公检法之外的各机关抽调，车辆不足从各企事业单位抽调。总之，一切要保证侦案工作的需要。
“5.28案件”是明晰的，明晰就在于一开始就很快发现了几乎所有的被害者，告诉人们这是一桩特大凶杀案。
但它又是复杂的，正如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李森贵同志指出的：“有很多现象无法解释，有很多疑点消除不了。”
首先，摆在侦案者面前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一、罪犯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二、罪犯的杀人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
三、被害者都是什么人？
四、这么多人被害，从尸检情况来看，几乎没有曾进行反抗者，为什么？
五、是否属集团作案，有无同案犯？
六、罪犯为什么保留并不值钱而与己不利的赃物，如头发、腰带、破旧衣物等？
七、屋内，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罪犯留着想干什么？
……
上述问题都是互为关联的，应该综合起来进行侦察，但是问题五较之其他问题，是一个动态的随时会自行发生变化的问题，容不得有丝毫延迟，问题五就放在侦案工作的首位。
而怀疑有同案犯，属集团犯罪，是基于如下分析：
一、以龙犯瘦小孱弱的体格，怎么可能一个人矿日持久地杀害那么多人？
二、龙犯一人怎么可以在行凶时，使得所有被害者无从反抗？
三、西坑埋33人，排列整齐，如果是龙犯一人掩埋（再把龙妻闫淑霞考虑在内），他是如何做到的？为防止同案犯在逃、自杀或相互杀人灭口，侦破领导小组指示西南各乡，尤其是龙犯所在的杨峪河乡、龙犯的原籍仁治乡、龙妻闫淑霞娘家所在的金陵寺镇以及邻近王墹的刘湾乡的乡村干部和民兵治保组紧急动员起来，对辖区内的曾有前科者和有劣迹者实行监控，并对行迹异常者予以关注。
至于案发地王墹村，被一支武警部队包围封锁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自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王墹村沉默数年的钟声再度被敲响了。6月2日午后，村干部站在几成废墟的老戏台上，向集合在台下的村民宣布了一个决定。基于法律方面的考虑，不便给决定以某种正式形式，该决定便没有诉诸文字更不能记录在案，而是口头下达的。所以王墹村干部没有使用“宣布”或类似于它的字眼，甚至避免给村民造成他在“传达上级决定”的印象。没有什么决定，只是一件事。“现在给大家说个事。目前这个案子还在保密阶段，为避免走漏风声，给公安人员进一步侦察带来不便，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没什么要紧事就不要离开村子了。据公安人员推测，龙治民很可能有同伙，如果风声传到同案犯耳里……”一些有头脑的王墹人马上品出了这番“禁令”的真正含义。他们议论道：“要说防止走漏风声，风声在前几日早被围观的外村人传扬出去了。龙治民的同伙若在外村，早就逃的逃，毁赃的毁赃了。公安机关怀疑龙的同伙就在王墹村里！”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眼里满含疑问。此后的日子里，家家户户门窗禁闭，出门时彼此碰见了，也只是淡淡打个招呼，没有多余的话，全村一时处于相互猜忌的惶惶不安的紧张气氛中。
其时临近夏收，需要外出办的事很多，为此村里专门指派一个党员干部集中办理村民外出事务。如果谁有非亲自去办不可的事，需先向村委会提出申请，村委会再报公安机关，看其外出事由是否确实急办，是，就开一张通行证，但要限定回返的时间。实际上，那些天里没有一人提出申请，因为谁也不愿让人怀疑他是想给龙的同伙通风报信。
这时，从龙犯家里搜查出来的15张存款单引起了侦察者的注意。这些存款单分别藏在炕席底下、半截柜里、鞋里、炕洞里和奖状背后等处。定期12张、活期3张，合计存款额573元。
储户姓名除了龙治民，还有几张上面写着“闫崇善”这个名字。
龙治民在审讯过程中承认那些钱物是由他本人存入银行的，而闫崇善是他妹夫，金陵寺镇闫村村民。为什么要以闫崇善的名义存款呢？龙治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态度很暧昧，他先是犹豫了一下，说他一时想不起为什么了，不为什么，只是随便找个熟人的名字写上罢了。稍事沉默以后，他也许自觉这样的供诉难以服人，便临时编造一个理由似的，说他妹家和他岳母家（龙的女儿一直寄养在那里），同在闫村仅一河之隔，他用妹夫的名义存款而不以岳母的名义存款，是为了能让妹妹常取出一些钱，直接花在她女儿身上，以免岳母一家从中揩油。这一番解释到也合情合理，但是，龙自己为什么不直接给女儿花销，而托付给别人呢？这是疑问一。疑问二，既然意欲让妹妹代劳，为什么不将钱存在金陵寺镇--闫村就在镇街上，而要存在闫村50多里外的县城呢？并且，那几张写着妹夫姓名的存单，为什么没有给妹妹家呢？以存入的日期看，均在半年以前，“还没有顾上拿到闫村”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两个疑问面前，龙治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干脆推翻了上述解释，声称他编了谎，而又回到最初的解释上，说他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借妹夫的名字存款了，好象也不为什么，只是随便找个熟人的名字安上罢了。“刚才我这样说，怕你们不信，才编了谎。”
侦察人员驱车前往金陵寺镇。
金陵寺镇距王墹村四十余华里，在商县属一大镇，由于龙治民的岳母、女儿、妹妹居住在此，此地又是龙早年读书、生活过的地方，熟人较多，案发前他常常出没其间，金陵寺就成为此案重点监控地区。
闫崇善家在闫村一村巷的深处，周围紧傍四邻，别无空间。一个用柴篱围成的狭长的院子，院内堆放杂乱无序。室内似乎同龙治民家一样昏暗，地面坑洼不平，墙壁和屋顶被烟火熏染得墨黑。侦案人员来闫村时，就带着将在闫崇善家有所发现的心理准备，现在院内的零乱和室内的阴暗气氛，使他们的神经更加紧张……
“5.28案件”一发，龙妹一家便陷入惶惶不安之中，包括孩子，家里无一人去王墹村探情况，及至过后几日，龙妹一家被告知不得外出，待在家里随时等候公安机关的传讯。
现在侦案人员来了，似乎是龙妹一家早已盼望的。龙妹夫妇很知趣的让孩子们出去，但不让他们走远，以免公安人员生疑。夫妇俩客气、拘谨、紧张，但无惊慌之色。对于王墹村发生的凶案，他们的回答与王墹村人以及诸多与龙治民相识的人回答一样：想不到。也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当问到存款单的事，闫崇善一怔回头问龙妹：“你知道吗？”
龙妹回答说：“我咋会知道哩？”
闫崇善沉吟了一会，愤愤的说：“狗日的陷害我哩！”
侦案人员疑惑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看，事情一出来，你们就按存单的名字寻我来了。他这不是陷害我是啥？”
“龙治民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恨我嘛，我打过他，打过好几次哩！”说到他与龙的仇恨，闫崇善愤怒的神情里含有着一种轻松感。因为与龙有仇这一事实有助于他与龙案洗清关系。他说：“最后一次我说，你要是再来，我就打断你的腿！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来了。我们也和他断了来往。”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早了，都四五年了。”
“龙治民来你家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打他？”
闫崇善看看妻子，没有回答。龙妹忽然站起来说：“那是瞎种……”没容她说下去，闫崇善抢过话头说：“他老是来寻事，要吃要喝，要钱要粮，要他妹子去给他屋里做活，骂他妹子和我害了他，给他娶了个瘫瘫媳妇……”
龙妹在一旁抹起了眼泪。
这时闫崇善突然高声说道：“他要是没让你们抓了，下一个怕就该杀我了……”不等侦察员诘问，他就解释说：“我打他嘛。”
侦察人员感到，闫崇善夫妇和龙治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仇怨，其中必另有隐情。又问了几句，见夫妇二人还是那些话，不便在追问下去，就把龙治民对以闫崇善之名存款的解释告诉他们。
闫崇善夫妇说龙是胡说八道，他们家和河对面龙的岳母家早就断了往来，跟仇人似的。原因是龙的岳母多次指责龙妹做媒，把女儿闫淑霞送到了火坑里，为此龙的岳母多次跑到闫崇善家吵闹，骂的龙妹上不成工。龙妹就是想照顾侄女，由于龙的岳母插在中间，她也做不到。
最后侦案人员把闫崇善带到县里，让龙的存款单上写明的储蓄所的办事人员辨认，均说对闫崇善没有印象。
闫崇善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历史清白。
此间龙犯的西邻何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何老汉说，有一次---时间记不得了，好象是去年二月间的事，他家的一头猪掉进了龙家门前的东大坑里。龙治民为此大为光火，隔着院墙大骂何家，说把他家的萝卜窖毁了。当时何老汉心里就犯嘀咕：就这么大点事，龙治民何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呢？何况倒霉的又是何家--猪交扭了，而一头猪掉进窖里又能毁坏什么呢？何老汉忍受不了辱骂，就和龙大吵了一场，更蹊跷的是龙自己跳进窖里把猪推了上来。问到东大坑是什么时候有的，何老汉说去年冬天还没有，坑是今年年初挖的。
“龙治民自己挖的？”
“是他叫人挖的。”
“叫的谁？”
“好几个人呢，都是外乡人，不认识。”
何老汉的儿子却记得一个。那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何老汉的儿子和他搭过话，年轻人说他是梁铺乡刘河村人。何老汉的儿子曾听见喊他叫庆娃。
梁铺乡在县城东南二十余华里，当侦察人员来到刘河村时，见一群村民正在一棵大树下谈论龙案。警车一出现在村口，就有一个小伙从树下忽地站起来，离开人群，慌慌张张地闪入一条巷子。
“是这个人吗？”
“好象是……”何老汉的儿子说。
当侦案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追到刘庆娃家时，见刘庆娃正蹲在屋檐下缩成一团，浑身哆嗦，不等询问，他就喊：“我没干啥，只给他挖过萝卜窖……”侦案人员当即把他带走，另留下人对刘母进行调查。
下面是刘母讲述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间，有一天一个穿一身黑棉袄的矮个汉子寻到刘家门上，见了刘母就喊她姨，声称是刘庆娃的朋友。刘母正纳闷，刘庆娃从从屋里迎出来，告诉母亲这人姓龙，家在王墹，是前些天在集上认识的。认识几天就称朋友，又一副油嘴滑舌，这让刘母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刘母把此感觉告诉儿子，刘庆娃说：“人家就凭嘴吃饭哩！”专给说不上媳妇的人说媳妇。听说龙是给儿子说媳妇的，刘母高兴起来，用好吃好喝款待客人，还留龙在家里住了两夜，临走又塞给龙五元钱。
问到龙在刘家两天的活动，刘母先是说他也没干什么，吃喝乱说罢了。侦案人员告诫她：“这可是天大的案子，北京都来人了，你可不敢有丝毫的隐瞒。”刘母又讲了一件对她来说不讲也罢的事：
在刘家的第一天夜里与刘庆娃同宿，睡的木板床。第二天龙称他是晚睡感冒了，又是咳嗽又是流清涕，要求第二夜睡刘母睡的热炕。刘庆娃的父亲已去世，刘母一直和孙女睡那张热炕。她觉得不妥，说晚上给他加一床被褥，但龙执意要睡炕，不由分说脱鞋上了炕。刘母看他40岁，她60余岁，乡村里男女老少谁在一张炕上也是常事，便没有在意，任他睡下了。不料半夜里龙治民爬到她身上，她掀也掀不动，又不敢叫喊，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儿媳妇与她素有矛盾，怕被听见，又怕惊醒孙女无奈只好忍辱从之。第二天龙跟没事似的，走时还问刘庆娃索要媒礼，刘庆娃向母亲要钱，而刘母只想尽快把龙打发走，掏出5元钱塞给刘庆娃骂道：“看你交的什么人。”
对刘庆娃的调查是在县公安局进行的，除了龙犯强奸刘母的事，对龙在刘家的活动，刘庆娃的供诉与刘母的讲述没有大的出入。由于寻媳妇心切，当时他并未把母亲“不要再和这人来往”的告诫听进去，他不断跑到王墹村询问提亲的情况，结果在今年腊月间被龙留在那里做了几天活。
他做了两天，挖了门前的萝卜窖。挖窖之前，龙治民用石灰打了线，并叮嘱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刘庆娃当时曾想：挖萝卜窖嘛，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还打线哩！心想龙这人做事很讲究哩。挖窖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沿东边的灰线往下挖时碰到了一块大石头，抠出石头，不得不把灰线往东边移了一段，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刘庆娃看着象人骨，就喊：“老龙老龙，这地里咋还埋着人哩！”龙治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脸刷地白了，但他很快掩遮了过去，说：“那是老坟吧。”第二天龙就打发刘庆娃回去了。
刘庆娃最后说：“想想真让人后怕，当时我要是在多问几句，龙治民还能让我回去？”
刘庆娃的供词有着重要价值，由此可推断出东大坑的33个死者最早是在1985年腊月以后陆续被害的。但基本可以排除刘庆娃的同案嫌疑。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一部分侦案人员对此案是否有同案犯产生了怀疑。倒不是因为龙犯在供词里未涉及他人，一直咬定此案是他一人所为。
假设存在一个杀人团伙，龙治民在其中是什么角色呢？窝主？窝赃的窝主？从龙家并未搜出多少赃物，也许把赃物分了。龙分得赃款不过才500多元，却把40余具尸体留给了他！他倒是窝藏尸体的窝主了。龙并不痴笨，怎么会为得几百元而担当窝藏40余具尸体的风险呢？
从目前搜查的情况看，并未在其他地方发现尸体，那么作案现场主要在龙家。这个“杀人团伙”为什么把杀人现场安排在龙家呢？那并不是一个隐秘所在（不能设想他们在别处杀了人，还要把尸体转移到王墹的龙家）。据王墹群众反映，龙家常有闲杂人出没，可以把这些视为龙的同案，但也可视为龙的猎物。更主要的一点是三具尸体没有掩埋。如果作案的是一个团伙，是不会让这样的事存在的，只有具有变态心理的杀人者才会这样做，而心理变态只会是单个人，一个杀人团伙不会集体变态。
但是没有人把上述想法摆到桌面上。因为追查同案犯是自上而下一个总的心理趋势，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当时严峻的情势下，出现这种心理趋势乃是必然。追查结果，没有同案犯便罢，如果有而没有追查，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了。一个瘦小如侏儒一样的人和40余具尸体，你无法把二者联系成一体，无法不在二者之间立起一个有犯罪团伙存在的假设。况且有公安部、省公安厅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亲自坐镇，谁也不敢怠慢，掉以轻心。在每日一次在地区公安处会议室召开的例会上，一位高层领导人就要求办案人员“首先，把凶犯不是一个人的观念树立起来。”许多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挖知情的，同案的，查社会上有无逃跑的、自杀的……”
是一个人，还是团伙？不然他（龙治民）怎么会没有一点伤……”
“……把调查范围放宽一些，有一点可疑的都划上。亲属、朋友、来往过的人，关系密切的……重要的是要防止（同案）逃跑、自杀、行凶……”
然而一条条线索如同闫崇善、刘庆娃那样的线索一样，看似有疑，追查到底却收获甚微。鉴于追查同案犯的工作无多大进展，侦破领导小组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为此制订了有关政策，由各级党政部门口头向下传达：
一、凡过去听到、看到龙的犯罪活动，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未讲，现在讲出来，一律不追究责任；
二、凡提供、检举龙的犯罪活动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表扬或奖励；
三、凡由于不了解龙的犯罪活动，接受或为龙保管东西，主动交出来者，一律不追究责任；
四、凡与龙有一般牵连的，只要主动说清事实，一律不追究责任；
五、凡参与过龙的活动（同案犯）只要说出事实真相，可以从宽处理；
六、凡直接参与犯罪活动，拒不交代，经查证落实后，从严处理；
七、凡破坏干扰侦破工作的，及时打击；
八、龙的朋友、亲戚、知情者、都应积极检举揭发；
九、检举形式。可以面谈、写检举材料，也可以向检举箱投报，任何人不得干涉。党团员、各级干部要带头检举揭发。知情不报者，分别情况给予处理。
为了安全和审讯工作的方便，从6月1日起，龙犯被转移到武警部队一间大办公室关押。同时闫淑霞亦被拘审，另处关押。关押龙的大办公室内外，防范极严，室外有固定岗哨和流动哨，室内四个屋角各有一名持枪警卫，昼夜轮流换班。室内的设施仅有一张供龙睡眠的床铺，安置在中央。为防止龙犯自杀，四壁蒙上了草帘子。除了上厕所，龙的吃喝睡眠以至被提审均在此室。而审讯时所用的桌凳在审讯时才搬进来。从早到晚，龙犯镣铐不离身，只是在审讯时，才将手铐从背后挪到前面来。
随着桌凳的撤走，一天的审讯结束了。龙治民侧卧在床上一动不动，大脑却在紧张的活动。白天的审讯中，审讯者问的什么，他回答的什么，现在他不愿多做回想，他的思绪仍执著于屋里的那三具未埋之尸：李云、杜长英和收购酒瓶的小伙，执著于由这三人构成的五月。如果没有这三人，没有这五月……他懊悔的正是这个五月。
整个五月里，龙治民想的最多的事就是挖个新的埋尸坑，因为东大坑以满。
5月16日他到县城就是寻觅挖坑的劳力的。他猎到了杜长英，但没有让他挖坑，为什么呢？人熟，有危险性，较之刘庆娃，杜长英显然精明许多。再说洋芋的确该锄了。
在有杜长英之前，屋里尚未置放被杀掉的猎物，可以从容的寻找挖坑的劳力，屋里有了杜长英的尸体以后，挖新坑的事一下子变的紧迫了。天气变热，屋里放不住。收购酒瓶的小伙模样憨憨的，倒是个挖坑的合适人选，但是小伙急着要回去，怕不会在那里给他干一两天活。于是屋里又多了一个等待新坑的尸体。及至第二天和造纸厂的出纳员遭遇之后，挖新坑的事简直是火烧眉毛了！龙治民在以后的几天频频出动。寻找挖坑者。5月26日在西关没能把那个黑脸小伙猎到手，实在遗憾！却叫了一个50多岁的老妪！为什么把一个不中用的老太婆叫来呢？他也说不清了，一连数日的没有收获使得他焦躁异常，顾不得猎到的是什么货了。反正屋里有了两个待埋者，再多一个也无妨。5月28日，他准备仍去县城苦苦寻觅挖坑人……
憨实有力，有求于他因而肯听命于他的角色--如刘庆娃--的确不好物色。龙治民其人想让别人有求于他太难了。
龙不禁忆起年初挖东大坑的情景：太阳底下，刘庆娃只穿件红色绒衣，猛的就象当年龙在镇安修公路时见到的挖掘机一样。令龙厌烦的是刘庆娃老是问提亲的事。龙就回到屋里，从炕席底下翻他那个用烟盒钉制的日记本，然后把几个女人的情况告诉刘庆娃：某某某，家住哪里，屋里有几口人等等。刘庆娃听的满心欢喜，说行呀行呀，啥时领我去看看么！因为人骨的事，他打发走了刘庆娃，坑只挖了一半，一米深。他得把东边出线的口子补上，又觉这样还不保险，还需要将原来打出的坑线西移一米，这样东边就有一米长的坑段需要填补。对他来说这是个不小的工程，补完以后，两米长的坑变成了一米。需要另找人把坑挖完。
他叫姜三合来，其实就是叫他来挖未挖完的坑的。在西关车站，起初他相中的并不是姜三合。他老远就看出姜三合是那伙从山外卖工回来的人中的头儿。一问果然不差：村支部书记，复员军人。这样的人他哪敢要啊！他相中的是另一个，大大的眼睛里没有一点神的那个。但是姜三合却挤到了前头。那时龙就转了个念头：就弄个有身份的人试试！
到了王墹，当他要姜三合挖那个坑时，姜说：“你不是说要起猪圈吗？”龙说猪圈自己起算了，先挖萝卜窖。姜三合果然不像刘庆娃那样憨实，他说：“你屋里咋是这样哩！”怀疑屋里穷的不像个家的龙是否出得起工钱。干活的时候，姜三合东张西望，也许自觉给这样的穷户干活，有失身价，自尊心受伤，所以干得懒洋洋的，不时吩咐龙治民递烟倒水。有一阵姜三合突然说：“我咋觉得这地里阴气很重哩！”吓了龙治民一跳：“啥阴气？嘿嘿，共产党员咋还迷信哩……”
春节前夕，村里人在村口进进出出，办年货，走亲戚的，偶尔有人问他：“咋这阵挖窖哩？”更多的人看一眼即过，招呼也不打。因为姜三合是个有身份的雇工，龙不能像刘庆娃挖坑时那样坐在门槛上享受做财东的那惬意，他得做点什么，掂把锨把姜三合撂上来的土往外翻翻，心里却在念叨：复员军人给我做活哩，支部书记给我挖坑哩！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从龙治民脑子里冒出来，这念头是由他的念叨转变来的：“支部书记给他自己挖坑哩！”
这念头让龙吃了一惊，随即便被它迷住了。叫姜三合来是让他挖坑，是否干掉他，龙还没有拿定主意，这要看姜的命大命小。坑挖成，估计也就天黑了，姜三合就得在龙家住一夜。如果姜肯在堂屋里弄个草铺睡下，就算他命大，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客客气气送他上路。对姜三合这样的人动手，龙是很胆怯的。如果姜三合嫌堂屋龌龊，想到楼上睡--而楼上放着具尸体--姜三合就没命了。
龙清楚的记得那一幕，当姜三合刚攀上梯子准备上楼睡觉时，脑袋即挨了一撅，也不知龙在那一瞬间心怯手软，还是姜三合命硬，一撅没有将姜击倒，只见姜趴在梯子上浑身颤抖，抖了好一阵子才倒下。过后龙治民也抖了起来，喃喃地说：“到底是个有身份的人哩……”
追查同案犯的工作仍在继续。
这时龙家门后的女尸已被认领。其名李云，50余岁，商县居民，丈夫在西安某服装店任经理。李云的户口转至西安，因在西安生活不习惯，又回到商县。李云的邻居回忆，5月26日那天她称去买鸡娃。这与龙的供述一致。结合龙对诱杀杜长英的过程和姜家提供的姜三合失踪的经过，侦察人员判定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是龙经常出没的地方。并作出如下推想：如果有同案犯存在，龙就是他们派出的垂钓者，先由龙把猎物诱回然后由同案犯杀掉。
于是侦察机关通过西关城区工商部门召集了西关和西关汽车站两地及沿路的个体商贩，向他们传达了政策，动员他们提供情况。
商贩们反映了很多情况，其中有两种似有价值：
一、有一个名叫赵从计的人，三贤乡赵村人，曾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1984年春天出狱。经常在西关一带游转。今年三四月间，情况反映者曾见赵与龙治民在西关莲湖边嘀咕了很久。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赵。
侦案人员赶到三贤乡赵村。赵从计不在，家里人说今年三四月间就出门了，至今没有音信。赵离家的时候说他去西安古楼饭店帮工去。
侦案人员追到西安。在西安走遍大街小巷，没有一个叫“古楼”的饭店。鼓楼吗？侦案人员把鼓楼一带大小饭馆查了一遍，被询问者都说没有雇用过一个叫赵从计的人。赵用的化名吗？但他的商县口音无法掩饰，被询问者都说没有雇用过一个操商县口音的人。当侦案人员正在省城的茫茫人海苦苦寻觅时，从商县来了电话：赵从计已回到赵村，并被拘留。
赵从计在审查时说，他是在古楼饭店帮工，古楼饭店名字大，其实是一个夹在街巷里的小饭馆，所以难寻。他现在回商，是因为手脚不干净的旧病重犯，被老板辞退了，“5.28案件”他在西安就知道了，西安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回商县的路上他还想：龙犯是不是他在3月间在西关遇到的那个秃头矮子？赵从计他说他并不认识龙犯，二人的接触就那一次。当时他正在西关闲转，是龙主动上前和他搭腔，问他想不想找个活干。他正想找个事干，但他可不想挖什么猪圈。他会炒几个菜，想到食堂干。他刚从狱里出来，名声不好，商县的大小饭馆没人雇他。龙就对他说：“那你咋不去西安呢？我要是有你那手艺，就去西安干。商县没有啥钱，杀人放火也弄不来几个钱，一个个比你我还穷……”赵从计想想也是，经一个狱友介绍，到西安去了。
赵从计的供述看不出什么破绽。
二、鱼好田，谢塬村人。有人说曾在西关见鱼与龙犯有过接触，什么时间记不清了。当时鱼从怀里摸出一把刀子样的东西递给龙犯，阳光下刀刃还一闪一闪的。交接时鱼龙二人还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什么样的刀子？情况反映者说他离龙鱼二人有六七步远。看不大清楚，像是那种刀柄贴有镂花塑料片的折叠刀。
从龙家搜得的物品里就有一把折叠刀，柄上贴着镶有暗花的塑料片。情况反映者辨认以后，说好象就是这种刀。
另据谢塬村村民反映，鱼好田此人整天显得很神秘，弯腰走路，怀里总像揣着什么。
传讯鱼好田。
问：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答：不……知道。
问：龙治民的案子你知道吗？
答：那知道嘛。
问：这把刀子你见过吗？
答：……这种刀子很常见哩。
问：在西关你给龙治民一把这样的刀子吗？
答：那没有那没有……
（停止提问，给鱼好田宣读政策8条）
问：你该明白，我们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答：让我想想……我曾经卖给一个矮子一把这样的刀。龙治民是不是矮个？秃头？那就是他，给他卖过。
问：卖过？
答：是卖……咋啦？那会儿我从西安弄了几把刀子，想赚几个钱。
问：既然是卖东西，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怕人看见？
答：那是1983年，正搞“严打‘那种刀子派出所是不让卖的。
问：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在做买卖？
答：我一共卖出了十几把，都是那种刀子。
问：能找个证人吗？
答：哎呀，买我刀子的人我都不认识，让我去哪里找他们哩。对了，我们村的张旺就从我这里买过一把。
传讯张旺。
问：你从鱼好田那里买过一把刀子吗？
答：没有没有，他咋胡咬哩！
传讯鱼好田。
问：张旺没有从你手里买过刀子。
答：他咋说没买过刀子哩。我记得很清楚，他爱打野兔，要刀子剥皮，就在场边的辘轳跟前我给他的刀子。
鱼好田与张旺对质：
鱼：张旺，你要实话实说哩。
张：我咋没说实话？乡里乡党的，你咋胡咬？
鱼：人家有8条政策里（鱼向张说8条政策）。
张：我是从鱼好田那里买过一把刀子。
提审龙犯。
问：你屋里的这把刀子是怎么来的？
答；买的。
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从什么人手里买的？
答：在西关买的，花了两块多。
经调查，龙治民的刀子是从鱼好田手里买的，但鱼好田卖凶器给龙实属无意。可以暂时排除鱼的同案嫌疑。
在此期间，某村的几个民兵在事先未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用一辆手扶拖拉机将一名妇女当作嫌疑犯押送到县里。民兵们说，村里有人曾看见龙治民去过该妇女（名叫金百玲，40余岁，寡妇）家，以后该女身上多了一件半新的绣花粉红的确良衬衣。
金百玲面如土色，哭不敢出声，满眼泪水。她说她与龙是去年二三月间在南秦桥上遇上的，龙让金给他家洗衣服，称他是收购旧衣物的，家里有很多旧衣服要洗。当时金还有其他事，未去龙家，后来也就把这件事忘记了。但是一个月之后，龙按金给的地址寻到了金家。这一次龙没有提洗衣服的事
，却说想给他另寻个婆家。临走时送了她一件据说是收购来的衬衣。以后呢？她和龙再也没见过面。
金百玲后来的窘境证明该村民兵的举动是轻率的。回村以后，民兵们对村民说金没有事，龙想骗她没有骗成就是了。然而村民们却不这样想，既然龙犯去过她家，她也接受了（买的？谁信）龙送给她的衣服，她不是个寡妇吗……于是金百玲背上了“龙犯的相好”的污名，遭到了村民的白眼，连门都不敢出了。金百玲气不过，到村干部家里闹，让给她平反。村干部为难的说：没人给你定个啥罪嘛，有啥反可平？金说那我咋遭恁大的罪哩？天天缠着村长要给她恢复名誉，闹得村长叫苦不迭。
6月5日，王墹村又传出一条惊人的消息，现场勘验组于当日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处，又发现一堆已完全骨化的尸骸。经过整理鉴定，计为4具。是为“1号坑”。
次此发现再度震动了商境，这不由得不使人推测：48具尸体恐怕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埋尸之处恐怕不只限于龙家周围。
与此同时，各种流言从民间产生、张扬开来：
龙的同案犯目前已化整为零，四处逃匿，有人亲眼见过。
某县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人说是龙的同伙干的；某县发生了拐骗案，人说是龙的同伙干的。外地区发生了抢劫案，人说也是龙的同伙干的。
一个从龙家查得的奇怪的小本这时摆在了侦案者面前。他是用各种香烟盒装订而成的，上下翻揭。从本子上端钉合处杂乱重叠的线脚来看，装订者在不断地添续新页。现已有一百多页。字写在烟盒背面，字迹大小不等，时而工整时而潦草，但出自一人之手，可见记事者是在不同场合书写的。记载的内容十分庞杂，但基本可以看出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竟记载了1208个人的姓名及被记载者的情况，名单上大多有名有姓，也有有名无姓的如“田娃”“淑芬”和有姓无名的如“老田”“张师”等等。从地址看，上面的人多居乡村，也有一些居城镇的居民、干部、工人。地址之后的内容便没有一定之规了。有的按常例记载该人的性别，大概年龄，家庭状况等。有的在其姓名之后，只记该人有个老表某某某，转而记载某某某的情况。有的姓名之后什么也没有。除此之外，本子上还出现了一些名人的名字。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名单呢？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上面记载的都是龙犯已杀或要杀的人吗？然而名单上没有杜长英、李云、姜三合及其他几个已被亲属认领的死者的名字。同案犯的名单吗？这很难说，不能用龙犯不可能有一千多个同案犯这样的想法来否定在名单中会藏匿有同案犯的名字。或许名单的庞杂甚至记上名人的名字是龙犯的障眼法呢？但话又说回来，龙犯会把同案犯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吗？
提审龙犯。
问：龙治民，这个本子是你的吧？
答：是。
问：上面的东西是你写的吧？
答：那当然么。
问：上面记的都是什么人？
答：啥人都有。
问：你都认识？
答：咋能都认识哩。认识就不记他了。要说认识也只是在啥地方见过一面，闲讲两句，过后我就把他们记下来。大部分我连面也没见过，都是听别人说的。我在街上转，听别人在一边说谁谁谁咋了咋了，我把别人说的那人记下来。
问：你为什么要记下这些人？
答：……也不为啥。真的不为啥，记着耍哩。
问：耍哩，这话谁能相信？
答：真是耍哩，别人我敢哄，你们我咋敢哄哩！
……
商县公安局有两个炊事员的名字居然也被龙治民列在了名单上。当询问到他们时，两个炊事员破口大骂，继而赌咒发誓：根本与龙没有打过交道。至于他们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那小本子上，“我们咋知道呢？”
侦破领导小组决定：必须把名单上所记的一千多人逐个查清！
这可是一个大工程。调查走访组亦随着成倍的扩大，几百个人分成一百多个调查分组撒向商洛全境。后来王扣成回忆说：“那个小本可把人整苦了，光是就它的调查材料摞起来，就有半人高！”调查结果表明：
一、名单的由来确如龙犯所言，大多是道听途说得来的。
二、龙犯记此名单是为了日后到其中一些人家里骗吃骗喝。
三、名单中大部分的名字对龙没有实际意义。也许真如龙所言，“记着耍”？
调查的结果另人失望，案情显得更加复杂了。
杀人的理由
许多干部曾怀疑此案有政治因素，这种看法起初也影响了具体办案人员。同时，龙治民在此间只承认杀人而在杀人动机的问题上含糊其词，而573元的赃款与48具尸体这两个数字也实难使人得出谋财害命的结论，于是民间关于此案作案动机（除谋财害命这一普遍看法除外）的种种传说便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民间说，五六十年代商县西南乡不是出过一个叫“秦岭纵队”的反革命组织吗？头目叫吴子俊，传闻是大土匪古世珍的旧部。牵涉的人很多，其中一个叫龙志宏的人。龙志宏与龙治民同村。龙治民会不会与此组织有染？
龙治民的原籍已成南秦水库库区，同乡人被迁移到周围各乡。侦察人员多方查访，得知龙志宏10年前已死去。被询问者说：听人说龙志宏是参加过一个啥组织，干了些啥没见过。没有听说过龙治民与这个组织有啥关系。龙治民当时二十岁。
龙治民的原籍龙碾子村有一山名天子山，民间传说天子山要出一位天子。此传说缘于何时？传说的“天子”于何时出现？说法不一。龙治民的犯罪活动是否与这一传说有关系？
这一传说引起侦案人员的关注，解放前的土匪聚众起事，往往假类似“出天子”的封建迷信说法，为自己的活动寻找一种蛊惑人心的借口。旧时土匪队伍结伙开张时，往往先杀几个人，一来恐吓乡里，二来使从伍者绝去退路，称“祭刀”。那48具尸体会不会是假“天子出世”之名成立的反动组织开张时的祭刀品呢？
审讯中，当问到：你知道天子山要出天子的传说吗？龙治民说：“听人说过。咋了？”他并无异常反应。
侦察人员暂且放弃了这件事的究查。
传说有一占卦者给龙治民占过一卦，说龙在40岁左右将遇有大难，若避此难，需用七七四十九条生灵的血光冲之。
侦察人员对境内的巫婆神汉和流窜于境内曾流窜于并尽可能找得到的相面先生进行了调查，没有结果。而龙犯在审讯中振振有辞（态度也颇显认真）的说：“咱是念过书的人，咋能相信那些东西哩！”
后来，辨认尸体及其遗物的工作逐步展开，有力地推动了侦案工作的，使侦案人员拨开重重迷雾，渐渐从一些也可以说是毕经的误区里走了出来。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辨认尸体及遗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
早在5月31日晚省长李庆伟听取地区公安处处长段学斌关于王墹现场发掘情况的汇报以后曾说：“……我估计死者家属来，会对我们很不满，如不让其认尸，反倒情况会更加严重。”
此话是针对白天发生的事讲的。
5月31日白天，当发掘、勘验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的时候，就有失踪者的家人在围观的人群里大放悲声。他们在围观者善意的鼓动下，数次试图冲过警戒线前去认尸，均被武警拦截，这样一来引起了他们及围观者的不满、哭闹、指责，甚至有一些好事者呐喊起哄，在人群中造成一阵阵骚乱。到了下午，约有一百多人聚集在商县公安局门前，要求领导出来说话，要求认尸。其中有人鉴于48人被杀而事前公安局竟无丝毫觉察这一点，骂道：“养了一群白吃饭的？”
事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呢？地、县党政领导十分担心。联系到商洛地区的相对落后、贫困，联系到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或紧张或淡漠的干群关系，聚集在县公安局的人会不会走上街头，从而影响更多的赶往王墹看热闹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呢？商州人忠厚淳朴，但谁又能预料会出什么事呢？为此，李庆伟指出：“……群众有怨气可以想见，要热情接待，耐心做工作，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平息他们的怨气。”
作为侦案（尤其对于此案）的一个重要环节，辨认尸体及遗物的工作必不可少。问题是何时辨认，在何处辨认。技术部门的勘验工作尚未完结时，不可能让群众介入其中辨认尸体，以往的人命案，辨认尸体都在尸库，而此案的48具尸体不可能移送尸库--本县也没有如此容量的尸库。就地辨认，当着成千上万的围观者的面辨认吗？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死者亲属哭天喊地，围观者会借机涌到跟前，可能存在的同案犯会趁乱做手脚……
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成立一个接待处，专门接待有亲属失踪的人家，请他们讲明情况，进行登记，发给证件，告之其等待认尸。
龙家东侧两坑的尸骸本不可辨认，西大坑被辨认出7具，加上屋内3具共辨认出10具。而大部分尸体只有通过遗物来辨认了。
出于种种考虑，辨认遗物的地点放在了西距王墹仅一华里的杨峪河乡乡政府所在地。
乡政府院内横空扯起了几道铁丝，上面搭满了从龙犯家中搜出的衣物，有的可以看出已经过洗涤，但血痕犹在。这些衣服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或质料低廉，或破破烂烂，抖掉尘埃，可见许多衣服的领袖口和肘部、膝部早已被磨烂，一看便知主人是终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鞋也一样，几乎没有皮鞋，大多是步鞋和已经过时但为农民喜爱的仿军用胶底鞋……这些遗物看来颇令人心酸。一位观者叹道：看来他们都不是享福人啊！而后来龙犯实为谬说的“三不杀”原则之所以能在民间流传并为许多人所信，也与杨峪河乡政府院内铁丝上的情景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关。
辨认遗物的人来了。
嘈杂的院子安静下来。
有的人一进门便大放悲声。有的人默默走进来，直到他（她）在某件遗物前突然哭喊，人们才知道他（她）是苦主而不是看热闹的。但他们进门时的紧张是共同的，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东西会在这里找见吗？每一个人都一次又一次在心中向神灵祈祷不要让他们在这里看见什么熟悉的东西……在接待处登记报失的有一百余家，死者的数目是48人，这就是是说，其中有一多半失踪者不在此劫难中。但一百多家登记报失的人家赶往杨峪河乡时，百分之百都抱着侥幸，抱着希望……所以进门就哭的不多，大多来辨认遗物的人起初都不愿让人知道他们是来辨认遗物的。他们走进院子以后，远远望着那些像挂在旧货市场上的东西，迟迟不敢上前。当他们认出了某物是自己失踪的亲属所有时，仍不肯放弃希望，想道，那样的衣服，那样的鞋穿着的人多着呢。或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谁还记得准他（她）走时穿的什么？直到事实铁板钉钉一样摆在面前，他们仍在寻找种种安慰自己的理由。想着想着便痛号一声，或一言不发昏厥过去。没有认出来什么的人，离开铁丝远远蹲在一边，脸色苍白，心仍在战栗；是不是翻看的太粗疏？但不愿去查看第二遍，又不得不去查看。“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咱娃不在里边……”心中向留在家里不敢来的家人报信。同时又仿佛听到家人在心悦之余又小心翼翼地发出的疑问：是不是所有死者的遗物都在那院子里？没有被龙犯处理掉的么？末了他（她）捂着脸呜咽起来：你到哪里去了啊！
先后有30多个遇害者被认，其余的则成了无主之魂。
而代他们讲述他们悲惨遭遇的，可以说是那些被民间称之为“从龙爪下逃生”的人。
邵根正（男，59岁，赵村人）：
就是去年，记得是秋天，就是秋天，地里的包谷棒棒都多大了。我去王墹看电影。看完电影我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一堵矮墙底下忽地立起个人，吓我一跳！我还当是一条大狗，一条大狗立起来也就恁高。不是龙治民是谁？就是他。他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赵村。他说天都黑成啥了你还回去呀。我说不回咋办？再黑也得回嘛。他让我睡他家，说他家有活干。当时我还想：今晚上是咋了？运气恁好，看了电影还有钱挣。我说我没给家里说呀。他说那怕啥？咱这地方一个男人一晚上不回家还不跟一条狗没回家一样？不算啥事。这话倒也是，不是寻见了活干，就是让朋友拉住了闲讲，家里还能咋想？那就住下吧。等我一进他家--天爷！我说我家脏，他家还要脏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阵一阵的，比茅子还呛人。我就没脱衣服，和他在炕上将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赶紧走。走的时候我还骂了一句：“做啥活哩！”那天夜里他为啥没敢害我？我不是嫌屋里难闻么？夜里我起来好几回，吸了好几根烟。他八成是看我睡的不踏实，没机会下手……
杜XX（男，王墹村人，县化工厂职工）：
窝边草他也吃哩！这件事听起来像瞎编的，同村的人他也不认识吗？真的不认识。龙治民是个独人，和村里人甚不来往，大家当然都知道他，他不一定知道村里所有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在外边工作的人。那天是个星期六，家里捎信要我回去锄洋芋。我就回来了，骑的自行车，到王墹的时候天都暮下来了。王墹在半坡上，一到村边我推着车走，龙家东边不是农机站的茅池吗？我在那里解了个手。这时龙治民从屋里走了出来，问我找谁。我懒得和他说话，就说不找谁。他说：“到屋里歇歇再走吧。”说着跳到路上要替我推车。我心里说：真是个热粘皮！没有理他，推车走了。第二天我和兄弟去锄洋芋，路过村口时龙治民看见了，他楞了一下，说：“我当是谁，是你呀。”
刘麦珍（女，31岁，王四村人。她坐在灶火边，不时用油腻的袄袖揩着那双被泪水渍红的眼睛。因为她曾去过龙治民家，并拿回几件衣服，现在落入和金百玲同样的处境。在调查人员和村干部的一再开导下，她才开口说话）：
那是前年8月见的事，我娘家捎话过来，说梨子下树了--我娘家院子里有几棵梨树--让我回去帮爹把梨拉到10号信箱卖。10号信箱的工人钱多，能卖个好价。等我回到娘家，性急的爹已经拉上梨先走了。我就撵，一直撵到10号信箱也没看到我爹。后来我才知道我爹是在半路上让造纸厂的人叫走了。我就到城里找，去城里的路上我遇见了龙治民。他说你是不是寻人哩？我想：他咋知道我寻人哩？是不是我爹问过这人见没见过我，他才猜出我？我说我寻我爹哩。把事情讲了一遍。他说他见过我爹，梨刚拉到10号信箱就让工人抢着买光了。我说那我在路上咋没见我爹回呢？龙治民说说不定你爹把车寄放到谁那儿了，这阵上城里逛去了。我心眼实，信了他的话，心也不急了。我想回去，我身上没装钱也没背馍，在城里找不到我爹咋办？再说我屋里也有活。我就折头往回走，龙治民一路和我厮跟着。他问我家在哪儿，我就说在哪儿，又问我日子咋样，我说粮够吃了，就是钱紧，家里全凭娃他爹一年冬天到外卖工挣几个钱。他说他是收购旧衣服的，问我想不想到他家洗衣服，走时拈几件衣服就行了。我说给钱行不行，他说给钱也行，洗一天三个元，再添几毛钱，就能给儿子买个有两根系系的洋书包了。
（调查人员插问：你晚上不回家，也不怕家心里急？
答：那不怕么。娃他爹想着我在娘家。我娘家想着我回去了。）
到王墹时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问他衣服呢？他说明天再洗，都这一阵了咋到河里？过了一会外边来了三个男人，龙说都是给他干活的。我想：这人恁有钱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龙说你甭洗了，先做饭。
（调查人员问：洗衣服是时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么东西吗？）
答：灯暗，也看不来啥。他屋里没电灯，用的油灯，我还奇怪，这人钱多的三四个人雇呢，咋连电灯也不扯？衣服很脏，稠稠的一盆黑水。
问：后来呢？
答：后来……我睡下了么。
问：怎么睡的？
答：那三个男人上了楼，龙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个草铺……
问：再没有了？
答：没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问：衣服洗完了？
大：没有，我怕家里操心……
村干部：麦珍，你要有啥说啥，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说虚话，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里……他想欺负我。
村干部：说嘛，给你保密哩。
答：没欺负成。半夜他爬过来，说再给我加5个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楼上的人喊：“老龙，你做啥哩？我们下来啦？”结果他没有欺负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临走我拈了几件衣服。我不是图那几件衣服，我是想给家里一个交待，说衣服就是工钱。）
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结论：作案者为龙犯一人；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
在对龙犯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龙犯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什么？”
“我有三不杀，”龙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
语惊四座。
不论龙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戏谑之言？龙犯认为那三种不杀之人之外的人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之人？）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也是省城和北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甚至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靠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龙案审理完结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商考察，他们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件事时，觉得不可理喻，现在走访了一些被害家属，理解了，这里好多人家家境比龙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习以为常，在此请读者注意前文提到过的数字比：案发前到商县公安部门报失有37人，案发后才增报60余人。可见这60余人的亲属对他们的失踪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实际上商县失踪人数远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顺的商州人却对家庭成员的出走不归如此“想得开”，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当地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咱这儿的人不值钱嘛！”
商洛人民的流动，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习性。他们不像江浙和四川的农民，敢于迈出省境，到全国各地寻求发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区流动。能在山外揽个长活如姜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流动都不愿远离家门。并且从事手工业者甚少，多是出卖体力。出门三五日者有，日出而出，日落而归者有，只图挣个小钱以补家用。他们漫无目标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觅雇主，甚至赶集或外出办事也寻着零活。当人们都在寻活儿，活儿能有多少？大家都当雇工，雇主又有几人？这就给龙犯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当龙犯叫这些人去做活时，他们除了庆幸自己的运气，还能作何猜想呢
案发王墹村
公元1985年5月28日。
这一天，用陕西省商洛地区中级法院一位龙案主审法官的话说，“是龙犯的末日”。这一天有两支发自民间但互不相闻的侦捕队伍，分别经过十多个和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艰苦顽强的调查追踪，竟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追捕到了同一目标！
一支队伍来自商县刘湾乡叶庙村。时间推后12天，1985年5月16日，村民杜长英起了个大早。他先到自家猪场转了一遭，接着洗漱、吃饭，把当日猪场的事务给媳妇交待了一遍，然后去叫他哥杜长年。兄弟俩前一日约定：今天去城里赶集。
他夹着一只化肥口袋，打算在集上给猪买些豆饼。他四十余岁，精力充沛，心力更强，同1985年间千百万商县农民一样揣着一个小康之梦！
杜家兄弟上路的时间约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那时商县县城通往各乡的公路上还没有出现载客的三轮摩托，只有一日往返一次的班车，所以杜家兄弟是走着去的。好在叶庙村与县城只隔一座南秦岭，十余里路。过了南秦河大桥，走到南秦岭脚下的商县造纸厂门前时，杜长英想起一件事：前不久他给该厂卖过一次麦草，当时出纳不在没领到钱。他从身上找出那张收据，让杜长年稍等，自己走进厂子。其时约9点到10点之间。一会儿杜长英从厂里出来，说出纳又没在。因为出纳员侯义亭是杜家表亲，杜长英便抱怨道：“下回见了看我咋骂他！如果政府把这个厂子也‘责任’了，就象当年的作坊那样，看他还胡逛！”
杜长英把那张麦草的收据重新装到身上。此收据上的款额是1.85元，就是这张1.85元的收据，成为揭开这一幕举世震惊的惨剧的重要线索。
杜家兄弟翻过南秦岭，走过丹江桥，10点左右他们来到西关。
西关很早就是商县县城一个繁华的地段，80年代新街区在旧街之北辟建之后，热闹不减当年，是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门户，赶集的乡下人肩挑手提的农副产品均在此集散。自80年代始，这里又自然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农闲时节，经常可见一些衣衫不整的青壮年男女蹲在门口，东张西望，寻找雇主。
杜家兄弟在这里分手了。这一别竟成永别！
下午4点杜长年回到西关。等了一会，见等不着兄弟，自己先回去了。傍晚7点多，杜长年在家里吃夜饭，杜长英的媳妇寻上门来了，见了杜长年她不觉一怔：“长英呢？咋不见长英回来呢？”“这人！”杜长年咕哝着走出院门，看天色还亮，便对兄弟媳妇说没事，长英可能让啥事绊在路上了。夜里10点多长英媳妇又来了，说长英还没有回来！杜长年沉吟片刻，说长英是不是让哪个熟人拉住，歇人家屋里了。
12天以后，5月27日，长英还未归家。黄昏，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走到商县造纸厂门前时，猛地想起兄弟掖进怀里的那张卖麦草的收据。他找到出纳员侯义亭，说了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义亭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变得严峻起来。他说前两天有个人拿一张麦草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侯便问那人是怎么回事，那人说杜长英欠他钱，一直赖着不还，后来他在街上堵住了杜，杜说身上没钱，只有一张麦草条子，他就把麦草条子拿了。
杜长年说：“你就把他放过去了？”
“……”
“这人什么模样？”
侯义亭回忆了一下，说：“个头很矮，十几岁的娃娃似的。圆眼，大耳朵……耳朵比常人大些，戴一顶布帽……好象是秃头，口齿很伶俐……”
杜长年想了想，觉得好象见过这个人。
“年龄是不是40岁左右？”
“对！”
见过！是在兄弟家见的，去年的什么时候。记得姓龙，家住杨峪河乡王墹村。
5月28日，杜长年约集了8个精壮汉子，气势汹汹朝王墹村奔去。走到南秦桥南，杜长年拦住众人，他忽然觉得此举欠妥，如果事情真出在姓龙的手里——他不敢深想——这样成群结队而去岂不是打草惊蛇？于是他把众人分成数拨儿，分别布置在南秦岭、造纸厂、南秦桥一线，自己带领几个装做打工的样子散散漫漫地向王墹村走去。西行不远，杜长年突然站住：太巧了！目标竟不期而至，前方一百米处，一个矮子在公路边的树荫里正摇摇晃晃迎面走来！杜长年急忙把同伴拉到路边一家杂货店的屋檐下，吩咐他们暂时不要惊动龙，等他过去以后远远跟着。自己折回去找侯义亭。
半小时以后，造纸厂的传达室里，侯义亭指着从窗外走过的那个矮子，对杜长年说：“就是这个人！”
怎么办呢？侯杜二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现在就把龙扭住吗？侯义亭曾说过此人“口齿伶俐”，如果他几句话就把麦草条的事搪塞过去又该怎么办？
先跟着他再说！
中午12点多，龙在城里转了一遭后，终于确定自己是被人盯上了。早在翻南秦岭的时候，他就感到身边浮游着一种异常的气氛。现在他往西关长途汽车站走去，为了进一步测证他面临的危险是否存在，他紧走了几步，果然，身后不远处也有人紧走了几步！跑？是跑不过他们的。他朝周围张望了一回。末了一闪身，一屁股坐在街头一个医药摊上。等杜长年和侯义亭他们赶到时，龙正龇牙咧嘴呻吟着，一条腿上贴满了膏药。
“还认得我吗？”侯义亭上前问道。
“你……噢，纸厂管钱的出纳么，咋不认得哩。”龙讪讪的笑道，一边对江湖郎中说，“还有这……也疼哩。”
侯义亭又问：“说老实话，杜长英的麦草条子到底是咋落到你手上的？”
“唉，你咋这样说话哩？”龙一脸恼相，“你是公安么？我给你说过他欠我的钱！”
杜长年问：“他啥时把条子给你的？”
“有些日子了。哪一天我记不得。我在西关碰见了他，问他要帐，他就把麦草条子给了我。妈的，才一块八毛五分钱！他欠我二十多元哩！”
龙的回答头尾周全，无一丝破绽。杜长年他们又不知该怎么办了。
“他人呢？”看到龙从医摊上起身欲走，杜长年匆忙问道。
“我咋知道哩！”龙的回答挺硬气。他含糊的说，“去西安了吧。他说去西安做活挣钱还我。”
“去西安？为什么不给家里说一声？”
“他没给家里人说？这人！”
龙的谎言里似乎没有破绽，但他撒谎的本身却让杜长年他们看出他心里有鬼。于是他们把龙从医摊上扯出来，要带他去派出所。
一下子撞到了龙的神经！他蹦跳着喊叫起来：“咋咋？大白天抢人哩！凭啥要我去派出所？凭啥？偷人了还是放火了？知道我是谁吗？龙先进！县上树立的典型！要我去派出所也行，可是你们得先说点啥哩！”
这一番狡黠的表演非但没有唬住对方，反而进一步把他心里的鬼魅展示了出来。杜长年他们不由分说，拖着龙就走，龙也就叫喊了一路。走到西关长途汽车站，龙往地上一躺，象一摊烂泥一样，任你怎么拉也拉不起了。
许多人围拢上来，询问道：“这人咋了？偷人了？骗人了？”于是龙的嗓门又粗壮起来：“我一没偷人二没骗人，凭啥？啊？！”杜长年他们一时无言，龙的声音愈来愈高，愈来愈显得理直气壮，因而也赚得了愈来愈多围观乡亲的抱打不平。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在人围里观察了多时的黑脸小伙走到杜长年跟前，低语道：“大哥，我也正找这人呢。你们先看住他，我去叫人！”
黑脸小伙是另一支侦捕队伍的成员，这支队伍来自商县上官坊乡。1985年元月22日。上官坊乡村民王治龙、王玉堂等人分别从邻村把赵栓义、王喜娃、宋存锁三人请到王治龙的姐夫、村支部副书记、复员军人姜三合的家里，说是请他们喝酒。客人一进院子便喊“三合”，见没有姜三合的应答声，就问姜的媳妇：“三合哩？”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治龙哐啷一声把院门闩上，脸一沉，厉声问道：“正是问你们呢！姐夫是去年冬上和你们一起去宁西林场做活的，你们回来了，姐夫呢？今天你们不把人说出个下落，别想出这个门！”
当下三位客人脸色大变，同声叫道：“啥？三合还没有回来？！”
“三合和我们仨腊月二十几就从西安回来了。那天是阳历10号。车到商县就黑了，我们在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到街上转了转，想着快过年了，给屋里买点啥。中午我们回到西关车站寻车回家。一个人走到我们跟前，40岁的样子，个头却跟十几岁的娃娃一样。他问我们是不是从山外做活回来，我们说是，咋了？他说不咋，说他屋里有活，一天五元，问我们做不做。我们说眼看到年跟前了。都急着回家，一天十元也不想做哩！三合却有些动心，我们说你就恁财迷，挣多少是个够？说归说，其实我们也想做，就问那人得几个人，那人说挖猪圈要不了这么多人，要了三合一个……”
一封急信发往胜利油田。姜三合的哥哥姜银山接信后便感到弟弟的失踪凶多吉少，即向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火速回商。
之后姜银山数次向单位续假，一直续到6月。这期间他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未见回音。
持续数月的寻访，使姜银山、王治龙、王玉堂他们掌握了这样一个重要情况：赵栓义三人说的那个叫姜三合做活的矮个男人，在商县城郊许多商贩的脑子里都留有印象：一，那人的相貌异于常人；二，他常在县、郊流窜；三，商县地处秦岭腹地，外来的流动人口很少，一个人若常在城里出现，很容易被人记住。他们反映：那个矮子经常出没于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处，春节以后，就是说他叫走姜三合以后，还有人见过他，见他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
这一情况令姜银山他们兴奋，又让他们惶惧：这个矮子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断叫人给他家做活？据赵栓义等人的描述他衣冠不整，一副贫相，不象是什么专业户，家里何来那么多的活路请人去干？他又拿什么付人家工钱？人口贩子吗？然而象姜三合这样见过世面的精壮汉子也是他能贩得了的吗？
姜三合已不在人世的预感越来越真实地迫压在他们心头。
那时已经是5月中旬，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一人在城里巡游，其余的人分别在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地守侯。
西关长途汽车站对面有个搬运社，姜银山在守侯期间常去那里讨水喝，就和门房熟了。一天他要回家取干粮，就把盯梢的事托付给了这个热心的门房，告诉他如果有情况可到西关找王治龙等人。
姜银山走后第三天，5月27日，一个黑脸小伙走进搬运社，他与门房是同乡，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做民工。闲聊中门房说起姜家的事，小伙子一怔，说起一个人，和姜家要找的那个人的相貌十分相象。
“你见过他？”门房说。
“见过，昨天才见的。中午我在街上闲转，这人走过来，问我想不想寻活干，我和他说了一阵工钱，没说成。其实我在工地有活干……”
门房忽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是这人，你不要去工地了，给头儿告个假，就守在这里，姜家给你付工钱！”
第二天，5月28日，黑脸小伙在一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看见了他要找的人。
半小时以后，黑脸小伙领着王治龙、姜银山、王玉堂赶到了现场。两支发自民间而互不相闻的侦捕队伍相遇了。双方把各自的情况简单的交换了一下，感到事情严重，便把此时已感到事情不妙而不再鸣怨叫屈的龙从地上拖起来，押往公安机关。
途中龙再一次坐在地上，赖着不走了。此时是下午4点。杜姜两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姜银山、杜长年等人看住龙，由王治龙、王玉堂去报案。
他们先是就近找城关派出所，值班员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问龙是哪里人。听说是西南乡的，值班员说：“你们找城郊派出所去，我们只管城里。”于是他们跑到城郊派出所。该派出所只有三名干警，那天一个在家照顾患病的家属，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没在班上，在班上那个干警家就在所里，当时正在屋檐下做饭。听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的陈述，他说：“人是你们在城里抓住的，姜、杜二人也是在城里失踪的。对吧？那你们怎么寻到城郊所来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相互看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王治龙说：“我们……找过城关派出所，可……他们说让找你们……”
“他们说的，那就找他们。”
二人无奈，从城郊派出所退出来，思谋再三，末了硬着头皮再度来到城关派出所。
“怎么又来了？”城关派出所说。
二人嗫嚅道：“城郊派出所说……人是在城里抓的……”
值班员看看表：5点多快下班了，问道“那人是啥地方人？”
“王墹的。”
“王墹呀，你们找杨峪河派出所吧。”
王治龙和王玉堂楞了半天。回到西关，他们把姜银山和杜长年拉到一边，把上述遭遇讲了一遍。杜长年大感惊异，说：“他们咋是这样哩！”这时龙在一边看出了眉目，不禁又张狂起来，喊道：“看，人家公安都不管，你们到是凭啥哩？”王治龙怒气顿生，冲到龙跟前咬牙切齿道：“再喊叫，看不把你狗日的打死在这里！”
“打呀，打死一个给我看看！”龙并不示弱。
姜银山把王治龙拉过来，对大家说：“不要急，都想想，看在城里有没有个顶事的熟人。”
一句话提醒了杜长年，有，而且还是个得力的熟人。杜家有个老表，是县公安局的退休干部，就在城里。
下午6点多，杜家的那个老表带他们找到县公安局副局长董启堂。董启堂认真听取了杜姜两家的陈述以后，当即把刑警队长王扣成叫来。二人商量一下，感到此事确非寻常：如果仅一人的失踪与龙有关，倒也罢了，而两个互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有关，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遂决定将龙收审。
傍晚7点多龙被带进商县公安局预审股的审讯室里。
“叫什么名字？”
“龙治民。”
“哪里人？”
“他们没给你们说？”
“问你是哪里人？”
“杨峪河乡王墹村人。我是龙先进。”
“什么？”
“我是有名的龙先进呢！不信你们问问去。”
王扣成打电话询问杨峪河派出所，看来对方对龙治民相当熟悉，说龙的上述交待属实。至于龙的“先进”称号也确有其事，是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80年授予的。
接下来的讯问十分困难了，龙治民并不否认他与杜长英、姜三合有过接触，但他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这么一段话：
“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他欠我20块钱。以后他去哪儿？我咋知道。”
“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干了多长时间？起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一个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
审讯陷入了僵局，不久局长周玉也来了。他们照例对龙治民宣讲政策，用严厉的口吻告诫他；“要老实交待。”但对龙，这一切辅助手段似乎都不起作用。讯问持续了三个小时，没有多大进展。
晚上9点多，城关乡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刑警王扣成走出审讯室，问周玉局长；“这边怎么办？”周玉说：“你留下来继续审，我去城关乡。”一直到凌晨3点周玉带人从城关乡回来，这边对龙治民的讯问仍没有进展。王扣成他们已显得十分疲惫，抽烟抽得嘴都木了。在过去的6个小时里龙治民不断说他是“贫农成分”，是“受政府照顾的移民”，是“龙先进，为计划生育作过贡献”等等，似乎显得很可笑。对此，后来地区法院一位对龙治民其人有着较深认识的法官分析道：“如果龙犯是想用这些‘光荣的头衔’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的确可笑。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龙犯的用意是什么呢？也许是想让审讯者在他这番可笑的表演的‘可笑’后边，看到他不过是一个‘老实、愚笨’的农民。”实际上，到了凌晨3点，讯问者不禁自问：这么一个矮小愚笨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
关？
放？
他们犹豫起来。
最后他们决定：先把龙治民关起来，明天到王墹村龙的家里看看再说。凌晨4点，一道铁门把龙治民关进收审室。他随即喊叫起来：“你们咋随便关人哩，国民党嘛！”喊声在静夜显得特别尖锐，又十分虚弱。就像白日的嘈杂声和患者自己的呻吟能稍止疼痛，而夜深人静时病痛便会全都涌出来一样，自白天被杜、姜两家拿住到现在，将近一个昼夜里，一直被他的虚张声势的吵闹虚掩着的恐惧，此刻弥漫上来，紧紧围住他。孤立于王墹村口的那幢土屋浮现在眼前。那是他的家，即便在白天，室内也像深井一样的昏暗。昏暗的门背后，靠墙矗立着一只鼓胀的塑料口袋，像一袋受潮板结的化肥。外人很难看清，塑料袋里是一具白森森的裸尸！
龙治民想：这具裸尸本来应该是那个把姜家的人引到西关车站的黑脸小伙，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黑脸小伙怎么会和姜家搅在一起？如果没有他，如果他此刻正呆在塑料袋里……我会被关在这里吗？在西关汽车站，杜家眼看都拿龙治民没有办法了！如能暂时从杜家手里走脱，只走脱一夜，只给他一夜时间，他就可以永远走脱了。黑脸小伙是他在5月26 日碰上的，同往常一样，他迎上去问道：“做活不做？起猪圈，一天五元。”
小伙说：“我在城里有活，一天十元哩！”于是这小伙的厄运便转到了那个买鸡娃的老太婆头上。她叫李云，50多岁，拾掇得干干净净，看不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离开黑脸小伙，龙治民在西关集市上瞄准了她。那时她正在一个卖鸡娃的笼担跟前瞧着。他上前搭讪：“想买鸡娃？你来……”十分神秘地把她叫到一边，指着叽叽喳喳的笼担悄声道：“那也算鸡娃？跟麻雀儿子一样！”他自称是养鸡专业户，什么品种都有。听说他是王墹人，李云相信了，因为王墹是全县有名的养鸡专业村。《商洛报》和商洛电视台曾作过报道。于是李云随他来到王墹。其时天色已暗，李云急着要看鸡娃，他说既然大老远地跑来，要买就买个称心如意。晚上看不来公母，不如先歇下，明天再说。李云看看那张炕，像是嫌脏，最后还是脱鞋上去了。坐了一会儿，她说村里咋恁静呢？他说今晚有电影。人都去场上看电影了。“你不看吧？这阵怕也快演毕了。”他说用轿抬我也不去呢，“在西安那阵还没把人吵死！”这他才知道她那人在西安工作，还是一家服装店的大经理。“经理？”龙治民一怔，问她：“你咋不在西安住？”她说住不习惯，吵人得很，三天两头闹病，就回来了。还是商县城好，人少，人熟，清净，务务果树养养鸡，啥病都没有了。龙治民不言语了，蹲在地上闷头抽烟。这老婆有福不会享。想：人家的命咋都恁好呢！
5月29日早晨，王扣成揉着酸涩的眼睛，呵欠连天地走进县公安局。在院子里他碰见预审股股长苟步云，就说：“老苟，你去王墹看一趟吧。”
苟步云带着一个年轻的刑警骑自行车去了。当时局里只有一台老式北京吉普，停在院子里以备紧急情况使用。
这期间看守所所长石宝贵曾来局里，说昨晚关的那个矮子在清早就开始吵闹，一直没有停点，嗓子都喊哑了。问王扣成：“你们到底拿他怎么办？”王扣成说：“等老苟回来再说。”
中午12点多，苟步云带回来了如下情况：
龙家十分脏乱，窗户都用土坯堵上了，屋内十分昏暗，像个地窖。问了一声，才知道炕上坐了个人，那人是龙治民的老婆闫淑霞。闫淑霞下肢瘫痪。搜查结果，虽未发现明显的犯罪证据，但有几个疑点值得注意：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有几处好象被铲过；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呈乌紫颜色，像血迹；龙妻闫淑霞的行为颇为古怪，令人费解。在苟步云搜查的时候曾说：“屋里没啥。”过了一会儿她却没头没脑地说：“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晚上我睡在炕上，听见外间有动静，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问她怎么回事，她又不说了。过了一会儿，又没头没脑地说：“我洗衣服，水红红的。”这时一位陪同苟步云他们搜查的村干部对闫淑霞呵斥道：“胡说啥哩，那怕是你的月经！”并对苟步云解释道：“这女人脑子不够数。”
苟步云得出一个印象，感觉龙治民家跟个黑店一样。
听完上述汇报，王扣成沉吟了一下，对苟步云说：“你先去吃饭，下午咱们再去一趟。”
下午一点多，王扣成、苟步云带人再赴王墹，这次动用了吉普车。
王墹地处商县城南一岭相隔11华里的南秦川，人口830人，居住集中，在商县属大村大社。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公路从村前经过。村庄坐落在公路南边的一块台地上，与公路相距30余米。这也是龙治民家到公路的距离，因为那幢低矮的瓦顶土屋像王墹的“照壁”一样立在村口。
那幢土屋坐南朝北，门前偏西三米有一株柿树，朝南是耕地，顺坡势而下直至公路，其间无任何障目之物，站在屋前，公路上的景物尽收眼底，同样公路上的行人也会将屋前的景状看得清清楚楚。屋东紧傍邻居，屋西是龙家的猪圈和厕所，围有一堵半人高的土围墙。墙外是进出王墹的村道，村道一端蜿蜒通达公路，另一端在龙家东南角处西折，从龙家后窗下经过，然后分成数条支道通向村庄各处。就是说，这幢民宅的东、南两侧都临着人来人往的村道。
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是王扣成他们的第一感觉。
但是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上午苟步云来时，龙家大门开着，现在门户紧闭，吊着一把锁！龙妻闫淑霞干什么去了？他们找到村治保主任赵新田，赵说：“她跑不到哪去，一天也挪不出村子。”赵新田在村里寻找，十几分钟之后提着一串钥匙来了，说闫淑霞就在房西边的一口辘辘井那里。她没干什么，就那么呆呆地坐在井边。
关于这一情节，后来被民间演绎成了这样：赵新田从闫淑霞那里拿来的只是半个钥匙，而钥匙的另一半掌握在龙治民手里，对到一起才能打开龙家那把锁。战国时的虎符似的。于是就有了王扣成派人去看守所问龙讨钥匙，龙说丢了，最后从龙的鞋里搜出来的神话。但是，如果把这种神话视为龙治民那具有原始味道的狡黠性格的一种写照，你就不会一笑了之了。
门一打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尽管苟步云有言在先，屋内的腌臜景象还是让王扣成他们吃惊，根本不像一个久居次地的农家，而是乡镇废品收货站和盲流栖息地的综合。内部结构倒和南秦川人家一样，进门是堂屋，左右两厢有两段半截墙隔开，半截隔墙与南墙之间的空处就是门洞。堂屋的右侧是锅灶，门左有一张梯子搭在阁楼上，搭楼板的木椽从两厢的阁楼伸到堂屋空中，且参差不齐，主人也不知把他们贴墙锯掉。进西厢，靠西墙是一只破旧的半截柜。北边是炕，炕与堂屋的灶火相连，西厢靠南墙处则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柴草，空酒瓶，破步片等等，满地都是，用脚拨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东厢更加黑暗，污浊，杂物充盈，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
搜查断断续续进行了40余分钟。
没有搜出什么。
至于梯子和那只半截柜上看见的斑点，究竟是什么，一时还无法断定，而这间屋里的斑斑点点实在是太多了。王扣成再一次从屋里走出来时，看见柿树底下曲蜷着一个女人，30余岁，头发乱蓬蓬的，双目呆滞，一声不响地望着这里。赵新田说这就是龙妻闫淑霞。王扣成向她走过去，她往树跟前挪两步，她是用双手撑着两只木凳把自己的身子往前送的，两条腿跪在地上。赵新田说，她的两腿展不开。王扣成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想问又不知道该问她什么，就说：“我们是县公安局的，要把你家里检查一下。刚才你不在，就先让赵主任做见证人。你来了就好……”闫淑霞没有反应，漠然的望着在她家门口进进出出的干警。
王扣成回到门前，一股臭气又从屋里冲出来。搜查时他曾问赵新田龙家为什么这么臭，赵说农家就这味，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现在王扣成的嗅觉渐渐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时隐时现，一阵一阵的。那是一种他熟悉的味道：死尸的腐味。他让干警不要抽烟，在一次走进去，寻找腐味的臭源。但是又觉得这味道满屋都是，细细嗅时又消失了，消失在原来的臭味中。他走进黑暗的东厢，赵新田说：“对了，这屋好象有个萝卜窖。”扒开杂物，果然看见一个萝卜窖，但里面是空的。可是那种气味越来越浓……
就在这时，在堂屋和屋外的干警突然听见东厢房传来一声骇人的惊叫，接着赵新田跌跌撞撞跑出来，脸色惨白，一双充满恐怖之色的眼睛怔怔望着大家，指着东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众干警涌进东厢房，黑暗中，渐渐看见王扣成站在那里，几件锄、撅、铁锨倒在他脚前，再往前是一堆散乱的麦草，草下浮现出一具，不，是两具相互拥在一起的裸尸！
“好狗日的！”王扣成说。
随后他发出命令：停止搜查，封锁现场，控制闫淑霞，他则乘上吉普车，火速返城，向正在县委开会的周玉局长汇报了情况，周玉指示他带一些人速返王墹。周玉则向地、县领导作了简要汇报。
与此同时，看守所里仍不时响起龙治民的吵闹声：“我是龙先进，刘县长亲自给我发的奖哩！”
石宝贵不禁在心里抱怨：咋给我弄来个这货，也不说咋办……电话铃响了，是王扣成的声音。没容石宝贵开口，便传来王扣成凶狠的喊叫：“把龙治民给我铐起来！”
“咋了？”
“铐起来就铐起来！把镣加上！情况回头再说！”
“完了！”龙治民在哗啦啦的镣铐声中瘫坐在地上。响彻在他脑际的就是“完了”二字。然后脑中一片空白。
“他们发现那个塑料袋子了？”他想，“不用说发现了。太容易发现了，就在眼皮底下呵！他们打开房门时，稍用点劲儿，左边的一扇门便会被塑料袋子反弹回来……引导他们去搜查门后。他们先看到的会是一只架子车轮子，把轮子一搬——塑料袋肯定是被这样发现的！”
他们发现杜长英了吗？他倒希望他们发现的是杜长英。如果先发现的是李云，公安和杜家自然不会罢手。如果先发现的是杜长英——与杜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就两个吧，两个总比三个少一个。这样一想龙治民觉得他们发现的不是李云——眼皮底下的最容易被忽略——他们找到的可能就是那两具相拥而卧的尸体。
用麦草条子兑换现金，这才实实在在是让龙治民后悔的一个举动。他怎么会知道出纳员是杜家的老表呢？5月24日，就是他杀掉杜长英的第九天，他往县城去，路过造纸厂时，他站住了。麦草条子就揣在他怀里。他曾犹豫了一下，不，犹豫好多天了，要不要把这张条子换成钱。直到5月25日去县城时，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他从造纸厂门前走过来，走出几步又站下来，摸摸怀里的纸条，又折回来。把一块八毛五分钱揉成纸蛋撒到丹江或南秦河里吗？他才不会干这种疯事。他在造纸厂门前转来转去，已经被门口卖凉粉的小贩注意到了，如果再不进厂，会让小贩起疑心的。近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不论走到何地都被人注视的感觉。他走进厂里，如果出纳不在就算了，过丹江时把条子扔掉算了。可出纳偏偏在：“你咋拿别人的条子来领钱呢？”“你咋知道？”“杜长英是我老表。”他大吃一惊，想收回条子，但已经来不及了……走出造纸厂，他出了一身虚汗，庆幸自己那番谎言编得还算囫囵。
现在想来，灾难的日子不在昨天——5月28日，而在5月16日。16日的前几天，他身上很难受，心慌，夜夜睡不好觉，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往家里叫人了。16日那天他在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一带转悠了几个来回，没有遇到一个适合的猎物，心想今天算球了。转回西关时遇上了杜长英。这可是熟人啊，还到他家去过呢。龙治民上前搭讪，问杜长英现在在屋里弄了点啥事。杜说看了十几口猪，也叫养殖专业户啦。龙治民冷冷的说：“这二年都成专业户了！”同时心想，熟人又咋？想起夜里的心慌劲儿，他跟上杜长英，问杜到集上买啥。杜长英说想给猪寻些豆饼，可是没寻见。龙心想，他身上装着买豆饼的钱哩！嘴里说：“现在人都吃菜油，你去哪里寻豆饼哩。”杜说就是，到了集上才想起这茬儿。龙问他还有啥事，杜说在没有啥事了，转转就回去。龙说：“转啥？转也是白转，跟我回去，帮忙把那点洋芋锄了。你知道地里的活儿我做不动，媳妇又是个瘫瘫。”杜长英说：“你拿啥付我工钱？我可是只要现钱。”“现钱就现钱，做一天三个元，咋样？”“你有钱？”杜长英疑惑的问道。龙治民说：“咋？只兴你有钱？前天我才揽了活——给人说了一门亲。我和你一样，只收现钱哩。”杜长英向街上张望了一回，咕哝道：“得给我哥说一声哩。”
怎么？和他哥一道出来的？龙治民犹豫起来。杜长英却说：“算了，咱走。”
到了龙家屋前，杜长英不肯进去，说：“我不进去了，你看你把屋子弄成啥了，臭得跟茅子一样！”龙治民心想：你小子死到临头还嫌这嫌那哩，再过几天，你会跟着一块儿臭哩。到了洋芋地，杜长英又弹嫌他：“你看你把地弄成啥了？草比洋芋秧子稠。依我说就甭锄了，绿绿的一块草地也好看，锄了草，洋芋就没有几棵了。”龙说：“锄你的，恁多废话哩。我给你烧水去。”
那时午后的太阳正红，龙治民蹲在门前，眯眼看着养殖专业户在坡下的地里给他白干，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做财东的感觉。
夜里，他照例用那把老撅干掉杜长英，从他身上搜得买豆饼的钱和麦草条。
还有一个失误：让他们同时发现了两具尸体。如果仅杜长英一具尸体，龙治民还有回旋的余地，他可以编造个故事，说杜长英不是个东西，连他的瘫瘫女人也不放过，我不砸他砸谁？他们若问闫淑霞，那半傻的瘫女人想必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让不少来客睡过，睡她的都是谁在她脑子里是一本糊涂帐。
可是稍后几日他把收购酒瓶的小伙的尸体往杜长英身边拖的时候，还说：“来，我给你找了个伴儿。”
如果5月24日与造纸厂出纳侯义亭的遭遇在先，他就不会再把收购酒瓶的小伙叫到家里来了。实际上那一块八毛五分钱让他心慌了好几天，花钱花别的钱而不敢花那一块八毛五分钱，好象那钱跟反动标语一样，一出手就会被人抓住。
猎杀收瓶小伙是在造纸厂遭遇的前两天，杀掉杜长英的第六天，5月22日，那天早上他一醒就想，今天得拾掇一个。念头一生就控制不住了，好容易捱到下午4点，再也捱不住了。他离开王墹，顺公路向东走去。4点多县城的集市已散，再去城里已经无益。走到哪里是哪里。走到南秦桥南他停下来，不久一个小伙从桥北走过来，有十六七岁，肩上扛着一只尿素口袋，有一些瓶子在里边响。龙治民一眼便看出他操的营生，并知道他在城里游走了一天，已将所获卖给废品收购站，袋里的几只瓶子是回来的路上收的。龙走上前去，跟小伙子打个招呼，然后以长者的口吻数落道：“我看你娃也是个下不了苦的，才几点就收拾了摊子往回走。”小伙子憨憨一笑，说收不下嘛。龙说你只会把眼往城里瞅，就不知道去乡下转转？小伙说乡下更收不下了。他要的是啤酒瓶。龙说：“乡下人就不喝啤酒？现在乡下人也用啤酒待客哩！没有城里人喝得多就是了。城里瓶子多，收的人也多，所以你收不下，乡下瓶子少，收的人也少。你想，从过年到现在，一个村子攒的瓶子还装不满你的口袋？”一席话说得小伙两眼放光。
“今天还收不收？”龙问。
“收，有了就收嘛！”
“那好，路也不远，跟我到王墹去。前几天村里人还说咋不见收酒瓶的人来哩。”为打消小伙因他的热情而可能产生的疑惑，龙又说：“叔只是为给你帮个忙，一个瓶子我只提五厘。咋样？叔要不是力气不济，也想做这营生哩。”并且长长叹息一声。
回到王墹时，是6点多。小伙皱着眉头在龙的堂屋里喝了一碗水，便起身要去村里。龙说：“不急不急。”小伙说太阳都快下去了。这时龙不留神脱口而出：“今晚你还想回去？”
“咋？”小伙一怔，眼里闪过一丝疑惧，不由得抓紧那只尿素口袋，仿佛这个矮子叔要的是他的口袋。龙自知失言，随即咧嘴一笑，说：“这娃，叔还能把你咋？我是说这一阵人都趁凉在地里，你找谁收瓶子？要收只能在人回屋吃夜饭的时候，收毕天就黑黑的了。”看见小伙不好意思的笑笑，龙治民松了一口气。心想：最近是怎么了？说话做事没有过去沉稳了，比如杜长英就不该杀……小伙说：“那我这阵儿作啥？”龙说：“帮叔把猪圈起起吧。不让你白做，五厘的分成我不要了。”
吃过晚饭，他对小伙说：“你也做乏了，我替你去村里吆喝吆喝，让大家把瓶子送来。”小伙子是做乏了，依在灶火墙上只嗯了一声。
龙治民在村外转了一圈，进屋刚想说：“一会儿人就来……”却见小伙子已经在灶前睡着了，脚边摆着几只瓶子。
是她给寻的瓶子？他往西厢炕上看了闫淑霞一眼，冲她笑笑，算是对她的褒奖：这婆娘也知道先用几只烂瓶子稳住小伙了。但是闫淑霞突然说道：“他还是个娃哩！”把龙治民吓了一跳！他恶狠狠地瞪她一眼，示意她闭嘴。然后回到穿堂。小伙还在酣睡，并发出阵阵鼾声。龙治民从他脚下掂起一只瓶子，一只大个的葡萄酒瓶子。他想：还没有使过酒瓶子哩，试试看咋样。
就在瓶子落下的瞬间小伙突然睁眼，直到他被击倒，那双眼才完全睁开。
两个藏尸窖
1985年5月29日下午2时许，当王扣成带领除值班外的全局所有干警，乘坐一辆借来的车，由县城再赴王墹时，心里对这桩凶案规模的估计也就是两条人命，这和报案者只杜、姜两家的情况相吻合，那么死者也就是杜长英和姜三合了。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骇人的发展将接踵而来！赶到王墹，只见龙家门前人声嘈杂，全村的老少都被惊动了出来。治保主任赵新田和几个民兵正在维持秩序。王扣成吩咐干警从车里取下标杆，以龙宅周围两米处为界，圈出一个现场保护圈。此时是下午4时许。谁也不会想到，再过一小时，保护圈还得向外扩展两米。
王扣成的目光落在闫淑霞身上，她被控制在柿树底下。王扣成摸了摸别在腰上的铐子，最终没有给她铐上。便顺手把两扇门往开拨了一下。突然两扇门被反弹回来。西边的一扇是被锅台抵住的，东边的一扇是被什么东西抵住的呢？王扣成走到跟前，用脚踢了踢门后的一堆乱草，草滑落下来，露出一只架子车轮子。然而它并非唯一的碍物，在车轮的后边还有什么东西。他搬开车轮，是一堆柴草。他踢了一脚，的确是触及柴草的感觉：虚松。他向前再踢一脚，不是触及柴草的感觉了，是一种实物，但不坚硬，显然触及的不是墙壁，仿佛是粮食或化肥。他扒开柴草，露出来的的确确是化肥袋子，那种盛氮肥的半透明的塑料袋子，但袋里盛的不是化肥……
他差点喊叫起来。浑身的毛发直奓！
他走出屋子，带上房门。望着众干警，半天无语。但他的脸色和眼神已告诉了战友：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第二次命令停止搜查。
5时左右，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武克令和公安局周玉局长赶到现场。随后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亦相继赶来。
法医的初步鉴定如下：东厢房的两具尸体均为男性，已经不同程度的开始腐烂，死亡日期分别在四天和十天以前。经杜家辨认，其中一具确为杜长英。另一具却不可能是姜三合。姜的失踪在半年以前，他若被害，尸体至今会完全腐化。另一具面目尚可辨认的尸体是谁呢？姜三合又在哪里？而塑料袋里的尸体为女性，约五十岁左右，死亡日期在三四天以内。她又是谁呢？
案情变得复杂而不可捉摸了：这会是一桩什么样的凶案呢？
干警们带上警犬对龙家再次进行搜查，甚至一根草一根草地搜过，没有新的情况了。
没有了吗？但愿案情到此为止。姜三合也许真的如龙治民所言，另有他途而与此案无关？如果真是这样，只需要弄清女尸和另一具无名男尸的情况就行了。这时已有人提议可先审龙治民。
干警到王墹村民中了解情况，村民反映：因为龙家肮脏和龙本人性情孤僻不合群，大家很少去他家。他家常来一些外乡人，村里人都不认识。有一个情况引起王扣成他们的注意：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
王扣成走到柿树跟前。闫淑霞仍然面无表情，用呆滞的目光望着门前的一切。王扣成问：“你知不知道你男人干啥瞎瞎事了？”
“他？干的瞎瞎事多了，成天打我……”闫淑霞说。
“没问你这个。你家门前是不是有过一个窖？”
“有一个坑，不知是啥时弄平了。”
“你来指指。”
闫淑霞挪到门前指了一个地方。王扣成他们有点不相信，因为闫淑霞指的地方离门槛还不到一米。谁家会把萝卜窖挖在出门落脚的地方呢？王扣成叫赵新田找人取锨挖挖看。一个民兵挖了几锨以后，突然停了下来。
“咋了？”赵新田问。
该民兵没有回答，他显得很紧张。只见挖出的土里含有一些尚未腐化的苞谷叶。
“挖呀！”赵新田催促道。
那民兵接着往下挖，踩锨的脚老在锨上打滑。更多的苞谷叶被翻上来。当又一锨土被翻上来时，那民兵突然向后一退，像蛇蝎缠手一样哇的大叫一声，把锨一扔逃离了现场。
围观的村民哗的涌上来，又被干警和民兵挡住。
夕阳之下，只见那锨的锨头上，粘挂着什么东西，再看所挖之处，有一些红色的液体泛上来，将泥土浸湿。
王扣成又叫来几把锨，先不深挖，而向四周开掘，直到不见苞谷叶为止，清理出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然后下挖……
表层敷土很薄，只有两公分，然后露出一层苞谷杆。刚才那个民兵之所以迟疑了一下，是因为锨头感觉到了苞谷杆的弹性，而他以为是触及到了实质性的东西。
现在，苞谷杆被揭开了……围观的村人中胆大的，不顾一切的冲破封锁线涌过来，顷刻又炸了巢似的惊呼着散开去！
打眼一瞧就有八九具尸体，是用当地人码柴禾的码法码的，码得很整齐，头足彼此交错倒置，因而十分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还有一层或不止一层。
包括在场的指挥者们，再也无法保持哪怕是表面的镇定，他们怔怔望着尸坑，一时不知该下达什么样的指令。倒是一些干警和民兵在惊愕之余仍未忘记维持秩序。实际上秩序已无需维持，人群哗然之后，便是一片寂然，现场内外的一切仿佛像影片中的定格一样，都凝然不动了，甚至连空气也凝固了。
人们都被噩梦般的场景魇住了。
然后人们从魇中渐渐苏醒，首先是人群中的为父母者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急忙搭住孩子的眼睛，匆匆带他们离开现场。而现场勘察的负责同志终于发出了如下指令：暂时停止勘察，立即上报省厅！
不久，武警大队一个排警力荷枪实弹从县城乘车赶来，封锁了现场。同时另有一连在城内随时待命，军分区独立连亦处于戒备状态。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
此刻是黄昏7点多，夕阳将天空涂染的殷红如血。
再说龙治民，整整一下午，他像抱着救命稻草似的抱着一个信念：“他们这是诈人哩！”并用这些年在社会上听说的种种关于警察在审讯中“诈人”的故事来支撑这个信念。他想：多少次面临险境，他都化险为夷，这一次为什么不能呢？也许他们连王墹都没有去哩，顶多给杨峪河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去王墹看看。而杨峪河派出所的作风他是领教过的。他想着想着，窗外天色渐暗。甬道尽头的铁栅栏响了。不是送饭来的，只见那个姓石的所长带着一个看守，腾腾腾地向这边走来，模样显得十分凶狠。龙心里一惊！他们打开牢门，也不说话，姓石的从兜里掏出钥匙，喀嚓把他的铐子打开了！
没事了？龙治民因极度紧张而哆嗦起来，他想顺势再喊几声冤，不料胳膊被他们一人一只拧到了背后，接着铐子在背后“咔”地响了一下。不久，又走来两个看守，在门口一边站一个，肩上背着枪。
第二天，5月30日，天亮不久，王墹到县城这段平时颇为萧冷的公路路段便喧闹起来，一辆辆大小车辆接踵向王墹驶去。车上有昨日未到现场但接报后一夜未眠的地县领导，有前去换防的武装部队，有前去进行全面勘验的司法人员。不久，王墹村头的路边、地里停满了车辆。但整整一上午，现场都处于冻结状态，因为陕西省公安厅于昨天傍晚接报后，回令商洛地区公安处及商县公安局，勘察工作暂停，待省厅派人下来再做处理。
午后2点多，几辆当日清晨从西安出发的警车，经过六七个小时的疾驰，抵达王墹。车上下来的是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和他带领的一班刑侦干部。
在他听取汇报的同时，省厅的刑侦人员对现场进行拍摄，然后挖掘工作开始。
那时“3号坑”（按罪犯所挖时间先后排序，与警方挖掘顺序相反）已经用席围了起来。
王扣成找到赵新田，请他继续协助。他说那当然，但转身寻觅时，刚才在现场的几个民兵都没了踪影。他向围睹的村里人走去时，人们像避瘟神一样纷纷避开。至于昨天挖第一锨的那个民兵，说他的神经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你看，现在手还软哩，连锨把怕都捉不住，别说起尸，连席围子我也不敢进。”赵新田动员了一圈，没有动员来一个掘尸的村民。赵新田对王扣成说：“这事出在王墹，大家应该进义务，可现在人的觉悟……过去是给记工分哩。”王扣成心里明白，便给当天的现场指挥张景贤副厅长说了，张说给他们钱。
王扣成和村干部商量。因为尚不知坑内积尸有几层，有多少具，不便论件记工。最后达成协议：就这个坑共30元。
重赏之下仍不见勇夫……
无奈刑侦人员开始自己挽袖子，戴橡皮手套了。这时王墹村民鱼老汉站了出来。他所想的不是报酬，而是“这活咋能让干部们做呢？”他含了一口白酒喷在口罩上，戴上，走进席围，用锨在坑里清出一块落脚处，跳下去。不久又一个村民走进席围，除了口罩和橡胶手套，他还戴了一付墨镜，以使那些白森森的尸首不那么刺目。一会儿，更多的村民又走进席围，他们想的不再是钱的事，是因为席围里传出话来：再来几个人。
勘验工作继续进行。
起尸，照相录象，编号登记，解剖……
黄昏7点多，掘出的尸体数目已经升至20。夜幕降临，勘验工作停下来。王扣成对周玉局长说了那段时间里唯一的一句调侃的话：“这跟临潼的兵马俑一样哩！”
5月31日黎明，“3号坑”的挖掘与尸检工作重新开始，尸体的数目继续上升。
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
对于和平时期的凶杀案，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勘验人员相继走出席围，摘下口罩扔掉，长长出了一口气。
然而干警们不敢稍有松懈，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案情还有扩大的可能，但也无迹象表明案情会就此终止。稍事休息之后，大家手执有金属尖头的标杆在龙家周围探测。谁也不希望再有所发现，即使再发现什么，也希望是有关的物证。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就在这时，上午11时30分左右，当一个干警再一次把标杆插进土地时，他突然僵止在那里，人们的目光向他聚拢过来……
他手下感到了一阵虚空。
“2号坑”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该坑在“3号坑”东侧两米处龙家的猪圈内，形状与“3号坑”相仿，南北纵向，长2米，宽1米，深1.5米，掘出8具尸骸，排列整齐，头足彼此倒置，与“3号坑”如出一辙。可见坑内被害者先于“3号坑”内被害者遇害。
就在勘验工作进行的同时，消息在民间不胫而走，地震般强烈的撼动了商洛全境。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来。早在5月29日，屋内三尸被发现之后，由于尸体的状况和异乎寻常的藏尸方式，即在王墹周围引起了不小的惊动，当天就有附近村镇的人赶来观看。虽然消息也传到了商县县城里，但三人遇害这一事实尚未超出人们的经验，城里来人不多。“3号坑”被发现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围观者中间城里人明显增多。
从5月30日开始，已王墹为中心，方圆几十里外出现的情景，用王墹村一位村民的话说，“就跟赶庙会一样！”王墹东西两段的公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至于来自商洛其他县的观者，开始多是顺路来看看，再后几日就有了成群结队相约而来的外县人。那一个星期里涌向王墹的有多少人次呢？据王墹人说少说也有十几万。
与此同时，一些新闻媒体，如“BBC”、“日电”、“*国之音”、“西欧新闻中心”等，不知通过何种途径获知了这一凶案的消息，迅速的报导出来。
追缉“同案犯”
6月1日，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署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报了案情，正式将此案定名为“5.28案件”，急速上报陕西省委、中共中央，请求公安部和陕西省公安厅协助指导破案。
“5.28案件”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省、地县对这一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特大凶案予以高度重视，狠抓不放，查个水落石出。同时要通过此案，深入检查党政工作中的问题和漏洞，要注意当地干部队伍问题。
随后，由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
一个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各级公安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地委副书记王殿文任副组长，下设审讯组、调查走访组、现场勘验组。6月4日，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侦破“5.28案件”成为商洛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警力不足从各县抽调，工作人员不足从公检法之外的各机关抽调，车辆不足从各企事业单位抽调。总之，一切要保证侦案工作的需要。
“5.28案件”是明晰的，明晰就在于一开始就很快发现了几乎所有的被害者，告诉人们这是一桩特大凶杀案。
但它又是复杂的，正如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李森贵同志指出的：“有很多现象无法解释，有很多疑点消除不了。”
首先，摆在侦案者面前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一、罪犯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二、罪犯的杀人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
三、被害者都是什么人？
四、这么多人被害，从尸检情况来看，几乎没有曾进行反抗者，为什么？
五、是否属集团作案，有无同案犯？
六、罪犯为什么保留并不值钱而与己不利的赃物，如头发、腰带、破旧衣物等？
七、屋内，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罪犯留着想干什么？
……
上述问题都是互为关联的，应该综合起来进行侦察，但是问题五较之其他问题，是一个动态的随时会自行发生变化的问题，容不得有丝毫延迟，问题五就放在侦案工作的首位。
而怀疑有同案犯，属集团犯罪，是基于如下分析：
一、以龙犯瘦小孱弱的体格，怎么可能一个人矿日持久地杀害那么多人？
二、龙犯一人怎么可以在行凶时，使得所有被害者无从反抗？
三、西坑埋33人，排列整齐，如果是龙犯一人掩埋（再把龙妻闫淑霞考虑在内），他是如何做到的？为防止同案犯在逃、自杀或相互杀人灭口，侦破领导小组指示西南各乡，尤其是龙犯所在的杨峪河乡、龙犯的原籍仁治乡、龙妻闫淑霞娘家所在的金陵寺镇以及邻近王墹的刘湾乡的乡村干部和民兵治保组紧急动员起来，对辖区内的曾有前科者和有劣迹者实行监控，并对行迹异常者予以关注。
至于案发地王墹村，被一支武警部队包围封锁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自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王墹村沉默数年的钟声再度被敲响了。6月2日午后，村干部站在几成废墟的老戏台上，向集合在台下的村民宣布了一个决定。基于法律方面的考虑，不便给决定以某种正式形式，该决定便没有诉诸文字更不能记录在案，而是口头下达的。所以王墹村干部没有使用“宣布”或类似于它的字眼，甚至避免给村民造成他在“传达上级决定”的印象。没有什么决定，只是一件事。“现在给大家说个事。目前这个案子还在保密阶段，为避免走漏风声，给公安人员进一步侦察带来不便，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没什么要紧事就不要离开村子了。据公安人员推测，龙治民很可能有同伙，如果风声传到同案犯耳里……”一些有头脑的王墹人马上品出了这番“禁令”的真正含义。他们议论道：“要说防止走漏风声，风声在前几日早被围观的外村人传扬出去了。龙治民的同伙若在外村，早就逃的逃，毁赃的毁赃了。公安机关怀疑龙的同伙就在王墹村里！”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眼里满含疑问。此后的日子里，家家户户门窗禁闭，出门时彼此碰见了，也只是淡淡打个招呼，没有多余的话，全村一时处于相互猜忌的惶惶不安的紧张气氛中。
其时临近夏收，需要外出办的事很多，为此村里专门指派一个党员干部集中办理村民外出事务。如果谁有非亲自去办不可的事，需先向村委会提出申请，村委会再报公安机关，看其外出事由是否确实急办，是，就开一张通行证，但要限定回返的时间。实际上，那些天里没有一人提出申请，因为谁也不愿让人怀疑他是想给龙的同伙通风报信。
这时，从龙犯家里搜查出来的15张存款单引起了侦察者的注意。这些存款单分别藏在炕席底下、半截柜里、鞋里、炕洞里和奖状背后等处。定期12张、活期3张，合计存款额573元。
储户姓名除了龙治民，还有几张上面写着“闫崇善”这个名字。
龙治民在审讯过程中承认那些钱物是由他本人存入银行的，而闫崇善是他妹夫，金陵寺镇闫村村民。为什么要以闫崇善的名义存款呢？龙治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态度很暧昧，他先是犹豫了一下，说他一时想不起为什么了，不为什么，只是随便找个熟人的名字写上罢了。稍事沉默以后，他也许自觉这样的供诉难以服人，便临时编造一个理由似的，说他妹家和他岳母家（龙的女儿一直寄养在那里），同在闫村仅一河之隔，他用妹夫的名义存款而不以岳母的名义存款，是为了能让妹妹常取出一些钱，直接花在她女儿身上，以免岳母一家从中揩油。这一番解释到也合情合理，但是，龙自己为什么不直接给女儿花销，而托付给别人呢？这是疑问一。疑问二，既然意欲让妹妹代劳，为什么不将钱存在金陵寺镇--闫村就在镇街上，而要存在闫村50多里外的县城呢？并且，那几张写着妹夫姓名的存单，为什么没有给妹妹家呢？以存入的日期看，均在半年以前，“还没有顾上拿到闫村”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两个疑问面前，龙治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干脆推翻了上述解释，声称他编了谎，而又回到最初的解释上，说他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借妹夫的名字存款了，好象也不为什么，只是随便找个熟人的名字安上罢了。“刚才我这样说，怕你们不信，才编了谎。”
侦察人员驱车前往金陵寺镇。
金陵寺镇距王墹村四十余华里，在商县属一大镇，由于龙治民的岳母、女儿、妹妹居住在此，此地又是龙早年读书、生活过的地方，熟人较多，案发前他常常出没其间，金陵寺就成为此案重点监控地区。
闫崇善家在闫村一村巷的深处，周围紧傍四邻，别无空间。一个用柴篱围成的狭长的院子，院内堆放杂乱无序。室内似乎同龙治民家一样昏暗，地面坑洼不平，墙壁和屋顶被烟火熏染得墨黑。侦案人员来闫村时，就带着将在闫崇善家有所发现的心理准备，现在院内的零乱和室内的阴暗气氛，使他们的神经更加紧张……
“5.28案件”一发，龙妹一家便陷入惶惶不安之中，包括孩子，家里无一人去王墹村探情况，及至过后几日，龙妹一家被告知不得外出，待在家里随时等候公安机关的传讯。
现在侦案人员来了，似乎是龙妹一家早已盼望的。龙妹夫妇很知趣的让孩子们出去，但不让他们走远，以免公安人员生疑。夫妇俩客气、拘谨、紧张，但无惊慌之色。对于王墹村发生的凶案，他们的回答与王墹村人以及诸多与龙治民相识的人回答一样：想不到。也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当问到存款单的事，闫崇善一怔回头问龙妹：“你知道吗？”
龙妹回答说：“我咋会知道哩？”
闫崇善沉吟了一会，愤愤的说：“狗日的陷害我哩！”
侦案人员疑惑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看，事情一出来，你们就按存单的名字寻我来了。他这不是陷害我是啥？”
“龙治民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恨我嘛，我打过他，打过好几次哩！”说到他与龙的仇恨，闫崇善愤怒的神情里含有着一种轻松感。因为与龙有仇这一事实有助于他与龙案洗清关系。他说：“最后一次我说，你要是再来，我就打断你的腿！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来了。我们也和他断了来往。”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早了，都四五年了。”
“龙治民来你家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打他？”
闫崇善看看妻子，没有回答。龙妹忽然站起来说：“那是瞎种……”没容她说下去，闫崇善抢过话头说：“他老是来寻事，要吃要喝，要钱要粮，要他妹子去给他屋里做活，骂他妹子和我害了他，给他娶了个瘫瘫媳妇……”
龙妹在一旁抹起了眼泪。
这时闫崇善突然高声说道：“他要是没让你们抓了，下一个怕就该杀我了……”不等侦察员诘问，他就解释说：“我打他嘛。”
侦察人员感到，闫崇善夫妇和龙治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仇怨，其中必另有隐情。又问了几句，见夫妇二人还是那些话，不便在追问下去，就把龙治民对以闫崇善之名存款的解释告诉他们。
闫崇善夫妇说龙是胡说八道，他们家和河对面龙的岳母家早就断了往来，跟仇人似的。原因是龙的岳母多次指责龙妹做媒，把女儿闫淑霞送到了火坑里，为此龙的岳母多次跑到闫崇善家吵闹，骂的龙妹上不成工。龙妹就是想照顾侄女，由于龙的岳母插在中间，她也做不到。
最后侦案人员把闫崇善带到县里，让龙的存款单上写明的储蓄所的办事人员辨认，均说对闫崇善没有印象。
闫崇善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历史清白。
此间龙犯的西邻何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何老汉说，有一次---时间记不得了，好象是去年二月间的事，他家的一头猪掉进了龙家门前的东大坑里。龙治民为此大为光火，隔着院墙大骂何家，说把他家的萝卜窖毁了。当时何老汉心里就犯嘀咕：就这么大点事，龙治民何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呢？何况倒霉的又是何家--猪交扭了，而一头猪掉进窖里又能毁坏什么呢？何老汉忍受不了辱骂，就和龙大吵了一场，更蹊跷的是龙自己跳进窖里把猪推了上来。问到东大坑是什么时候有的，何老汉说去年冬天还没有，坑是今年年初挖的。
“龙治民自己挖的？”
“是他叫人挖的。”
“叫的谁？”
“好几个人呢，都是外乡人，不认识。”
何老汉的儿子却记得一个。那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何老汉的儿子和他搭过话，年轻人说他是梁铺乡刘河村人。何老汉的儿子曾听见喊他叫庆娃。
梁铺乡在县城东南二十余华里，当侦察人员来到刘河村时，见一群村民正在一棵大树下谈论龙案。警车一出现在村口，就有一个小伙从树下忽地站起来，离开人群，慌慌张张地闪入一条巷子。
“是这个人吗？”
“好象是……”何老汉的儿子说。
当侦案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追到刘庆娃家时，见刘庆娃正蹲在屋檐下缩成一团，浑身哆嗦，不等询问，他就喊：“我没干啥，只给他挖过萝卜窖……”侦案人员当即把他带走，另留下人对刘母进行调查。
下面是刘母讲述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间，有一天一个穿一身黑棉袄的矮个汉子寻到刘家门上，见了刘母就喊她姨，声称是刘庆娃的朋友。刘母正纳闷，刘庆娃从从屋里迎出来，告诉母亲这人姓龙，家在王墹，是前些天在集上认识的。认识几天就称朋友，又一副油嘴滑舌，这让刘母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刘母把此感觉告诉儿子，刘庆娃说：“人家就凭嘴吃饭哩！”专给说不上媳妇的人说媳妇。听说龙是给儿子说媳妇的，刘母高兴起来，用好吃好喝款待客人，还留龙在家里住了两夜，临走又塞给龙五元钱。
问到龙在刘家两天的活动，刘母先是说他也没干什么，吃喝乱说罢了。侦案人员告诫她：“这可是天大的案子，北京都来人了，你可不敢有丝毫的隐瞒。”刘母又讲了一件对她来说不讲也罢的事：
在刘家的第一天夜里与刘庆娃同宿，睡的木板床。第二天龙称他是晚睡感冒了，又是咳嗽又是流清涕，要求第二夜睡刘母睡的热炕。刘庆娃的父亲已去世，刘母一直和孙女睡那张热炕。她觉得不妥，说晚上给他加一床被褥，但龙执意要睡炕，不由分说脱鞋上了炕。刘母看他40岁，她60余岁，乡村里男女老少谁在一张炕上也是常事，便没有在意，任他睡下了。不料半夜里龙治民爬到她身上，她掀也掀不动，又不敢叫喊，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儿媳妇与她素有矛盾，怕被听见，又怕惊醒孙女无奈只好忍辱从之。第二天龙跟没事似的，走时还问刘庆娃索要媒礼，刘庆娃向母亲要钱，而刘母只想尽快把龙打发走，掏出5元钱塞给刘庆娃骂道：“看你交的什么人。”
对刘庆娃的调查是在县公安局进行的，除了龙犯强奸刘母的事，对龙在刘家的活动，刘庆娃的供诉与刘母的讲述没有大的出入。由于寻媳妇心切，当时他并未把母亲“不要再和这人来往”的告诫听进去，他不断跑到王墹村询问提亲的情况，结果在今年腊月间被龙留在那里做了几天活。
他做了两天，挖了门前的萝卜窖。挖窖之前，龙治民用石灰打了线，并叮嘱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刘庆娃当时曾想：挖萝卜窖嘛，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还打线哩！心想龙这人做事很讲究哩。挖窖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沿东边的灰线往下挖时碰到了一块大石头，抠出石头，不得不把灰线往东边移了一段，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刘庆娃看着象人骨，就喊：“老龙老龙，这地里咋还埋着人哩！”龙治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脸刷地白了，但他很快掩遮了过去，说：“那是老坟吧。”第二天龙就打发刘庆娃回去了。
刘庆娃最后说：“想想真让人后怕，当时我要是在多问几句，龙治民还能让我回去？”
刘庆娃的供词有着重要价值，由此可推断出东大坑的33个死者最早是在1985年腊月以后陆续被害的。但基本可以排除刘庆娃的同案嫌疑。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一部分侦案人员对此案是否有同案犯产生了怀疑。倒不是因为龙犯在供词里未涉及他人，一直咬定此案是他一人所为。
假设存在一个杀人团伙，龙治民在其中是什么角色呢？窝主？窝赃的窝主？从龙家并未搜出多少赃物，也许把赃物分了。龙分得赃款不过才500多元，却把40余具尸体留给了他！他倒是窝藏尸体的窝主了。龙并不痴笨，怎么会为得几百元而担当窝藏40余具尸体的风险呢？
从目前搜查的情况看，并未在其他地方发现尸体，那么作案现场主要在龙家。这个“杀人团伙”为什么把杀人现场安排在龙家呢？那并不是一个隐秘所在（不能设想他们在别处杀了人，还要把尸体转移到王墹的龙家）。据王墹群众反映，龙家常有闲杂人出没，可以把这些视为龙的同案，但也可视为龙的猎物。更主要的一点是三具尸体没有掩埋。如果作案的是一个团伙，是不会让这样的事存在的，只有具有变态心理的杀人者才会这样做，而心理变态只会是单个人，一个杀人团伙不会集体变态。
但是没有人把上述想法摆到桌面上。因为追查同案犯是自上而下一个总的心理趋势，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当时严峻的情势下，出现这种心理趋势乃是必然。追查结果，没有同案犯便罢，如果有而没有追查，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了。一个瘦小如侏儒一样的人和40余具尸体，你无法把二者联系成一体，无法不在二者之间立起一个有犯罪团伙存在的假设。况且有公安部、省公安厅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亲自坐镇，谁也不敢怠慢，掉以轻心。在每日一次在地区公安处会议室召开的例会上，一位高层领导人就要求办案人员“首先，把凶犯不是一个人的观念树立起来。”许多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挖知情的，同案的，查社会上有无逃跑的、自杀的……”
是一个人，还是团伙？不然他（龙治民）怎么会没有一点伤……”
“……把调查范围放宽一些，有一点可疑的都划上。亲属、朋友、来往过的人，关系密切的……重要的是要防止（同案）逃跑、自杀、行凶……”
然而一条条线索如同闫崇善、刘庆娃那样的线索一样，看似有疑，追查到底却收获甚微。鉴于追查同案犯的工作无多大进展，侦破领导小组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为此制订了有关政策，由各级党政部门口头向下传达：
一、凡过去听到、看到龙的犯罪活动，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未讲，现在讲出来，一律不追究责任；
二、凡提供、检举龙的犯罪活动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表扬或奖励；
三、凡由于不了解龙的犯罪活动，接受或为龙保管东西，主动交出来者，一律不追究责任；
四、凡与龙有一般牵连的，只要主动说清事实，一律不追究责任；
五、凡参与过龙的活动（同案犯）只要说出事实真相，可以从宽处理；
六、凡直接参与犯罪活动，拒不交代，经查证落实后，从严处理；
七、凡破坏干扰侦破工作的，及时打击；
八、龙的朋友、亲戚、知情者、都应积极检举揭发；
九、检举形式。可以面谈、写检举材料，也可以向检举箱投报，任何人不得干涉。党团员、各级干部要带头检举揭发。知情不报者，分别情况给予处理。
为了安全和审讯工作的方便，从6月1日起，龙犯被转移到武警部队一间大办公室关押。同时闫淑霞亦被拘审，另处关押。关押龙的大办公室内外，防范极严，室外有固定岗哨和流动哨，室内四个屋角各有一名持枪警卫，昼夜轮流换班。室内的设施仅有一张供龙睡眠的床铺，安置在中央。为防止龙犯自杀，四壁蒙上了草帘子。除了上厕所，龙的吃喝睡眠以至被提审均在此室。而审讯时所用的桌凳在审讯时才搬进来。从早到晚，龙犯镣铐不离身，只是在审讯时，才将手铐从背后挪到前面来。
随着桌凳的撤走，一天的审讯结束了。龙治民侧卧在床上一动不动，大脑却在紧张的活动。白天的审讯中，审讯者问的什么，他回答的什么，现在他不愿多做回想，他的思绪仍执著于屋里的那三具未埋之尸：李云、杜长英和收购酒瓶的小伙，执著于由这三人构成的五月。如果没有这三人，没有这五月……他懊悔的正是这个五月。
整个五月里，龙治民想的最多的事就是挖个新的埋尸坑，因为东大坑以满。
5月16日他到县城就是寻觅挖坑的劳力的。他猎到了杜长英，但没有让他挖坑，为什么呢？人熟，有危险性，较之刘庆娃，杜长英显然精明许多。再说洋芋的确该锄了。
在有杜长英之前，屋里尚未置放被杀掉的猎物，可以从容的寻找挖坑的劳力，屋里有了杜长英的尸体以后，挖新坑的事一下子变的紧迫了。天气变热，屋里放不住。收购酒瓶的小伙模样憨憨的，倒是个挖坑的合适人选，但是小伙急着要回去，怕不会在那里给他干一两天活。于是屋里又多了一个等待新坑的尸体。及至第二天和造纸厂的出纳员遭遇之后，挖新坑的事简直是火烧眉毛了！龙治民在以后的几天频频出动。寻找挖坑者。5月26日在西关没能把那个黑脸小伙猎到手，实在遗憾！却叫了一个50多岁的老妪！为什么把一个不中用的老太婆叫来呢？他也说不清了，一连数日的没有收获使得他焦躁异常，顾不得猎到的是什么货了。反正屋里有了两个待埋者，再多一个也无妨。5月28日，他准备仍去县城苦苦寻觅挖坑人……
憨实有力，有求于他因而肯听命于他的角色--如刘庆娃--的确不好物色。龙治民其人想让别人有求于他太难了。
龙不禁忆起年初挖东大坑的情景：太阳底下，刘庆娃只穿件红色绒衣，猛的就象当年龙在镇安修公路时见到的挖掘机一样。令龙厌烦的是刘庆娃老是问提亲的事。龙就回到屋里，从炕席底下翻他那个用烟盒钉制的日记本，然后把几个女人的情况告诉刘庆娃：某某某，家住哪里，屋里有几口人等等。刘庆娃听的满心欢喜，说行呀行呀，啥时领我去看看么！因为人骨的事，他打发走了刘庆娃，坑只挖了一半，一米深。他得把东边出线的口子补上，又觉这样还不保险，还需要将原来打出的坑线西移一米，这样东边就有一米长的坑段需要填补。对他来说这是个不小的工程，补完以后，两米长的坑变成了一米。需要另找人把坑挖完。
他叫姜三合来，其实就是叫他来挖未挖完的坑的。在西关车站，起初他相中的并不是姜三合。他老远就看出姜三合是那伙从山外卖工回来的人中的头儿。一问果然不差：村支部书记，复员军人。这样的人他哪敢要啊！他相中的是另一个，大大的眼睛里没有一点神的那个。但是姜三合却挤到了前头。那时龙就转了个念头：就弄个有身份的人试试！
到了王墹，当他要姜三合挖那个坑时，姜说：“你不是说要起猪圈吗？”龙说猪圈自己起算了，先挖萝卜窖。姜三合果然不像刘庆娃那样憨实，他说：“你屋里咋是这样哩！”怀疑屋里穷的不像个家的龙是否出得起工钱。干活的时候，姜三合东张西望，也许自觉给这样的穷户干活，有失身价，自尊心受伤，所以干得懒洋洋的，不时吩咐龙治民递烟倒水。有一阵姜三合突然说：“我咋觉得这地里阴气很重哩！”吓了龙治民一跳：“啥阴气？嘿嘿，共产党员咋还迷信哩……”
春节前夕，村里人在村口进进出出，办年货，走亲戚的，偶尔有人问他：“咋这阵挖窖哩？”更多的人看一眼即过，招呼也不打。因为姜三合是个有身份的雇工，龙不能像刘庆娃挖坑时那样坐在门槛上享受做财东的那惬意，他得做点什么，掂把锨把姜三合撂上来的土往外翻翻，心里却在念叨：复员军人给我做活哩，支部书记给我挖坑哩！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从龙治民脑子里冒出来，这念头是由他的念叨转变来的：“支部书记给他自己挖坑哩！”
这念头让龙吃了一惊，随即便被它迷住了。叫姜三合来是让他挖坑，是否干掉他，龙还没有拿定主意，这要看姜的命大命小。坑挖成，估计也就天黑了，姜三合就得在龙家住一夜。如果姜肯在堂屋里弄个草铺睡下，就算他命大，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客客气气送他上路。对姜三合这样的人动手，龙是很胆怯的。如果姜三合嫌堂屋龌龊，想到楼上睡--而楼上放着具尸体--姜三合就没命了。
龙清楚的记得那一幕，当姜三合刚攀上梯子准备上楼睡觉时，脑袋即挨了一撅，也不知龙在那一瞬间心怯手软，还是姜三合命硬，一撅没有将姜击倒，只见姜趴在梯子上浑身颤抖，抖了好一阵子才倒下。过后龙治民也抖了起来，喃喃地说：“到底是个有身份的人哩……”
追查同案犯的工作仍在继续。
这时龙家门后的女尸已被认领。其名李云，50余岁，商县居民，丈夫在西安某服装店任经理。李云的户口转至西安，因在西安生活不习惯，又回到商县。李云的邻居回忆，5月26日那天她称去买鸡娃。这与龙的供述一致。结合龙对诱杀杜长英的过程和姜家提供的姜三合失踪的经过，侦察人员判定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是龙经常出没的地方。并作出如下推想：如果有同案犯存在，龙就是他们派出的垂钓者，先由龙把猎物诱回然后由同案犯杀掉。
于是侦察机关通过西关城区工商部门召集了西关和西关汽车站两地及沿路的个体商贩，向他们传达了政策，动员他们提供情况。
商贩们反映了很多情况，其中有两种似有价值：
一、有一个名叫赵从计的人，三贤乡赵村人，曾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1984年春天出狱。经常在西关一带游转。今年三四月间，情况反映者曾见赵与龙治民在西关莲湖边嘀咕了很久。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赵。
侦案人员赶到三贤乡赵村。赵从计不在，家里人说今年三四月间就出门了，至今没有音信。赵离家的时候说他去西安古楼饭店帮工去。
侦案人员追到西安。在西安走遍大街小巷，没有一个叫“古楼”的饭店。鼓楼吗？侦案人员把鼓楼一带大小饭馆查了一遍，被询问者都说没有雇用过一个叫赵从计的人。赵用的化名吗？但他的商县口音无法掩饰，被询问者都说没有雇用过一个操商县口音的人。当侦案人员正在省城的茫茫人海苦苦寻觅时，从商县来了电话：赵从计已回到赵村，并被拘留。
赵从计在审查时说，他是在古楼饭店帮工，古楼饭店名字大，其实是一个夹在街巷里的小饭馆，所以难寻。他现在回商，是因为手脚不干净的旧病重犯，被老板辞退了，“5.28案件”他在西安就知道了，西安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回商县的路上他还想：龙犯是不是他在3月间在西关遇到的那个秃头矮子？赵从计他说他并不认识龙犯，二人的接触就那一次。当时他正在西关闲转，是龙主动上前和他搭腔，问他想不想找个活干。他正想找个事干，但他可不想挖什么猪圈。他会炒几个菜，想到食堂干。他刚从狱里出来，名声不好，商县的大小饭馆没人雇他。龙就对他说：“那你咋不去西安呢？我要是有你那手艺，就去西安干。商县没有啥钱，杀人放火也弄不来几个钱，一个个比你我还穷……”赵从计想想也是，经一个狱友介绍，到西安去了。
赵从计的供述看不出什么破绽。
二、鱼好田，谢塬村人。有人说曾在西关见鱼与龙犯有过接触，什么时间记不清了。当时鱼从怀里摸出一把刀子样的东西递给龙犯，阳光下刀刃还一闪一闪的。交接时鱼龙二人还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什么样的刀子？情况反映者说他离龙鱼二人有六七步远。看不大清楚，像是那种刀柄贴有镂花塑料片的折叠刀。
从龙家搜得的物品里就有一把折叠刀，柄上贴着镶有暗花的塑料片。情况反映者辨认以后，说好象就是这种刀。
另据谢塬村村民反映，鱼好田此人整天显得很神秘，弯腰走路，怀里总像揣着什么。
传讯鱼好田。
问：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答：不……知道。
问：龙治民的案子你知道吗？
答：那知道嘛。
问：这把刀子你见过吗？
答：……这种刀子很常见哩。
问：在西关你给龙治民一把这样的刀子吗？
答：那没有那没有……
（停止提问，给鱼好田宣读政策8条）
问：你该明白，我们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答：让我想想……我曾经卖给一个矮子一把这样的刀。龙治民是不是矮个？秃头？那就是他，给他卖过。
问：卖过？
答：是卖……咋啦？那会儿我从西安弄了几把刀子，想赚几个钱。
问：既然是卖东西，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怕人看见？
答：那是1983年，正搞“严打‘那种刀子派出所是不让卖的。
问：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在做买卖？
答：我一共卖出了十几把，都是那种刀子。
问：能找个证人吗？
答：哎呀，买我刀子的人我都不认识，让我去哪里找他们哩。对了，我们村的张旺就从我这里买过一把。
传讯张旺。
问：你从鱼好田那里买过一把刀子吗？
答：没有没有，他咋胡咬哩！
传讯鱼好田。
问：张旺没有从你手里买过刀子。
答：他咋说没买过刀子哩。我记得很清楚，他爱打野兔，要刀子剥皮，就在场边的辘轳跟前我给他的刀子。
鱼好田与张旺对质：
鱼：张旺，你要实话实说哩。
张：我咋没说实话？乡里乡党的，你咋胡咬？
鱼：人家有8条政策里（鱼向张说8条政策）。
张：我是从鱼好田那里买过一把刀子。
提审龙犯。
问：你屋里的这把刀子是怎么来的？
答；买的。
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从什么人手里买的？
答：在西关买的，花了两块多。
经调查，龙治民的刀子是从鱼好田手里买的，但鱼好田卖凶器给龙实属无意。可以暂时排除鱼的同案嫌疑。
在此期间，某村的几个民兵在事先未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用一辆手扶拖拉机将一名妇女当作嫌疑犯押送到县里。民兵们说，村里有人曾看见龙治民去过该妇女（名叫金百玲，40余岁，寡妇）家，以后该女身上多了一件半新的绣花粉红的确良衬衣。
金百玲面如土色，哭不敢出声，满眼泪水。她说她与龙是去年二三月间在南秦桥上遇上的，龙让金给他家洗衣服，称他是收购旧衣物的，家里有很多旧衣服要洗。当时金还有其他事，未去龙家，后来也就把这件事忘记了。但是一个月之后，龙按金给的地址寻到了金家。这一次龙没有提洗衣服的事
，却说想给他另寻个婆家。临走时送了她一件据说是收购来的衬衣。以后呢？她和龙再也没见过面。
金百玲后来的窘境证明该村民兵的举动是轻率的。回村以后，民兵们对村民说金没有事，龙想骗她没有骗成就是了。然而村民们却不这样想，既然龙犯去过她家，她也接受了（买的？谁信）龙送给她的衣服，她不是个寡妇吗……于是金百玲背上了“龙犯的相好”的污名，遭到了村民的白眼，连门都不敢出了。金百玲气不过，到村干部家里闹，让给她平反。村干部为难的说：没人给你定个啥罪嘛，有啥反可平？金说那我咋遭恁大的罪哩？天天缠着村长要给她恢复名誉，闹得村长叫苦不迭。
6月5日，王墹村又传出一条惊人的消息，现场勘验组于当日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处，又发现一堆已完全骨化的尸骸。经过整理鉴定，计为4具。是为“1号坑”。
次此发现再度震动了商境，这不由得不使人推测：48具尸体恐怕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埋尸之处恐怕不只限于龙家周围。
与此同时，各种流言从民间产生、张扬开来：
龙的同案犯目前已化整为零，四处逃匿，有人亲眼见过。
某县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人说是龙的同伙干的；某县发生了拐骗案，人说是龙的同伙干的。外地区发生了抢劫案，人说也是龙的同伙干的。
一个从龙家查得的奇怪的小本这时摆在了侦案者面前。他是用各种香烟盒装订而成的，上下翻揭。从本子上端钉合处杂乱重叠的线脚来看，装订者在不断地添续新页。现已有一百多页。字写在烟盒背面，字迹大小不等，时而工整时而潦草，但出自一人之手，可见记事者是在不同场合书写的。记载的内容十分庞杂，但基本可以看出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竟记载了1208个人的姓名及被记载者的情况，名单上大多有名有姓，也有有名无姓的如“田娃”“淑芬”和有姓无名的如“老田”“张师”等等。从地址看，上面的人多居乡村，也有一些居城镇的居民、干部、工人。地址之后的内容便没有一定之规了。有的按常例记载该人的性别，大概年龄，家庭状况等。有的在其姓名之后，只记该人有个老表某某某，转而记载某某某的情况。有的姓名之后什么也没有。除此之外，本子上还出现了一些名人的名字。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名单呢？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上面记载的都是龙犯已杀或要杀的人吗？然而名单上没有杜长英、李云、姜三合及其他几个已被亲属认领的死者的名字。同案犯的名单吗？这很难说，不能用龙犯不可能有一千多个同案犯这样的想法来否定在名单中会藏匿有同案犯的名字。或许名单的庞杂甚至记上名人的名字是龙犯的障眼法呢？但话又说回来，龙犯会把同案犯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吗？
提审龙犯。
问：龙治民，这个本子是你的吧？
答：是。
问：上面的东西是你写的吧？
答：那当然么。
问：上面记的都是什么人？
答：啥人都有。
问：你都认识？
答：咋能都认识哩。认识就不记他了。要说认识也只是在啥地方见过一面，闲讲两句，过后我就把他们记下来。大部分我连面也没见过，都是听别人说的。我在街上转，听别人在一边说谁谁谁咋了咋了，我把别人说的那人记下来。
问：你为什么要记下这些人？
答：……也不为啥。真的不为啥，记着耍哩。
问：耍哩，这话谁能相信？
答：真是耍哩，别人我敢哄，你们我咋敢哄哩！
……
商县公安局有两个炊事员的名字居然也被龙治民列在了名单上。当询问到他们时，两个炊事员破口大骂，继而赌咒发誓：根本与龙没有打过交道。至于他们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那小本子上，“我们咋知道呢？”
侦破领导小组决定：必须把名单上所记的一千多人逐个查清！
这可是一个大工程。调查走访组亦随着成倍的扩大，几百个人分成一百多个调查分组撒向商洛全境。后来王扣成回忆说：“那个小本可把人整苦了，光是就它的调查材料摞起来，就有半人高！”调查结果表明：
一、名单的由来确如龙犯所言，大多是道听途说得来的。
二、龙犯记此名单是为了日后到其中一些人家里骗吃骗喝。
三、名单中大部分的名字对龙没有实际意义。也许真如龙所言，“记着耍”？
调查的结果另人失望，案情显得更加复杂了。
杀人的理由
许多干部曾怀疑此案有政治因素，这种看法起初也影响了具体办案人员。同时，龙治民在此间只承认杀人而在杀人动机的问题上含糊其词，而573元的赃款与48具尸体这两个数字也实难使人得出谋财害命的结论，于是民间关于此案作案动机（除谋财害命这一普遍看法除外）的种种传说便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民间说，五六十年代商县西南乡不是出过一个叫“秦岭纵队”的反革命组织吗？头目叫吴子俊，传闻是大土匪古世珍的旧部。牵涉的人很多，其中一个叫龙志宏的人。龙志宏与龙治民同村。龙治民会不会与此组织有染？
龙治民的原籍已成南秦水库库区，同乡人被迁移到周围各乡。侦察人员多方查访，得知龙志宏10年前已死去。被询问者说：听人说龙志宏是参加过一个啥组织，干了些啥没见过。没有听说过龙治民与这个组织有啥关系。龙治民当时二十岁。
龙治民的原籍龙碾子村有一山名天子山，民间传说天子山要出一位天子。此传说缘于何时？传说的“天子”于何时出现？说法不一。龙治民的犯罪活动是否与这一传说有关系？
这一传说引起侦案人员的关注，解放前的土匪聚众起事，往往假类似“出天子”的封建迷信说法，为自己的活动寻找一种蛊惑人心的借口。旧时土匪队伍结伙开张时，往往先杀几个人，一来恐吓乡里，二来使从伍者绝去退路，称“祭刀”。那48具尸体会不会是假“天子出世”之名成立的反动组织开张时的祭刀品呢？
审讯中，当问到：你知道天子山要出天子的传说吗？龙治民说：“听人说过。咋了？”他并无异常反应。
侦察人员暂且放弃了这件事的究查。
传说有一占卦者给龙治民占过一卦，说龙在40岁左右将遇有大难，若避此难，需用七七四十九条生灵的血光冲之。
侦察人员对境内的巫婆神汉和流窜于境内曾流窜于并尽可能找得到的相面先生进行了调查，没有结果。而龙犯在审讯中振振有辞（态度也颇显认真）的说：“咱是念过书的人，咋能相信那些东西哩！”
后来，辨认尸体及其遗物的工作逐步展开，有力地推动了侦案工作的，使侦案人员拨开重重迷雾，渐渐从一些也可以说是毕经的误区里走了出来。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辨认尸体及遗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
早在5月31日晚省长李庆伟听取地区公安处处长段学斌关于王墹现场发掘情况的汇报以后曾说：“……我估计死者家属来，会对我们很不满，如不让其认尸，反倒情况会更加严重。”
此话是针对白天发生的事讲的。
5月31日白天，当发掘、勘验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的时候，就有失踪者的家人在围观的人群里大放悲声。他们在围观者善意的鼓动下，数次试图冲过警戒线前去认尸，均被武警拦截，这样一来引起了他们及围观者的不满、哭闹、指责，甚至有一些好事者呐喊起哄，在人群中造成一阵阵骚乱。到了下午，约有一百多人聚集在商县公安局门前，要求领导出来说话，要求认尸。其中有人鉴于48人被杀而事前公安局竟无丝毫觉察这一点，骂道：“养了一群白吃饭的？”
事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呢？地、县党政领导十分担心。联系到商洛地区的相对落后、贫困，联系到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或紧张或淡漠的干群关系，聚集在县公安局的人会不会走上街头，从而影响更多的赶往王墹看热闹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呢？商州人忠厚淳朴，但谁又能预料会出什么事呢？为此，李庆伟指出：“……群众有怨气可以想见，要热情接待，耐心做工作，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平息他们的怨气。”
作为侦案（尤其对于此案）的一个重要环节，辨认尸体及遗物的工作必不可少。问题是何时辨认，在何处辨认。技术部门的勘验工作尚未完结时，不可能让群众介入其中辨认尸体，以往的人命案，辨认尸体都在尸库，而此案的48具尸体不可能移送尸库--本县也没有如此容量的尸库。就地辨认，当着成千上万的围观者的面辨认吗？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死者亲属哭天喊地，围观者会借机涌到跟前，可能存在的同案犯会趁乱做手脚……
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成立一个接待处，专门接待有亲属失踪的人家，请他们讲明情况，进行登记，发给证件，告之其等待认尸。
龙家东侧两坑的尸骸本不可辨认，西大坑被辨认出7具，加上屋内3具共辨认出10具。而大部分尸体只有通过遗物来辨认了。
出于种种考虑，辨认遗物的地点放在了西距王墹仅一华里的杨峪河乡乡政府所在地。
乡政府院内横空扯起了几道铁丝，上面搭满了从龙犯家中搜出的衣物，有的可以看出已经过洗涤，但血痕犹在。这些衣服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或质料低廉，或破破烂烂，抖掉尘埃，可见许多衣服的领袖口和肘部、膝部早已被磨烂，一看便知主人是终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鞋也一样，几乎没有皮鞋，大多是步鞋和已经过时但为农民喜爱的仿军用胶底鞋……这些遗物看来颇令人心酸。一位观者叹道：看来他们都不是享福人啊！而后来龙犯实为谬说的“三不杀”原则之所以能在民间流传并为许多人所信，也与杨峪河乡政府院内铁丝上的情景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关。
辨认遗物的人来了。
嘈杂的院子安静下来。
有的人一进门便大放悲声。有的人默默走进来，直到他（她）在某件遗物前突然哭喊，人们才知道他（她）是苦主而不是看热闹的。但他们进门时的紧张是共同的，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东西会在这里找见吗？每一个人都一次又一次在心中向神灵祈祷不要让他们在这里看见什么熟悉的东西……在接待处登记报失的有一百余家，死者的数目是48人，这就是是说，其中有一多半失踪者不在此劫难中。但一百多家登记报失的人家赶往杨峪河乡时，百分之百都抱着侥幸，抱着希望……所以进门就哭的不多，大多来辨认遗物的人起初都不愿让人知道他们是来辨认遗物的。他们走进院子以后，远远望着那些像挂在旧货市场上的东西，迟迟不敢上前。当他们认出了某物是自己失踪的亲属所有时，仍不肯放弃希望，想道，那样的衣服，那样的鞋穿着的人多着呢。或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谁还记得准他（她）走时穿的什么？直到事实铁板钉钉一样摆在面前，他们仍在寻找种种安慰自己的理由。想着想着便痛号一声，或一言不发昏厥过去。没有认出来什么的人，离开铁丝远远蹲在一边，脸色苍白，心仍在战栗；是不是翻看的太粗疏？但不愿去查看第二遍，又不得不去查看。“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咱娃不在里边……”心中向留在家里不敢来的家人报信。同时又仿佛听到家人在心悦之余又小心翼翼地发出的疑问：是不是所有死者的遗物都在那院子里？没有被龙犯处理掉的么？末了他（她）捂着脸呜咽起来：你到哪里去了啊！
先后有30多个遇害者被认，其余的则成了无主之魂。
而代他们讲述他们悲惨遭遇的，可以说是那些被民间称之为“从龙爪下逃生”的人。
邵根正（男，59岁，赵村人）：
就是去年，记得是秋天，就是秋天，地里的包谷棒棒都多大了。我去王墹看电影。看完电影我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一堵矮墙底下忽地立起个人，吓我一跳！我还当是一条大狗，一条大狗立起来也就恁高。不是龙治民是谁？就是他。他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赵村。他说天都黑成啥了你还回去呀。我说不回咋办？再黑也得回嘛。他让我睡他家，说他家有活干。当时我还想：今晚上是咋了？运气恁好，看了电影还有钱挣。我说我没给家里说呀。他说那怕啥？咱这地方一个男人一晚上不回家还不跟一条狗没回家一样？不算啥事。这话倒也是，不是寻见了活干，就是让朋友拉住了闲讲，家里还能咋想？那就住下吧。等我一进他家--天爷！我说我家脏，他家还要脏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阵一阵的，比茅子还呛人。我就没脱衣服，和他在炕上将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赶紧走。走的时候我还骂了一句：“做啥活哩！”那天夜里他为啥没敢害我？我不是嫌屋里难闻么？夜里我起来好几回，吸了好几根烟。他八成是看我睡的不踏实，没机会下手……
杜XX（男，王墹村人，县化工厂职工）：
窝边草他也吃哩！这件事听起来像瞎编的，同村的人他也不认识吗？真的不认识。龙治民是个独人，和村里人甚不来往，大家当然都知道他，他不一定知道村里所有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在外边工作的人。那天是个星期六，家里捎信要我回去锄洋芋。我就回来了，骑的自行车，到王墹的时候天都暮下来了。王墹在半坡上，一到村边我推着车走，龙家东边不是农机站的茅池吗？我在那里解了个手。这时龙治民从屋里走了出来，问我找谁。我懒得和他说话，就说不找谁。他说：“到屋里歇歇再走吧。”说着跳到路上要替我推车。我心里说：真是个热粘皮！没有理他，推车走了。第二天我和兄弟去锄洋芋，路过村口时龙治民看见了，他楞了一下，说：“我当是谁，是你呀。”
刘麦珍（女，31岁，王四村人。她坐在灶火边，不时用油腻的袄袖揩着那双被泪水渍红的眼睛。因为她曾去过龙治民家，并拿回几件衣服，现在落入和金百玲同样的处境。在调查人员和村干部的一再开导下，她才开口说话）：
那是前年8月见的事，我娘家捎话过来，说梨子下树了--我娘家院子里有几棵梨树--让我回去帮爹把梨拉到10号信箱卖。10号信箱的工人钱多，能卖个好价。等我回到娘家，性急的爹已经拉上梨先走了。我就撵，一直撵到10号信箱也没看到我爹。后来我才知道我爹是在半路上让造纸厂的人叫走了。我就到城里找，去城里的路上我遇见了龙治民。他说你是不是寻人哩？我想：他咋知道我寻人哩？是不是我爹问过这人见没见过我，他才猜出我？我说我寻我爹哩。把事情讲了一遍。他说他见过我爹，梨刚拉到10号信箱就让工人抢着买光了。我说那我在路上咋没见我爹回呢？龙治民说说不定你爹把车寄放到谁那儿了，这阵上城里逛去了。我心眼实，信了他的话，心也不急了。我想回去，我身上没装钱也没背馍，在城里找不到我爹咋办？再说我屋里也有活。我就折头往回走，龙治民一路和我厮跟着。他问我家在哪儿，我就说在哪儿，又问我日子咋样，我说粮够吃了，就是钱紧，家里全凭娃他爹一年冬天到外卖工挣几个钱。他说他是收购旧衣服的，问我想不想到他家洗衣服，走时拈几件衣服就行了。我说给钱行不行，他说给钱也行，洗一天三个元，再添几毛钱，就能给儿子买个有两根系系的洋书包了。
（调查人员插问：你晚上不回家，也不怕家心里急？
答：那不怕么。娃他爹想着我在娘家。我娘家想着我回去了。）
到王墹时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问他衣服呢？他说明天再洗，都这一阵了咋到河里？过了一会外边来了三个男人，龙说都是给他干活的。我想：这人恁有钱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龙说你甭洗了，先做饭。
（调查人员问：洗衣服是时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么东西吗？）
答：灯暗，也看不来啥。他屋里没电灯，用的油灯，我还奇怪，这人钱多的三四个人雇呢，咋连电灯也不扯？衣服很脏，稠稠的一盆黑水。
问：后来呢？
答：后来……我睡下了么。
问：怎么睡的？
答：那三个男人上了楼，龙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个草铺……
问：再没有了？
答：没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问：衣服洗完了？
大：没有，我怕家里操心……
村干部：麦珍，你要有啥说啥，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说虚话，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里……他想欺负我。
村干部：说嘛，给你保密哩。
答：没欺负成。半夜他爬过来，说再给我加5个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楼上的人喊：“老龙，你做啥哩？我们下来啦？”结果他没有欺负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临走我拈了几件衣服。我不是图那几件衣服，我是想给家里一个交待，说衣服就是工钱。）
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结论：作案者为龙犯一人；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
在对龙犯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龙犯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什么？”
“我有三不杀，”龙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
语惊四座。
不论龙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戏谑之言？龙犯认为那三种不杀之人之外的人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之人？）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也是省城和北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甚至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靠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龙案审理完结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商考察，他们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件事时，觉得不可理喻，现在走访了一些被害家属，理解了，这里好多人家家境比龙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习以为常，在此请读者注意前文提到过的数字比：案发前到商县公安部门报失有37人，案发后才增报60余人。可见这60余人的亲属对他们的失踪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实际上商县失踪人数远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顺的商州人却对家庭成员的出走不归如此“想得开”，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当地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咱这儿的人不值钱嘛！”
商洛人民的流动，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习性。他们不像江浙和四川的农民，敢于迈出省境，到全国各地寻求发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区流动。能在山外揽个长活如姜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流动都不愿远离家门。并且从事手工业者甚少，多是出卖体力。出门三五日者有，日出而出，日落而归者有，只图挣个小钱以补家用。他们漫无目标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觅雇主，甚至赶集或外出办事也寻着零活。当人们都在寻活儿，活儿能有多少？大家都当雇工，雇主又有几人？这就给龙犯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当龙犯叫这些人去做活时，他们除了庆幸自己的运气，还能作何猜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