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本地户口二套房:邱会作谈九一三事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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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的一天黄昏,政治保卫执行局长张炎和到总供给部来,要把我抓去处死。因为我办了与长征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看见我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是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30年冬,在福建的泰宁。我们红五军团部队开大会,周总理当时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总政委,他来给部队讲话。我只有16岁,个子还矮,又在队列之内,离讲话的地方可能有几十米远。除了看到周副主席的大胡子之外,其余什么也没有看到,讲的什么内容也听不太清,即使听到一些也不太懂。例如,周总理说的两条战线斗争我就不懂。

   1932年,我被选送去瑞金红军学校特科团学习。由于我的成份好,是党员,学习成绩又好,毕业时,被选送去总部供给部做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的实力统计。这是绝对秘密的工作,因为要掌握全军的人数、马匹、枪支等数字。总供给部有我这样—个人,周副主席早知道,但没有见过。1934年3月间,一天早饭后,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突然告诉我说:“等一会,我们一起到总司令部去。”在路上,叶部长才告诉我是到周副主席那里去开会。我心里很高兴,但也有些紧张。我们到了周副主席的办公室,不一会,一个大胡子从内间出来了,叶部长向周副主席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机要统计员邱会作。”

   总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啊,是个小年轻。”接着周副主席把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个人也叫来了,然后就开始向我们交代任务。

   周副主席说:“你们两个人带一个保卫班,由邱会作总负责,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兵工厂、卫生材料厂、纺织厂和七个仓库一律炸毁。有些东西沉到河底。这个工作要做得彻底,要采取夜间行动,要绝对守秘密。”我们接受任务后,做了必要的准备就出发了。我当时只有19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大约是1934年8月间,我随同叶季壮部长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见到我就说:“我已经看到了你们的书面报告。小人办大事,任务完成得很好。”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的一天黄昏,政治保卫执行局长张炎和到总供给部来,要把我抓去处死。因为我办了与长征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看见我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是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周副主席把我的命保下来了,并指定要带我长征。这些事,我当时不可能知道,长征到了陕北之后,周副主席、叶部长才对我说的。

   1934年11月初,长征到了江西、广东交界,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的水口地区。中央纵队5000多人的运输部队,大部分垮了,军委纵队由我管的1000多人的运输部队大部分未垮。周副主席就在这紧张的情况下,把这两支运输部队合并成立运输指挥部,并任命我负责(没有正式职务),统一指挥3000多人的运输部队。这支部队到贵州还有1500余人,并不比战斗部队减员更多,周副主席非常满意。

   1934年12月,在贵州南部,周副主席亲自授权我组织向五军团运输银元、烟土的护送队,并任命我为队长。为了防止万一发生情况,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给了我一张游击司令委任证书。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35年1月,在遵义,周副主席亲自选调我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物资分配处工作。我去工作的时候,周副主席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依我看,你这个小青年会管得好的!”

   1935年5月间,在四川的天全县,周副主席亲自任命我为军委第四局三科科长,主管行政、军务和供应等业务。从此,我同周副主席就在一个单位生活了,朝夕可见。在—个时期,周副主席有时就叫我“小青年科长”。 

   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周副主席任陕北后方办事处主任,我是总供给部驻办事处的代办处长。在不短的时间内,我同周副主席除了工作关系之外,都是同住—个院,共同生活,有时一起娱乐,在生活上非常密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副主席在南京电告毛主席,对叶季壮、杨立三、邱会作三个人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叶季壮主要搞统战,任十八集团军军需处长,杨立三以第十八兵站分监的名义到前方总部任供给部长;邱会作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

   1954年,由黄永胜建议,周总理批准,调我任总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兼副政委(黄克诚是部长兼政委)。

   1956年,周总理亲自要我到国家经委任第一副主任。后来,我要求先学习后到职,总理批准了。我和武竞天等人到苏联溜了一大圈,回国后彭、林、黄都不放我走,未曾到职。

   1959年,周总理先后同林彪、罗荣桓商量,建议我任总后勤部长,总理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我做了赞扬性的介绍。我任总后勤部长后,虽然在国务院没有职务,但我是固定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在国务院会议上,我能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的许多指示。